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实事求是最重要
——福建省柘荣县委书记林坤华一席谈
本报记者江宝章
林坤华，43岁，当过兵，上过大学，历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1993年任柘荣县委书记。
县级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实事求是最难也最重要。
柘荣是个小县，人口不足１０万，除城关大盆地外，环城皆山。全县５５４平方公里，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４３座之多，农田大部分都分布在陡坡上，从山下到山上有六七十层。这样的梯田有的连牛进去都回不了头，全县４０％的耕地只好靠人力耕种。小小柘荣县要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求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新思路、不能实事求是是根本不可能的。柘荣城关处在１０４国道交通主干线上，地势开阔，面积达１９．５平方公里，可算得天独厚。几年前，县领导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提出了“小县大城关”的战略，即利用城关有利的地理条件，发展大工业和大流通，迅速扩大城关经济总量，带动全县乡村经济全面繁荣。
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既符合柘荣实际，又富于创新精神。１９８３年柘荣大办工业，各乡各村全面开花，没过多久就垮掉一大批，原因很简单，那些偏僻乡村缺乏办工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通等起码条件。而当确立了“大城关”的战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短短几年，城关就办起各类企业近千家，个体工商户１０００多家，城关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７０％以上。全县产值上千万元的企业已有６家，“大城关”作为吸纳资金、技术的经济“龙头”效应已充分显示出来了。
群众不怕大干，就怕白干，尤其怕领导班子一届否定一届，“一个和尚一个磬，一个将军一道令”。“小县大城关”战略是几年前提出来的。１９９３年初，新的县党政领导班子组成后就规定一条，历届县领导班子制定的政策、规划、措施，凡符合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都要加以肯定、继承，并发展、完善；决不能任意更改，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这是为了尊重和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波折和起落。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人民看，柘荣就一定有希望。任何事只要从头到尾做彻底，便是大事。（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追踪报道
再生的“金锁链”
—一封读者来信引出的故事
本报记者阎晓明李而亮
临近甲戌年年根了，开往河南的列车上挤得几乎让人窒息。绝大多数乘客是远走他乡辛劳了一年的民工，站在卧铺与硬座车厢的联接处，看着夹杂在民工中头发披肩，满脸污垢的少年，不觉想到了失学儿童，心里泛起阵阵酸楚。此次年根岁尾南下河南劳教所采访失足青少年，心情更为沉重。
这次采访缘于本报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第九版的一篇报道——《山里娃和他们的上学梦》。报道中反映的山西吕梁山区失学儿童的境遇感动了一位远在三门峡的青年。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９日，署名“一位悔过自新的劳教学员”给记者写了一封朴实感人的长达６页的信（今年２月４日，本报第五版摘发了这封信——编者注），并随信寄了１０元钱。于是，寻找寄信人成了时时压着我们的一个心愿。
一下火车，匆匆奔河南省司法厅。司法厅徐厅长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这位政法大学的硕士沉默良久，意味深长地提了一个建议：先在郑州找找。这一找就引出了远比三门峡劳教所还要多的故事，但事情还得从三门峡说起。
故事之一
从失学到失足的倾诉
从郑州驱车到达三门峡是在１月１３日傍晚。车子直接开进了位于这座小山城边的三门峡劳教所。接到通知的孙所长、教导员立在寒风中等我们。三门峡的夜很冷，在这个寒夜里我们知道了署名“一个悔过自新的劳教学员”的写信者叫水红恩。
“真对不起你们，让两位老师跑了几千里路。”第二天上午，一个腼腆略带稚气的青年站在一中队值班室的门口——这就是水红恩。２３岁，河南陕县人，因抢劫、盗窃被劳教三年。
“还记得你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吗？”
“记得。麻烦你们了，跑了几千里路。”
“你怎么看到的《人民日报》？为什么写信不署名？”
“５月份（１９９４年）在小工厂出工，中队发了许多报纸让学员看。我拿到了４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一下就看到了山里娃的上学梦那篇报道，心里可难受，晚上哭了一场。我把报纸放在枕头边，看了好几遍。两三天老想这件事。我家也在山区，家里很穷。母亲去世时，我８岁，我弟弟４岁，父亲有病，生活很难，初中时我就不上了，１９８６年，我１５岁时独自出去闯世界，很快就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上了，走上了犯罪道路。我劳教后，我爷我奶和我弟特别伤心。我弟叫水清恩，学习特别好，现在也不上学了。１９９３年，他初中毕业考技校收到两张录取通知书，一个是洛阳师范的，一个是三门峡技工学校的，因为交不起钱都没去。当时我在社会上流浪，我想让我弟上学，他说，你的钱我不要；爷奶年纪大了，我就在家种地吧。我刚入劳教所时，我弟写来一封信，开头就说：哥，我的亲哥哥啊！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家现在都成什么样啦！全家都希望你现在彻底回忆回忆，你为什么蹲劳教所呢？是家庭或者是社会？都不是！是你自己！他在信中送了我几句话：‘好人虽多难，但他幸福、快乐、充实。奉献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过去，让它过去；将来要把握住。你要好自为之。’我弟最后说：‘你的解教之日就是你已回到童年时代。’（１０天之后，我们看到了原信。信共三页，从童年的遭遇、理想到回忆他们兄弟间关于人生意义的多次争论，从爷爷、奶奶探视他时的心境，到他带给家庭的耻辱，信的最后写道：劳教所的警察伯伯、叔叔、哥哥们，谢谢你们呕心沥血教育我哥，水清恩无以为报，以最崇敬的心情向你们敬礼！此信令人热泪横流。）我弟希望我像童年时那样做人。我收到信后，在洗脸间对着窗户流泪。现在，我弟在家种地养活我爷爷奶奶，我继母带来的两个妹妹一个１７，一个１３，都因为没钱不上学了。我对山里的孩子上不起学最了解，我自己就是受了不上学的害。所以，我一看到那篇文章就想哭。当时我手头有１０元钱，是爷爷和弟弟接见日含着泪给我看病用的，我想把钱给这些走正道的孩子，多少能帮帮他们，就寄给你们了。信是中队指导员给我寄的。我不署名是我觉得这个意思不仅是我的，也是我们全中队的。”
“你将来出去怎么办？”
“我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会学好。我奶从小教我学好，她常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我入所后出黑板报时写上了。从劳教到现在，我在所领导和中队领导帮助下，清醒了许多，得到了政府的鼓励，１９９４年减了三次刑，一共５９天。我现在是文化教员，教别的学员学习。我没有多少文化，我家有苹果树，两年后出去，领上我弟弟生产果汁，我奶还会晒果干。劳动致富吧。”
目送水红恩走出值班室，大家沉默了许久，不知谁重重地叹了一声。回到住所，我们一直想着水红恩的诉说，想着他在信中最后说的几句话：“希望你们转告他们家人和李四小（《山里娃的上学梦》一文中记述的失学少年），他的经历和我基本一样，但我却在失学后成了社会罪人。因此，一定要让他好好学习，将来为改变山村面貌而努力。”
故事之二
深情的呼唤
“在劳动教养学校，你最难忘的是什么？”记者问。
“老师的苦心。”三门峡的水红恩这样说，省第一劳动教养学校的彭圣华这样说，齐李阎教养学校的邱建伟这样说，到采访结束，问我们自己，我们也这样说。
《启明星报》、《新岸报》、《醒悟报》、《苏醒报》、《育新报》、《启迪报》、《新路报》、《晨迪报》……这是我们在河南省劳教局收集到的几个劳动教养学校的校报。在郑州市白庙劳教所办的《育新报》上，我们读到一首学员马春建写的短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像一叶叶航行在夜海上／迷失方向的小舟／在这里看到了／归程的灯塔。我们像邪枝丛生／受到污蚀的小树／在这里得到园丁辛勤的修剪和浇灌。”诗的最后写道：学员们／明天我们走出这大门／用我们不再肮脏的手创造美好的未来吧。“确实是邪枝丛生。”河南省劳教局黄局长缓缓地说：“劳教学员大多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家庭管不了的骄子，学校管不了的浪子，社会管不了的痞子。他们大法不犯，犯小法不断，屡教不改，危害治安，群众怨恨，法院不判。对他们的教育难度很大。为此，我们对劳教学员的教育坚持这样一个程序：入所教育，正常教育，出所教育三个阶段，课程包括：政治课，文化课，技术课。入所教育就像是外科手术，把毒瘤割掉，正常教育就像是中药，调理机能，慢慢去掉病根。三课教育，政治课主要是进行法律教育，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文化教育主要针对学员大多中途辍学，文盲和半文盲居多进行补习，扫盲。技术教育说来就话长了。劳教的目的不仅是惩罚，而是教育、感化、挽救，使他们成为好人、新人、有用的人。为此，必须给他们生存的本领，使他们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现在，从劳教学校出去的学员大都拿到了技术培训证书。”说到劳教学校的老师，司法厅徐厅长说：“彭真同志当年有个概括，叫做：像老师、像父母、像医生。为此，我们要求劳教学校做到军营式管理，校园式教育，让劳教学员一入校就感觉到两点：严和爱。”
到郑州市郊的齐李阎劳动教养学校是在１月１０日下午，尽管事先已经知道这是司法部的先进单位，但当我们置身于整洁明快，又颇有气势的校园时，还是惊愕了很久：乳白色的小楼，庭园式的小院。院内一尘不染，楼梯一尘不染，地板一尘不染；屋里：被子一条线、碗筷一条线、洗漱用具一条线。床头挂着红、白、黄三种颜色的卡片，上有照片、姓名。学校老师介绍说，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上、中、下。在四中队三分队宿舍贴着这样一条横幅：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青年时代，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莎士比亚。这就是学员的宿舍。离宿舍不远是集教学、教研、图书、阅览为一体的教学大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化教学室，学校的马政委介绍，全校２３个学员宿舍都配备了电视机，实行闭路电视教学。那天，天很冷，操场上，一群学员正在排练春节文艺节目，是豫剧“七品芝麻官”，看着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看着寒风中的老师，我们感慨万端。在学员座谈会上，一中队的曹如一说，他入校后，在老师辛勤教育下，入扫盲班学习，已经从小学二年级达到了初小文化程度，能断断续续读懂人民日报。作为记者，我们第一次忘记了自己的本职，讲述了我们目睹的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境遇，讲述了我们母校的艰辛，讲述了我们的感慨。学员们听进去了，不少人眼里泛着泪花。
第一劳动教养学校是全省唯一的女劳教学校。坐在我们对面的女学员小彭、小曹、小王都深深低着头。“请你们谈谈现在。”听了这话，她们如释重负般抬起了头。沉默良久，小曹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１７岁的小曹出生在豫西山区一个贫穷的家庭，兄妹５人，只有一个男孩。父母对哥哥百般宠爱，对她则非打即骂，在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身上，她的父母兄长几乎丧失了起码的人性。小曹自暴自弃了，越走越远，劳教后一直很消沉。去年的一个周末，她突然发病，老师们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说是肠梗阻，要到郑州才能手术，领导和老师一听都跑到路上拦车。先送到一家医院人家不收，转到省中医院，又没有经验丰富的大夫，老师们又跑到人家里把大夫请来。上手术床了，５０００块的手术费还没有着落，陈兰英老师跑回自己家拿出钱来垫上。得悉真情的大夫感慨地说：你的老师救了你，再迟２０分钟就没命了。手术后，老师和学校领导轮流照看她，喂水喂药。小曹康复了，但５０００块的医疗费至今还是陈老师垫着。说到这些：性格倔犟的小曹泣不成声。她说：“我从小没有感到过温暖，父母没有给的，老师给了。我入所前没读过书，现在上了扫盲班，能写信了。”问到将来，小曹说：“我不回家，我没有家。我也没别的本事，出去就嫁人。我会做个老实人，要对得起我的老师。”
故事之三
蓦然回首，你已经长大
小彭是我们采访中遇到的一个特殊学员——文学青年、高中文化。劳教后，觉得一切都绝望了。一所的老师知道，对她，讲一般的道理效果不大。于是决定从文学入手。她们想方设法唤起她创作的兴趣，帮助她订阅《星星诗刊》等文学读物，鼓励她用自己的笔重新塑造自己，文学创作点燃了小彭生活的信心。她担任了学校的文化教员、墙报员。１９９３年入校以来，她发表了６篇反映劳教生活的作品。其中诗歌《等》获得《写作杂志》’９４青年写作大赛佳作奖，散文《远去的风筝》获得第二届全国精短文学作品赛优秀奖。我们去时，她的一篇一万字的纪实文学《劳教人员的自白》刚刚托教育科的张老师寄出。在一首诗中她写道：“黄昏／在小桥上／看你远行／背影／是风中飘摇的／一朵花蕾／浪迹天涯／曾风过，也曾霜过／蓦然回首／你已经长大”。
确实，她们都长大了。几年来，５６个文盲学员５４个脱了盲，她们在学校学会了绣花、缝纫，４５０多人取得劳动职业技术培训证书。有的由老师做媒建立了家庭。
回城时，天已经黑了，搭车的郭红岩老师说：“打心里没有哪个老师看不起劳教学员，处得长了同样很有感情，有时候比常人还深。因为付出得太多。１９８８年我从教学一线调机关来，我哭她们也哭了。有时候真是恨她们，恨她们不学好。”３天后，我们在三门峡劳教所遇到一位劳教学员的父亲——５８岁的宋长武。老宋没说两句话就哭了，他说：“劳教所比我这个父亲强。”他的儿子叫宋刚峡。劳教后，妻子离异，留下两个孩子由母亲照顾。去年８月，母亲和妹妹来探视他，遇车祸身亡。巨大的灾难瞬间把这个家庭压垮了。所里知道后，发出“少抽一盒烟，献上一片情”的倡议，所长孙洪峰带头捐了款。第二天，所领导带着老师和学员捐的８００元钱，送到了宋长武的家。这件事感动了宋的乡亲们，村委会特意给劳教所送了一面写着“教育人、动真情，增济困、标高风”的锦旗。站在三门峡劳教所院内，看着学员居住的漂亮的楼房，再看看老师们钻出钻进的茅草棚般的食堂，我们似乎又明白了许多。
三门峡劳教所的老师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陕西大荔的学员，解教日到了，为了让他赶上头班车，所里连夜办好了手续，第二天，老师把通知书交给他时，这个学员哭了，他对张老师说，让我把队里的卫生打扫一遍吧。那天，这位叫马玉全的学员整整打扫了一天。
讲起学员解教后变好的事，老师总是争先恐后，话语中透着一份掩饰不住的自豪。齐李阎的老师说，他们的学员解教后办了瓜蛋饭庄，有模有样；李金良在学校学了绘画后，办了“美术精品画廊”；一所的老师说，他们的学员王娅丽，在工厂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把３００元集资款送到厂长手里，带动了全厂职工，老厂长含泪在大会上代表全体职工向她表示感谢。平顶山市电吸尘器厂的史志云，解教后，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献出了生命。开封的彭功名，回到家乡后，研制了新型农用喷雾器，给家乡带来１００万元的经济效益，在河南全省推广……
尾声
采访结束了，我们迟迟没能动笔。思绪走了很远很远。失学和失足都是一个民族下一代的悲哀。失学往往是失足的第一步。为此，更觉希望工程的伟大。我们在关注失学儿童时同样应该关注失足少年的挽救，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是一项希望工程，它是一条让失足者再生的“金锁链”。让我们在托起明天的太阳的同时，拨开今天的迷雾。
向劳教战线上的同志们致敬。（附图片）
左图：管教干部教学员装修自行车。
下图：出操，也得一丝不苟。沈晓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