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
丁守和
在世界的古老文化中，中国文化几千年绵延不断，并且代有高峰，曾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发展中，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丰硕的成果，并影响到周边诸国，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圈，其内容十分广泛和深远，也很复杂。略言之，即包括思想、学术、哲学、教育、宗教、典章制度、伦理道德、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农学医药、科学技术、文化典籍、文物宝藏及衣食住行、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等，而且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内容和特色。
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渊源
在整个文化领域中，思想理论占主导地位，它影响并反映在文化形态的各个方面。但思想形态也复杂多样。如夏商强调“尊天命”，周主张“明德”，“以德配天”，并制礼作乐。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百家争鸣”，形成儒、墨、阴阳、道、法、名、纵横、兵、农、杂家等多种学派，以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对哲学、伦理和文学等均有贡献，成就斐然。在文学方面，最早有诗经、楚辞、先秦散文，至汉赋乐府、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各放异彩，屡起高峰。在艺园中，从彩陶艺术、青铜艺术，至秦汉兵马俑石雕帛画壁画、魏晋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和书法、隋唐的大型雕刻和人物画、五代北宋以来的山水花鸟人物画及诗画结合，争奇斗艳。音乐舞蹈和戏剧曲艺，令人赞叹。建筑艺术、园林风景，引人入胜。中国的天文历算，向称发达，而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的发明，更走在世界的前面。所有这些，无不显示着中国文化的悠久和宏博。
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鬼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尚书》、《左传》也多次讲到民重于天重于神。所以，在中国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宗教信仰和团体，民间也流行鬼神迷信，但从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宗教，更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统治和战争。中国人伦思想特别发达，哲学等学术探讨及社会教化，都与人伦思想的阐发及人际关系的观察处理有直接关系。中国早就有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天神论思想，辩证思维和形象思维有较高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思想，从孔子开始就极为重视。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到，文化涌现高潮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社会大变动和征战对峙，导致封建专制松弛的社会环境，如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魏晋时代的玄学兴盛，及宋金对峙而理学高涨，即是证明。二是所谓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丰富的物质基础，稳定的生活环境，统治者重文兴运的开明政策和措施，促进和保障了文化繁荣。如汉初“黄老之术”与民休息而经学大盛，大唐政治经济稳定发达迎来唐文化居世界高峰，宋初的养士重文措施使宋代人才辈出，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均有高度发展。三是积极奉行开放政策，致力于文化、贸易的交流，如汉唐的丝绸之路，宋元明的南海交通等。很明显，政治清明，环境宽松，有力的开明、开放政策和积极有效的交流措施，是文化发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这是为历史经验所证明的。然而在长期封建专制及其统治思想的束缚下，则往往是滞碍了文化发展，这也是明显的事实。
近代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同时也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清理。魏源提出“师夷制夷”；王韬、郑观应等主张君民共主；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变法维新，要求君主立宪；谭嗣同批判封建纲常，号召“冲决网罗”；严复介绍进化论，并用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宣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民主共和。“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宣传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启发国民觉醒。这些尽管由于时代条件限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偏颇，但都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科学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最为丰富发达，曾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这是令人自豪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主张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近代）和前天（古代）中国文化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同时我们又反对颂古非今，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创造的过程，倒退或复古是没有出路的。因此，要谋求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就必须正确认识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分析，经过改造或转换，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成分或因素，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宝贵资源，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为纽带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既有顽强的生命力，韧性、适应性很强；同时又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因循的惯力很大。传统文化与任何事物一样，也是复杂的结合体。其中优劣并存，长短互有，精华与糟粕杂陈，彼此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因其有精华，故能沿着历史的螺旋线不断向前发展，也因其有不断积淀的杂质尘埃或曰糟粕，它又呼唤一代代的革新者去清理垃圾，推陈出新。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我们应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辩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分析，切忌简单化。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既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决不能否定一切；又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不能忘记时间地点和条件，盲目肯定一切。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与历史的发展进步相联系，逐步达到正确的认识。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态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传统和积极思想因素，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如古籍中所阐发的变易变革思想和发展观点，自强不息、刚健奋进、威武不屈、好学不倦的精神，对大自然和人生奥秘“上下求索”精神，“天下为公”和“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思想，孔子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爱国主义精神等等，近代以来又有民主科学精神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精粹，也是生生不已的中华文化的生机，是应该认真研究继承和发扬的。
毋庸置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陈旧落后的东西，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和“尊尊、亲亲”等宗法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感应”、“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形而上学、唯心论、先验论哲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及“三从四德”之类，重人治轻法治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特权思想，特别是长期形成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一学独尊、文网周纳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等，都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理应予以批判和清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财富，应提倡认真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广博，因而是一项极其复杂细致的研究工作。通过深入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以适应当代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我们求索的目标。为此，我们将陆续报道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学术活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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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维方式研究概况
王孔雀
近年来，哲学理论界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现就其要者综述于下。
一、对思维方式定义的新看法
究竟怎样界定思维方式，目前有几种新的看法：①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思维方式是主体的观念和方法有机构成的反映和评价客体的系统。②思维方式是指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实践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目的和可能，创造和使用思维工具，去反映、理解、把握客体的思维活动样式。③思维方式是一定时代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是人的各种思维要素及其综合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样式，是主体观念把握客体，即认识的发动、运行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和过程。④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把握、评价客体的程式和方法，是人们观察、理解客体，确定它们对主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从而使主体确立正确目的的根本出发点。⑤思维方式作为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从思维主体看，是主体在进行思维活动中所采取的模式或样式。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看，是主体把握客体通向客体，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工具和手段。⑥从现代信息科学的意义上说，思维方式是主体怎样从外界获得信息，加工信息，从而形成新的信息的途径和方法。⑦思维方式就是人在思维时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通过一定的步骤所实现的思维活动过程的结构形式。它是人们把握思维客体，加工思维内容，最后形成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⑧思维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人脑这种高级物质的运动，作为人脑的“固有属性”或“存在的方式”的思维运动，其特性是以外界客观实在或存在为活动内容的。在其活动过程中不仅自身外化，且将外在内化，形成独特的结果——精神或意识。思维方式正是产生这种结果的方式，因之思维方式便是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蓝图、方案等一切软件的生产方式，即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⑨思维方式就是人和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观念化模型，或者说是人们同整个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缩影。
二、思维方式的特点
一种意见是：思维方式具有个别特征和一般特征相统一的两种属性。思维方式的个别特征，也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各自的思维特征：①古代的直观思辨思维方式；②近代的孤立不变的思维方式；③现代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一般特征：①时代性；②社会性；③民族性；④相对独立性。
一种意见是：思维方式具有四个特征：从基础上看，具有对于实践方式的依赖性；从作用上看，具有自身特有的能动性；从存在形态上看，具有社会普遍性；从发展变化看，具有历史性。
一种意见是：思维方式具有以下几大特征：观念和方法的有机统一；真、善、美的有机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有机统一；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有机统一；主—客体相互转化的中介性。
还有意见是：思维方式具有相对定型性、指向性、超前性、滞后性和层次性特征。
三、思维方式的分类 一种意见是：思维方式有不同的层次，大体上可分为规范性思维方式和日常性思维方式两种。规范性思维方式是同某种较高的文化素养、专业训练和研究活动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其特点鲜明，类型明确，思维轨迹清晰可辨。日常性思维方式则是同日常生活、交往以及同人们的各种日常性活动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随机性成份较多。规范性思维方式可分为哲学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三种。日常性思维方式可分为经验性思维方式、直观性思维方式、事务性思维方式、实惠性思维方式和虚浮性思维方式。
一种意见是：从观念层次出发，按照哲学观念的不同，可以把思维方式分为三种类型：主观型、客观型和主观客观统一型。从方法层次出发，按照方法的认识层次和功能的不同，也可以把思维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直观型、抽象型和具体型。
也有意见主张把思维方式区分为单维型和多维型，还有意见将其分为科学思维和经验思维。
四、思维方式的运行机制和规律
一种意见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遵循的规律有建构演进律、相异互补律、图式探深律和文化心理互渗律。在思维的实际演进、发展过程中，这四条规律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此，思维方式运行的规律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它们综合在一起而发生作用。
一种意见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实践方式基础上产生，同时便获得了自身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这种机制和规律是由思维方式内部的固有矛盾决定的。因此，可以把思维方式矛盾运动的机制表述为：在思维能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形成的思维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又促进着思维能力的发展。实践活动引起的对象的变化对思维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思维关系由于无法接纳思维对象的新信息、新联系和新要求，反过来束缚思维能力发展和阻碍思维水平的提高。这时，实践发展对思维能力的新要求便同旧有的思维关系发生了冲突，只有通过变革原有的思维关系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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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浦东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
上海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发起的“浦东社会发展研讨会”年前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召开。４０多名专家、学者结合近年来浦东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些专家认为，浦东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浦东的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使上海成为全国经济、贸易、金融的中心作出贡献。经济发展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但是，从宏观上说，经济发展只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决不能搞成“经济工作唯一论”，忽视法律、道德、教育、科学和公益事业等要素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内在地存有一种对文化、人口、环境、科学技术和公益事业的需求；只要经济在发展，环境、科技、社会文化必然也要发展。新的物质生产运动改变旧的社会图景的过程，是最深刻也是最根本的社会文化革命与观念革命。
当前，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应当特别重视对“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源”是一个与“自然资源”相对应的带有人文与社会公益特色的资源。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源”也可以叫做“人力资源”，即是一种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和素质的提高来改善社会发展的资源。还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源不仅应从硬件资源方面研究，更多地还应从社会资源的软件方面研究，如社会人文精神、价值取向，以及政府决策与政策资源、人力资源等。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决策、政府行为对整个经济运作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开发与利用社会资源，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与持续性。
有些学者提出，从浦东和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看，当前应特别重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文化事业不能笼统地提倡“走向市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在经营方式上可以走向市场，如歌舞厅、影视、娱乐场所等，但相当一部分社会文化事业如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高雅艺术等需要政府和企业在财力上的支持与扶植。从根本上说，没有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不可能培养和造就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人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就会失去保障。
要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府不仅要支持与扶植社会文化事业，还应重视社会道德和法制的建设，在全民族中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有的学者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提出“我们需要健康文明现代的市场经济”的命题。当前特别需要确立“经济正义”与“社会公正”新观念，反对和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不正义、不公正的经济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通过法律的“外在制约”与道德的“内在制约”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还有的学者提出，当前环境的变化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提倡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新型生态道德。我国要从国情出发，避免走西方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的老路。自然资源的利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要求，又不危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王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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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
筱文
如何科学地将《孙子兵法》古代军事谋略应用到企业管理，是目前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企业家８８８经营致胜韬略》（第一卷）（张维胜编著）一书，就是运用我国古代《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军事谋略，较为系统地对厂长经理企业决策、管理、生产、开发、营销和发展的谋略进行探讨，融军事战争、企业竞争、哲学理论、科学观点等思想原理和原则为一体，为我国的企业管理科学研究和发展，借鉴古代兵法宝典，指导企业实践提供了一条探索性的思路。
近几年来，作者在企业管理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于各类古籍、诸子百家、史书、笔记等杂著，把从国内外数百家企业里淘漉出来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与古代兵法结合起来，构造古代兵法理论与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空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似科学理论联系企业实际，将古代兵法的军事科学思想经过提炼，贯通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去。书中介绍肯德基公司在北京开办餐厅时，就是运用古代兵法“上得天时，下得地利”的战略思想，在众多的选址中，选定了天安门广场这个全国、全世界游客来北京第一要驻足的地方。这儿的流动人口每天约数十万之众，加上地上地下交通畅通，选择在这儿，其轰动效应是大陆上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点所不能比拟的。果然如当初所料，得到了丰厚的收益。很快，肯德基公司在北京又开辟了几家分店，并把业务拓展到了其他大城市。这个例子说明，决策的实质是“地利择优，看到潜在的顾客”，从长远把握和正确应用“地形取胜”的决策目标。又如，在书中第１７５条“牝牡相得，辨证施治”的实例中讲的是泰国博大商行总裁、泰籍华裔企业家蔡明祥为招揽顾客，别出心裁地在商行大厦的六楼和七楼，开办了一个高空动物园，展览各国珍禽异兽。中国科学院考古出土的恐龙化石和秦始皇兵马俑，也在这里展出过。特别是在引进大猩猩时，每天光顾的人多达数万，成为泰国百货公司破纪录的人潮，商品销售额也随之增加。现在，蔡明祥已成为泰国的百货零售业大王，博大商行也获得了泰国商业优秀奖。这个实例说明，市场上总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区，也就是企业经营要有相济之策，选择一个突破口，想别人没有想到的，做别人没有做到的，采用商场兼开动物园这个“绝活”，作为商行促销手段，有点像医学中的脉象、经络、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从整体出发，用近似系统的方法，与环境等联系起来对病症进行辨证施治。企业绝活也需要“独特智慧”的辨证施治。
把古代兵法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时，从企业内部进行有效分工、协作发展的实际出发，即企业经营决策、生产管理、产品销售、企业发展的四个主要活动过程，将兵法的计谋思想应用于企业的制定政策；兵法的组织管理、治众的原则应用于生产管理；兵法的对抗方略应用于搞好产品销售；并将兵法治军的组织编制、教育训练、法纪整顿的谋略运用到提高职工素质、发展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纪律等方面，使古代兵法、军事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融为一体。这种理论上相互作用、内容上相互交换、应用上相互转化的研究，保持了古代兵法常青的生命力，不仅有利于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古代兵法研究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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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开放的中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谈起
程孟辉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名著丛书》）至今已出齐６辑，共２６０种，３３１册，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多种人文学科。这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社科类世界学术名著系列译丛。它的问世，不但在我国学术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开放的中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在过去的一个较长的时期，人们似乎把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看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外来文化一般都被视为异己而拒斥于国门之外。这种状况直到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才逐渐得以扭转和改变。世界《名著丛书》的出版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提出并实现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外来文化也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符合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文化形态。而每种文化形态相对于别的国家或民族来说，都是外来的。如果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都各自实行封闭政策，对自身以外的外来文化持拒斥态度，那末，人类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创新、共同进步岂不就成一句空话？从迄今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为补充的。尤其是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和现代传媒事业的高度发展，给人类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今人类文明的巨大迅速发展正是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广泛深刻的科学文化交流。很难想象，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或民族，它的文化会是充满生机、蓬勃向上的。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方面提出要弘扬民族文化，一方面主张要吸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世界《名著丛书》有计划有步骤地陆续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从实践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不但要求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吸取滋养，而且也要求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我们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变得更聪明、更智慧、更强大。科学和文化从来就是没有国界的。伟大的荷马及其史诗既是希腊的，也是世界的；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既是英国的，也是世界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世界的。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理应为全人类所共同享受和拥有。世界《名著丛书》在中国的出版，其主旨就是要吸取人类的这种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我国的民族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得以丰富和发展。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也是为了让它更好地走向世界，服务于整个人类。
近些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介绍和引进，给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正是由于各种学术思想和观念的介入，一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极大地冲击和改变着我们长期封闭单一的研究格局，一方面又影响和改变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学术观念和知识结构，促使研究者对已有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调整，从众多的思想理论中去吸取营养、获得启迪，从而使我们在更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思考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走向及其对象、范围等问题。另外，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对我国当代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各种交叉学科的相互影响，使我们有条件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界和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对文化作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从而综合概括，获得提高、创新和发展。
外来文化是植根于别的国家或民族土壤的异域文化，它是别的国家或民族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表征。因此，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应是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一概排斥，而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分析和判断，从而做出合理的取舍。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国粹主义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对待外来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开放的中国对待外来文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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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洋务运动史研究有新观点
●由福建社科院、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马尾造船厂等单位举办，由福州经济开发区协办的洋务运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旬在马尾举行。这是建国以来洋务运动史首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和日本、美国、韩国等中外学者八十多名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六十篇，会议着重就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内容包括：一、洋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关于福建的洋务运动失败的社会经济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缺乏坚强的领导人和不利的地理环境（包括交通、资源）造成。与此相反，有的学者提出，洋务运动在天津却得到发展，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天津有独有的地理位置和进出口贸易的兴盛、洋行的活跃。二、洋务运动与思想文化的关系。一些代表提出了经济伦理和洋务企业是否对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洋务派使经济与伦理发生错位，这种错位体现在伦理之于经济处于低位，从而导致洋务实业建设在结构、功能等方面发生紊乱、不适。有的学者则认为，近代经济许多方面与经济伦理不对位，或者错位，认为错位也是一种模式。有的学者还认为，小农的“糜费”论对洋务企业也是一种错位。三、晚清政局与洋务运动。大家比较集中地就慈禧对洋务运动的作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在洋务运动中，在开设同文馆的问题上，下了十道手谕支持洋务派，应当肯定。有的学者则认为，洋务运动的许多措施，没有一项是慈禧提出的，她只是起了“点头”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玩弄“平衡术”。
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无论在题材与内容方面都有了新的开拓，初步打破了就“洋务”论“洋务”的局限。如有的学者对孙中山的早期洋务思想作了探讨，这可说是初次。日本学者提供的《万国博览会与清朝末期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近代化》等论文都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此次中青年学者也提交了较有影响的论文，其中《论析晚清洋务企业中的“官利制”》等论文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兴趣。（马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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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助史学研究获得成果
●近年来，一批有志于东方历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积极探索通过社会资助，在民间兴办历史学术研究的新路。在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科出版社的支持下，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开辟财源和得到关心历史研究的社会人士的资助，用几年时间，筹措资金，设立了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管理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计划每年资助出版若干部史学学术著作，汇成《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同时也开展学术专题研究。胡绳为该基金题了词。为了保证资金资助项目的质量，设立了由周一良、戴逸、齐世荣等著名史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向全国公开征集高水平史学专著书稿。一九九四年经过评选，出版第一批书共有六种，目前已出版了五种。它们是：苗棣著《魏忠贤专权研究》、朱德新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王中田著《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李世安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专家学者们认为，包括中国史、外国史、中外关系史领域的这批有较高质量的史学著作的出版，其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若干史学研究的空白，达到了深层次的研究水平，而且更在于，这种采用民间设立基金资助、兴办学术研究的方式，将会对史学工作者和研究事业起到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