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中搞好国有经济
柴松岳
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浙江改革与发展努力探索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从本省实际出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79年至1994年，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12．6％，增长速度列全国前茅；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67亿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位次由第12位跃升为第5位。
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人们共同富裕、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浙江乡镇企业的起步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的支持：产品靠国有企业扩散，设备靠国有企业转让，技术和人才靠聘请国有企业的退休老师傅、技术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帮助、支持。迄今为止，仍有众多的乡镇企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工配套，在生产和经营的各个方面与国有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初中期，浙江国有企业上交的利税是全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使政府能够对乡镇企业实行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从而大大扶持和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6年来，以国有经济为投资主体的城乡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浙江全省发电量增加了5．83倍，公路总里程增加了近1倍，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增加了6．3倍，邮电通讯业务量增加了31．4倍。这些都为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当前，浙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对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更好地发挥主导、带动作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坚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三是坚持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
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中是能够搞好国有经济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种经济成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全省公有制经济仍然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1994年，浙江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和城乡集体经济的比重为72．1％；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资产中，国有资产占43％，集体资产占41％，两者合计为84％。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仍由国有经济控制。我们必须看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来说，确实存在着争人才、争市场、争技术等问题，给国有企业带来某些困难和严峻的挑战。但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不竞争就不会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只有积极参与竞争，才能有效地增强活力，调整结构，提高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份是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1979年至1994年，浙江国有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0．9％；1993年，浙江国有工业的资金利税率为13．5％。实践表明，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环境中，国有经济是能够得到壮大、发展的。多种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也为搞好国有经济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市场环境。
第一，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促进了市场发育，为搞好国有经济创造了较好的市场条件。目前，浙江已兴办各类商品市场4000多家，1994年成交额达1480亿元，其中超亿元的市场有206家；全国最大的中国义乌小商品城成交额达102亿元，中国绍兴轻纺城成交额达88亿元。在市场的吸引下，许多国有企业纷纷进场设摊，有的联合各方兴办市场。市场的繁荣对国有企业获取信息，推销产品，采购原料，调整结构，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市场的活跃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竞争局面，大大增强了国有企业加快改革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促进了国有企业转变观念，转换机制，加快技术改造，加强内部管理，增进市场应变能力。
第二，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国有经济可以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扩散或转移给城乡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对一些小型、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或兼并、转让、拍卖、破产，或承包、租赁经营，或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而国有经济则把重点转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6年来，在轻纺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中，浙江国有经济的比重确实逐步下降，而国家用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却大量增加，累计达415亿元，为建国头30年的32倍。
第三，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了过去城镇居民就业单纯依靠国有企业的状况，为国有企业精简冗员，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94年底，浙江农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已达914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43．4％；全省城镇集体单位职工达170．4万人，城镇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82．39万人。许多国有企业早在80年代就通过兴办集体性质的劳动服务公司安置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和家属子女就业，剥离了国有企业一些非经营性的社会职能。
第四，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改变了税源结构，减轻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使政府有可能对国有企业，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16年来浙江财政收入增长6．6倍，其中，非国有经济上交利税的比重逐步提高，税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确保上交中央财政的前提下，浙江适当减轻了国有企业上交税利的负担，以扶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增强国有企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五，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大增加了城乡居民储蓄，从而使国有企业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1994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69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25元；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990亿元，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由1978年的33亿元增加到684亿元。
近几年来，浙江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出现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多种经济成份不仅在企业外部相互并存，而且开始在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在企业内部相互结合。到1994年底，浙江由多个投资主体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达191家，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7000多家，中外合资企业8851家，企业集团600多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合伙企业达8万多家。国有经济通过控股、参股、组建企业集团，支配和影响更多的社会资产，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大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浙江现有设国家股的58家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国有法人股），所能支配和影响的企业总股本为国有资本金的2．15倍。核心层由国有资产独资的杭州玻璃集团所能支配和影响的企业集团总资产为国有资本金的2．6倍。
在多种经济成份的平等竞争中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虽然浙江的多种经济成份发展较快，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焕发了勃勃生机，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包袱沉重、管理不善、技术落后、效益不好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1994年浙江国有经济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5．5％。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搞好国有经济，仍需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根据浙江的实际，进一步搞好国有经济，应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的要求，进一步利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有利条件，采取“四改联动，强大活小；点面结合，综合配套；资产重组，整体优化”的改革思路。
四改联动，强大活小，着力培育国有资产控股或参股的大企业、大集团及其企业群体。浙江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必须把各种经济成份和大、中、小企业各自的优势相互结合起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形成整体优势。要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改善管理联合动作，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实力，着力培育国有资产控股或参股的大企业、大集团。以国有独资或控股的大中型企业为核心，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组建和发展一批以资产为纽带，具有较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和商贸集团。对城乡集体及其他经济成份的大中型企业也要积极引导他们不断上规模、上水平，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进一步放开搞活。小企业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技术改造、结构改组和加强管理，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积极为大中型企业加工配套，以建立和形成为大企业配套服务、从事专业化生产经营的企业群体。
点面结合，综合配套，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浙江的企业改革将认真抓好四项试点：一是国家和省确定的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二是少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投资控股公司试点；三是若干国有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和商贸集团试点；四是一两个城市国有资产结构整体优化试点。通过试点，探索解除国有企业历史包袱、优化国有资产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培育大企业和大集团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对于面上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两法”、“两例”、“两则”，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抓好“六个一批”：一是继续推行公司制改组改制一批，全省1000余家国有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大中型企业多数都要逐步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条件的要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实行公司制改制的要不断规范、完善；二是通过“三改一加强”和组建企业集团对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大中型骨干企业重点扶持发展一批；三是继续利用外资嫁接改造一批，并且把重点放在吸引国际大企业、大财团的直接投资上；四是与旧城改造相结合，利用级差地租，使部分城市老企业由从事二产转为从事三产或搬迁改建一批；五是进一步推行企业兼并、联合、托管、租赁、转让和股份合作，对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依法破产、拍卖，使企业存量资产通过流动、重组，盘活一批；六是对暂不具备条件改组为公司制的企业，实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稳定过渡一批。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涉及宏观和微观体制的综合性改革，必须全面考虑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因素，加快各项配套制度改革。当前，要着重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及早明确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及其权责，多渠道、多形式调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国有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加快以职工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实施再就业工程，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和冗员过多等历史负担，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
资产重组，整体优化，实现国有资产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国有资产营运质量。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减轻国有企业历史债务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国有资产结构和产业、产品、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引导国有企业学会资本经营，从单纯的生产经营型转向综合的资本经营型；消除地区、行业、系统和所有制的限制，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允许国有企业通过产权转让，吸收资本，调整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于长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在能够妥善安置职工的前提下坚决依法破产。总之，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促进国有企业存量资产向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和优势企业集聚，逐步使国有资产从一般加工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小企业和亏损企业中转移出来，回收的资金除用于安置职工和清偿债务外，转投于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规范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必要的中介服务组织，制订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在产权交易和转让中必须严格进行资产评估，完善必要的审核手续，实行公开、公平、公正交易的原则，尽可能采取公开竞价拍卖或转让的方式，回收的资金必须用于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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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切实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王克英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3．4％，全省直接和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占省里全部税收的70％。但由于农村产业领域的拓展速度落后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自90年代以来，湖南农村劳动力每年以5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而每年只能安排新增农村劳动力10万余人就业，即每年要新增剩余劳动力40万人左右。预计到2000年以后，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增量将达80万人以上。目前，湖南有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各行业的内部，处于潜在的（隐形的）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湖南剩余劳动力究竟该往何处转移？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特别是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重要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
湖南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育不全造成的。其原因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还是初级产品，原料生产与加工不配套。如今，湖南的畜产品90％依然还是生猪，水果加工量不到总产量的5％，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为0．34∶1，与沿海发达省区相比，差距很大。为此，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迫切需要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和农产品交易市场化，形成粮食、蔬菜、水产品加工等生产专业化区以及商品交易中心，推动仓贮、运输、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必将有力地促进农村工业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和金融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当看到，随着农村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加快建设区域性的商业服务中心、小卫星城镇、乡镇工业小区，开发房地产业等，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领域不断扩大。为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找到出路，我们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化体系，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农产品贸易市场等。湖南在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目前，湖南农村种养业和渔业占用农村劳动力总量的77．5％，但农产品加工业仅占用6．5％，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为1∶0．29。如果上述比例提高到沿海先进省份的1∶0．7的水平，那么湖南即可新增劳动力岗位860多万个；如果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1∶1．5的水平，那就可以新增劳动力岗位2500多万个。因此，湖南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合理转移，必须立足农村，走城乡一体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市场化的路子。
大力推进农村产业化建设
湖南现有农业人口5200多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2700万人以上，剩余劳动力达700多万人。如何充分开发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首要的问题是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化建设，围绕山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形成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现在，省里已开始对现有的农村产业和产品进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发展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实体，努力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产业群体。我们把这个思路称为“双向一体”农业产业化吸纳战略。所谓“双向”，就是向产前产后延伸，按产业一体化的模式推进。具体而言：向产前延伸，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咨询业，农村金融保险业，技术培训指导和生产资料供应等服务业；向产中深化，运用高新科学技术，高起点、成规模发展农村工业，对农产品进行系列开发，多层次加工利用，实现农产品多层次增值和农村劳动力多层次就业；向产后延伸，就是要把农村产业伸向大中城市，打破城乡壁垒，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组合，推进农村产业与国际市场对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促进农村经济在总体上实现商品化、市场化。用市场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商品型农业，扩大农民就业门路，这是当前湖南农村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因此，要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就要实行种养加、产供销、经科教、农工贸相结合；要组织和支持农民主攻市场和农产品加工这两个薄弱环节，鼓励农民参与治山治水、修路建桥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改革劳动制度，建设劳动力市场
党的十四大已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为两大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提供了政策基础。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局中，加快劳动制度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推进农村产业化的重要条件。农村产业化必然要求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随着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从1984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城镇的建筑、纺织等行业已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从事劳动。在建设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过程中，我们首先加速培育土地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土地使用权长期不变，明晰了土地产权，稳定了农民队伍。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我们又加紧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扩大经营，取得规模效益，并逐步把土地引向一、二级市场。我们还着力改变城乡隔离的状况，建立城乡统一的各种形式的职业介绍所，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线，剔除粘附在户籍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完全平等。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一些地方劳动制度改革与其它各种制度改革相比，还十分滞后。我们要广开就业门路，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
强化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也是阻碍全省农民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平常讲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是就数量而言的。由于湖南农村劳动力质量即劳动力平均技术熟练水平不高，农村劳动力有效总资源并不十分丰富。因此，普及义务教育，强化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岗位培训，构建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相适应的新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必须强调的是，培训农村劳动力，必须跳出农村基础教育一味追求升学率的路子，把指导思想真正放到直接为农村经济服务上来。强化职业技术培训，必须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个环节同时入手。其具体做法可以是：在农村小学的高年级普遍开设劳动课，建立劳动实习基地，并结合小学的自然课特点传授最基本的现代化农业知识；在乡镇职业中学或农业中专，要加强农村职业技能教育，使在校学生学以致用；对已在岗的一部分具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村青年开展现代化农业知识培训，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农村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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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确立科学思维方式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王旭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因此，确立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摒弃错误思维方式，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是每个领导者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注意克服“赶浪头”思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注重调查研究，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往往人云亦云，随波逐浪，照抄照搬。这种赶浪头，不看实际，不顾经济规律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一阵风”、“一刀切”、一哄而起，危害极大。河北雄县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当时，各地纷纷兴办开发区，发展大工业和外向型经济，雄县县委、县政府也曾试图发展大工业，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起色不大。这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县情，对雄县经济发展道路重新定位。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识到雄县是传统农业县，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近年来又发展缓慢，缺乏大工业基础；同时，由于原材料资源贫乏，能源缺口较大，发展大工业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但是，近年来，全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涌现出了一批各类商品生产专业村。这些专业村具有经济总量大，群众参与性强，市场发育快等特点，已经成为整个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为此，县里适时调整了原有思路，重新确定了盯住市场，发挥优势，大力实施专业村战略，有效地推动了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今年1至9月，全县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7．3亿元，财政收入3370万元，人均收入超过1500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9％、41％和31％。
注意克服“墨守成规”思维。一些同志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逐步形成一定的“成规”，总是带着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注意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这种带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障碍。雄县的城镇建设，也经历了一个如何突破“成规”思维的过程。按照常规，城镇建设只能依赖财政投入，但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又很难满足大规模城镇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拘泥于常规，而是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路子，采取吸引农民进城、引进外地资金和单位筹资等多种渠道，大大加快了城镇建设的步伐。近年来，全县自筹资金1亿多元，拓宽了县里5条主要通道，改造了通讯设施，实现了村村通电话，连接海内外。
注意克服“直观”思维。只看表象，不看本质；只求表面了解，不求深入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很难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思维方式，在白洋淀温泉城的开发建设问题上一度表现得十分突出。1992年，白洋淀温泉城建设遇到一些困难，一度陷入低潮，有些干部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对温泉城的建设前景产生怀疑，参与热情一落千丈。这主要是他们只看到一时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温泉城的发展趋势和潜力。为此，县里利用多种形式，客观分析温泉城建设面临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坚定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和参与温泉城建设的信心。目前，温泉城已完成了七通一平，一些重点项目正在兴建。
注意克服“单向”思维。有些同志习惯于“单向”思维，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看不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人们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单打一，甚至顾此失彼，影响全局。前些年，由于县里一些干部不善于多向思维，对农村工作缺乏全局性、系统性思考，往往是什么问题突出，就孤立地解决什么问题。结果劲没少使，效果不大，有时甚至“按下葫芦起来瓢”。去年在抓党建，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中，雄县县委、县政府注意克服“单向”思维，对农村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基层党建、小康建设、依法治村整体推进的农村工作思路，并坚持做到三项规划一起订，三项任务一起抓，三项成果一并考核，很快出现了三项工作相互促进的“综合效应”。到目前为止，全县共建成农村优秀党支部47个、先进党支部105个、小康村76个，分别占全县总村数的21％、47％、34％。
事实表明，错误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妨碍各级干部正确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科学决策。对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地加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深入实践，调查研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确立科学思维方式，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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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出版
王跃生撰写的《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一书，最近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把人口的发展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中去认识，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户口管理政策、婚姻政策、生育政策、家庭及宗族政策、老年人口政策、人口迁移政策、人口职业政策、流民政策、人口救济政策、民族人口政策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入手，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盛衰变化与政府人口政策的关系，展示了整个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的基本脉络，对于了解和把握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特征，更深刻地认识我国今天的人口状况，筹措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良策，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广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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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多元化研究》出版
赵春明撰著的《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多元化研究》一书，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运用本质分析与数量分析、理论阐述与模（图）型说明相结合的方法，依次详细地考察了日本、亚洲“四小”（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内在因素，综合分析他们的某些共同做法和相异之处，论述了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最后从借鉴和启示的角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探索和理论概括。全书具有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资料丰富、注释翔实、信息量大等特点。（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