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编者按
由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举办的第六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于１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率中方代表团出席，中日双方与会人士近３００人。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日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今日本报分别在二、八版刊登双方主题发言人的发言摘要、讨论答问摘录和中方会议主持人的综述，以飨读者。——编者
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对外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介炎
１９７９年以来，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国际经济联系的一体化，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我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只有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才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事业。
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深入，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首先，对外贸易迅速扩大，我国进出口总额１９８０年为３８１．４亿美元，１９９０年为１１５４．３亿美元，１９９４年为２３６７亿美元，今年前９个月已达１９７７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１９９．５亿美元，进口商品１９８．９亿美元。从１９９３年开始，日本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１９９４年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初步统计，我国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２０％以上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达３０％以上。第二，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到１９９４年，我国外债余额为９２５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９５６亿美元。到去年底日本企业在我国设立合资企业１０３００家，协议投资金额１４２亿美元，实际投资７６亿美元，居各国和各地区投资的第四位。随着外资的进入，带来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开拓了产品外销渠道，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第三，对外开放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我们创办了五个经济特区，开放了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了沿海一些开放地带，进一步开放了沿江、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加快了主要交通干线地带的开发开放；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鼓励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第四，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并加强了产业引导。今年，我们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鼓励、允许、限制等政策，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等领域。同时，我们改进了海关、商检、运输等工作，改善了投资环境，加强了管理。目前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对外开放正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
在金融改革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地推进了金融的对外开放。到今年９月份，我国对外金融开放城市已达２４个，金融业务比较集中的沿海和经济发达城市已基本对外开放；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已有１３４家，其中有１４个国家的５５家银行设立的分行１１５家，中外合资银行５家，独资银行５家，外（合）资财务公司５家，保险公司４家，外资金融机构种类齐全、数量较多、业务发展较快，９月末外资银行资产余额已达１６２亿美元，比年初增长３７．３％。同时，我们加强了同各国际金融机构、各国中央银行的联系与友好合作，推动了我国金融机构与各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参考并借鉴国际和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对银行业监管标准，完善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
我们一直重视中日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中日金融交往日益频繁，到今年８月底，已有１４家日本银行在我国设立２６家分行，占已开业外资银行数的２２％，其中东京银行还是第一家在北京开业的外国银行。日资银行在华分行大都经营水平较高，经营业绩良好，到８月末，２６家日本银行分行总资产为６３亿美元，放款４７亿美元，净利润０．１４亿美元。我国也已有５家商业银行在日本设立２家分行和４个代表处。中日两国互设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有利于推动两国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地进行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试点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在“九五”期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一如既往地推动中日金融交往与合作。（附图片）
第2版(经济)
专栏：
外资企业的几点希望
索尼公司副会长桥本纲夫
可以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牵引车。因此，世界各国认为中国的存在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以日本为首的许多国家都强烈期待在中国复关、降低关税和取消进口限制、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与中国合作。
对中国提供的合作，有对华日元贷款等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也有民间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民间企业提供的合作今后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市场原理将更加渗透其中。民间企业期望通过投资和技术转让，使中国经济更快发展。
实际上，许多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过程中，都在考虑能有利于作为出口基地的中国的贸易收支平衡；作为面向国内的生产基地，通过提供商品，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合作。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索尼公司也对中国予以关注，开展了商务活动。最近，在上海（摄像机等项目）、北京（通信终端项目）建立了新的工厂，并计划进一步扩大商务活动。其中，对于中国在法律配套和市场化的进展方面值得评价。但是，在法律、行政方面仍存在令人费解之处，民间对华投资仍有若干课题需要解决。我认为这是从过去基于人治的行政，向法治的行政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基于这个认识，我想谈一下“外资在中国的课题”。
第一，我们积极进行技术转让，但技术转让也应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等价交换是必要的，对此希望给予充分理解。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是在接受欧美诸国的许多技术转让、进行等价交换的投入中实现的。
第二，关于知识产权。伴随技术转让和在此基础上生产活动的进展，以及今后软件技术领域的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显得重要，希望进一步努力提高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
第三，从事商务活动中，有时仅依照法律也不能顺利进行。举一个例子，关于建立伞型企业（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今年４月制订了《关于外国企业设立投资公司的暂行规定》，政府的方针十分明确。可是，尽管新制订了这些新概念，企业在实际工作中，仍感觉不甚完善。听说投资公司申请设立认可时，在得到法律规定的当局认可之后，其他当局对于得到认可的事业目的会发表不同见解，也有这样的事例。
第四，行政的连续性和政策决定过程的透明度仍有待改善之处。例如，最近成为议论热点的对外资优惠政策的变更。的确，作为中国政府，对外资优惠政策的修改，在确保财政收入、复关条件配套上是重要的、可以理解的。可是，各种法律和制度突然变更将增加企业经营的难度。这些变更对于外资企业，将增加对于将来的不安，将影响投资欲望。说得也许冒昧，削减、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时，为便于外资采取对策，应给予充分的准备期间，或者采取其他放宽限制等救济方法。
第五，贸易政策有必要得到国际上的理解。当然，各国国情不同，批评基于国情的贸易政策是不妥当的。但是，从外资的立场来看，如果进口税率和出口义务比例等，国际上认为不是适宜的水平，贸易、投资就得不到发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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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中经济交流的变迁和展望
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丰岛格
首先从日中贸易谈起。１９７２年时，两国贸易总额只有１１亿美元，约２０年后的１９９４年达到４６２亿美元，增长了４０多倍，连续４年刷新最高纪录。进入今年以来增势不减，１至９月已达到４１２亿美元，今年可能突破５００亿美元大关。作为日本的贸易伙伴国，在日本出口贸易中，中国居第６位；在日本进口贸易中，中国占第２位；在双边贸易总额中，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
关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向。不可否认，最近与过去一段时间相比，投资热确实有些下降。但是，以制造业为主，对中国投资的关心度仍然较高。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中，中国所占的比例，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逐年迅速增大，１９９１年度是１．４％，１９９３年度是４．７％，１９９４年度是６．２％，３年中增长近５个百分点。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度，以向日本大藏省申报的数字表示，比上一年度增长５１．７％，达到２５．７亿美元，成为投资额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在亚洲地区占第一位，从世界范围看，超过英国、继美国之后，是第二位的投资对象。
关于日本对华资金合作中的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迄今为止，已经提供了３批日元贷款。在日元贷款提供对象国中，中国超过了印度尼西亚，１９９４年度单年度居第一位（以余额计算印度尼西亚仍是最多）。过去日元贷款的项目是铁路、港口建设等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发电站建设等能源部门，以经济基础设施为中心。关于从明年度开始提供的第四批日元贷款，日中双方去年末达成协议，前３年即１９９６年度—１９９８年度期间确定４０个项目，提供５８００亿日元。
以上谈到日中两国经济关系的现状和特点，为了今后取得更大发展，我想再谈以下３点。
第一，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听说中方一直为早日加入致力于国内体制配套，希望现已在世界各国贸易额名次中居第１１位的中国，为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建设性的一员，为尽早实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推进符合国际惯例规定的改革，与有关各国的谈判采取更灵活的姿态。
第二，在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这也是经常指出的，关于取消外资优惠、降低出口退税率等政策和制度的变更，希望充分考虑事前通知或过渡期间。
第三，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包括近邻诸国的亚太地区是重要的。考虑到这一点，日中两国今后的经济合作领域，除能源、环境之外，要实实在在地为解决粮食、人口问题等作出微薄的贡献，我认为有必要考虑这一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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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三和银行董事长渡边滉
我深知贵国将人的信用珍视为最宝贵的财产，也许阐述这一题目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不需冗述。可是我想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未曾见面的人不可信任，甚至具有真实法人资格的企业之间信用概念也不通用的话，则社会本身不能正常运行”。
在这里以“从金融机构看什么样的企业可信用”，“从企业看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可信用”，“与国际标准相比又是如何”的观点谈以下３点意见。
第一，关于经营者的意识。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作为法人的企业而非经营者个人。企业没有注定的寿命，在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具有永存性。因此可信赖的经营者就是，为了“企业的发展”付出最大努力，并要对结果承担责任的人。抱有“反正是自己的企业，利用企业为自己致富”，或是“因循前例经营企业即可”等想法的人得不到社会的信赖。作为经营者，应该具有自助努力，自我负责的精神，要随时随地考虑如何使企业发展壮大，希望企业经营者都能这样做。
第二，关于会计制度。应该积极地向社会公开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财务帐表，以此宣传企业本身。相当于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的日本的企业会计原则，能在日本的大企业、中型企业乃至小企业得到彻底实施，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很值得重视。经营者和企业的成果，在财务表中得到正确评价，企业的信赖度飞跃提高。
今后贵国的市场开放将更趋活跃，因此在确立企业经营管理手法时，让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标准接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前中国企业的会计制度一直实行“收支会计”，１９９２年公布了新制度使各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会计制度有很大变革。但是我们也了解到有价证券评价亏损和存货盘亏的计算未完全反映在会计制度中，还留下了收支会计制度痕迹，与国际标准相比一些内容还需探讨。
我本人认为提高会计制度的透明度，也是当前贵国经济中的一大课题，解决得好，将有助于找出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间债务债权问题的解决方法。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将拖欠帐款的金额和内容公开，这样在处理方法上可有债务股份化、证券化等手段，并可以参考国外事例以及灵活运用其他金融技术，由此为解决难题打开通道。
第三，关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今后在贵国随着市场经济机能作用的扩大，金融机构业务当中最本质的部分——审查机能、债权管理机能、也就是风险管理机能将更加重要。为了能够适应这一形势，单从体制和组织方面去抓还不够，积累具体运作的知识、技巧也极为重要。这是一个需要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得来的。因此为提高这方面的水平，如有需日本金融机构提供协助的，愿竭力支持。
上面就经营者意识、进一步充实会计制度、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三个方面略述了一些看法。这几点对于在市场经济中取得并提高“信用”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是从民间的角度，可以提供合作的方面，例如上述有关介绍日本的经验、知识技巧等。（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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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轿车工业的产业政策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总裁代表陆吉安
中国的汽车工业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轿车工业的时代。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轿车市场之一。
中国轿车的产量，在１９９１年为８万辆；１９９２年为１６万辆；１９９３年为２２万辆；１９９４年为２４万辆。
迄今为止，中国的轿车工业选择了以ＣＫＤ散件组装起步的发展道路，各汽车生产企业先后引进了美国切诺基，德国桑塔纳、奥迪、捷达、高尔夫，日本夏利、奥拓、斯芭鲁，法国标致、雪铁龙等车型。
根据中国国内汽车行业专家的综合意见，今后若干年中中国轿车市场的需求量将急剧上升。到２０００年，中国轿车的保有量将达到６００万辆，当年需求量为１００万至１４０万辆，到２０１０年，中国轿车的保有量将达到２０００万辆，当年需求量为３５０万辆至４００万辆。也就是说，在未来１５年中，中国轿车市场的需求量将年均增长１６．４％。
为了顺应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的形势，在借鉴各国汽车工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制定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
中国制定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是：
——到２０００年汽车总产量要满足国内市场９０％以上的需要，轿车产量要达到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使汽车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在本世纪内，支持２—３家汽车工业生产企业（企业集团）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型企业，６—７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成为国内骨干企业，实现汽车工业结构调整；
——确立少厂点、大批量生产体制，引导中小型企业向骨干企业靠拢，大型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在２０１０年以前形成３—４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产业政策”中有突出的几点值得注意：
１．将轿车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发展货车与轿车的关系上，从重视货车调整到重视发展轿车。
２．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汽车零部件及相关工业，以促进中国汽车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零部件工业的大门对外商是完全敞开的。
３．突出强调了国产化，规定汽车工业不得以半散件（ＳＫＤ）和全散件（ＣＫＤ）方式进口散件组装生产，整车合资项目的起步国产化率不得低于４０％，从税收政策上鼓励整体国产化率达到８０％以上。
４．鼓励并支持汽车工业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和科研机构，通过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形成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
上海轿车工业将在原有的基础上，从１９９５年开始逐步解决两方面问题：
１．加速开发新车型。
轿车生产企业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开发能力，随着中国复关和国内其它厂家的逐步扩大，市场竞争将趋于激烈，没有新的车型不断投向市场，必然危机四起。因此，上海汽车有限公司与巴西拉美汽车公司联合开发新一代车型——桑塔纳２０００型轿车，已经投放市场，今年计划生产３万辆，并已启动适应中国市场需要的家庭轿车自行设计开发工作。
２．降低产品成本。
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在行业内推行精益生产，打算从１９９５年起的３年内，各类产品成本降低５％—１０％，其中桑塔纳轿车成本降低１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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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一些重点难点问题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
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取得进展，企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使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是：
１．政企职责分开。
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国有企业直接经营者，这就造成了一系列政企不分，职能错位的问题。政府把本应由自己行使的职能加到企业头上，让企业办小社会；另一方面，政府仍握有许多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权力，使企业经营自主权不能完全到位。这种政府与企业边界不清，职责混淆，追求目标混乱的结果是，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企业则事事依赖政府；政府热衷于办企业，管企业的事；企业则疲于自办小社会；政府在制定管理经济的政策时往往要照顾那些困难的国有企业，使企业缺乏压力、动力和监督，造成低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政企不分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政府转变职能、改革机构、实现政企职责分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２．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
全国经营性国有资产笼统为国家所有，但管理和监督责任不清，造成资产流失。
政府部门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者权利，形成政府部门干预企业的基础。虽然，在企业中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但凡需企业股东会、董事会作决定的事都由政府部门分别掌权。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分兵把口行使企业董事会职能。如投资决策权，在政府计划部门；重大技术改造的决定要政府经贸委系统批准；工资奖金分配多少，由政府劳动、财政部门决定；重要人事变动，由政府部门说了算。由此看来，政府成了千万个国有企业唯一的董事会。这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形式不仅使企业经营自主权难于真正落实；同时由于国家所有者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使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责任难于落实；而且庞大的国有经济由政府这一个主体直接运营，使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等市场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必须改变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找到既坚持企业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又使企业成为千万个各自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具体途径，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体制。
目前，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有的城市也在探索理顺企业产权关系的途径。
３．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国有企业由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的生产单位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相应地要改变企业追求的目标，企业活动的范围，对企业的评价体系；要重新构造企业与政府关系，企业与用户关系，企业与企业关系，企业与银行关系，企业与职工关系等。这涉及企业发展战略、组织机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和活动方式及风险责任体制的重大转变。这其中最困难的是经营者和职工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至今远未完结。
４．妥善处理企业的过重负担。
人员多：企业内大约有１／３以上富余人员，但还不能解聘进入社会；
债务重：高达７５—８０％的资产负债率，而且资产质量普遍较低，贷款利率高；
办社会负担重：许多企业要从自办学校、幼儿园，到医院、食堂，甚至消防、公安等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职能机构。一些远离城市的企业，职工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变成了与企业的关系。
人们越来越感到解决这些深层问题的紧迫性。为实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这些深层问题不应再留到２１世纪。
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要相互关联地做好三件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和推进配套改革。
目前各地正努力推进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壮大企业的实力；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兼并破产，减人增效，逐步消化过重负担，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必要的条件。（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