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胡乔木同志对教育性质认识问题的评述
张承先
我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长期实践中，使我对胡乔木同志产生了深切崇敬之情。凡是胡乔木同志发表的文章，我必认真阅读，从中受到了教益。最近我认真通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使我对党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
我到教育部工作后，与胡乔木同志有了直接的接触。他对教育工作非常关心，他不时找我到他家询问教育方面的情况，提出珍贵意见。胡乔木同志对教育工作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有两件事使我永远怀念他。
一、关于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问题。当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教育被引入正常发展轨道之后，教育部提出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的意见。当时有的领导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对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存在疑虑，有不同看法，迟迟定不下来。胡乔木同志得知后，明确提出普及小学教育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动摇，教育部必须坚决完成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在胡乔木同志呼吁支持下，教育部几经研究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终于作出决定，发出了１９８０年８４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二、关于对教育性质认识问题的评述。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教育理论界曾对教育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场争论。许多同志从工作重点转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出发，认为教育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从而根本否定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传统认识；也有些同志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模糊教育的阶级性。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对这个问题，我们曾向胡乔木同志作了汇报。胡乔木同志说：教育问题涉及社会活动、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简单地纳入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范畴；有些方面与上层建筑有关，有些方面与经济基础有关，有些方面既不属于上层建筑也不属于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里，教育确有阶级性，但不能不加区别地把教育领域中的问题一概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阶级消灭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依然存在。胡乔木同志一段话拨开了迷雾，打开了思路，使同志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感到胡乔木同志在总结历史实践经验基础上，突破传统观念，站在宏观世界和社会发展历史长河这样的高度上，来观察教育问题。
在胡乔木同志指点下，我们对教育性质和功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教育有经济功能，有政治功能，有文化功能，有全面育人的功能等等，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教育的性质与功能作出了以下概括：教育要把人类从事改造自然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授下去，认识和掌握自然发展规律，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建设；教育要把人类从事改造社会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授下去，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不断促进社会进步；教育要把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授下去，提高人认识事物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要在总结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提高人的自觉性，去掉盲目性，达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胡乔木同志的启迪下，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得出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对纠正“左”的错误、防止右的错误、制定正确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和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经济工作领导的楷模
──怀念钱之光同志
顾秀莲
新中国轻纺工业战线的重要领导人、纺织工业和化纤工业的奠基者之一钱之光同志，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钱老在建国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领导工作，７０年代轻工、纺织合一组成轻工业部，钱老仍然担任部长。在长期的领导岗位上钱老埋头实干，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人口众多，这些年来广大人民丰衣足食，城乡市场纺织品供应充足，而且还有力量使纺织品、服装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这里面有钱老的很大功劳。作为曾经接受钱老很多教诲的晚辈和工业界同行，对这一点我感受颇深。
１９６４年，我从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金川镍矿调到纺织工业部工作。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的青年科技干部，跟钱老是没有直接工作关系的。虽然如此，进部不久，从老部长以身作则在纺织工业部倡导的朴实无华、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廉洁奉公风气的熏陶中，特别是在逐渐了解了钱老早年在白区地下工作、红军长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传奇般革命经历，以及建国后迅速恢复、发展纺织工业的巨大功绩后，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而更为直接、具体地了解钱老的为人处世和他如何成功地推动纺织工业生产建设，则是我在７０年代初调国家计委工作之后。从那时起，我经过在江苏省工作的八个年头，后来又从江苏调化工部，二十几年间我从这位革命前辈、经济工作前辈那里得到的教益，实在是既丰富又深刻。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极为可贵的实践经验，在许多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胆略、胆识与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
钱老是位２０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是一位十分精明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就创办现代企业而论，４０年代中后期钱老亲自在香港创办华润公司的成功实践，仅是牛刀小试而已。建国后领导的全国纺织工业是当时我国最具实力的一个产业部门。从５０年代算起，钱老抓了一系列战略性建设项目，贯彻毛主席关于内地、沿海关系的指导方针，“一五”时期，一气呵成建成了西安、咸阳、郑州、石家庄、邯郸、北京六大纺织工业新基地。在毛主席赞同下，纺织工业部自己动手造专用设备武装本行业，创建了以山西经纬纺机厂、郑州纺机厂、天津纺机厂、上海二纺机等十来个骨干企业为主的纺机制造业，使纺织工业部在其后许多年间享有“半个机械部”的美誉。为解决我国众多人口的衣被问题，他在５０年代后期提出“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战略方针，其后用２０年时间以劈波斩浪之势，建成了近十个大中型粘胶纤维厂、十来个维尼纶厂，以及举世瞩目的中国四大石油化工基地——上海石化总厂（金山石化）、辽阳石油化纤总公司（辽化）、天津石化总厂和四川维尼纶厂。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钱老又以近八十的高龄，亲自规划、部署年产５０万吨涤纶、规模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江苏仪征化纤联合总厂（仪化）的建设；并在排除种种巨大困难之后，在国务院顾问岗位上亲眼看到了这家巨型企业的竣工投产。这些战略性决策和建设部署，构成了当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强大基础。曾长期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同志当时这样赞许钱之光同志：个子不高，胆子不小。先念同志曾直接跟我说：你们不要小看钱老部长，他经验很丰富，事业心很强。钱老抓纺织工业的胆略胆识，确实令人钦佩。
但钱老又是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国务院各经济部门中出了名的，纺织部的老同志告诉我，国家在制订“一五”纺织工业基建盘子时，钱老所建议的棉纺业发展１８０—２５０万锭的方案，审慎地考虑了国家财力和纺机制造能力、施工安装能力，特别是棉花供应等因素；后来超额完成，而且搞得多快好省，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有关部门都很满意。其后建设化纤工业，更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审慎筹划，在资金、原料配套等方面基本不留缺口。
钱老这样谨慎小心，当时也曾遭到非议，被视为“保守”。但这位老前辈坦然处之。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主持的一系列大项目的成功。今天中国化纤工业已发展到年产２００多万吨的规模，这个基础就是靠钱老抓的五六个特大企业重点建设形成的。１９９３年我国棉花减产甚多，而城乡纺织品市场繁荣如常，就是化纤工业这根支柱起了重要作用。
宏观调控的精明盘算
建国初，钱老曾在陈云同志主持的中央财委工作。现在我们还可以从《陈云文选》中读到钱老遵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去华东、华中往返奔波，用经济办法平抑市场、稳定物价的成功事例。后来在领导纺织工业的３０年间，钱老本着他敏锐、细致的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纺织工业的精明盘算，总是很注意纺织工业的宏观调控，并把问题解决得很妥当。
对于纺织生产，他始终牢牢抓住产供销平衡这个关键。从下一年度棉花总产量、总收购量、总供应量是多少万担算起，然后是安排多少万件棉纱、多少亿米棉布、多少亿米印染布、多少万件纱用于针织；最后，是发多少尺布票，安排多少纱、布用于出口和军需等等。一环扣一环，宁遭“消极平衡”的非议，决不搞什么“缺口平衡”。纺织系统上上下下，对于钱老这方面算盘之精明，无不钦佩。
５０、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纺织工业大发展的时期。但钱老对于纺织工业的基建盘子，总是坚持以国家财力和原料同步增长的可能为根本依据，决不乱铺摊子，更不去盲目争项目、争投资。并总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财力、物力、技术力量优先用于重点建设。四大石化基地和仪化等大化纤企业按预定目标顺利建成，是钱老晚年得意之笔。当时从国务院领导到国家计委等各个有关部门，都支持化纤工业大上。而钱老掌握的原则却是：根据国家的安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可以说，如果没有钱老对纺织工业宏观调控得当，这一批特大企业的建设不要说能否多快好省，连能否上马都会成为问题。
坚持党的原则，公事公办
钱老为人十分谦逊，但又非常能坚持原则。无论对上、对下、对平辈，都是“公事公办”，不徇私情。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我曾直接听到周总理关于钱之光同志的一段议论，总理讲，在重大问题上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徇私情。在座的同志中，我同钱之光同志很熟悉，他对党忠诚，为人正派，从来不为部门的事、个人的事来找我。周总理这番议论，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是针对林彪、“四人帮”拉帮结派而发，也是基于对钱老政治品格的长期观察——如果从抗日战争前后西安、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算起，钱老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达三十几年。
钱老公事公办，不跟人家拉关系，在“文革”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众所周知，由于纺织工业规模很大以及一些历史因素，“文革”中纺织系统有些人平步青云，进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班子，有的还成了“四人帮”炙手可热的风头人物，例如出身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钱老是纺织工业的老部长，跟这些风头人物拉拉关系可说是顺理成章。而历史已经证明：钱老当时甘愿在政治上坐冷板凳，埋头抓他的轻纺工业，跟这些风头人物一无所涉。
工业口各部跟国家计委的关系最为密切，计委的投资政策如何倾斜、建设项目如何安排，是各个工业部门很关心的问题。钱老遇到这类问题，也总是通过正常渠道、公事公办去解决。我在国家计委那几年分管轻纺工业，对这一点有直接体验。
多一点公事公办，少一点“关系学”。钱老的这一原则，对今天的中国经济界来说，是何等需要。
真心实意地爱护、培养年轻干部
钱老生于１９０１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属于年长的一代。出于革命老前辈的博大胸怀和远大眼光，钱老对年轻干部的爱护、培养，是始终如一的，我对这一点也有深切体验。１９７０年初我调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后转国家计委）工作后，得到钱老在政治上、思想上处处事事的关心，特别是在轻纺工业长远计划起草方面，给了我很多具体帮助。我在江苏省工作那几年，每次进京开会、办事，总是尽可能安排时间去拜访钱老，相见之时，无话不说，忘年之交，难得知己，两代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省里工作，经常要下基层，抓点，钱老就传授了下基层、蹲点抓典型如何更有成效的经验。我调化工部后，管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作，学习钱老的经济工作实践经验更为对口。借鉴钱老当年抓纺织工业的成功经验，从中悟出管好化学工业之道，使我受益匪浅。例如钱老晚年抓出来的“仪化”，实在是工业建设的一个杰作。“仪化”建设的一整套经验，对我抓化学工业极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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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同志１９５５年１月陪同毛泽东同志参观纺织机械设备展览。
钱之光同志１９５５年陪同周恩来同志参观北京国棉一厂。
钱之光同志（右一）１９５５年陪同周恩来同志参观北京国棉二厂。
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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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世界纺织大国的道路
——继承钱之光同志的创业精神
陈锦华
１９９４年，我国生产棉纱２５６４万件，居世界第一位；生产毛纺织品２９２５１万平方米，居世界第一位；生产化学纤维２６９万吨，居世界第二位；出口纺织品（包括服装）创汇约３３０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世界纺织大国。
在标志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衣、食、住、用、行中，我国人民的衣着状况是最为丰富多采的。在国内，城乡差别最小；同发达国家比，也是差距最小的领域。
把一个半殖民地的纺织业，改造和发展成世界纺织大国，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在钱之光身边工作多年，深感钱老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而作出的业绩与创业精神，应当成为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毕生坚持一个宗旨
钱老在他主持纺织工业工作的３０多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政治气候和经济变化，他都始终坚持发展纺织工业的宗旨：一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一是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５０年代向毛主席的汇报，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在每年一度的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发展工业，满足人民需要》，都是讲这个宗旨，用这个思想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钱老认为，把这个宗旨变成行动，必须有务实精神，妥善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纺织原料，一个是装备。在解决纺织原料问题时，他坚持原料与加工能力的全面平衡，“不搭无米之炊”。每年生产多少棉纱，需要多少棉花，能发多少布票，他都亲自算大帐，而且是反复算。他办公桌上总是放着算盘，从棉田面积到亩产量，从收购总量到调运进度，都是及时做到心中有数。有时农业、商业部门和地方的意见不一致，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总是最后采纳钱老的意见。
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上，他常讲一个棉纱纺织厂能为国家交多少利税，商业部门能为国家交多少利税，合起来能为国家作多大贡献。６０年代初，中国与前苏东国家关系交恶，我国对外贸易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钱老为了给国家多创汇，支援国内度过困难，他亲自组织了纺织品转变出口方向的展览，以推动产品结构调整，扭转“一边倒”的状况，为以后纺织品的扩大外销，全方位地走向国际市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坚持自力更生与学习国外相结合
在前苏联援助建设的１５６个项目中，除哈尔滨亚麻纺织厂是解放战争时期援建的项目外，没有一个纺织工业项目。新中国的纺织厂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行组织建设的。他首先把旧中国分散的设计力量组织起来，成立纺织勘察设计公司，承担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等一批棉纺织工业基地建设的设计任务。同时，把原有的纺织配件厂，按专业分工改造扩建为纺织机械制造厂，实行专业化生产，在全国范围内成套供应。如将做维修锭子的配件厂改造成细纱机厂，并随着技术的进步，及时推进产品升级换代，从平面锭子到滚珠轴承锭子，到高速细纱锭子。大体上不到十年就换代一次。这使得我国棉纺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与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大体相近。
在发展化学纤维的决策中，他极力主张第一套引进，然后自己消化、吸收、创新，以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的技术，自力更生建设第二套。发展粘胶纤维如此，发展维纶如此，发展腈纶仍然如此。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从７０年代开始，我国发展化学纤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我们还不掌握石油裂解、提取化纤原料的技术，钱老主持引进，并亲自主持起草了向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但对后加工的纺丝设备，因为已经从国外引进过一套，钱老就力主自己开发制造，并委托李正光同志主持其事。后来这套设备建在上海石化总厂，历经改进，用得很好，把这条路走通了。
坚持实事求是不赶“风”不浮夸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思想，不断地冲击着经济界、工业界。当时有许多争论都是很不实事求是的。看风向，看政治气候，浮夸等等，风行一时。钱老同这类思想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尽管在争论中，钱老被一些人非议过，但历史已经证明，钱老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且能在那样的压力下坚持，尤其难能可贵。
在“大跃进”前后，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纵向横向”发展问题。所谓纵向发展，就是当时有人主张细纱锭子的速度可以无限度提高，以增加产量。谁要不同意，谁就是保守。钱老认为，锭子速度应当遵守工艺设备中规定的临界速度，不能无限制地提高，这是科学。这件事在庐山会议以后，许多同志因为赞成钱老的观点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谓横向发展，就是有人主张工人看管的细纱机、织布机，可以无限制地扩大看台面。钱老也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应当有个界限，注意工人的劳动强度。这些事在今天看来都是不会成为问题的，但在当时却是纺织工业的发展方针问题。事情就是这样，不实事求是，一步步发展，就会失控，不断扭曲，直至达到荒唐的地步。
还有一个争论大的问题，是规模与效益。钱老主张棉纺织厂的规模不能小于５万锭。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他赞成搞１０万锭，并配备相应的前后纺设备，成为整体效益最好的规模企业。他不赞成“小土群”、“小洋群”，不赞成遍地开花。他认为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宝贵资源，不能浪费。同样纺一件纱，大厂与小厂耗用的棉花要相差１０％左右。质量上更是不能相比。钱老的这些实事求是、不图虚名的精神，在广大纺织干部中一直受到由衷的尊敬。
忠诚的敬业精神
钱老一生一无嗜好，全身心用在工作上、事业上。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为解决纺织原料问题必须实行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都是亲自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经过权衡利弊，然后向中央正式报告，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他提出的方案，都是亲自计算，把经济效益算到棉花以斤为单位；他主持的事，都亲自参与，并带上熟悉业务、技术的同志，调查、座谈、试点，一丝不苟，从不马虎。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钱老应民主德国新任驻华大使的请求会见了他。在会见结束前，大使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他说，他想了解钱之光同志为什么能在一个重要部门主持工作长达２０多年之久。他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是很少有的。钱老笑笑，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因为钱老的忠诚品格，他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毛主席、周总理都信任他。这个回答，今天看来，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最重要的回答我是讲了的，而且是明确的。钱老一生，不论是在战争年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党的事业。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志在工作，勤政廉政，连纺织厂送的袜子他都拒不收受。他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在世界纺织业大转折、大发展的关头，他能看清方向，把好舵，谨慎而又坚决地组织转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一个行业的振兴，都需要这种精神。我国纺织工业成为世界纺织大国的道路，就是这种精神的胜利。纪念钱老，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