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宝库
——读《毛泽东外交文选》
裴坚章张光佑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世界著名的外交战略家，也是我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策略的确立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仅外交部档案馆所存的有关文章、讲话、谈话、批示和文电就有近万件，蕴藏着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毛泽东外交文选》收入的１６０篇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外交历史和指导当前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于创建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思想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明确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他一直把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他庄严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为了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９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先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
根据上述方针，我国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同一些国家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体现了我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并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
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的思想和论述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是毛泽东办外交的指导思想。他创建的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既珍视我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他在《文选》中多处指出，中国同广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过去有被侵略压迫的共同历史遭遇，而今又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问题，应当相互支持和援助。他还结合我国的革命实践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一向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把加强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关于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的思想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富贫都应一律平等，各国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需要和平共处，发展友好合作。但是，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又要在同一地球上共同生存发展，如何处理好相互的关系，需要有个新的共同准则。周恩来同志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并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和缅甸总理共同倡导，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毛泽东同志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而应互利合作。为此，他主张“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并引用屈原的诗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随后他又对缅甸总理吴努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
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同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１９５５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明确提出：“求同存异”，就国家关系而言，即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求同存异的方针，不仅促进了亚非会议的成功，而且对以后解决国际矛盾，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与论述
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早在１９４４年８月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在双方互利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来边区）投资和技术合作。”１９４９年６月，他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更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在《文选》中，还有不少要向外国学习的论述。例如“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并指出“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按照这些思想，在建国的初期我国首先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全面的经济合作，同时，也同亚洲和欧洲国家开展了经贸往来，对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民间交往，互通有无。但是，先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后又由于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致使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受到很大限制和影响。
到８０年代，邓小平同志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对外经济合作的思想，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号召中国人民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生产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引进外资和技术，加快我国四化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与论述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根本目标。他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同志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重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并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据此，他作出了“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战略，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坚决反对威胁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
到５０年代末６０年初，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妄图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拒绝之后，苏联领导人一意孤行，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制造边境纠纷，对我施加压力，恶化了中苏关系。同时，美国不但继续侵占台湾，还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加紧了对我国安全的威胁。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反两霸”的战略，顶住了美苏两国的压力，使我国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到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美国由于深受越南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收缩战线，欲从越南脱身。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竭力同美国争夺霸权，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毛泽东同志又审时度势，提出“一条线”战略，摆脱同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要同我国和解的信息时，毛泽东同志抓住机遇，经乒乓球外交到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届联大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开拓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于树立中国外交特色和外交风格的思想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外交工作方面也有独到的论述和丰富的实践。整部《文选》贯穿着中外哲学思想的精髓。他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斗争与联合等等矛盾的分析与处理上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主张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哲理与美德正是塑造我国外交特色和风格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以广阔胸怀和豪迈气魄，在实践中为我国外交树立了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等鲜明特色，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使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我国庄严的新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敬仰和赞赏。
毛泽东同志以卓越的胆识，为我国外交创立了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坚持原则、求同存异、实事求是、说话算数等等独特风格，在国际上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赢得了朋友，赢得了信誉。
毛泽东同志以非凡的才华和气质，为我国外交开创了态度坦诚、作风谨慎、守时守信、待人平等、朴素热情等富有华夏子孙落落大方风范的外交风度。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开创了我国外交的崭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新成就。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市场·金钱观与道德
易杰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以及经济利益的分配都是通过严密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系统来进行的。权力是起主要作用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下，就形成了一部分人的官本位的社会意识，他们的价值取向为“重权势”。
注重权力，就必须注意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有权提拔自己的人搞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逢迎拍马、阿谀奉承等歪风就不可能根绝。在市场充分发育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成了起主要作用的东西。这时，钱的作用就大起来了。因此，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人的观念会发生由“重权势”到“重金钱”的转变，由对权力的孜孜以求转向挖空心思想赚钱。这在我国开放较早、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已经显露出端倪。
对于“重金钱”需要作具体分析：金钱在流通中虽然是工具，但具体到每一次的流通它又表现为结果，表现为参与流通者追求的目标。这就使得有人为了挣钱，不问过程本身，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从而忘掉作为一般等价物这一特殊商品的真实含义，把追求金钱当作目的本身，导致“一切向钱看”的“金钱拜物教”，导致道德水准下降，甚至犯罪。为了钱，无视法律，不讲道德，制造伪劣商品，搞坑蒙拐骗，甚至图财害命，经济上富裕了，精神上一时却更贫穷了。这自然是很不好的。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就讲过：“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的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对此，一方面应当看到，有些现象是市场经济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所特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恰恰是市场发育得不够的缘故；有的本来就是由于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才派生出来的。二是要及时建立、健全各种相应的法律和法规。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放任自流的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法制经济。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有健全的、完备的法律和法规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三是要大力加强教育，特别是加强全民性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品质教育，坚决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要知道，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我们承认“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
当然，看到市场经济造成了某些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而惊慌失措，甚至因此反对市场经济，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重视思想教育和法制建设，听之任之，也必然会阻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顺利地、健康地过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它毕竟是人类一定量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物化与凝聚。因此，重金钱就应当尊重劳动果实。市场经济会使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诚实的劳动。因为在市场条件下，归根到底是谁智慧高、谁能把握市场运行的机制，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出更多更好物美价廉、适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上风，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在市场上要取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有信誉，而要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就得讲商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一句话，就得讲商业道德。此外，既然市场在现阶段还是推动社会经济快速进步的手段，而经济上的富裕又是促使人们道德水平提高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那么我们就应该坚信，归根到底，从总体上说市场经济是有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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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关于完善宏观调控的一点思考
刘心一
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预算政策则是财政政策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表现为货币的供给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是对整个国民经济流通中的资金流进行控制和引导。虽然国民经济的流通是物流和资金流的两大循环，有时间差，往往不一致，但调控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包括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在内的全部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从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为此，宏观调控所致力于的是不断谋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所得合理分配和人民生活素质的不断提高，尤为前两者。１９９３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取得了明显成效。１９９４年进行了财税、金融、工资、物价改革，经济增长高达两位数。但通货膨胀也居高不下，人口的谋业流动和收入分配不公也显现出来。人们极为关注。
从表面上看，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多造成了当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物价水平主要取决于我国经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而需求过旺又是其主要方面，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需求的双膨胀，以及政府支出的扩大化。过度需求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也是我国的历史经验。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速度。我以为，以不超过１０％为佳。
在此前提下，尚应处理好改革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因此，改革是必要的。
进行价格体系改革，逐步提高初级产品的价格，实现商品的等价交换，会带来结构性物价上涨。这是对长期以来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矫正。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就不能发挥。今后应审时度势，视群众的承受能力，把价格改革推行到位。
以税制、预算、会计、公债、补贴和财税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极为重要一面。税制改革不但没有引起物价水平的大幅提升，而且也没有影响经济增长，但却增强了税收的聚财功能和调控功能。１９９４年税收收入的大比例增长和增值税普遍推行的基本到位就是明证。财政体制的改革迈出了极为可喜的一步。以“分税”为名的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税权并设立两套征税机构的改革，建构了财政体制新框架，为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增强了经济基础。
外汇汇率并轨为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走出了重要一步，也为正常开展国际贸易奠定了基础。虽然外汇并轨会通过成本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但却使出口商品成本得以真实反映，有利于公平竞争，而且，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也是一次性的。
至于工资改革，也许应该和价格改革一样，由不完全工资向完全工资过渡，并最终到位。一方面，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有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应把现行“多维”福利工资和现金工资统一为现金工资。虽然工资改革可能因工资增长形成收入膨胀和通过成本推动物价上涨，但通过工资指数化来解决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距问题，以不影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工资改革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经济行动准则，要使其得以实现，不进行科学管理则不行。管理本身也是生产力。在高通货膨胀情势下，我们不得不思考宏观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
搞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管理。微观管理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效益水平。宏观管理则可弥补市场之不足，减少社会损失，维系社会经济的稳定成长。１９９４年的全面改革，其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改革，旧的管理方式的变更也尚需时日。同时，经济政策的出台与实现之间也都存在着时滞。所有这些，不可能不影响资金的周转速度，并迫使扩大货币供应量。
如何加强对消费基金的管理，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反映与监督是会计的两大职能。有反映才能监督。因此，问题出在帐外消费基金上。所以说，首要措施是加强会计核算，把一切消费基金都纳入会计，以利监督。其次才是实行“源泉管理”，并用税收来调节。
完善宏观调控与加快企业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完善宏观调控为企业改革创造外部环境，而企业自主机制的形成又可使宏观调控发挥效力，从而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
基于上述情况，完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应含如下几个方面：
健全并统一宏观调控的组织体系，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有紧密的协调，保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和方向的一致性；
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强对市场供求关系的预测，并由此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以发挥政府对经济的事前指导作用，同时，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预测，明确投资方向和投资风险，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总储蓄和总投资的平衡；完善“分税”财政体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各级事权与财权相配合；改革财政投资结构，加大对非营利企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税制：扩大增值税的实施范围，合并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建立统一的公司税，合并内外两套财产税制，并开征一些调控资金市场的新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社会保障税，发挥税收对资源再分配的功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运用货币发行、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建立现代化的宏观经济监控系统，及时提供并预报经济态势，以收及时调控之效。
第5版(理论)
专栏：
把握世界发展新格局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卢瑞华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思想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要正确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思想，必须立足中国，纵观全球，把握历史，面向未来。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当今世界的主流有两个，一是和平；一是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建立在对世界发展总格局和总趋势的这一估量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小战不断，但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争得了世界在全局上的和平；在近二三十年内，我们有可能争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的对外政策，不是走向对抗，而是争取缓和和合作，不是自我封闭、自我发展，而是面向世界，把我国的发展汇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总潮流中去，并在对外开放中推动和促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关系走向缓和，各国把竞争重点转向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时，随着环大西洋地区发展的相对停滞，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加速东移，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这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无疑，对于我国来说，发展也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兴亡的根本问题。要发展，必须把握历史机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不仅要立足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也要争取国际间的合作和相互支持。以广东省为例，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３６７亿元增长到３１４０亿元，出口总额由１３．８８亿美元增加到３７３．９４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１１％和２５％，１５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２９４．４８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４０％以上。１５年来，广东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创造了国民经济的全面繁荣，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事实表明，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过去，我们依靠改革开放成功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起飞。在２１世纪即将到来之时，我们还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积极参与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并在国际竞争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飞跃。
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的基本方面。在两个世纪之交，世界社会发展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世界科技进步、产业更新、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在第三世界国家争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发展机会时，发达国家已在酝酿着全面的信息革命，加速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美国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西欧诸国、日本、韩国等也纷纷仿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想。这使我国在进行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同时，又要面对国际经济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国际商业竞争的狂飙过后，许多国家对发展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技术和人的协调发展，持续、协调发展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
随着国际间竞争走向新的领域，我们必须面向２１世纪，确立发展的新目标，不断更新观念，扩大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加速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以为，面向２１世纪的国际竞争，我们扩大开放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加快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与世界经济接轨，为扩大开放创造坚实的基础。必须看到，８０年代我国对外开放主要还是单向开放，双向开放局面还未真正形成。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未真正进入国际社会。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体制上还未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因此，要把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深化改革为对外开放扫除体制障碍，从而真正形成一个引得进来、走得出去、双向开放的局面。
由经济、技术开放为主逐步走向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全面开放。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一些地区正在进入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充分发挥“后现代化”、“后城市化”的后发优势，把对外开放与人文文化进步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掘吸收世界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包括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管理诸方面的成果。
把扩大对外开放与加速国民经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我国产业成长正在开始进入新的产业更新期。一是要继续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并使之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是第二产业加速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特别是智力密集型。三是通过对外开放，加速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精神文明道德的全面进步。四是通过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加快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五是把开放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加快我国城市化现代化步伐。
把扩大开放与培育一代现代化新人结合起来，建立起走向２１世纪的新的人口素质基础。可以看到，走向２１世纪的国际竞争或是国内的区域竞争，主要不在于经济发展的规模，而在于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质量。人的素质和水平则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关键。因此，在对外开放中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总之，我们必须把握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和主动权，把扩大开放与重新选择和提高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起点相结合，真正使对外开放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我们的发展目标。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新时期的党建工作》简介
吴警旭
任克礼《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遇到的新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是该书的突出特点。这本专著的构思，立足于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把党的自身建设放到当今国际形势变化、国内社会变革的大范围内去考察和认识。该书着重研究、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基点，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抓好党的建设，新形势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结合时代精神发扬优良作风等等重大问题，从而构成了该书基本体系。作者抓住这些重大问题，从全局和理论的高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突破了一般党建教科书和基本知识的模式，强化了该书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指导工作的作用。书中对重大问题的阐明，总是注意把理论、实践、方法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既坚持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敢于创新，是该书又一明显的特色。该书在整体构建和展开阐述中，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以及已有的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同时，本着大胆探索的原则，努力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方面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比如，作者把“三个有利于”这个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引进党的建设领域，其目的不在于取消或代替党建工作的具体标准，而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禁锢，开辟党建工作的新局面。再如，作者在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着力探索如何完善党的制度，寻找新的制约机制，更有效地发挥制度作用的问题。作者并提醒读者，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发挥的作用如何，同党的组织状况、整体素质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