第6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
邓中好
没有革命，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时代更替的杠杆。革命的这种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作过揭示和积极评价。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在充分研究“革命”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一文突出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的论断，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纵观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发生过无数次、无数种革命。正是无数革命的合力，构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不言而喻，不同革命，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地位不同。社会革命，对于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无疑发挥着最直接、最广泛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社会革命，归根到底，原因仍然在于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可见，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不仅是很重要的革命，而且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人类揖别自然界，出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两个相互联系、相互独立的大系统，其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劳动。尔后，生产力又发生了多次革命性的飞跃，而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革命，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革命是这样，其他革命也是这样。文艺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归根到底，也都是由生产力革命引起的。１４、１５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等国的文艺复兴，就是当时欧洲生产力发生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而引出的一场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文化大革命。
生产力革命关系着其他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决定着人类世界的基本结构，关系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战后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的突出表现是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
一般认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于二次大战末期，结束于７０年代中期。第四次技术革命（也称新技术革命）兴起于７０年代中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前苏联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前苏联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发展军事技术方面集中人力物力突破重点，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由于军事技术的带头和辐射影响，其他领域的技术也迅速发展并领先于世界，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国家鼎盛，民族凝聚力加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并与华约国家建立起联盟关系，构成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抗衡力量，从而构成二极对抗的世界格局。相反，在第四次技术革命中，由于这次革命的特点主要集中在高技术方面，技术开拓领域十分广阔，发明应用周期很短，而前苏联的体制在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进一步复杂化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僵化的种种弊端，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没能迅速适应，使经济发展停滞，在激烈的军备竞赛中力不从心，后劲不足。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
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对社会产生根本的革命性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
首先是促进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稳定社会局势。二次大战前，一般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经济基础已经十分雄厚，很难继续以原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根据周期率，接踵而来的应当是经济的衰退。与此相伴随，就是政局的动荡。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二战后，经过技术革命，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加加快了。战前，发达国家人均产值一般在１０００美元左右，到８０年代则猛增到１００００美元左右。如美国１９４０年人均国民产值为１８８６美元，１９８３年则增到１３８８７美元。尤其是，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人类活动领域。新的技术、新的工具，大大地改变了劳动的组织管理方式。１９４５—１９７５年期间，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４．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大量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改变为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管理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政局也就随之相对稳定。
其次是导致产业结构、居民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看，首先发达的是第一产业，即农、牧、渔业，技术革命兴起，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发展起来并超过第一产业。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发展，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即商业、金融、服务行业的产值大大提高，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总和。１９８２年美国的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５％，第二产业占３１．７％，第三产业占６５．８％。同时，还促使工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使农业生产日趋专业化、自动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农业发展关系的改变，城乡人口比例随之变化。城市人口猛增，农村人口锐减，体力劳动人口日少，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日多。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３０年时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６４％增加到８０．６％。在工人中，白领工人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蓝领工人。
再次是加强和改善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早期资本主义以自由经济、自由竞争为基本特征。二战后，尤其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影响，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管理，西欧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将能源、交通等关系全局的基础工业部门收归国有，统一安排，统一管理。不少国家还制订全国性的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全国的经济活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持续发展，政治呈现出相对稳定态势，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是加强了国际经济、政治的联系。技术愈进步，联系愈复杂。在高科技领域里的一些项目，常常需要几个国家有关方面的密切合作才能完成。科技发展的这种特点导致科研——开发——生产的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促进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７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科技交流、信息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国际市场的界限日趋模糊，地区性经济共同体和全球性的经济组织不断出现，南北对话、南南对话频频举行，反映了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国际化。政治上，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军事大国对战争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技术的发展，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要求世界各国在更广泛的范围密切合作，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解决各种互相联系的问题和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世界各国在更深的层次上加强了联系。
第6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
——与孟宪忠博士对话录
本报记者杜飞进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不仅是经济进步的过程，而且也应当是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过程。因此，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除了必须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进行各项卓有成效的改革外，还必须培育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日前，记者就此与吉林大学孟宪忠博士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
记者：自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改革、发展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但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只重视经济发展、轻视文化建设，只追逐物质利益、贬低精神价值的现象。对此，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孟宪忠（以下称“孟”）：从近几年的现实生活来看，确实出现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些不协调甚或冲突的现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第一，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处理经济与文化关系、权衡经济与文化价值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是看得见的硬任务，文化事业可有可无、可轻可重。一些地方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时，都把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得很详细，可就是没有关于文化的发展战略；即使制定了文化发展战略，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可操作性。第二，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忽视经济活动的人文社会价值、只注重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如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牟取暴利以及有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劳动环境恶劣，劳动者权益缺乏应有的保障。第三，一些文化活动也放弃了对人文社会价值的追求，而转向追求物质实惠、经济利益。如，文人纷纷“下海”经商，某些出版部门不顾社会效益而抢出言情、武打、暴力凶杀及发财术之类的书刊赚钱，一些新华书店不断被改成所谓的“精品屋”、“时装店”。第四，忽视人文社会价值的倾向已逐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导致群众文化意识淡薄、国民文化素质下降、社会精神价值失落。
记者：上述现象的出现，有人认为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一种代价，等到将来经济发展了，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进步的。你觉得这种观点有无根据？
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间有其相区别、相矛盾的一面，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财力是有限的，工作也是有侧重点的，投入到经济领域的财力多些，投入到文化领域的财力就少些，反之亦然。但我们更应看到，在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今天，经济与文化发展在深层次上是统一的，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必须是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的过程。那种认为经济发展以后，文化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发展的观点，不但割裂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统一性，而且其前提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不论从发展市场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全面进步角度看，我认为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都已是当务之急。
明确市场经济之文化精神的内涵
记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状况看，提出“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这一命题可以说是非常适时的。据我理解，这里所说的“文化精神”应当是从大文化角度来立意的，而不是一个狭义的文化概念。那么，你能否就上述命题的具体涵义作进一步阐述呢？
孟：这一命题有以下三方面的涵义。第一方面是指发展市场经济要有人文价值取向。应该看到，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各种经济活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及维护人的权益的统一，决不能只为企业自身的产值、利润而损害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概言之，人们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灌注人文社会价值，必须用社会全面发展的尺度来规范经济活动。这里须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要求全社会各个系统都进入市场经济系统。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非市场性质的生产系统和非生产性的社会系统。所谓非市场性质的生产系统即公共生产部门，是为市场经济系统与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服务。公共生产部门因主要由国家直接统一经营而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如果允许它们完全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目的，那么它们就会因不受竞争规则的制约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所谓非生产性的社会系统，是指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这些部门同样也不能把追求经济利益当成最高目标，而应以追求人文社会价值为其首要目标，以起到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保障社会健康、公平、安定的作用。
如果说上述第一方面涵义是从价值取向角度来界定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其第二方面涵义则是从文化的功能角度来提出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广义上的文化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若不在市场经济中灌注文化的动力，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不会有持久的后劲。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科技进步、文化投入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比重变化，就可充分感受到广义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如，在２０年代初，科技进步、文化投入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只占５—２０％的比重，而到５０—６０年代，这一比重提高到了５０—６０％，进入６０年代以来，进一步提高到了６０—８０％的比重。
记者：我觉得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就包含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须以广义文化作为基础动力的思想。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其实质就是科技文化的竞争，没有发达的科技文化作坚实基础和主要动力，市场经济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发展。
孟：是这样的。上述命题的第三方面涵义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在人身上，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当前，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而且更要在这一过程中注意形成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健康和健全人格的新一代文明人。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发展市场经济不能只凭对物质利益的冲动来启动，它还要有高尚的精神动力来推动。企业家和广大劳动者投身经济活动的成就感和责任感是否就可以认为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孟：对。这里还需要指出，对经济行为乃至人类一切行为的调整和约束有硬、软两种。硬约束就是指制度性约束，而软约束就是所谓的文化约束。如果说制度的硬约束是一种外在的他律，那么文化的软约束就是一种内在的自律。现在，社会上之所以不断出现权钱交易、伪劣假冒等不正义经济行为，一方面固然与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等制度性约束系统不完备有关，另一方面也有传统文化的失范，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文化范型尚未建立等软约束体系没有到位的原因。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所谓“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要落实到人身上，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就是旨在强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要有高尚的精神自律。
积极探索培育市场经济之文化精神的有效途径
记者：从你所介绍的市场经济之文化精神的三个方面涵义中可以看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所包含的各方面内容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因此，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应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它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探索、协同努力。
孟：是这样。我觉得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首先应该增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大文化的自觉性，切实把文化发展作为一项战略工作来抓。各地方应像制定本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样，高度重视制定和组织实施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确立本地区的文化范型。要知道最终把不同城市区别开来的主要不是经济指标和大楼样式，而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态。而文化生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和力量。如人们所指出的，恰恰是文化而不是别的东西使佛罗伦萨、法兰克福、巴黎等这样一些著名城市具有了永久的魅力。其次，要注意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层次。一方面，要逐步引导人们从商品化、感性化的“文化”消费中走向高雅的、理性的文化消费，并在这种文化消费中升华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们应该主动承担起追求崇高的使命，努力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品，以实现每一文化活动都能达到在人文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上的高度统一。最后，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从具体问题入手，切实有效地开展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各种具体领域的文化建设，以便为全社会的文化发展与进步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由于文化发展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可以“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而是一个长期的日积月累的过程，文化进步对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作用也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影响过程，因此，我们对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决不能搞毕其功于一役的所谓“运动战”，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文化建设工作。
孟：是的，明确这一点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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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地方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问题的探讨
郑辉
地方党政机构改革，重点是转变职能，而难点是人员分流。因此，在深入进行地方党政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并切实做好人员分流工作。
解决认识问题，转变思想观念。首先是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将安置机关富余人员与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要将他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而决不能作为包袱一推了之，要鼓励和支持机关干部到基层企事业单位去搞管理、抓经济、抓发展第三产业，使富余人员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聪明才智；其次是机关干部要更新观念，立足全局，克服畏惧心理，将人员分流视为迎接考验和挑战的一次机会，积极投身到改革和市场经济大潮中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再次是基层企事业单位的同志，要看到机关干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政策水平都较高，道德修养也较好，不少同志懂管理、懂技术，要相信他们有能力逐步胜任新单位分配的工作，应以积极的态度欢迎他们的到来。
积极寻找、疏通机关人员分流的渠道。主要办法有四种：１．“依渠放水”，即依靠已有的一些分流渠道，将机关富余人员引导出去。如严格离、退休制度，选派部分机关干部到基层任职，选调机关中有管理特长或技术专长的干部到企业和差额补贴、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选派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机关人员充实加强政法、工商、税务等部门及其基层单位，动员近年来从中、小学和医疗单位调进机关的人员重返原系统工作。清退从企事业单位借调到机关帮助工作的人员和其他临时人员等。２．“开渠引水”，即重新开挖渠道，将水引出。如允许接近离退休年龄的机关人员提前离岗，鼓励有条件的专业经济技术部门成建制转为经济实体或服务实体，并将其人员一起转移，在规范政府行为、切实做到政企分开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机关分流人员兴办生产型、科技型和开发型经济实体或服务实体，推进机关后勤体制改革，将为机关服务的车队（班）、食堂、技工班、电话班、传达室等的后勤人员从机关中拔离出来兴办企业性质的经济实体或事业性质的服务实体等，均不失为“引水”的好渠道。３．“放水找渠”，这主要是根据公务员条例的有关规定，敞开机关大门，允许机关干部自愿申请组织批准离退休，提前离岗或退职、辞职，自谋职业。４．“放出水，堵入水”，即疏通机关分流渠道，关住机关进入闸门。从现在起，到机构改革基本结束，停止机关以各种理由、各种形式从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调进人员，机关即使因人员分流形成空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补充人员，也不能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同时，要对过去行政、事业、企业人员未明确界定的机关单位，按政企、政事分开的原则，将其人员作出明确分工，以便分类管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员分流工作中，我们既要使部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机关干部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又要保证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保证机关工作正常高效地运转，二者不能偏废。
完善分流机关人员的有关政策，免除分流人员的后顾之忧，做到“水畅其流”。有关主要政策包括：１．政府机关成建制转办的经济或服务实体，由机关分流人员兴办的经济实体，机关后勤部门实行社会化服务而改建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在初期确有困难的，有关部门可在开办资金、贷款、税收上给予必要扶持，并提供一定的场地、办公设施等基本条件，“扶上马，再送一程”。由机关分流人员为主创办的经济实体，可按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缓征、减征、免征营业税、所得税等，具体期限，由税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２．分流到基层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可按企业、事业同职务、同资历人员的工资水平确定工资等级；对调到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人员，其在机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时间可与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业绩可作为考核评审的依据，并可根据其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资历、水平和业绩，通过评审或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直接确定与本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总之，使这些分流人员能够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得到较原机关更多的实惠。３．提前离退休和提前离岗的人员，在提前离退休和离岗期间，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如遇工资调整，可与同等条件的机关在职人员一视同仁，但不享受在职人员年终考核后应得的奖金。４．经任免机关批准辞去公职而自谋职业的机关人员，可根据地方财力情况按工龄长短一次性发给创业费，实行了机关干部养老保险的地方，辞职人员达到规定养老年龄时，还可按有关规定领取养老金。５．机关中的原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重返原系统工作的，可一次性发给一定数额的离岗补助费，其在机关的工作时间可连续计算为教龄、医龄、护龄。
人员分流必须与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和工资改革配套进行，不能因为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和工资制度的改革而使人员分流工作受阻，甚至使已分流的人员又重回机关。
总之，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的问题，涉及面很广，矛盾比较突出，直接关系到机构改革的成败和成果的巩固，甚至可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稍有不慎，即可造成损失。我们从事人事、机构编制工作的同志，务必予以足够的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各有关部门也应顾全大局、通力合作，疏通分流渠道，研究配套政策，使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积极稳妥进行，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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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局面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讨会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近日邀请全国２０多个马列主义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和学者，在北京举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讨会，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一些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广泛的讨论。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们应当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消沉。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社会主义运动最困难的时期，也往往是马克思主义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我们一定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利时机，争取有所突破和创新，为２１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做好理论准备。
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更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与会专家学者强调指出，多年来，资本主义矛盾重重，问题成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前，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左翼力量在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积极返回政治舞台；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也在为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局稳定，社会进步，令世界刮目相看。因此，我们应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必胜信念，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这面鲜红的旗帜。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也是人类社会最具生命力的文明成果。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历史脚步，西方一些热门的社会学说或思潮也都纷纷在中国的社会舞台登场亮相。但是，它们都像过眼烟云一样，很快被人们忘却了，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和人民之中，继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呼唤，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存的自身要求。与会同志谈到，首先，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否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和发展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营养，不断地开拓、创新，用新的结论丰富自己，以新的理论形态回答时代的课题。所以，目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次历史性呼唤。其次，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求人们不断发展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是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具体实践而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然而纷繁多变的社会发展必然不断提出特殊的理论要求，需要具体的理论指导，这一点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而具有的预见性和普遍指导性是不矛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创立的具有强烈时代感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目前的重点是社会主义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多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但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是要研究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特别要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该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问题，研究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问题，尤其对于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更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和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推动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发展模式的改革。研究如何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问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同时，要加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研究，尤其对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产业革命将对资本主义造成何种影响，必须备加关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能视而不见或一概否定。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要善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有新视野、新角度、新方法。与会同志指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应有新的方法，要增加世界意识、实践意识、市场意识。所谓世界意识，就是要统观世界全局，高屋建瓴，把握时代脉搏，关心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研究、学习、借鉴一切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所谓实践意识，就是一切应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来研究和探索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新路子。在研究力量配置上，应用研究应适当大于基础研究，尤其是地方理论工作者，其研究工作应直接为当地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所谓市场意识，就是要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深入研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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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中国妇女法律实用全书》出版
马原主编的《中国妇女法律实用全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为迎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全书共分四部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概述；婚姻家庭知识问答；与妇女权益有关的案例；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本书从多角度采撷了有关爱情、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知识，运用多种形式汇集、编写，具有知识性与操作性强的特点。（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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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人和自然》出版
郑吉林所著《人与自然——抗争·报复·协调》一书，近日由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古今中外的史料和生态、环境等科学理论，对人类在创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候却因忽视了保护自然而带来令人触目惊心的可怕后果作了重点的剖析，自然地引出了“救救地球，救救人类”警世恒言，由此探讨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报复的辩证原理。进而论证了现代人创建生态文明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能性及树立全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展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必然性与前景。（郑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