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广告纠纷的背后
本报记者江宝章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７日，福建省寿宁县梦龙春酒厂将一纸民事诉状递到宁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状告闽东广告公司福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福安广告公司”）无视合同约定，擅自拆除已属原告所有的“梦龙春”酒路牌广告，已构成侵权。同时列为被告的还有福安市酒厂和福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至此，这起长达半年的广告设置纠纷终于诉诸公堂。
谁又会想到，一件原本不大的事情竟会在闽东沸沸扬扬。
事情原委一波三折
福安车站三角坪，地处１０４国道与福安市解放路交汇口，车水马龙，人流如织。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福安广告公司与寿宁县梦龙春酒厂签订了在车站三角坪正面制作梦龙春酒广告的协议书，三年内广告权及广告位置使用权归梦龙春酒厂。“协议书”签字生效后，福安广告公司即代理梦龙春酒厂向福安市工商局申报设置该广告的手续，经福安市工商局审核，于５月下旬，竖起了梦龙春酒的广告。
可是，７月１８日，福安广告公司突然擅自将广告牌内容拆除，十几天后换上了福安市酒厂的“红福”牌啤酒广告。
梦龙春酒厂在震惊之余迅速作出反应，７月１８日、８月４日，梦龙春酒厂两度致电福安市工商局和福安广告公司，要求停止侵权，恢复原貌。１１月７日，梦龙春酒厂终于在多次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上诉地区中级法院，要求制止侵权行为。当天晚上，“红福”啤酒广告被匆匆撤下。９日，广告牌上书十几个大字：“发扬老区精神，振兴闽东经济”。至此，梦龙春酒厂要求恢复广告的愿望，似已遥遥无期。
翻云覆雨是耶非耶
据了解，拆除梦龙春酒广告的决定是在６月上旬一次企业会上作出的，其因由为“事先未报福安市创建精神文明委员会审批。”
姑且不论审批广告是否要经“创文委”，事实上，目前福安市内的３００多面广告也都未经“创文委”的批准，为何独拆“梦龙春”酒的广告？为何“红福”啤酒广告能使用同一许可证号替代梦龙春酒广告，而后又仓促撤下？对此，“创文委”也无法自圆其说。
福建及中央驻闽新闻单位的记者曾就此事先后采访了宁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原告、被告多方。福安广告公司方面说，他们并不赞成拆梦龙春广告，“但上头有压力，没有办法”。福安市酒厂方面表示，“红福”啤酒在当地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也可以到外地去做广告。福安市工商局领导坦言他们不至于连相关的法律都不懂。从舆论看，似乎梦龙春酒厂和工商局都有苦衷。
“爱面子”的解析
既然三被告均无意侵权，又何必当初呢？
原来就在去年６月的那次企业会上，有人提出：福安市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让寿宁人拿去做广告呢？应该收回来自己做广告。
闽东的同志对记者说，上述说法在民间也有市场，一些人因梦龙春酒广告占据了福安黄金地段而深以为耻。不少人还有一种地域优越感，即福安是闽东“首区”，而寿宁则是一个小县。这种情绪无疑影响了福安市的决策层，由此也暴露出福安某些同志的心态。法律意识淡薄即是封闭心态的一种反应。
诚如宁德地委一位主要领导年初对记者所说，广告不该画地为牢，福安的做法是狭隘的地方主义。
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感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更新观念”这四个字的分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同志仍在自觉不自觉地沿袭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工作方式，仍然习惯以行政手段干预合法的经济活动。对于急切地想对外部世界打开大门的不发达地区来说，要打破这种历史惯性，在热心于“搞开发”、“上项目”的同时，还要着力提高人的素质，使之跟上时代的发展。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沉底”方知民苦乐
——铜川市委书记潘连生访谈录
申咏瑛
我刚上任时，有好多会议要我出席讲话，有大量文件要我批阅，还有许多同志要我接待，而我“逃”了，一头扎到基层细细调查了２０多天。
原来我想，铜川是个老煤城，４０年来煤炭产量一直居全省第一，要把铜川的事情搞好，就要在煤上大作文章。没想到老百姓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潘书记，我们铜川８年换了５位书记，都在抓煤上硬使劲，可越抓越穷啊！”我心里一震，难道我的想法错了？铜川穷是事实，煤炭行业连续１０年亏损额高达４亿多元。矿务局１０个人中就有１人待业。
我一边调查一边琢磨，铜川所以穷，是因我们对煤炭城市特有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深刻，谈煤矿兴盛之事多，而考虑煤矿萎缩、报废时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问题少。因而，在涉及全市宏观经济决策中，研究未来“因煤而衰”可能出的问题及其对策不够。要使老煤城焕发青春，必须由单一的煤炭生产变为多行业并举。
我们发现矿务局下属几个煤矿的第三产业没有动起来，就在现场办公会上批评矿领导。他们为难地说，不是我们不想搞，而是缺少资金。这反过来使我感到自己“沉”得还不够，这就容易使现场办公流于形式。
为此，我们把提高现场办公的效率，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和市长刘遵义一起把银行、税务、工商部门的领导干部叫来，当面落实煤矿办三产的贷款、税收营业手续，几个煤矿的三产，很快办起来了。
多年来，我们尝到了“沉底”作风的甜头。各级干部与民同苦同乐，齐心协力调整产业结构，全市除煤炭采选业继续保持优势外，冶炼、纺织、电器、机械、食品、电力、化工、整修名胜旅游区等各种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老煤城的经济走上了良性循环。
（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石家庄有个“湾里庙”
本报记者何伟
上海有个城隍庙，南京有个夫子庙，石家庄人说：我们有个湾里庙。
湾里庙红火，还是这二年的事。沿石家庄火车站西行百米，一座雕梁画栋、气势宏伟的仿古建筑，赫然写着“湾里庙贸易中心”。记者慕名造访，只见摊位密密匝匝、商贾熙来攘往，一片市井繁华。讨价还价的声浪中，货物大吞大吐，日平均几百万的生意成交了。
这里寸土寸金。一位卖服装的摊主告诉我，为了租赁这爿双人床面积的摊位，他破费了６万元，抢手一点的位置，“黑市”炒到１０万元。“在湾里庙，找个媳妇易，找个摊位难。”他逗趣说。
据工商局统计，湾里庙市场可容纳上万个摊位，如果走马观花兜一圈，至少需要半天工夫，国家工商局将之列为全国“服装第一市”自有其道理。
湾里庙源于一则感人的传说，讲的是隋炀帝重病缠身，被他逐出宫门的女儿孝顺依旧，捐献手眼，治愈了父王的顽症。隋炀帝是否改变了对公主的看法不得而知，倒是百姓为之所动，修建了以示纪念的“湾里庙”。
有趣的是，昔日的“庙”已湮没于岁月风尘，而“市”却日见繁华。石家庄本来缺少消遣的去处，这反倒成全了市场的兴旺。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物美价廉。百货商厦一套挺像样的西装，这儿仅售１００元上下。市场管理人员解释，价格低廉，并非质次货假，而是工贸连体的经营方式使然。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服装摊位的身后，连带着一个服装加工厂。“前店后厂”模式节省了流通费用，降低了成本。此外，市场动态的反应也格外灵敏。来自浙江义乌的个体户说，他在广州市场上见到一种新款式，电告自家的工厂赶制，第三天便可摆上湾里庙的柜台。
市场兴旺，民富国强。不知有多少两手空空的个体户在此赚了大钱。有新民谣说，一万二万贫困户，十万八万刚起步，三四十万平常户，百八十万才算富。
所在地的新华区区长吴宝河也坦言，“我们区每花一元钱，就有７角来自湾里庙”。由此，区政府倍加珍爱这个“金娃娃”自然不足为怪。
曾经有几个小老板状告市场管理人员强行乱收费，“胳膊肘朝外拐”的区领导放下手头工作，暗中核查，及时制止１１项不合理收费。为防止回潮，区长专门聘请８名个体户，作为区长监督市场管理人员的联络员。
湾里庙的明天会怎样呢？目前总投资２０亿元，集购物、旅游、食宿、娱乐为一体的湾里庙综合商业文化区已具雏形。建成后将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零售超级商场。届时，湾里庙真可与城隍庙、夫子庙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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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丹青难写是精神
——记长春联合商品交易所董事长杨烈欣
汪波王锐
杨烈欣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康学伟博士手中接过学院的聘书，成了这所学院成立３６年来第一名受聘的名誉教授。聘请企业家任教授，这在吉林省高校历史上也还是首次。
长春联合商品交易所董事长兼总裁杨烈欣，蒙古族，刚过不惑之年。他寡言少语，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却能传达出他的心历，以及他的成熟。
他生长在双辽草原，１３岁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身后的脚印记录着他当农民、军人、工人、厂长、大学生、贸易公司总经理的丰富经历。３年前，他走进省城，担任吉林省旅游贸易公司副总经理，３个月后，接任总经理职务。像国内众多这类公司一样，偌大的牌子下面是一堆债务。善于审时度势的杨烈欣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后，很快找到了自己公司的“病因”——经营方略始终囿于为“旅游”配套服务的夹缝中。其时，省里已提出“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的口号。“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杨烈欣毅然选定粮食贸易这一热门项目来解燃眉之急。几个回合过后，稳住了人心。但他深知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对于吉林这样的产粮大省，做粮食生意他永远得排在那些多年精于此道、财大气粗的同行们的后面。他在苦苦寻觅合作伙伴过程中，又看到了新的曙光——唐山豪门集团也正在吉林省寻找合作者。杨烈欣抓住机遇，提出了“打破行业桎梏，全方位拓宽经济渠道”的思想。他力排众议，用真诚与灼见感动了对方，使对方乐于携手合作。在“豪门扎啤”畅销全省时，杨烈欣又成竹在胸，再下玉田，提出要在吉林建一座啤酒厂。如今，一座年产３万吨的新型啤酒厂已矗立于松花江畔。
当期货交易之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杨烈欣敏锐地抓住了时机，经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论证之后，他拍板决定：以“急行军”的速度建立东北第一家商品交易所。没有成型经验，就出去考察学习。他提出：“照猫画虎——不但要越画越大，而且要比‘猫’还精神。”“交易所必须当年建成！”杨烈欣一言九鼎。经过８０天的努力，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长春商品交易所隆重开业。为吉林省期货市场建设填补了空白。经过一年的运行，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被国家批准定名为“长春联合商品交易所”，成为国家正式确立的１３家期货试点交易所之一。一个集资讯、社交、休闲为一体的１．８万平方米的新型会员制俱乐部即将落成。第一批５００名期货专业的学员已入学。
３年前，他只身一人来到省城，面前是一片空白；３年后，他没用国家财政一分钱，没用外商一文钱，成功地建立了以期货为先导，以贸易为窗口，以房地产开发为基础的拥有５大公司、３０多个分支机构的“吉林海外集团公司”，企业资产已逾亿元。这不能说不是个奇迹。问他其中原由，他淡淡地一笑，吐出他的“六字真言”——人格、奋斗、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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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报道
校园寒冬暖
本报记者董伟
寒假期间，省教委高教处张桥副处长收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学生张彦的一封信，信中说：“妈妈听说我得了１万元钱的特困优秀大学生奖学金后，高兴地哭了。她嘱咐我，要好好学习，用优异成绩报答那些关心我的领导们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好心人。”
张彦，只是黑龙江省众多特困优秀大学生的一员，这些学生各自的困窘不同，但幸福的感觉却是相同的。它成为冬日里校园中涌动的一股暖流。
３００万元特困生救助金。这是代省长田凤山批的第一笔大款。
陆亚萍，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系９１级学生。父亲去世，她带着母亲卖房的钱，来到了哈师大，第一学年便考了全年级第４。
吴明，黑龙江大学经济系９１级学生。家中负债累累。为了完成学业，他曾６次卖血，他以贫弱的身体勤奋学习，５次获奖学金。
杜艳华，哈尔滨科技大学公关与市场营销专业９２级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父亲去世，母亲退休，在工厂工作的小弟弟，被机器无情地轧断了一只手臂和一条腿，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只靠母亲每月３００元的退休金生活。
据调查，黑龙江省在校大学生中有１０％左右生活困难，家庭无力资助的特困大学生近６００人。其中，品学兼优者近２００名。省教委主任张惠芳说：“特困生现象在任何国家都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不能看着这些优秀的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而辍学，更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
一份关于救助特困大学生的报告送到刚刚上任的代省长田凤山桌上，在代省长的位置上还没批过一笔钱的田凤山，觉得手中的笔分外沉重。“２５５万元能够吗？”大笔一挥，３００万元特困大学生救助金批到了省教委。“这笔钱一定要用在生活困难的学生身上。”田凤山再三嘱咐。
“我们准备从学校事业费中挤出１５％用于解决特困生问题，争取今年全部解决。”省教委主任张惠芳告诉记者。
一学者说：“救助特困大学生，也是在净化社会环境，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一次义举，一旦成为社会行为，就会升华出新的价值。１９９４年的教师节过后，省教委张惠芳主任在一次答谢企业界的座谈会上，给在座的企业家介绍了几位特困优秀大学生的情况，这些平时驰骋商界的企业家们落下了眼泪。“我们平时少吃一顿饭，就能救助一名特困大学生。”省教育出版社主编张文达说。
还没等向社会公开倡议，热浪便潮涌而来。
黑龙江日报一马当先，出资４．１万元救助１０名学生，并表示每年还要增加。
省教育出版社慷慨解囊，并表示：“我们救助的学生如果能考研或出国留学，我们负责到底。”
黑龙江晨报社的记者朱艳在采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回报社请示社长后，也乐滋滋地带回了一张支票。
刚刚投产，还没有利润的中外合资金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女经理于艳杰，得知消息后主动来到省教委，提出救助１０名学生。她说：“从企业的发展中我们体会到人才的重要，今后我们挣了大钱，还要资助更多的特困优秀大学生。”
不到１个月时间，便有２０余家企事业单位捐款２１万元。省教委从各学校报上来的特困生中选出１２８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第一批救助６１名。“这些学生都是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和入党积极分子。”张桥副处长介绍。
１月６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了省教委起草的《倡议书》，提出设立“黑龙江省高校特困优秀大学生奖学金”，动员社会各界伸出救援之手，“帮帮那些家庭特别困难、成绩特别优秀的大学生们，使他们圆满完成学业。”
爱心在延伸。
一位老大娘拿了３００元钱，送到哈医大的学管处，说什么也不留姓名。
更多的企业来到省教委，要求救助特困优秀大学生。第二批６７名特困学生即将得到救助。
特困生说：校园是我们温暖的家
哈尔滨建筑大学的师生共同集资建立了“特困生助学基金会”，学生们为实验室翻译外语，誊写书稿，维修桌椅，清扫教室、楼道、厕所，把积攒的一点点钱都捐给基金会，以救助特困生。现在，他们又发起了“Ｎ＋１”活动，倡议由若干人帮助一名特困学生。
哈尔滨科技大学计算机系９２级的团员们，发动本市生活条件好的同学给特困生送温暖。团支书孟跃军搬来了家里所有的枕头送给困难的同学。中秋节，又给班里的同学每人带来２块月饼。
黑龙江大学校长徐兰许对记者说：“作为老师、校长，我们有责任帮助这些学生完成学业。”徐校长介绍说，该校有９０多名特困学生，除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外，学校已拿出２２万元作为特困生救助金。去年哲学系一名叫赵海峰的特困生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学校不但免了他全部的贷学金，还给了他２００元钱的路费。“我永远也忘不了黑龙江大学！”赵海峰在给老师的信中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除设立奖学金、贷学金、困难补助金外，还建立了勤工俭学中心，为１５０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安排了勤工俭学的岗位，使他们每月有４０—１００元的固定收入。
在政府、社会和学校的救助下，黑龙江省特困优秀大学生免除了生活的困窘。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学生聂凤春激动地说：“如果说家庭困难是我们共同的不幸，那么今天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则是我们共同的幸运。我们不会忘记热心帮助我们的人，要加倍努力学习，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