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十三年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２周年
吴志渊
一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江西中央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破灭，不久，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过程中，关于落脚地的问题，中央召开了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变动了七次。过了雪山草地，在甘肃哈达堡，找到一张国民党报纸，发现陕北有红军，但尚不确实。行军到通渭县榜罗镇，司令部进驻一所高小学校，该校有几份报刊，完全证实陕北有红军，而且有根据地。随即召开连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到陕北去。由此到彼，约８００多里，我们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主动打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到达吴旗镇，进入了西北根据地。毛主席用湖南一句土语：“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来形容西北根据地的重大政治意义。这是西北根据地对党和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大贡献。
从此之后，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一连１３个春秋。延安是总后方、是司令部。由于他们的英明领导，我党我军在各个主要方面，均取得迅速发展。到解放战争开始的１９４６年７月，有如下大的发展：
（一）从陕甘宁一个根据地，发展了１８个，成为１９个根据地。
（二）南方各个根据地的红军，相继陆续到达陕北，他们和西北红军共计也只是四五万人马的武装力量，发展到了１２０万小米加步枪式的人民军队。
（三）共产党员队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把白区党也搞光了。当时地方党员和红军党员，共计４万左右，到七大时，已经发展到１２１万。
（四）解放区的人口，由陕甘宁原有的１５０万人，发展到１亿人。
（五）解放区由原陕甘宁根据地仅有的１３万平方公里，发展到１００万平方公里。
以上五个数字，可以说明这是我们建党以来，凝聚起最大的基本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光荣最得力的时期。
因此，解放战争，从１９４６年７月开始，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了一年多的时间，打破了他的全面进攻，被迫进行山东、陕北亦称东西两点进攻。毛主席作了３个月和８个月的总结，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由毛主席亲笔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亦称双十宣言。指出“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并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２９０页）这个伟大口号的提出，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胜券已经操在我手。
当年１２月２５—２８日，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２０年反革命统治从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又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打倒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战术，业已全盘奠定。当然，从此之后，还打了一大段时间的大仗和恶仗。而三大战役和其他许多几个战役，那是打法问题和时间问题而已。结果，战争打了３年多，歼灭国民党军队８００万、土匪２００万，中国革命胜利了。这个伟大胜利的基础是在西北根据地的陕北奠定的。
其次，党中央机关和大批党政军民学人员的粮食，是陕北广大人民群众勒紧裤带供应的。有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召集陕北各县县长开会，研究征粮工作（当时公粮不付钱），不料雷电把延川县代理县长打死了。消息传出之后，一位农民说：“雷公打死毛泽东”。公安系统要抓这个人，毛主席说你们抓他干什么？他说得对，表明公粮太重了，老百姓受不了。而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政策指导下，军队以及各个机关、学校，大搞生产运动，由之而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和南泥湾精神，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陕北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政军民学等４万脱产人员（１９３９年的统计数字）的供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伟大贡献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
１９２６年７月，蒋介石指挥的北伐战争开始，在苏联帮助和中共参与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此关键时刻，他的反动本质暴露了，于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紧接着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蒋介石第一次叛变革命。从此之后，造成中国十年内战，削弱国力。日本法西斯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而蒋介石却不抗日，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剿共。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蒋氏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张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来到西北剿共，不料三战三败，感到：蒋介石消灭异己之心，昭然若揭。现在我若剿共，正中蒋某“以敌攻敌”之计。又感“如其剿共损失，不如抗日覆没。”毛主席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了统一战线政策。随即相应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抗日救国会，加大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做抗日救国的工作，张学良将军深受感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年谱》上卷６２０页）
１２月１３日，毛主席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主席首先发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同卷６２１页）随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解决问题。由此，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打倒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桩大事。
三
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除导致军事失败外，把白区的共产党也搞光了，它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１９３５年１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１９４２年开始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党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澄清和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当然，时间最长的王明“左”倾路线，不在例外。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９７２页）这是我党的党建和路线的关键问题。
四
延安是培育革命干部的大熔炉。延安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女大、陕公、鲁艺、医大、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培育了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干部。曾经有个新闻记者说：延安每个窑洞里都装着几颗炮弹，将来出去爆炸，是了不起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到延安，经过考察，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不错，曾经一个时代，中央的主席、总理、各省市主要领导干部、将军元帅以及各行各业许许多多同志，不少是从延安出去的。但是，当时的延安生活很苦，毛主席曾经风趣地对抗大学员们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延安以及各根据地的人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什么？由于他们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延安军民才能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粉碎了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克服千难万险，坚持敌后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
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１３年，也是对西北根据地的人民和干部培养教育和锻炼的过程。没有毛主席的培育，西北根据地哪有这么多为革命事业而工作的干部？同时，也要怀念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对西北根据地初期创建的努力。我们西北根据地的人民和干部，应自尊自重自爱，自我提高素质，团结一致，发扬延安精神，为西北地区的发展和繁荣而奋斗！
（附图片）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合影。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的我闻我见
张贻玖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一生饱览史籍，在日理万机的政务党务工作之余，以惊人的刻苦和毅力，不仅通读过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清史稿》等重要史书，对历朝各家的各种史著、史论，以及稗官野史、历史小说等，都怀有浓厚阅读兴趣。许多史书和其中的某些篇章，都有他多次阅读的印记。如在数册《晋书》的封面上，他分别写有“１９７５，８”，“１９７５，８再阅”，“１９７５，９月再阅”等读史记录，笔迹颤抖但却清晰。留下他在逝世前一年重病缠身、视力近于失明的健康状况下，仍在历史的书海中，孜孜求索，锲而不舍的生动形象。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在不少史书中，他都圈点勾画，写有大量批注。这些批注是他读史时心有所思，思有所得，信笔写来，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思想火花，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反映他的感情历程和思路轨迹，资料弥足珍贵。
毛泽东读史爱读历史人物传记，他批注的历史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有封建社会有建树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既有著名人物，又有不甚为人所知的人物。毛泽东以他不同于一般专家学者的独特读史视角，注重史料，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笔端都有精辟的评说。他注重汲取历史上对现实有用的宝贵遗产，古为今用，经常通过会议、谈话、批示、著作，把它推荐给各级干部阅读学习。如他高度评价梁武帝的名将韦睿，对韦睿善于调查研究、团结干部等记载，多次圈画，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后汉书·陈寔传》、《南史·孔琇之列传》，分别批注：要像陈寔教育小偷那样，肯定“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像孔琇之那样，从偷了一捆稻子的１０岁小孩，推断他长大必然为盗的形而上学，认为“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应予警惕。他还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要大家在工作方法上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向罗瑞卿推荐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后“勤学苦读，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等等，不胜枚举。但毛泽东最为倾心的，是历史先进人物身上构成古老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那种性格、品德和气质。他在这方面的批注和言论充满感情色彩，希望人们予以重视和继承。
２０００多年前，妄想将秦家王朝传至万世的始皇帝，施行苛刑暴政，人民不堪其苦，一介佃农陈胜，不信天命，不甘屈服，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叛逆呐喊，揭竿而起，首次向封建统治者发起挑战，拉开了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批注中，多次热情赞扬陈胜的历史功绩，作诗歌颂“陈王奋起挥黄钺”的不屈精神。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毛泽东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多次圈点。不胜惋惜地在陈涉功成忘本、脱离本阶级群众处，批注：“一误”；在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处，批注：“二误”，引为教训。
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历史上数次外族入侵，都遭到人民顽强的反抗。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朝建立后仍然坚持武装反抗，被俘后坚贞不屈，严词拒绝元军多次的威胁、利诱、劝降。在被俘后写《过零丁洋》以明志，在元都狱中又写有《正气歌》，表达了他为国家、为民族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的顽强不屈精神。毛泽东崇敬这位历史人物，对其作品反复阅读，并用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教育和鼓励人们要有气节和正确的生死观。满清王朝统治中国２００多年，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外卖国丧权，屈服于帝国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摧垮了中国大地上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毛泽东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要人们永远纪念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地占领了我国的大半壁河山，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８年的浴血奋战，作出难以估量的牺牲，最终夺取了民族独立解放的胜利。民主革命期间，教授、诗人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教授、文学家“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称赞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多少古人在各个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而自己却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忍辱负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将他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奉献给千秋万代，自己却忍受着极不人道、极为残酷的腐刑，是幸免一死的人。他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处境下，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等古人不屈服于命运，奋发有为的事迹自勉自励，秉笔直书，殚精竭虑，倾毕生心血于史学事业，实现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的生死观。毛泽东十分崇敬司马迁的这种精神。１９４４年，为追悼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因公牺牲时，他引用司马迁的话高度评价张思德，并激励全党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毛泽东还多次引用“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句话，教育全党要正确对待逆境、挫折，要像司马迁那样在逆境、挫折面前奋发精神，有所作为。徐有功是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他敢于义正辞严地在武则天面前纠正其亲信周兴、来俊臣制造的种种冤狱，数遭贬谪而不畏惧退缩。他在一次给武则天的奏折中写道：“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毛泽东对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很为动情地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批注中列举的民族英雄、杰出政治家、著名学者、诗人、教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民族，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献身的。“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是毛泽东对他们道德情操的深情礼赞。历史的前浪推后浪，从司马迁笔下的周文王、孔夫子，到毛泽东批注中的岳飞、文天祥，到现代的张思德、雷锋、蒋筑英、孔繁森……，我们民族这种一脉相承的奉献精神，不断地谱写着新的篇章。
中华民族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祖先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毛泽东对历史上凡有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的发明、发现、著作等，无不给予热情赞扬。《水经注》是公元五世纪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它详细记载了我国大小水道１０００多条，一一寻根究源，对所经地区山陵、城镇、关隘的地理情况都有考察。毛泽东称赞此书作者北魏的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评价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及其作品《徐霞客游记》说：“徐霞客那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写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徐霞客在３００多年前对我国西南广大地区石灰岩地貌进行的研究，比欧洲人要早一个多世纪。《徐霞客游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考察记载，不但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详细的科学文献。毛泽东称赞郦道元、徐霞客两位古代地理学家，主要是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敢于否定原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有创新的精神。毛泽东一向支持新生事物，提倡首创精神，他批注评说古人，也以此激励今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历史人物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极为赞赏的那种不屈、奉献、创新的精神，是先辈们数千年来锻铸的民族灵魂，是继往开来、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这些批注、评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朱德同志在护国战争中
李希泌
护国战争（原称云南起义，又称护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辛亥革命的延伸，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帝制而自发发动的一次正义战争。
朱德同志在云南参加重九武装起义后，一直在滇军工作。云南反袁起义前，朱德同志任滇军第十团团长，驻军蒙自。起义号角一吹响，他立即率队伍来到昆明，被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任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待命出发入川。
朱德同志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不是主将，但他披坚执锐，斩将搴旗，始终站在最前线，他先后率领的第六、第三支队在护国战争最关键的一仗——泸纳战役中，担负了重要战斗任务。敌军一看到头戴红边帽，高擎绣有“朱”字军旗的护国军，就望风披靡，他为纳溪战役的胜利，为推翻袁世凯的复辟称帝，立下了卓著的功勋。这正如吴玉章同志在１９４６年朱德同志６０寿辰的祝辞中所指出的：“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兰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今年是护国战争８０周年，明年将是朱德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谨撰此文，以资纪念。
民初，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妄图帝制自为，当共和国危难之际，唐继尧、蔡锷等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云南宣布起义，树起了反袁护国的旗帜，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当时，护国军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出四川，为护国军的主力，担任主攻任务，总司令为蔡锷；第二军出广西，转战湘、粤，牵制袁军入川，总司令为李烈钧；第三军留守云南，总司令由唐继尧兼任。第一军分兵三路北出四川。左翼刘云峰率第一梯团于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１日进占叙府；右翼戴戡取道遵义，北出松坎，向綦江前进；中路由赵又新的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的第三梯团组成，归蔡锷亲自统率，是第一军的主力，目标直取泸州。此路由第二梯团董鸿勋所率的第三支队为先锋，朱德同志所率的第六支队殿后作预备队。当护国军由昆明出发时，绅商各界和青年学生两千余人集中在状元楼热烈欢送。许多女学生还送毛巾给出征官兵。在行军途中，群众纷纷向部队送茶水。群众的热烈支持，给部队很大鼓舞，士气高昂。
中路董鸿勋支队于３月５日会同在纳溪起义的川军进攻泸州。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战于泸州东岸的兰田坝。北军战败，渡江而逃。董鸿勋乘胜渡江追击，迂回泸州之背，眼看快要攻下泸州，突然得到情报，敌军偷渡过江，兰田坝川军守将陈礼门战败自戕，兰田坝、月亮岩等阵地全部丢失，董支队腹背受敌，只好由原路渡江，向双合场方向撤退。
敌军占领兰田坝后，继续向纳溪城进击，第二梯团的第四支队由后方赶到，第三、第四两支队在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高地阻击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战事吃紧，蔡锷命第三梯团赶来增援。于是，朱德同志便率领第六支队急行军在２月１８日赶到纳溪前线，连饭都来不及吃便投入了战斗。
由于第五、六两支队投入战斗，使战局稳定下来。２月２５日蔡锷赶到纳溪前线，视察阵地，了解了战况，重新作了部署。调第一梯团的金汉鼎支队由叙府赶到棉花坡增援，撤去董鸿勋第三支队长职务，改由朱德同志担任。朱德同志第六支队长职务由第二梯团参谋长王秉钧担任。２月２８日蔡锷又组织了一次反攻。朱德同志带领两个营参加了这次反攻。正如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所说：“第一军人数不过６０００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战，结果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在这次战斗里，朱德率领的支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曾见他作战的人说，他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他的士兵知道他同大家一样，也是农民，拿他们当人看待，绝不许任何军官打骂他们。士兵热爱他，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作战。但因敌军占据险要地形，并筑有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而护国军后勤供应不足，补给困难，有被胶着拖垮的危险。到了３月２日叙府方面由于抽调主力到纳溪前线，兵力空虚，被北军攻占，纳溪前线的护国军处于腹背受敌局面，被迫作战略转移，在３月４日退至纳溪县属龙头铺、白节滩一带高地，占据有利地形，诱敌深入。朱德同志率领的第三支队经双合场、渠坝驿撤到上马场固守。
护国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全国，各地进步势力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帝制自为。袁世凯的北洋军由于受到护国军的多次打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不敢主动向前进攻。护国军利用有利时机，进行休整，重新部署，准备反攻。
先是右翼方面的护国军在綦江前线反攻得手，敌军被迫从纳溪前线抽调兵力支援。纳溪前线敌军兵力更显得分散单薄。３月１５日蔡锷制定反攻计划，令朱德率所部第三支队在１６日晨开赴白节滩，与第一梯团的金支队、新编义勇军第一张支队，第二廖支队组成右翼部队，准备在１８日迂回纳溪，进击兰田坝方面之敌军。左翼则以何海青支队相机攻击敌之侧背。
反击的战斗在３月１７日打响了，朱德率所部两个营自白节滩出发，经过激烈战斗，当进击女儿井，背猪坳之敌时，发现敌军之主力全在此线，工事又坚，地形困难，运动不易。朱德同志命炮兵向背猪坳之敌猛烈射击，同时，步兵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持续一昼夜的激战，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三支队获得反击第一仗的胜利。
在朱德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奋勇反击取得胜利同时，右翼方面其他支队亦获得重大胜利，打乱了北洋军的阵脚。２０日晚上，顾品珍率领两个支队夜袭成功，追奔逐北，杀死杀伤敌军５００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饷。
护国军的反击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袁世凯的精锐部队张敬尧师被打败了，护国军一举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２２日北洋军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
议和的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全国，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已面临总崩溃。不久，独夫民贼袁世凯于６月６日在全国声讨声中，忿懑死去，护国战争告一段落。曾几何时，又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国家未能统一，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德同志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１９２２年他毅然拒绝四川军阀杨森留他担任师长的邀请，远渡重洋，去到马克思故乡——德国寻求真理。在柏林，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同志便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