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缅怀钱之光同志
钱正英
钱之光同志在１９９４年２月５日逝世，至今已经一年。每个中国人，当回顾旧中国时代穿衣靠洋布、新中国成立初每人每年几尺布票，看到现在琳琅满目的衣料，不仅充分供应国内，而且走向世界市场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这位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对我个人来说，他更是我革命道路上的兄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们之间真诚的友谊，他对我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教育，将永存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并不是同代人，他比我年长２３岁。战争中，我们从未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区共事过。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纺织工业部，我在水利电力部，虽然同属国务院，但他是一位资深部长，德高望重，我是一个资格最浅的副部长，“乳臭未干”。我们之间差距那么大，从未想到能成为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文革”的冲击下开始的。
１９６７年初，天下大乱。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几乎都昼夜受到批斗围攻，有的甚至被绑架到外地。在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批斗致死后，周总理为了尽量保护一些干部，提出了一个经毛主席同意的名单，将他们暂时搬到中南海内居住。这些人中，有钱之光、刘澜波、段君毅、吕东、肖望东、陈正人、王铮、邱创成和我，大约十人左右。从此，我们这些人便成为患难之交。我们被安置在中南海内一个单身干部宿舍楼的二层，每人一个单间，有一个公用的煤气灶，还有一位勤务员照顾我们。每天我们自己烧早饭，中晚两顿由我和吕东自告奋勇，去警卫部队的食堂为大家打饭。勤务员为我们打开水，有时去外边买些东西。我们被告知不要轻易出去，因为一出中南海的大门，谁也无法保护了。只有钱之光同志，他的条件较好，还敢回家。因此，我们给他一个“任务”：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解解馋。他的最大杰作是浙江家乡菜：梅干菜红烧肉。当他得意洋洋地把那盘菜的盖子打开时，香味扑鼻，大家像孩子一样，都惊喜得叫了起来。至今，这仍是我一生中所记得的最佳美味。
我们在中南海的好景不长。不久，在“反二月逆流”的汹潮下，我们被保护在中南海这件事，成为对周总理的攻击口实之一。我们自觉地陆续回家，去经受各自的磨难。直到１９７０年的“七一”，国务院一些部委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年住中南海“避难”的人，唯有之光同志和我，在周总理多方做工作后，有幸成为第一批“被解放”的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在那一天的国务院庆祝大会上，我们劫后重逢，感到分外亲切。以后，在每次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坐在一起，行动上我照顾他，政治上他帮助我，在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干部中，他的年龄最大，我的年龄最小，大家戏称我们是“钱头”和“钱尾”，都知道我们是一对忘年之交。那时一些大型的会议活动，乱哄哄的，对老年人没有扶持照顾。之光同志的夫人刘昂同志，对之光同志单独前去很不放心，我总是慷慨地对她说，把他交给我吧，我负责他的安全。这样，她把之光同志送到会场，由我“接收”，散会后再将他“安全交回”。但在政治上，我却仰仗他的指导。当时情况那么复杂，对许多事情真不知如何表态。我们两人在阅读文件和准备发言时，总是互相商量，如果分在一个小组，就联名发言，即使不在一个小组，也共同研究发言的基调。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我们的工作都十分困难。为了保证每年的纺织用棉，都必须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纺织工业部（当时合并为轻工业部）、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三家联合召开全国的棉花会议。这已经是７０年代例行的每年一度的盛会了，每次钱之光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有关棉花会议的情况，我们有关各部负责人都需参加，以便提供各方面的保证。要解决十亿人民的穿衣问题，要以有限的耕地，既保证粮食又保证棉花，本来就是极大的矛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更是一本难念的经。有一次，之光同志正在汇报的时候，周总理忽然插话：“之光同志，你怎么在外工作几十年，家乡口音还这么重，连我都听不懂你的有些话了。”我们都笑了起来。会后，我们取笑之光同志说：“怪不得我们听不懂你的有些话，连总理都听不懂。”他苦笑着说：“总理哪里听不懂？他是心里烦。”我问他：“人口年年涨，这棉花怎么能保证上去？”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发展化纤工业。”这个时候，上海的金山化工厂已经在开始建设了。
１９７３年召开的中共十大，是林彪自我爆炸后的一次盛会，由周总理做政治报告，许多老同志都出来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同志。之光同志和我，正好和小平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自然地成为我们中的核心，大家都注视着他，聚在他的周围。有一天晚上，小组酝酿中央委员的选举名单，当我们拿到建议的名单时，之光同志注意到名单上有我的名字，立刻指给我看。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看到自己的名字吓了一跳，感到自己的水平太低，对许多事情都搞不清，怎能当中央委员？！便未假思索地在小组会上发言道：“我反对钱正英列入名单。”之光同志想制止我也来不及了。过了一会，小平同志发言，他微微一笑，不急不慢地说道：“刚才小组中有人反对把自己列入名单，我不反对把我列入名单……”会后，之光同志教训我道：“你看，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你应当好好学学。”我辩解道：“我的水平低，没法学。”他说：“既然叫你当，你就学着当。”从此，在每次中央全会上，我也总是跟他在一起，学习如何当一个合格的中央委员。
１９７６年周总理逝世，对我们是极大的冲击。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之光同志夫妇形成友谊的一个重要因素，恐怕还是由于我们对周总理的共同感情。当时，只有在之光同志的家里，以及个别知心朋友中，才能互相倾吐为周总理愤慨不平的心情。对周总理丧事安排的种种压制，使我们极为不满。我在之光同志家中，向他们说，我没有被安排为周总理送灵到八宝山，感到非常伤心。他们鼓励我说：“你去跟他们吵，对这些人就要斗争。”我回家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主管人，吵了一顿，果然答应了。从周总理逝世到粉碎“四人帮”前夕，那是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有少数人，在“四人帮”的权势下，丧失了原则立场，投向了他们。有一天晚上，之光同志忽然打电话给我，说想到我家里来看看。他年龄那么大，从来都是我去他们家，这次突然要到我家，令我很惊奇。原来，他是特地跑来告诉我，一个在“文革”前就和我很熟的人，投靠到江青那边去了，要我注意戒备。我诚恳地告诉他，虽然我和此人见面时嘻嘻哈哈，实际并无深交，最近已发现此人的虚伪，请他放心，这次夜间来访，曾引起我不断的思索。他一定知道许多情况，虽然不敢和我多说，但在政治上他一直关注着我，并且认为对我负有某种责任。
粉碎“四人帮”，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解放。改革开放后，他发展化纤工业的理想得到实现。见面时，他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仪征化纤厂的建设，还就如何加强纺织工业的基建队伍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共同参加了党的十一大和十二大。以后，因他年事已高，退出了第一线。但我还是常到他家去，和他讨论国家大事。每次跨进他的客厅，他总是首先问：“有什么大事？中央有什么精神？讲给我听听。”当我如实地把所知道的说给他听以后，他也把他所了解和认识到的问题告诉我。我常常发现，虽然他深居简出，但是他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还是比我深。我的探访，往往有三种情况：有时是由于我有一些问题想请他指教，有时是由于他听到一些情况想找我谈谈，还有一种情况是逢年过节的例行探访。每年春节，他都期待着我的拜年。我总是选择在傍晚客人稀少时去他家。一年一度，清茶一杯，嗑花生，剥桔子，和他们夫妇畅叙一番。１９９０年的春节，他郑重地拿出一张纪念９０寿辰的照片，签名送给我。照片上的他，神采奕奕，显示这位世纪同龄人对下个世纪的期望和信心。
但是，从１９９０年后，他的身体逐渐衰弱，进入了风烛残年。在北京医院，曾经几次紧急抢救。我曾陪着刘昂同志，在病房外的走廊，等候着他和死神的搏斗结果。他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使他多次起死回生。每次，当他醒过来后，我去病床前看他时，他的第一句话仍是：“有什么大事？中央有什么精神？说给我听听。”这位奋斗一生的老共产党人，他满脑装的，只有党的事业！
之光同志的最大特点是从不显示自己，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经历。我虽然知道他对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巨大贡献，也知道他曾担任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地区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在武汉、重庆和南京任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处长，曾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和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等要职，但并不知道他在我党历史中的具体贡献。直到他去世后，《钱之光传》出版，才知道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年代，他完成过多么重大的任务！３０年代初，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为党中央建立了上海的秘密印刷厂，向全国各地传达了党中央的文件，传播了马列主义，在神州大地的难明长夜中，吹响了革命的号角。１９３３年后，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冲破敌人的封锁，筹办食盐、布匹、药材等必需品，保障了军民的供给。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他作为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的组长，在艰苦卓绝的行军途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仓济贫，筹办物资，不仅保证了军队的战斗需要，而且正确地执行政策，赢得贫苦大众对共产党的爱戴。在洛川，他参加了与张学良部队的谈判，并亲赴西安和山西的阎锡山统治区，采购物资，保证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需要。解放战争中，他随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出生入死，开展公开和秘密的斗争。全国解放前夕，他奉命去香港，创办了华润公司，并组织护送了大批知名人士前往解放区，参加我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通过这些事迹，我才理解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指挥若定的智慧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是怎样在千锤百炼中铸成的。我不断地谴责自己，为什么在相识２０多年中，并没有真正完全地了解他。我本应该对他更增加几分尊敬，更多地学习一些他的高尚品格！
之光同志的廉洁和严格要求自己，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周总理的楷模作用。在他身上，人们明显感到周总理所熏陶培育的干部模式：那种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公私分明的生活准则。他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长和轻工部长，可是我从未见到他家里享用过什么轻纺工业的新产品或“样品”。作为他多年的朋友，当然更未拿到过他们的产品作为礼品。在他逝世后，刘昂同志专程来我家中，送给我一件他的最喜爱的日常用品作为永久纪念，那是一对用过数十年用以托放茶杯的小银碟。这就是一位几十年来为国家经营管理过亿万财富的主管人的珍贵用品！在他生前和死后，无论他个人或他的家属，都未向组织提过任何名位或生活方面的要求。
每当我想起钱之光同志，我的脑海中常浮现出一棵苍老劲松的形象。它不是那种傲立山顶的孤松，而是茫茫林海中的一个成员。它并不特别高大、特别引人注目，但它是森林中的骨干。在狂风袭击时，它的坚强身躯支撑其他树木屹立不倒。在大雪压顶时，它的苍翠使万木透露生机。它的根系盘结了周围的土壤，它的落叶抚育了初生的幼苗。这是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风格，这是钱之光同志的风格。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熊复
甘惜分
熊复同志逝世，是我国新闻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永远失去了一个情深意笃的老朋友，在他的遗像前，我痛哭不已。
他从６０年代初期就发作冠心病，多次心肌梗塞，每次都抢救过来，化险为夷，人们都称奇迹。病好之后，他又拚命工作。家中备有各种抢救冠心病的设备和药品，一遇工作过累而病倒，就紧急处理。最近这一次发病，住院一年多，以为又可以闯过这一关，他自己也没有作最坏的准备，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１月３日凌晨３时，突然撒手而去，享年７９周岁。
我和熊复同志是小同乡（四川邻水县），又是小同学（初中同学），从那时起，就友谊深厚，情同手足。他的夫人张德昭同志和一家大小我都很熟。他比我大一岁，初中毕业后，他就远走上海和成都升学，我却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但我们通信不断，他时常寄一些进步书刊给我，使我得以接触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１９３８年我们一起投奔延安。所以我自承他对我是亦友亦师。似这般６０多年持久不衰的友谊，人世间大概也不多。我们虽然各有工作岗位，我不能评价他的工作，但６０多年相处，我可以评价他的人品。
可以用几个字概括熊复同志的一生：勤奋好学，清廉正直，再加上一个“拚命三郎”。
他博览群书，中外名著，无所不读。门前几棵树，室内满墙书。他的好学精神，促成了他工作上的成就。１９３９年党调他从延安到重庆，从《新华日报》的资料室起步，七八年间逐渐提升为总编辑，足见他是一个出色的党报编辑，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笔杆子”。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担任过短期的新华社社长。在所有工作岗位上，他都是兢兢业业，付出了全部心血。即使是临时性的工作，他也毫不马虎。５０年代末，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开馆，中央派他去审定展览内容，他也极为认真负责，一组一组地具体审查落实，博物馆工作人员不但钦佩他的工作作风，也钦佩他学识渊博，对中国革命史那样熟悉。
但越是这样的好干部，党的宝贵人才，越是不见容于“四人帮”。他被打倒了，１９６９年被赶到贺兰山下劳改。
这里边，因我的问题而株连到他，我至今内疚不已。“文革”中我家四次被抄，其中有我的日记本。我的日记是鲁迅日记式，不记思想，只记行踪，我去了何处，谁来过，全是流水帐，以备日后查阅方便。我与熊复来往既多，日记中少不了提到他。这日记本被人民大学造反派抄去，如获至宝，抓住了一条“大鱼”，说熊复是我的黑后台，于是抄了他的家，并批斗了他。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后悔不已。
１９７２年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听说他从宁夏因冠心病发作，经周总理批准回京治疗，我急忙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见我进去，不禁愕然，几年不相见，生死两茫茫，不期而遇，又惊又喜。我为他受我株连而深致歉意，并说明前后原由。他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写什么日记嘛！我从来不写日记，一切记在脑子里。在重庆时随时准备国民党特务来查抄，文件看了就送回机要室或烧掉，从不保留，这成了我的习惯，在北京也如此，那次人民大学造反派来抄家，什么稻草也没有捞到。”
我真为他的机警而折服。
他病稍好，从医院回家休息，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在读书，那时正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部分。这时“文革”尚未结束，除毛泽东著作外，其他有学术价值的新书都出不来，只有马列的书在“文革”前早已编好，还能出版。马恩全集书信共十三大卷，并非往来应酬之作，而是马恩相互讨论或与他人讨论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每出版一本，熊复买来看一本。熊复对国是忧心如焚，显然想从马、恩那些书信中去寻求思想解答，其用功之勤可见一斑。
近年他７０多岁了，还不断接受新事物，学会用电脑打字，这也是一个奇迹。他的四川口音很重，普通话的ｚ、ｃ、ｓ和ｚｈ、ｃｈ、ｓｈ，四川人很难读好，ｉｎ、ｅｎ和ｉｎｇ、ｅｎｇ四川人读起来也分不清，但他碰到困难就查阅《新华字典》，居然学会了按普通话拼音打字，一个老年人有如此毅力，使我惊叹不已。他晚年整理旧日文稿，都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已出版《熊复文集》三卷。他写信甚至也用电脑。他多次劝我也买一台电脑，我受其诱导，最近也试了试，终因琐事太多，分心太多，主观上想提高工作效率却反而误事不少，被迫中断了学习，可见我的毅力远不如他。
熊复一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对词有偏爱。１９３３年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照片，穿着一件臃肿的棉布长袍，下面写了一行小字：“甚些日，还同领略，寒窗苦读时候。”几句长短句表达了他对我们之间少小时代友谊的依恋。他到晚年，从《红旗》杂志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了空闲，大发填词之兴，出了三本词集。他的词虽非上乘，但意蕴深远，讲求格律，亦属难得。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精于此道者恐怕极少。
我和熊复在中学时代就有共同爱好：音乐和绘画，那时他会吹奏口琴，从不曾见过他弹奏钢琴，连风琴也不大会。可是他到了北京，买了一架钢琴，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虽不说熟练，却也能弹奏一些名曲，这也令人惊讶。外间可能有些不了解者认为熊复是一个保守的官僚，他们哪里知道，熊复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他全会。延安时期流行的歌曲《延水谣》，作词者就是熊复，后来流行到全国。他对新事物不学则已，一学就会。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孜孜不倦学习，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久病成良医”，读了许多医学书籍，对各种疾病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他的知识是很广博的，连科技书籍他也读。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知识界对熊复有些议论。我也曾劝过他不要固执。他沉默不语，内心似很痛苦，有难言之隐。当时他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他的处境，我完全理解。他的问题是，对党性修养的理解有失偏颇，未能对当时领导人的错误进行必要的巧妙的抵制。外间对熊复的指责未必都是公允的。从整体看，瑕不掩瑜。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此后胡耀邦同志对熊复的信任。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时，他的讲话多次以不署名的形式发表，不少是熊复为他整理的，凡经熊复修改之稿，耀邦不再审阅，很放心。
据我所知，熊复多次出国访问，大多是随周总理出访。每次回来，他都累得不堪，他出国大多是关在宾馆里弄文件或草拟发言稿，有时应急，赶个通宵。他去那些国家，很少参观那些国家的面貌。他做的是无名有实的幕僚，笔头很快，是有名的才子。
还值得一提的是，熊复有六个子女，大的５０多岁，小的也４０来岁了，熊复从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牟取私利，没有走后门把小女送出国，也没有弄权纵容子女经商发财。他总是严格要求子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不搞邪门歪道，熊复真正可以说是两袖清风。无论道德文章，他都继承了中国杰出文人的风范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愈到晚年，疾病缠绕的熊复内心多有矛盾。他拥护改革开放政策，为祖国的强盛和经济发展而高兴，但也为社会风气和党风的不正而痛苦。最近一年他静卧病榻，无所作为，只盼情况会有好转。
我匆匆写了一幅挽联，以祭英灵：
少小同窗，六十余年友谊，从此永诀。
一生清廉，数百万字心血，长留人间。
熊复同志如地下有灵，安息吧！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图为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大渡河铁索桥。 （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