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下海
陶大钊
一天，一位同行朋友问我，最近写些什么，我说不写了，许多作家都下海挣钱了，我为什么非要爬这值不了几个钱的格子呢？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这纯属戏言。他不相信我会下海，说我下海要是能捞到鱼虾，挣到了钱，他要大大奖赏我，我问朋友：“此话当真”？他说：“决不食言！”时过数月，朋友来电话问我挣到钱没有？他已经把奖金准备好了，就等我报个数字。我笑道：“君子下海，十年不晚，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朋友劝道：“老兄，你还是死心塌地老老实实地爬你的格子吧，尽管收入微薄，也总算可以旱涝保收，像你这样不识水性，却硬要下海，非淹死不可。”
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渔民之子，再正宗不过了。祖祖辈辈都在大海边生，大海边长。偏偏到了我这一辈，竟然与海无缘，望海生畏，一登上帆船，五脏六腑就好像跟海浪一起翻腾，把肠胃里的五谷杂粮倒翻得干干净净，接着又吐那又苦又腥的黄胆水。好好的一个人，被折腾得像害了一场大病，没有一点精神。父亲不忍心看我受这般罪。说什么也不让我下海，哪怕是吃糠菜蘸盐巴，也得让我读书识字找个事干。我知道父亲所说的“事”，是指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后来，我总算争气，果然有了一份工作。父高兴了，逢人便说：“我儿有工作啦”！
后来，便在工作之余写点东西，那纯属是业余爱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更不敢想要当一个专业作家。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这条路，打这以后，或多或少有了一点稿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也就知足了。尽管有同行“下海”捕到“大鱼”，但我却自知没有这个本事，觉得有时候商潮要比海潮凶猛得多，我“下海”那是非船翻人亡不可，故而，只好望海兴叹。下不了商海下文海，咱也来个观念更新，换一换笔，买个电脑创作。从此，咱不爬格子了，改行爬“墙”了。
第12版(副刊)
专栏：热点透视
走出地平线
——近期散文现象扫描
舒敏
１９９４年的中国文坛，散文无疑是谈论得最热的一个话题。众多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对于散文的现状、历史，散文的概念、范畴，散文的文体特征、理论建设等等，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散文繁荣与否几乎成为评论家争论的焦点。
（一）
纵观各家各派之言，其中一个毋庸置疑的现象是散文队伍的空前壮大。散文园地在纯文学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却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的是散文作品的大量涌现。一些优秀的散文老作家继续推出名篇佳作，那些加盟散文队伍的小说家、诗人、报告文学作家、理论家也名篇接踵，悄悄成长起来的一批散文作者不断推出新作。散文队伍的空前壮大给散文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散文这一百花园莺飞草长，五彩纷呈。散文的创作势头方兴未艾，大有愈来愈火之势。
有些文学评论家指出，当前散文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文化散文。文化散文的兴起是经济高速运转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审美变化，散文由“言志”转向“缘情”。首先是“五四”时期的散文大家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散文集重新大量涌现；继之一批当代作家的大量新作备受瞩目。人们普遍认为，文化散文的兴起给新时期散文注入了一股强健的生命活力。这些人的作品有比较宽泛的文化内涵，或注重当代的人生体验，或说古论今，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在情感的洒脱和理性的深度上，非常人可及。
对于近几年涌现出来的长篇巨制式的大散文，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散文形态多样分化的一个标志，是散文领域中的一个新品种。这些散文短则万言，长则有１０万字之巨，这些散文，在篇幅上冲破了散文传统的“简约”、“精短”的审美规范，但在语言文字上，艺术手法上，仍不失为精美练达。这些长篇巨制式的散文，把散文无定格的文体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
（二）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一方面欣喜地观注着散文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又真切地感到了当前散文存在的危机和不足。一些评论家指出，散文作品数量上的增长和发行量的上升，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热闹”并不等于繁荣。目前真正能够轰动一时，广为传颂的散文佳作寥寥无几，散文还处在浮躁和茫然的阶段，平庸肤浅之作仍然占据多数。那些停留在个人的悲欢恩怨，风花雪月的狭窄境界上，那些专门描写明星大腕的趣闻轶事，意蕴苍白，矫揉造作的作品，带有极浓的消遣性、时效性和商业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广而言之属于“大众文化”的东西，还算不上真正的散文，没有文学上的长远价值，正是这种文章的大量涌现，把散文园地搞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因此，简单地断言散文中兴繁荣还为时过早。
散文作家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积极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风貌，以饱满的激情和深沉的思考，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启迪，心灵上的慰藉和情操的陶冶。散文需要巨匠和巨作，呼唤散文创作中的史诗意识和巨作意识，期望散文有黄钟大吕式的作品问世。
（三）
关于散文的文体划分，散文的范畴问题，一直是散文理论界争论得最久的一个话题。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仍然主张传统的大散文概念或文体四分法。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散文发展到今天，传统的大散文概念与文体四分法都已经不适用。９０年代文体进化的趋势明显加快，首先是报告文学从散文和通讯的附庸中分离出去，大量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使报告文学得以成熟发展，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后，杂文也独树一帜，自成体系；随笔、传记文学也有游离的趋势，只是目前尚未出现一批杰出的作品，有待走向最后的成熟期。传统的大散文主张和文体四分法已经落后于文学自身的发展。１９９４年全国各种类型的散文研讨会非常之多，北京、福建、辽宁、河北、湖北、江苏等地相继召开了散文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对散文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周伟洲主编的《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１８００千字）大型工具书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程京生）
△刘仁圣新著《创造时髦——现代都市生活审美潮》，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郑）
△甄忠义画集日前在石家庄举行首发式。他是河北省近几年新起的有成就的青年画家。（芳）
第12版(副刊)
专栏：
胸中海岳梦中飞
——读冰心先生条联
丁传陶
在冰心先生简朴雅净的会客室里，挂着一幅小小的条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幅条联是冰心先生留学美国时，托她的表兄刘放园请人为她书写的。恰好，挥毫的竟是梁启超先生。
冰心先生很喜欢这幅条联。几十年来，她不论走到哪里，家居何地，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挂在室内。解放以后，冰心先生曾把自己珍藏的许多字画捐献出来，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其他文化部门，独有这幅条联却始终长留家中，一直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这幅条联的上下句，都是冰心先生自己从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选出来的。“世事沧桑心事定”选自《杂诗》第１４９首，其诗是：“只将愧汗湿莱衣，悔极堂堂岁月违。世事沧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写的是龚自珍讷触时忌，辞官出京，回到家乡杭州看到７３岁的老父倚门而望，盼他归来时的激动之情，表明自己历经沧桑，身受挫折，不改初衷的决心。“胸中海岳梦中飞”选自《杂诗》第３３首，其诗是：“少慕颜曾管乐非，胸中海岳梦中飞。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写的是龚自珍辞别会稽山人潘谘时的一番感受，抒发自己虽将辞官归乡做一布衣，却仍眷念黎民，胸怀海岳，向往自由之志。这两首诗，在龚自珍一生所作近８００首的诗词中，算不上什么名篇，也不大引人注意，而冰心先生却独具慧眼，从中挑选出这样两句，自有她的道理。
梁启超为冰心先生书写这幅条联的时间为１９２５年。那时的中国，军阀蜂起，各据一方，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正所谓“世事沧桑”，变幻不定。在这沧桑变幻之中，有人高升，有人归隐，有人附势，有人沉沦；能够不为时势所驱，不为世俗所染是很不容易的。那时的冰心却能用“世事沧桑心事定”作为自己的处世箴言，是她坚定、自信、沉着、冷静，趋于成熟的表现。当时她才２５岁。
如果说“世事沧桑心事定”是冰心先生的处世箴言，“胸中海岳梦中飞”便是她爱国思想的形象表现了。龚自珍写这诗时，由于清代王朝严密的思想统治，舆论的绝对一律，在现实中是很不自由的。但是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有着变革的主张，远大的志向，宽广的胸怀，他要在梦的世界展开自由的翅膀，飞翔于高山之巅，大海之上。冰心先生当年所处时代虽与龚自珍相去七八十年，但其社会实质并无多大改变，这就不能不使她这海外游子牵挂着自己的故国，梦飞高山大海，神驰长江黄河。冰心先生的这种爱国热情，越是年老，越是深沉，越是执著，越是坚定。我想，冰心先生是要这幅条联伴她度过一生了。（附图片）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数字吟
邓高如
成绩和差错，大都可以用数字来反映。数字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钢铁一般的“坚硬性”。它是事物量化后的客观反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掺不得半点假。然而，生活中常见到的某些数字，却不是这么回事。
年终总结一到，这个单位的好人好事是多少？发生事故是多少？违纪事件是多少？农副业生产收入或产值利润又是多少？扶贫多少户、救济多少款？这些数字本不难统计出来的。但在不少地方这却成了一桩难事——你上报材料早写好了，数字迟迟出不来。据说，头头们还得“研究研究”。若如实上报，那就谈不上领导艺术。这“领导艺术”的背后，实则是“当多则多，当少则少”，权其利害大小。
春风又绿江南岸。其时大江南北植树忙。你个人植树多少，单位植树多少，一个大单位累计之后又是多少，电子计算器一按就出来。但如今这数字的统计方法就复杂了，这复杂的背后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难怪有人讥笑道：“那些地方植树造林的数字若是可信的话，那里已被绿被植物覆盖两遍了。”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成了近年来国民心中的一块阴影。一些社会零售商品，去年多少钱？今年又是多少钱？上涨指数是多少？国家公布的数字讲得明白，而某些地区公布的数字却就有些“弯弯绕”了。这“弯弯绕”的背后是，价格越“绕”越低，低得使人愕然。
数字离谱儿，危害无穷。小数报大数，浮夸；大数报小数，隐瞒。二者皆属弄虚作假，也是一种“坑蒙拐骗”，一种腐败现象。群众最痛恨这种现象，党和国家吃其苦头也不小，因为它会导致政策的失误。
当今是信息爆炸的年代，又是电子计算机走红的年月，各种数据滚滚而来，对于其中“吃不准”的数据怎么办？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折扣》里讲过：“譬如说吧，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至少便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也至少将它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头顶上像一个大草囤。”这是压掉“水分”。对于另一种情形，也就是“隐忧不报”或者“大忧小报”之类，则像看待干木耳那样，估计它发胀还原后会有多大的堆头。
这增减之道的精妙，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对事物认真调查研究，使之“胸中有数”。对重要的数字一定要核实查对，不可轻听轻信！更不要把上报数字作为干部升迁的主要依据。只有那些“数字专家”尝不到甜头，反而会吃苦头的时候，数字的可信性、“坚硬性”才会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