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热点透视
近些年，就业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城里人不再是生下来就有铁饭碗了；待业人员成为城市一大难题；劳动者从“等饭碗”转向自己“找饭碗”。如何看待——
“饭碗”的变迁
本报记者王彦田
又是岁尾，适逢两个“五年计划”交接的日子，老百姓家有什么愁事呢？
张述三，北京一家机械厂的工人，膝下两儿一女，老张５０大寿刚过，儿女孝顺令老人心慰，可老人为他们操心也没个完。小儿子在一家建材厂上班，工厂经营不佳，工资没着落，嚷着换工作；老幺是女孩，职业高中毕业快半年了，还闲在家里，将来怎么办？
这样的愁事不仅发生在老张家……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很无奈。人们开始从就业角度理解这句话的内涵。但只有无奈是不行的，面对现实，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思考些什么？
企业职工４人中有１名农民工
报载，１９９４年，到深圳特区务工的外地农民工已达到２００万人，按每人一年寄回家３０００元计算，一年从深圳寄走的现金就有６０亿元。
１９９５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已达到５０００万人。５０００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全国共有职工（吃商品粮者）１．４７亿人，其中国有单位职工１亿多人，农民工数量已是全部职工的１／３强，是国有职工的一半。或者说，在城里工作的４个人里，就有１个是农民工。
上海，过去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现在则成了农民工淘金的集中地之一。１９９３年，上海市的外地暂住人口已有２５０万，而１９８４年是７５万，大约每隔５年左右翻一番。如果不加控制，到２０００年，就有５００万到６００万农民工进入上海。而上海市人口１３００万，产业工人队伍才６００万人。
城里人也许不愿意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涌进城，大中城市发生过清退农民工的举动。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进城的农民工仍有增无减。
原因何在？
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低。北京的一个老板算过这样一笔帐：他在石景山区有家饮食企业，雇用了３０名外地女工和４名本地求职者。按劳动政策规定，雇用的３０名外地工，每年只需向政府有关部门缴２４０元的《做工证》钱。但在同样的工资标准下，雇用３０名北京的求职者，则每年应向政府管理部门缴纳１２４２０元的管理费和养老统筹金，这中间相差了５１倍的价钱，还没算正式招工要负责分房、医疗、退休养老的帐。
农民工能干。人们对农民工肯吃苦、肯卖力气、好管理的赞言随处可见。值得一提的是，进城农民工的素质也在提高，这主要是农村教育普及提高的结果，新一代农民中受过高中、初中教育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也具有开拓精神。
政府组织鼓励。河南省虞城县是国家级扶贫县，这个县有１００万人口，县里准备输出１０万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正在到处找接收单位。同虞城县一样，中西部地区也看准了这条路：组织剩余劳动力进城。政府出面组织，说明农民工进城已走出了自发盲目阶段。
有消息说，“八五”期间，进城务工的农民，每年增加１０００万人；专家分析，未来５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１．５亿人以上，对城市就业的压力不可小视。城里人，面对着激烈的“饭碗竞争”。
失业——不容回避的难题
我国“八五”就业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有了“失业”问题。这是就业领域最沉重的话题。
过去，我们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失业，把未就业称为“待业”。直到１９９４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失业”一词才堂而皇之地在经济舞台上亮相。
失业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政府要付出巨大的失业保险金，失业者生活也难以得到保障。
体现失业压力的最直观形式是失业率。“八五”期间，我们公布的城镇失业率都在３％以内。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记者就此采访国家劳动部的有关负责人。他们介绍，我国采取的是登记失业率，登记失业的范围主要包括五项：１６岁以上各类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中，初次寻找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者；企业宣告破产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被企业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辞退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辞去原单位工作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符合失业人员定义的其他人员。当然，还有一些半停产企业的放长假职工等，尚未计算在失业人数内。另外，我们还有隐性失业的说法，隐性失业者主要是指企业内的富余人员。
“八五”期间，失业人数逐年增加，１９９１年，全国登记失业的人数只有７０万，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三年间，几乎每年翻一番。有关部门测算，今年末，失业者将超过５００万人。当然，失业原因是复杂的。
失业的“双刃剑”作用
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失业是一把“双刃剑”。有一定的失业率，可以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同时，失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后备军，对已就业人员形成压力，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失业人员越多越好。社会容纳失业人员数量多少，是以社会保障的能力为前提的，而我国目前的社会失业保险能力还比较脆弱，难以承受企事业单位无限制地裁员。如果企业把富余人员的１／３推向社会，我国的失业率就会超过６％，国家现在的失业保险金就难以应付。政府一再强调，企业富余人员以内部安置为主，正是从这一点考虑的。
不管怎样，失业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伴生物，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绕不过的社会难题。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政府一直在积极想办法缓解失业压力，要求对失业者予以妥善安置。对于劳动者来说，面临着就业观念的转变。
要有“找饭碗”意识
劳动力供大于求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办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企业用工靠计划分配，分多少接受多少。这就是“分饭碗”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发展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原则确定下来，国家对劳动就业的基本方针，由过去的国家集体“统包”改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这个“三结合”方针的主旨之一，就是劳动者要自己“找饭碗”。
到哪里去找饭碗？只盯着“全民”、“集体”不行了。随着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国有、集体经济发展中逐步减人，难以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形成似乎只有到全民企业，至少到大集体企业工作才叫就业，其它都不叫就业的观念。其实，经济学的就业观点就是靠自己劳动取得正常收入，不管做什么工作，个体、打工、开小店铺都是就业。
找饭碗的领域更加广阔，乡镇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３００万城市青年到乡镇企业上班，其中广东省有４０万人。劳动部公布的１９９５年前三季度劳动工作分析中说，今年１至９月份，其它各种经济类型单位从业人员７７１．７万人，比去年底增加了２４万人。而同期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人数分别比去年底减少了１００万人和５６万人。
市场经济讲竞争、效率，就业也离不开这条原则。计划经济下虽有“能者多劳，按劳分配”的说法，实际上很难实现，而建立竞争机制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时，“能者多劳”就不是空话了。劳动部公布的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比例是１２％左右，即有１０００万到１５００万人被列为冗员。劳动岗位的竞争显然是激烈的。凭能力竞争上岗，意味着提高效率和劳动者素质。
参加过人才交流会、学生分配会、企业招工会的人，一定体会到了“竞争上岗”的分量。
城市的许多工作，并不是城里人干不了，像开电梯、搞卫生等大量服务性工作，都需要人去做。面对饭碗的变迁，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青年人面临失业时，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择业观念。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中国质量万里行
住宅工程质量：隐患多
——建筑工程质量巡访录之一
中国建设报记者董子华
最近，笔者到沈阳市皇姑区一个住宅小区采访，刚到就被小区居民团团围住。
“该漏的地方不漏，不该漏的到处漏，可把俺们折腾惨了……”
“记者你到我家去看看，这一年多我们全家上厕所都得披雨衣！”
据沈阳市建工局的同志介绍，这种情况，在近年竣工的住宅楼中相当普遍。沈阳如此，其它地区的工程质量如何呢？笔者为此走访了原建设部监理司总工程师何建安。由于近年来我国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施工、设计、建材企业发展过快，加上建筑市场混乱，政府管理力度不够，一些工程质量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住宅工程质量问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程合格率低。全国工程质量抽检合格率，１９８８年为４８．７％，１９９１年为７１．６％，１９９４年８１．８％。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工程质量在逐年提高，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即使是去年，仍有近２０％的工程达不到合格标准。如果再回过头来看，１９８８年竟有半数以上的工程达不到合格标准。
第二，劣质工程增多。所谓劣质工程，一是结构不能保证安全；二是功能质量达不到基本使用要求；三是单位工程观感得分在５０％以下。１９９４年建设部在２９个省会城市抽检的４６２栋住宅工程，劣质工程就有１７栋。省会城市尚且如此，其它城镇大面积住宅工程质量可想而知。
第三，坍塌事故时有发生。近年来，在建工程坍塌事故增多，而且有的是整体坍塌。去年６月就接连发生两起。６月４日，深圳龙岗某厂在建的６层宿舍楼整体坍塌，造成１１人死亡、８人重伤。今年４月６日，江西省义安市在建的一栋７层住宅突然整体坍塌。
第四，有些工程存在严重隐患。有些工程未经地质勘察就设计地基基础；有些结构工程未经结构计算；有些工程使用劣质钢材、水泥。更有甚者，有人竟敢在钢筋混凝土中抽走３０—５０％的钢筋。某市一住宅小区的楼板设计厚度为１００毫米，实际平均只有７５毫米，最薄处只有５０毫米。１９９３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对２９个省市１０００多家生产螺纹钢的厂家进行抽检，合格率仅为１９．６％。
建设部建筑业司司长姚兵痛心地说：“国家建设规模这么大，施工队伍发展这么快，而面临的问题又这么多，作为国家主管建筑业的一位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当前我们要很好地接受韩国三丰大楼倒塌惨痛教训，敲响我国工程质量的警钟。”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消费者说
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致敬
人民日报编辑先生：
我是一个旅居美国多年的华侨。近年来，因工作的需要，多次前往祖国，并穿梭于城市之间。
今年１０月９日，原本要由西安至香港，继而返回美国，曾刻意地安排港龙的航班，后因北京有事行程改变，只得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１２０４航班前往北京。然而，此次航班的服务不仅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民航客舱服务的看法，进而对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领导有方，由衷地敬佩。
此航班由廊桥的亲切问候开始即给人一种备受礼遇的感觉。走进清洁整齐的客舱，顿生好感，客舱乘务员彬彬有礼的态度及主动亲切帮助乘客安置手提行李，井然有序地安然就座，这情景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从未见过。在飞行中，乘务员有礼貌又大方地与乘客话家常，使人觉得宾至如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令人畏惧的卫生间，其清洁的程度令人刮目相看。邻座的老外，在用完卫生间后，向其旁座的伙伴不住地赞扬，听他的口气，显然以往曾深受其害。当他发觉我也在侧耳听时情不自禁地向我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中文说：“很好，很好。”我向他点点头，一面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一面向我自己内心中深藏已久的中国人的自尊点头。
自从有了这次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的飞行体验，我不会再被动地轻信任何人对祖国民航客舱服务不负责任的批评，反而主动地告诉批评者，说“谁说民航客舱服务不好，我的经历可不然……”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瀛海
（编者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因其在安全飞行、道德礼遇、高质量运营等方面作出了杰出成绩，今年１０月３０日获得了由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协会颁发的“五星钻石奖”。）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都市生活
棉裤又俏哈尔滨
张成
眼下已进入冬季，多年前已告别哈尔滨市民的花布棉裤，居然又在街头露面成了抢手货。
棉裤是１０年前国人过冬的必备品，尤其在北方，只有厚厚实实的棉袄棉裤，方能抵御风寒。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便出现了冬装的更新换代。当时的时髦青年为了漂亮，宁肯冷点也不穿臃肿的棉衣棉裤，有个流行口号是“爱美不穿棉，冻死也心甘”。
可是，风水轮流转。现在毛的、皮的时兴过了，棉衣又卷土重来。在哈尔滨市的服装市场中，很容易找到这种由家庭手工缝制的花布棉裤。南岗地下商业街夜市上经常看到手提十数条棉裤出售的货主，固定摊点上棉裤布料花样多，有极具东北色彩的大红大绿，也有颇具江南水乡素静淡雅情趣的碎花。尺寸也特别全，上至老人穿的，下至婴幼儿穿的，应有尽有，价钱远比羽绒服等冬季服装便宜。
一位中年消费者指着自己刚买的两条棉裤说：“我们家里的老人恋这东西，总说棉袄棉裤舒服。”据了解，给孩子买棉裤的人也不少，因为孩子长得快，买了羽绒服或皮装，一年就穿不得了。棉裤既经济又保暖，自然成了家长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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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身边的故事
争当街头歌星
河北大学新闻系９３级王丽平
记得几年前，小城的人们听到“卡拉ＯＫ”这个词时，还互相逗乐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一种先进的照像机吧！一按快门，“卡啦”，ＯＫ了。听者无不点头赞同。
后来有走在小城前列的人弄回一台卡拉ＯＫ机，夏天的夜晚摆到路边，拉上几条彩灯作装饰，唱一支歌两元钱。每晚在彩灯周围密密麻麻围得风雨不透，可就是没人上场，一台机子摆在“圈儿”里当电视看。老板没辙，只得亲自披挂上阵，结果高音没上去招来一场哄笑。没几天，那个喧闹一时的小摊子消失了。
几年后的今天，不知从何时开始，街头悄悄冒出了这么多卡拉ＯＫ机，而且生意兴隆。每当机子摆好后，点歌的小簿子就像飞出窝的凤凰，不到收摊不肯回“家”。唱的投入，听的认真，观众似乎也十分文明，唱好唱砸都有掌声。
有一对小两口在这个“圈儿”里小有名气。那天他们手执麦克风共唱一首《我听过你的歌》，歌词刚出口就赢了个满堂彩，老板笑容可掬地拍板：“以后你们每唱两支歌，免费奉送一首。”
仅仅几年工夫，小城的人们便不再羞涩，掏上几元钱“找找歌星的感觉”，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娱乐，五音不全的人也敢拿起麦克风吼上两嗓子，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
卡拉ＯＫ在小城火起来，是小城“精神”更文明了，还是小城“物质”更文明了？或许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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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营之道
“五洲”的三招
王国灿
在浙江诸暨，地段冷僻的“五洲商场”原来名气不大，现在却办得有声有色，荣获“浙江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优秀企业”等光荣称号。今年１—１０月商场销售额已达１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８００多万元。
五洲商场总经理陈银生把他们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三招”，其一曰：引火烧身，把消费者权益和商场义务印成传单、专设咨询台，教会顾客如何告商场的状；举办“纳百家之言，兴五洲商场”活动，一下子就收到８０００多封来信，４万余条意见。商场由此订出了“三绝”（绝不进假冒伪劣货，绝不进后门货，绝不进人情货），“三为主”等责任条款（即在商品质量问题上可退可不退以退为主，可换可不换以换为主，分不清责任的以我为主），使顾客进了五洲商场，真正感受到“上帝”滋味。其二曰：“赔本”干公益。五洲商场出资１０万元搞全市“十佳教师”评选活动，随即又对全市考上大学总分第一及保送入大学的优等生免费赠送５００元和３００元的学习用品。这一系列“赔本”举动，使五洲商场的无形资产成几何级数扩张。“赔本买卖”的结果，１９９４年底的报表上是这样一组数字：公司投入９０多万元，实现销售利润３００多万元。其三曰：售后服务出奇招。一般商家的售后服务只停留在“三保”上，而陈银生领导的商场却有四保：他为顾客多了一条“保用”。消费者在家电维修时可享用五洲商场免费专车送上门的维修周转家电。使顾客真正享受到：“机器出毛病，享用不出毛病”。这一举措引得邻县市的顾客的纷纷远道来光顾“五洲”，商场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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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北京“面的”是与非
马立诚
“面的”成了北京人常常感到头疼的话题了。
一位颇有自嘲襟怀的“面的”司机朋友，苦笑着对我说：“‘面的’人人坐，人人骂。”也许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不过，因了“面的”拒载而发生争执，导致乘客被撞伤的新闻，已多次在电视上播出。
以我自己的经验，非招手三次不可。司机先问去哪里，报了地点之后，他略一算计，回答：“去不了，我上公司开会。”其实真正原因是，他觉得把你拉到目的地赚不了太多钱。我曾有一次令人哭笑不得的遭遇：在司机犹豫中上了车，开出１０米左右，他突然停车，对我说：“对不起，我去不了，您下车吧。”硬是把我赶下车来。显然，这是他又算计了一番的结果。我去的地方距离是９公里多，正好在１０公里蹦字的边缘，是个“苦活”，他不干。
或问：“为什么不记下车号举报？”出租汽车管理局倒是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如发现拒载，必定从严惩处。可据说局里每个月都接到上万个举报电话，每天也合上３００多起。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管理局只好派人“微服私访”，假装乘客“打的”，惩处“害群之马”，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
那么，打“夏利”吧，“夏利”倒不拒载。可是看着“夏利”的计程表过了４公里就一连气往上跳，而且等候时也蹦个不停，工资族的心脏没有不跟着跳的。除了４公里左右的距离之外，一般说，打“夏利”的费用大致等于“面的”的２倍或３倍。这就是“人人骂”“面的”，又“人人坐”“面的”的原因。
话说回来，“面的”司机也有苦恼。许多人扔了铁饭碗，分房劳保公费医疗都没有，风险够大。每天干１０个钟头或更多乃家常便饭，还落下个胃病腰疼。警察对“面的”违章卡得格外严厉，交罚款也是成本之一。乘客什么人都有，赶上不顺，不付钱还算幸运，司机被抢甚至遭杀害也时有耳闻。再说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交通事故？这可不全由自己。最头疼的是越来越堵车。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夹在长龙当中，半天挪一点。我有一次下午５点打“面的”从东四到鼓楼，足足走了１个半小时，司机只挣１０元，还要交管理费，要买汽油，确实急人。
现在北京有了新章程。１２月１日起，“面的”加等候费，５分钟算一公里。这是两难中一个不错的选择。怎么说呢？一方面，这些年大伙收入提高不少，“面的”１公里１元（１０公里之内）一直没变，是有点说不过去；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收入很低，倘大幅提高收费标准，出租车就要脱离普通人。现在加了等候费，减轻了“面的”司机堵车等候的苦恼，价格上也比“夏利”便宜，大伙能承受。这是让两边都迁就迁就，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可这里要给出租车管理部门提个醒的是，一方面按市场原则办事，一方面还要重视做好司机的思想工作。不然的话，有些司机的胃口大，加了等候费还是拒载，那样乘客们的意见就更大了。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自费逛北京城，过去对于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仿佛是个梦。如今，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逛北京的梦想成真。瞧，这藏族同胞一家人自费游北京心里有多高兴！
孙毅摄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难逃“洗劫”何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