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
——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
谷景生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１９３９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就作过精辟论述：有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推动了“七七”抗战，从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
时光荏苒，转眼“一二·九”运动已经过去６０年了，作为领导这次运动的四个主要领导人的唯一幸存者，抚今追昔，更加怀念一起战斗过的彭涛、周小舟、李常青三位战友，和当年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同志们。
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
我是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１９３３年我党和冯玉祥将军合作，在张家口地区建立了抗日同盟军。为充实抗日同盟军党的力量，我与彭涛等同志被党派往抗日同盟军工作，我历任抗日同盟军第五师（宣侠父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张韬团政委。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重兵夹击，于同年在小汤山战役中失败。战斗中我左肩胛骨负了重伤，被红十字会送进北京郊区青龙桥医院。后来北平地下党组织把我接回北平，安置在第四中学一个叫周颐的同志住的公寓里。我的伤痊愈后，到处找地下党。一天，在街头遇到了彭涛同志，他也是小汤山战斗后回到北平的。我问他有党的关系没有，他说没有。我们商定共同努力恢复北平党组织，积极开展群众救亡工作。通过彭涛，又找到周小舟同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三个人一边以读书为掩护，一边在各大、中学校组织读书会等进步学生组织，引导进步青年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振奋民族精神。当时，“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相继签订，整个华北已完全在日寇掌握之中，领导广大群众抗日救亡已经成了党的头等大事。
１９３５年５月间，中共北平市委又一次遭到大破坏，河北省委决定组成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成员有冷楚、彭涛等。周小舟负责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工作。市工委决定由我担任北平市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北平市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党团书记。同时，我还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刊物《泡沫》社社长。“文总”是党在北平文化界外围组织的联合体，包括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等联盟。我们从学生读书会中发展先进分子参加“文总”等党的外围组织，再从外围组织中发展党、团员。《泡沫》杂志也吸引了许多革命文学青年，不少受到《泡沫》影响的青年，后来成了知名作家。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救亡活动。
１９３５年７月间，我们组织了一次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参加的主要是教会中学学生。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何梅协定”就是他与日寇签订的。这一天一大批热血青年挥舞标语旗帜，呼着口号，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卖国投降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请愿时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缔“华北自治”活动。参加请愿的学校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北满女子中学等，还有一批大学生。这次请愿，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请愿之后，我们非常振奋，更加积极地组织学生运动，在密探、警察的监视下，用公开和秘密、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
北平党内的激烈论争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日寇加紧推行“华北自治”的关键时刻，北平地下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和彭涛、周小舟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认为目前已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党应当广泛发动群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共北平市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则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右倾，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为了统一思想，我们推举周小舟去天津，向领导北平党组织的河北省委汇报了北平党内的意见分歧，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批准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河北省委决定改组市工委，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和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由我任北平临委书记兼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临委组织部长，周小舟任临委宣传部长，并派李常青为特派员，代表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中共北平临委组成后，把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１９３５年夏秋两季，黄河泛滥，山东、河南等地水灾非常严重，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纷纷涌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触目皆是，天桥为最多。灾民贫病交困，急需救援。北平党组织领导学生开展了有组织的黄河赈灾活动。大、中学校联合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学生到天桥等地慰问灾民，分发募捐来的钱物，还派人到山东、河南慰问。赈灾活动中，学生们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张。这次活动为进一步开展学生救亡运动打下了基础。
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１１月份我们临委研究，为了更好地发动广大学生投入救亡运动，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周小舟和我组成学联党团，学联党团是学联的领导核心。按分工，彭涛、周小舟可以参加学联的公开活动，北平临委的有关决定，通过他们向学联其他成员传达。由于地下党的性质，我作为书记不能公开露面，而是驻机关在幕后进行指导。记得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桂英（现名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一二·九”学生大游行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是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寇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寇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北平临委决定于１２月９日这一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事前，我们作了认真的准备，确定了活动原则，研究了具体战术。我们在抗日同盟军中学到的军事知识，从党办的《长城》杂志中学到的游击战术，都派上了用场。１２月９日早晨五点多钟以敲钟为号，各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怀着满腔热血，不顾反动军警大刀、水龙的镇压，勇敢巧妙地冲破一道道的阻拦，涌向新华门请愿。何应钦避而不见，学生请愿随即转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广大市民也纷纷加入，最后各路队伍在天桥汇合，黄敬等同志在天桥群众集会上做了激昂的演讲。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
当时地下党规定很严，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公开活动，“一二·九”那天，我和李常青不能上街参加请愿示威，当我们听说“冀察政务委员会”又准备于１６日成立时，决定再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六”运动。“一二·一六”比“一二·九”组织得更好，参加的人更广泛。这一天，我和李常青同志实在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起来到前门大街，观看了怒吼着奋进的游行队伍。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后，国民党当局非常吃惊，他们断定这样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大游行，决不可能是学生自发的活动，一定是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领导。于是国民党当局派出大量特务，准备再次破坏北平地下党。
先烈功绩永志丰碑
“一二·一六”之后，全国震动，各地学生奋起响应，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掀起了一个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奉行不抵抗政策，又不许人民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采用了种种手段分化学生运动。他们组织了伪学联，诱惑学生到南京去“聆训”。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让青年学生继续在斗争中成长，使学生救亡运动健康发展，北平临委决定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团，到工人农民中去，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团南下后，由于工作需要，我退出了学联党团，集中精力抓团市委的工作。
“一二·九”运动是我党发动和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日救国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运动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党的正确领导。这次运动发出的“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怒吼，代表了全中华民族的心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并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开了先河。“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正像毛主席评价的那样：“红军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党在运动中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密切联系和广泛发动了群众，这是“一二·九”运动成功的根本原因。
以史为鉴，“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激励我们这些幸存者和青年一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振兴中华，奋勇前进。
（附图片）
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和军警在南长街上英勇搏斗。（本报资料）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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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拒降到献刀
吕韧敏
日本天皇正式发表乞降诏书的日期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但高邮日军自恃城高地险屯有重兵，且有蒋介石撑腰，时至１２月２５日，仍对我军令其投降的通牒置之不理。我军指战员对此十分气愤，说：日本宣布投降已好几个月了，我们高邮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仍然在船上荡来荡去打游击，而鬼子和二狗子（指伪军）却照样盘踞在高邮城里胡作非为！
粟裕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是日夜当机立断，下令我军趁着浓雾，迎着风雨，踏着泥泞，出敌不意地分别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面，向高邮城发起了全面进攻。战至２６日下午４时，高邮城破，日军兵败，其司令部被我严密围困。在我强大兵力、火力威胁下，高邮日军城防司令官岩奇大佐才不得不同意向我军投降。我军当即派出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为全权代表，前往处理有关事宜，并主持受降式时，这位城防司令官正两脚大开裆地僵立于庭院的中央，两手相重叠地按放在柱立于地面的军刀之上，脸色铁青，目露凶光，开口便嚷：“我是大日本皇军高邮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我要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韩目睹手下败将的这种怪模样，不禁暗笑，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并以锐利的目光直视着这位声厉色荏的岩奇大佐。在韩的堂堂威仪震慑之下，岩奇似乎有所收敛。再开口时，尽管声音依然嘶哑，语调却是竭力婉转地说：“高邮城，可以交给贵军；重武器也可以交给贵军；所有的军用物资，粮食弹药，统统的交给贵军；我们撤离高邮回南京，只随身携带轻武器，以保证途中安全……”
韩念龙听出其狡诈之言，当即予以严正驳斥，最后指出：“想要得到安全，只有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安全之途，除此之外的任何图谋皆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方代表的一席话，顿使大耍滑头的日军最高司令官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武士”一变而为“绅士”，忙不迭地满脸堆笑，不住嘴地唠唠叨叨：“好说好说！请进请进！”拥引韩念龙入屋就座。至此，才开始了日军投降事宜的实质性安排。高邮东城原有一座花园，是一个草木茂密、繁花似锦的幽静之处。日军看中了此处，围以电网，将派遣部队最高司令部设在这里。
受降式是在大厅举行的。
大厅紧靠后墙处，摆着一排长桌子。桌面上均铺上了黄军毯。在长桌后边正中落座的是韩念龙，他的左右是助手和翻译。这排长桌的左边，拥立着我军干部战士；长桌右边，直立着两排日军军官，为首的是一名大佐，另一名是中佐。只见其中一个军官出列，向大佐行军礼后说了几句报告词之类的话，就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大佐；然后退回，站立一边。大佐向韩念龙行军礼（其他日军官行注目礼）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交给了韩念龙主任；之后他也退回，站立一边。
韩念龙接过花名册，一一翻开，略加审阅后，即命令日军大佐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另派多人随同我军到分散被围的各据点，命令顽抗的日军立即缴械投降；并宣布：
（１）投降的日军官兵，仍各回原住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
（２）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
（３）受伤的日军官兵，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
一切吩咐完毕，仪式即告结束。
粟总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从头看到尾，最后才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走出大院，出了东门，回到野战军司令部。此事连韩念龙也没发现。那天要是韩发现粟在场，他可能会从主座位上跑下来迎接，造成粟司令受降的局面。那就会改变了原定的方案，抬举了日军大佐，显然是不适宜的。所以一向不事张扬、厌恶招摇的粟裕司令员，对于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不被发现，是十分自信而又颇为满意的。他个子不高，又无架子；穿的是普通军服，又不曾前呼后拥；挤在一堆全神贯注看受降式的人群里，谁又会想到此时此地会有他在场呢？直到３天后，粟总在高邮城接见日军官佐时，人们才知道此事。日本军官们不胜惊讶，不胜赞叹，深深表示：“不胜感激之至！”连连念叨：“不胜荣幸之至！”始终居于日军官佐核心位置的那个岩奇大佐，还十分庄重、笔挺地肃立在粟裕司令员面前，把一件紫光闪闪的冷兵器，双手高高地举过头，又双肩近膝地深鞠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
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宝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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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曾高唱《大刀进行曲》
陈封雄
今年夏天和几位年近８０岁的老同学聚谈。交谈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回忆抗日战争期间的往事。我们还合唱了当年曾一同高唱过的《大刀进行曲》。那首歌的第一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像怒吼一样，这首战歌那时曾振奋了中华四亿五千万同胞抵抗日寇侵略的爱国激情。我们几个两鬓飞霜的老头儿虽然唱得没有年轻时那么雄纠纠、气昂昂，但心头却重又充满了那个同仇敌忾时代的气势。我们一致同意以重唱《大刀进行曲》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
我的已上中学的小外孙在一旁听老爷爷们唱完之后，跑去问他的妈妈：“这是什么歌？干嘛用大刀打仗还唱？是三国演义那样的古时候吗？谁是鬼子？”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我的女儿也不能完全解答，因为她是解放后才出生的，抗战那段历史，她除了幼时在《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之类的电影中得到少许知识外，基本上也是陌生的。
当天晚饭后，我便为他们母子俩临时开了一堂“大刀历史课”。下面就是我讲完之后才写的“教案”：
首先解释“谁是鬼子”。“鬼子”就是指１００年前（１８９４）以军舰和大炮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和侵略中国的西洋鬼子一样，杀死好多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民称他们为“东洋鬼子”。
抗日战争爆发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但实际上日本武装侵占中国领土烧杀掠夺是始于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以后，又向华北进逼。那时冯玉祥将军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１９３３年５月，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来在蒋介石与日本侵略军联合进攻下失败。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中就有大刀队的编制，士兵们除使用枪炮外，还要练就一套大刀武艺。冯玉祥的部将赵登禹就曾指挥大刀队在长城的喜峰口（现已淹没在水库中）抵御过敌人。
“七·七”事变时，驻守华北的２９军（军长宋哲元）原来就属于冯将军的部队，所以也保留了大刀队的组织。在保卫北平和天津周围地区的战斗中，２９军的大刀队曾发挥很大威力，大刀勇士夜间摸到敌人阵地，就地十八滚，杀得鬼子嗷嗷叫之类的传说最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大刀队英勇抗日的事迹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尤其极大地激励了广大热血青年和学生的爱国情绪。当时上海一位年仅２３岁的作曲家孙麦新及时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并配了词。这支歌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等抗日流行歌曲一样，很快就唱遍了全国。孙麦新也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０年奔赴延安。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１９４７年孙麦新在内蒙古工作时遭到反动军队袭击不幸牺牲。
今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举行各种活动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日本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签字投降的。曾遭受日本法西斯军队蹂躏的亚洲各国也都纪念５０年前打败恶魔的日子。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伤亡了３５００多万人和损失１０００多亿美元财产才换来最后的胜利。所以任何炎黄子孙都要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日本政府早就应该对５０年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野蛮侵略和血腥殖民统治罪行正式谢罪并以具体行动表示忏悔。然而日本自民党和其它右翼势力，其中包括当政的高官和为数不少的现任议员，不但蛮横地否认日本侵略别国的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有过“慰安妇”，否认使用过细菌武器和毒气，而且拒绝认罪道歉，说什么承认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便“亵渎”了“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英灵”。更有一批极右分子甚至多次游行示威，叫嚷要为战败“复仇”，嚣张气焰令人发指。因而国会中执政三党在“战后决议”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上久议不决，直至今年６月６日才勉强通过一个可称为轻描淡写样板的文件。
面对日本有些人这种逆时代潮流的政治现实，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怎能心平气和呢？这批日本复仇主义分子的存在使中国人民更永远不能忘掉那漫长的血泪史，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因此我们应该缅怀当年那些曾与日本侵略者拚死战斗过的大刀勇士们，仍应该牢记那支《大刀进行曲》战歌，不要让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刀生锈。这是经历过抵抗日本侵略苦难的老一辈人对后代应尽的责任。日本的老一辈人对他们的后代也负有教育之责，使他们的后代正视历史。这样，中日两国才能真正友好，永不再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义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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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平原反攻序幕
——忆抗日战争中解放肃宁之战
李健
肃宁，是位于冀中平原腹地中的一座古城，抗战中敌我双方都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县城而进行激烈的争夺；肃宁，是冀中平原根据地沦陷最晚的一座县城，也是受日寇摧残最严重的一个县。
１９４２年“五一”大“扫荡”后，在晋察冀分局、军区和冀中区党委、军区领导下，我九分区从１９４３年下半年起，就开始了积极主动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九地委、分区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大大加强了地委、县委到区委，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及时转化了武装斗争形式，并逐渐形成了“争主动，巧进攻，打开局面”的作战指导思想；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以武装斗争为主，共同努力，动员总体力量，采取各种方式，积极主动展开了强有力地全面对敌斗争。因而，到１９４４年９月底肃宁解放前，分区部队不仅数量上有很大发展，而且已能从一个大班为单位作战，发展到一个或两个团（地区队）和几个县大队配合作战；不仅能一次歼灭伪治安军一个营或一两个伪军大队，而且先后歼灭过日军在洛阳战役中获得“殊勋称号”的秀雄和秀岩两个小队和加藤小队与小久保中队。我分区部队的军政素养、作战能力有很大提高；党、政、群工作十分活跃；根据地已恢复到“五一”大扫荡前的规模。这就在分区范围内，为一举攻克肃宁县城，解放全县，奠定了基础。
当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０日我３４区队在丰乐堡以东公路伏击获胜后，地委、分区认为攻克肃宁条件基本具备，决定由我（当时任９分区参谋长），带精干指挥所，前往肃宁，组织和指挥攻克肃宁、解放全县。
肃宁城位于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东距河间约２２公里，西隔潴龙河距蠡县２６公里，西北隔潴龙河距高阳３０余公里。城围不大，只有东西两城门。东、西两门，城围四角及南北两侧均修有碉堡。城内伪联队部、县政府、各大队部，警察所、特务系，都修成据点式防御工事，有大岗楼４座，碉堡１８座，相互间构成严密火网。城外四周为洼地，城北一片汪洋，城南全为沼泽，不能接近。城周围有护城河，水深３米多，不易徒涉。
城内驻有日本顾问荒野平八郎，控制伪军政大权。伪军一个联队和四个大队，约６００余人；伪县长刘连海兼联队长（当时在北平），伪副联队长康景星掌握伪军；另有伪县政府、新民会、警察所、特务系等约２００余人；城外梁家村据点驻伪一个中队，玉皇庙据点驻伪一个小队。城内外共有伪军约８００名，其他政、警、特等人员约２００名，共约１０００人。武器只有迫击炮两门，余为机步枪、掷弹筒。
肃宁敌人系沧州建制，与河间、任丘、献县为一个联防区。但河间日伪屡遭我伏击，较为恐慌，日军仅一个中队，不敢轻易增援；蠡县敌遭我打击更多，力量又小，增援可能性很小；增援可能性最大的，为驻高阳之日军小川大队，但如阻援有力，争取两天时间，攻克县城较有把握。
根据以上敌情判断，经过指挥部研究，我最后决定：以３４区队全部四个连与肃宁县大队为攻城部队。３４区队政委杨栋梁在作战参谋朱志勇、特派员齐鸣基协助下，指挥二、三、四连主攻西门；区队长贾桂荣在肃宁大队副大队长黄松、副政委白万林和区队总支书记崔楷协助下，统一指挥该区队一连与肃宁大队助攻东门。李奔指挥博野大队，在肃宁以东丰乐堡桥附近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河间援敌，并警戒玉皇庙、梁家村之敌。蠡县大队在潴龙河的蠡、肃公路渡口之东岸构筑工事，准备阻击蠡县援敌。以２４团一部及高阳大队，在肃宁以北潴龙河东西绪口构筑工事，准备阻击高阳援敌。２４团另一部，位肃宁以北机动位置，为预备队。并动员２０００名民兵和群众，准备大鼓百余面和大锣、大钹、洋油桶、鞭炮，待总攻开始后，击鼓鸣锣，燃放鞭炮，助我军威，震慑敌人。指挥所位于肃宁城东南城墙脚下的寨南村。
阳历９月２９日是农历八月十三。当时夜阑人静，月亮时隐时现，好像有意掩护部队开进。部队迅速进到攻击出发地后，摒息静待。时针指到２２时正，东西两面攻城健儿，同时开始总攻。顿时枪声、手榴弹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围城２０００多民兵擂鼓鸣金，油桶内鞭炮齐鸣，声震大地，远闻５公里以外。这真是一场催人拚杀、激动心弦、壮我军威、震慑敌胆的人民战争奇观！
经过一夜反复争夺的激烈战斗后，我东西两路部队攻入城后，指挥部命令，应以钳形攻势，迅速包围伪联队部、伪大队部、伪县政府、新民会、特务系、警察所等处岗楼，务必全歼，不能让日寇荒野顾问与伪军、伪组织人员逃跑。经过激战和政治攻势，于１２时大部敌人被歼，唯独伪县政府大岗楼仍在抵抗。这时，指挥部命令部队一面强攻，一面喊话，继续揭露康景星。康见大势已去，遂暗示其卫兵，将荒野打死，下令缴械投降。此时，是９月３０日下午１时整，城内战斗全部结束。
攻城战斗结束后，指挥部急令康景星给梁家村、玉皇庙两据点伪军写信，令其投降。当夜我和贾桂荣，带四连急行军赶到梁家村据点，将敌迅速包围，进行喊话，并将信送入。伪一个中队全部缴械投降。玉皇庙伪军一个小队，也同时向我博野大队投降。至此，经２９小时战斗，攻克了肃宁县城，解放了肃宁全境。
攻克肃宁城、肃清全境敌人之战，共毙俘日伪军１０００余人。除击毙日顾问荒野平八郎及伪小队长以下２０余名外，其余城内外的伪军、政、警、特人员，从康景星副联队长以下千余名均被我俘虏。缴迫击炮２门、机枪３挺、掷弹筒２个、长短枪７００支、子弹８０００余发、手榴弹１０００余枚、小麦５０万公斤、杂粮１５０万公斤及其它军用物品。我伤亡３０余人。肃宁全县解放后，群众重见天日，全县庆祝，万民欢腾，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数日不绝。冀中区“五一”大扫荡后，多年来狼烟滚滚，血泪成河，无村不带孝，家家闻哭声。现在，人民的鲜血，终于首先在肃宁全县浇开了胜利之花！
攻克肃宁城，解放肃宁全境，揭开了冀中平原反攻序幕，为迎接冀中军区重新建立创造了有利环境。延安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都很重视。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延安《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都头版报道：“冀中又奏大捷，肃宁县完全解放”。不久，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发出了“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的号召。冀中军区接着举行了五个反攻战役。
攻克肃宁后，回忆七年来冀中大平原惊天地、泣鬼神的空前激烈斗争，缅怀在这场历史大搏斗中牺牲的无数先烈，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写了一首诗，作为历史的怀念：
狼烟滚滚七春秋，
幽燕血泪遍地流。
白洋雁翎揭竿起，
高蠡英雄志又酬。
潴龙咽泣“五一”泪，
滹沱河怒吼雪深仇。
宜将大勇追日寇，
不捣黄龙决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