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商榷
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精神
胡平
在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人们都把文化作为经济运行的深层次背景和动力加以研究和推动。经济伦理学、企业文化以及我国的商业文化等一系列课题的出现，实际上显示了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走势。因此，当社会致力于探讨经济问题时，应当把文化建设排上重要日程。这不仅是短时应紧的课题，而且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一切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市场经济与精神文化的互动中，形成２１世纪中国新文化的高峰。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化自身是否包含着商业文化精神，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面对市场经济、面对未来世界能否作出创建性回应。对此，理论界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无商业文化精神，应当从辨明下列几个问题入手。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观念问题。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中国在明清时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是通常所说的“商业资本主义”。西方近代革命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缺乏欧洲宗教改革形式的新教伦理观念，即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两大要目。其实，韦伯所指的这种伦理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尚书》就说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中国佛教从《百丈清规》起就确立了“节俭”和“勤劳”两大伦理的支柱。明清儒家主张“治生”论，提出了“新四民论”，拓宽了传统儒学的视野，已初步表露出一种新商业文化精神。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要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西方一些人总认为，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依托西方的伦理观念，并且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都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形成的偏见。中国必须而且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特点来发展，同时吸收西方进步的文明成果，包括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准则，为我所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使义与利、团结与竞争、自强与自律等矛盾范畴达到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念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协调运行的精神支柱，我们应加以研究并发挥其作用。
第二，中西文化差异问题。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两种文化的差异，除了伦理观念外，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反映出来。这种文化差异，有其长期性，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相互间的文化差异越是根深蒂固；有它的兼容性，异质文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有它的互补性，即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和自然和谐即所谓“天人合一”，标举“和而不同”、“和为贵”的哲学思想，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今社会，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而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商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都担负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任务。他们在处理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中国商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汉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都起过传播交流的作用。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他们以商品为载体，克服文化差异的困难，促进了商品交流，也实现了文化交流。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倡导商业文化学，希望在经济和文化的结合上，从科学化、审美化的角度提高经济活动的文化含量，提高商品、营销、服务、消费的文化品位，并以此推进中国与国际的商业交流，吸收世界的文明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第三，传统文化与社会腐败问题。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是“儒教文化”最主要特征“家长制”丑恶的一面。严重的问题是“官”与“商”的分界线不清楚，从而它严重阻碍了市场自由公平竞争。这种论断，有其正确的部分，如官商不分等。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是值得商讨的。腐败是一种世界现象。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大量存在。中国的“家长制”，确有其弊端，但把腐败的根源主要归于“家长制”，是有失偏颇的。防止腐败，需要从中国儒家文化的智慧宝库中吸收营养，并同西方的法治精神结合起来，革故鼎新，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机制。欧洲新教伦理认为，它的一大成就是打破亲族的束缚，使它和商业完全分开，而中国则太重亲族的个人关系，没有事业功能，因此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其实，在东方社会甚至西方社会不乏家庭和商业结合发展事业的许多成功例子。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封建、僵化的一面，但将社会腐败、经济滞后简单地归咎于儒家文化，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前不久，我曾提出了“新时代商人”的概念，试图从东方许多富有成就的海内外商人中，从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中，寻找出一条既能创业又有文化品格的商人成长之路。新时代的商人，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家或中产阶级，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工作者，他们是新时期孕育出来的一批商界新人，既具有丰富的市场经济知识和创业本领，又懂得并能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价值观构成的基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独特的经济伦理。新时代商人的经济伦理模式，将从更深层次上遏制商品经济社会的拜金主义倾向，从而达到以文化陶铸商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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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比较
高振刚
迄今为止，世界上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主要有三种：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日本的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对这三种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取舍，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无疑是有益的。
美日德市场经济模式
⒈美国市场经济模式：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该模式把市场力量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置于首位，而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放在次要位置。它推崇市场效率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与否往往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个人与企业的行为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政府公共财政的大量赤字方面。美国往往通过政府订货和采购影响经济运行，并也对某些部门施加管理，例如对能源、尖端技术、农业和环保等部门。美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预算体系和银行金融体系处于主导地位。在财政预算体系中，政府预算的收入与支出，所制订的税利结构与累进所得税制、失业保险等，都成为美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帮助实施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的三级财政预算管理体系。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６０％，地方约占４０％。在联邦政府的预算支出中，约有１０％用于补助州与地方。这样联邦政府可以凭借其财力，对州和地方的发展进行干预和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经济较平衡地发展。
在银行金融体系方面，由三个调控系统组成：一是联邦财政部的金融监察机构。二是联邦储备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银行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较少受到政府干预。它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实施国家的货币政策，以保证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三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保险机制，保护居民存款在银行倒闭后少受损失。
⒉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该模式又称“社团市场经济”，它比较重视政府的行为，制订了一系列反映政府和产业意愿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引导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日本的经济计划显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总趋向和国民经济未来发展方向。１９５５年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制订了１１个中长期经济计划，通过经济计划，一方面用于确保政府各部门政策的协调性，另一方面则给私营企业提供较准确的预测性经济情报。
日本的国内产业政策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在３０年代，政府通过行政控制与鼓励企业横向合作，以防止企业间的过度竞争。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逐步成熟，其总的指导思想是促进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选择培植在国内外市场有发展前途的产业。
与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制订了不同的外贸政策。如６０年代，日本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迅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七八十年代，集中力量研究与开发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微电子消费品等在出口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财政和金融两条渠道来实现。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为私人资本创造投资条件，并开拓国内市场；二是利用减免税收、价格补贴等手段，以诱导私人资本的发展方向。
日本银行系统的发展及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其悠久的历史。日本现有两套金融机构：一套是政府系统，一套是在日本银行监督下的各类私营银行，均以利率调整和信贷控制来对私人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调控。
⒊德国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该模式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创造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它比较注重宏观控制，它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它以市场为基础，凡是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都交由市场去解决，而国家只是为市场的正常运作制订原则，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并不是说国家没有任何经济计划。德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经济计划。然而，这些计划仅仅规定一些综合性指标，对企业并没有约束力，而由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运用的财政、税收政府机制，以及由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运用的货币、信贷政策机制，作为实施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德国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有益的启示
从美、日、德三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可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注重本国特色。美、日、德三国的市场经济均以私有制为体制基础，但在具体运作中又各具特色。这基于各自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本国特色的体现。这说明建立寓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普遍规律，也说明我们所努力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选择。
二是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为主。美、日、德三种市场经济模式对经济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为主，并且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才给予适当干预。在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系统运行中的诸多因素都会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整而达到新的平衡。同时正是通过在平衡态上下的涨落，不断从无序走向有序。这正是价值规律之所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在经济扩张到市场所能承载的限度时，我们就必须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矛盾的解决。宏观调控必须遵守市场经济本身内在运行规律，其手段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市场能办的事尽量由市场去办。
三是并不完全排斥经济计划的作用。经济要协调发展，客观要求经济系统内在的市场性与计划性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动力，以计划显示经济运行的未来方向。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计划了，而是要放弃那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更有利于促进市场发挥能源配置功能的计划，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四是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负有主要责任。从上述三种市场经济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负有主要责任。社会公益事业诸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实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调节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这正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环境。因此，弱化经济职能、强化社会职能，放弃微观经济职能、改善宏观经济职能，乃是市场经济发展对于政府部门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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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一九九四年年会研讨综述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１９９４年年会于不久前在安徽省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内涵。与会者认为，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它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也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中发挥政府能动作用的必然体现。这种宏观调控作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虽然是从经济领域提出的，但宏观调控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括现代政府的许多领域的庞大体系。从广义讲，其内容包括：（１）为保证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事务发展进行总的宏观调控。（２）调节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和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３）对所有制结构以及公有制的形式，在宏观上加以引导和控制。（４）对分配制度及工资制度要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社会公平合理的分配。（５）为实现生产力合理布局，对国土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宏观调控。（６）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投资规模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７）控制物价，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市场物价的调控体系。（８）加强对外贸易的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在国际大市场竞争中得到更好的发展。（９）加强对科技教育的宏观调控，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１０）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生态环境。（１１）加强对政府自身发展的控制。
有些学者提出，目前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至少要考虑以下五点：（１）现阶段市场发育程度较低；（２）经济发展不平衡性；（３）要正确处理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４）要适应９０年代打破国民经济中“瓶颈”制约和加快支柱产业发展的要求；（５）如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
二、关于中央与地方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会者认为，关于在宏观调控中，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规定得很明确，即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要。但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少学者反映，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有许多错位的行为，导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贯彻执行。比如：有的地方搞各自为政，严重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有的单纯从本地利益出发，大上暂时获利高的产业，干扰了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有的拚命抢经济发展速度，大搞基本建设，导致全国基建规模严重超越国力和资源供给能力；有的随意使用税收减免权，导致中央财力资源的大量流失，等等。鉴于此，有的与会者建议，要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经济自主权的刚性约束机制，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１）放权本身要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２）加强行政法制化，减少权力下放的随意性；（３）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法律和法规的监督。
三、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沟通协调作用。有的学者提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但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不只限于政府，作为政府和企业以及民间之间联系的“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商会、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等），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有很大发展，它们依据政府各项法规政策，对各行业实行组织协调、信息沟通、公共服务、督促检查等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实际上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有力助手。因此，要充分地发挥这些“中介”组织的沟通协调作用。同时，在制订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注意吸收中介组织参与调查研究和决策过程，以更好地实现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刘东汶施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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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重在世界观教育
王发文和张辉在《改造世界观：清除腐败的一项治本之举》一文中指出：世界观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基础，人们的任何思想行为无一不受世界观的制约和支配。腐败现象产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出了问题。因此，改造世界观是清除腐败现象的一项治本之举。该文强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早已被消灭。但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没有随之进入坟墓，而是像“阴魂”一样到处游荡，寻找机会“附体”，以危害无产阶级的新社会。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生活方式的渗透和影响也是剥削阶级世界观在新形势下发生作用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巨大的正效应，又具明显的负效应。例如，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使权力商品化，人格商品化，导致权钱交易；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容易诱发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坏作风；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人们，往往容易摆阔气、讲排场，产生享乐主义；等等。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为剥削阶级的腐朽世界观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剥削阶级的腐朽世界观又反过来强化和扩大了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都能在此找到思想根源。因此，在新形势下改造世界观，其核心内容应该是反对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并树立和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
该文认为，改造世界观，重在教育，贵在自觉，离不开监督和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改造世界观，在本质上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去克服和战胜人们头脑中的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科学的世界观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自发产生的，必须从外往里“灌输”，这也就是教育。教育的内容，首先应该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当前要着重抓好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形势教育，传统教育等。改造世界观，实质上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我革命或叫自我改造。教育，也只有通过被教育者的自我改造才能产生作用。世界观改造贵在自觉。
（摘自《党建研究》杂志１９９４年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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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信息高速公路”通向何方》出版
由吴季松所著的《“信息高速公路”通向何方》（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一书是一本普及读物。它介绍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由来和内容，制订这一计划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实施这个计划面临的问题，它的实现对美国以至世界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将会产生的影响。同时介绍了其它国家筹建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情况。
（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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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出版
沈渭滨著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脉络，多方面地穿织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长、群体聚散、物候代谢；并以曲折的事态写出了革命与朝廷的矛盾、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革命社团内部的矛盾。
（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