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年终专稿
世界呼唤安宁
——１９９５年国际社会问题透视
编者按：社会问题突出是今年国际形势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恐怖暗杀、政界丑闻、民族冲突、邪教贩毒等重大社会事件频发，引起世人严重关注。为此，本报部分驻国外记者就其中一些典型事件的原委及其背景等，阐述各自看法。
拉宾遇刺、沙卡基被害
法国恐怖事件接二连三
恐怖活动世人憎恨
暗杀行径难阻和平
驻埃及记者刘水明：今年１１月４日晚，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举行支持和平的盛大集会，总理兼国防部长拉宾演讲完毕，准备离开会场时，被一位名叫阿米尔的犹太青年开枪打死。拉宾是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他又是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拉宾不幸遇害最直接的原因，是以色列内部极端分子对阿以和平进程的仇视。
谋杀拉宾虽系个别极端分子所为，但人们不应忽视发生这一事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即随着巴以和平进程的进展，以色列内部斗争也日趋激烈。
在以色列，存在着一些人数虽少、但能量不小的犹太极端组织，他们以《圣经》上记载的传说为凭据，认定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并特别看重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极端组织经常利用各种形式，宣扬狭隘的宗教和民族观念，主张兼并全部被占领土。拉宾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与阿拉法特签署《原则声明》和《塔巴协议》，同意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实行有限自治。因此，犹太极端分子指责拉宾背叛了犹太圣典，是“向敌人出让土地”的“叛徒”，呼吁抵制巴以和平，公开号召信徒根据犹太教律处死拉宾。杀害拉宾的凶手阿米尔就是这类宗教极端组织的成员之一。
驻叙利亚记者吴文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总书记塔希·沙卡基的被害，是阿以两大民族长达半个世纪冲突的又一悲剧。１０月２６日，沙卡基在结束对利比亚的访问，返回大马士革途经马耳他时被人暗杀。
以色列自１９４８年立国后，在４次阿以战争中侵占了整个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恢复合法民族权益、收复失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自１９８７年以来，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群众起义斗争，以军警对巴人的起义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镇压。这场占领与反占领、镇压与反镇压的严酷斗争，给巴以双方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惨重伤亡。“伊斯兰圣战”组织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１９９３年，巴以签署了关于巴在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原则宣言》后，巴勒斯坦营垒内部激进的反对派随之与以色列极端组织展开了轮番升级的暴力活动。这使积怨甚深的阿以两大民族的仇恨形成恶性循环，掣肘了巴以和平进程。阿以之间的暴力事件不会因除掉了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袖、拉宾被犹太极端分子杀害而告结束，巴以双方只有通过加快和平谈判进程，才能真正实现和睦共处和持久和平，最终铲除阿以之间恐怖暴力的根源。
驻法国记者王芳：今年夏季，法国共发生了８起恐怖爆炸或爆炸未遂案件，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是７月２５日巴黎圣米歇尔地铁站大爆炸，造成８人死亡，１００多人受伤。这一系列恐怖事件大多发生在首都巴黎的地铁、菜市场、学校、名胜等公共场所，直接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为了打击恐怖活动，自９月起，法国警方在巴黎、里昂、里尔等地多次进行突击大搜捕，拘审了一批恐怖分子。９月２９日，重要恐怖嫌疑犯凯勒卡勒在追捕中被击毙。随后，破获了与凯勒卡勒结伙的恐怖小组，接着，警方又顺藤摸瓜，将调查的视线转向恐怖组织网络的中心伦敦。
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使法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定和人民日常生活的不便。在经济方面，旅游业和商业的损失最为惨重，生意清淡，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作为《申根协议》的签字国，法国却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坚决推迟开放边界。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的不满。
恐怖组织与地方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移民问题是法国恐怖活动的诱因之一，移民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难题。这些人生活贫困，处于社会的“边缘”，时常感受到种族偏见的压力。有不少社会学家在探讨目前肆虐西方的恐怖主义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治标还须治本”，只有消除社会危机这个“定时炸弹”，才能根治恐怖主义的恶瘤。
卢泰愚受贿入狱
意大利丑闻迭出
社会痼疾导致权钱交易
反腐倡廉已成世界共识
驻韩国记者徐宝康：对韩国人来说，今年可谓“多事之秋”。接二连三的事故使不少民众感到失望，前总统卢泰愚秘密资金的曝光更给各阶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和冲击。对卢在５年执政期间非法侵吞６．２５亿美元巨款，韩检察当局已定性为受贿罪，卢泰愚由此被绳之以法，锒铛入狱。
所谓秘密资金，是指国家预算拨给总统经费之外的“非政治资金”。韩国最高权力机构私设秘密资金由来已久，它既是最高当权者以权谋私、大搞不正之风的手段之一，又是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滋生扩散的温床。
韩国自１９６１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形成了“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两大主轴。政府刻意培植财阀，财阀感恩戴德以“礼”相馈，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官商”勾结体制。据韩国检察当局调查，卢泰愚利用总统权力曾不断召见企业财阀，以批项目、给予优惠特权等方式，收取了２３００多亿韩元的巨额资金。“权力型腐败”被看作是必须消除的“韩国病”。
为治“韩国病”，金泳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反腐倡廉。但由于长期以来韩国社会形成的“权钱交易”机制，腐败现象积重难返。
驻意大利记者史克栋：自１９９２年以来，意大利政坛丑闻不断曝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几名前总理都因不同原因卷入丑闻。一个是在意大利政坛风云半个世纪、曾先后七次担任政府总理的安德烈奥蒂，被指控为黑手党最高保护人；另一个是前总理、前社会党书记克拉克西与经济界人士沆瀣一气，索贿受贿，侵吞财产。自１９９４年以来，他侨居在地中海南岸的突尼斯不敢归国。还有一名前总理是贝卢斯科尼。据检察院调查，他所拥有的菲宁维斯特集团下属公司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２年期间先后向上门检查纳税情况的财政警察行贿，总计贿款３．８亿里拉，现已定明年１月１７日米兰法院将开庭对其审判。
各类政治、经济丑闻曝光，传统执政党威信扫地。受到反腐运动的影响，战后以来半个世纪一直是意大利主要执政党的天民党和后来加盟的社会党，竟在短短数月中四分五裂。１９９４年政治大选中，意大利议会中２／３的议员更新。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取代了原来的传统政党，使意大利政治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
驻比利时记者魏崴：今年１０月，比利时议会通过了把克拉斯移送最高法院审查的决议。克拉斯因涉嫌在军火贸易中受贿和作伪证，从北约秘书长的座位上被拉下来。据查，１９８８年底，意一家公司为了向比利时推销４６架直升机，曾向当时执政的比利时弗拉芒社会党行贿５０００多万比郎。半年后，法国达索公司又向该党行贿６０００万比郎。１９９３年初，这一丑闻被揭露，导致政府中数名社会党要员辞职。然而当时任副首相兼外长的克拉斯却侥幸过关。
权力结构和社会机制上出现毛病，导致腐败现象丛生，政治丑闻不断只是一种表象而已。
波黑民族冲突
非洲难民问题
冲突导致内战
战争制造难民
驻南斯拉夫记者胡锡进：波黑民族冲突问题是世界的热点。波黑民族冲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深刻的历史根源，二是浓重的外部影响。前南地区的塞尔维亚民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即斯拉夫民族的南支。斯拉夫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大民族不断分裂为不同民族的历史，南支是这种分裂史最典型的缩影。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巴尔干长期对峙，使塞、克、穆３族分别纳入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圈。本世纪以来，３个民族之间发生了两次血腥残杀，先是在二次大战中，再就是最近几年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两次悲剧的起因都是外来的因素冲垮了原来的国家形态和地区平衡，而且都发生在世界政治的剧变时期。
种族冲突引发了种族清洗，是波黑及前南战争中最残酷的现象之一。种族清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族攻下他族控制的地盘后，将当地他族居民赶走，或是他族居民出于恐惧自动集体离去。另一种形式是一方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强行驱赶他族居民，或是通过恐吓、迫害的方式把他族居民逼走。
种族清洗的结果，导致波黑及前南地区出现大批难民。波黑现有近２００万难民，占其总人口的一半。除一些人跑到国外，相当多的人仍留在波黑。我去过塞控区一个千人小镇，那里战前几乎都是穆斯林居民，现在却只剩下一名穆斯林老妪，因为她丈夫是塞尔维亚人。那些新搬进小镇的塞族人，又几乎都是从他族控制区逃出来的难民。此外，出现难民的地方大部分曾有过激烈争夺，许多房子被毁，遍地废墟。
驻科特迪瓦记者顾玉清：难民问题近年来在非洲一直比较突出。卢旺达难民问题只是非洲难民问题的一个缩影。非洲难民已由１９７０年的９９万人上升到现在约１０００万人，在世界难民总人数中，非洲占１／３以上。目前，非洲难民最多的国家是卢旺达（人数超过２００万），全非受难民问题直接或间接困扰的国家达４０多个。
非洲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有历史的、宗教的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主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内部冲突所致。非洲社会结构比较松散，大部分地区仍以部落形式混居，因此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矛盾，随时可能导致冲突或内战。原殖民主义者的插手、冷战时期留下的“后遗症”以及西方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也将一些国家卷入了“难民风暴”。
难民的大量涌入和长期滞留，给有关非洲国家带来严重不安。难民所到之处，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引起疾病流行，社会治安混乱，而且经济压力不堪重负。目前在卢旺达和扎伊尔边境，约聚集了１４０—２００万卢旺达和布隆迪难民，仅维持这些难民所必需的水、食物和医疗急救，每天至少要消耗１００万美元，联合国难民署难以承受，非洲国家更是苦不堪言。
当地舆论认为，要想逐步消除这一人类悲剧，求助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得依赖非洲大陆自身的民族和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驻南非记者温宪：南非种族矛盾这一道深深的创伤正处于开始缓慢愈合，但又常常被碰出血的敏感阶段。
一年来，民族团结政府的种族和解政策深得民望。“彩虹国家”和“彩虹人民”这两个新的政治词汇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民族团结政府为促进种族和解作了不少努力。
新南非既要清算过去，更要面向未来。如何审慎处理两者关系，促成种族矛盾创伤的尽快愈合，仍是对民族团结政府的严峻考验。
日本奥姆邪教
美国毒品泛滥
南美联合扫毒
饮鸩止渴酿就社会苦酒
祛邪扶正实为当务之急
驻日本记者张国成：今年日本发生的奥姆真理教问题是日本最严重的社会案件，其危害之深重实属罕见。
奥姆真理教始创于１９８４年，该教声称其教义是“原始佛教与印度瑜珈”，其头目麻原彰晃不学无术，却能妖言惑众，几年来，这个组织网罗了近万名信徒，建起３０多个支部和道场，在海外发展了４个支部。奥姆真理教一登场，就暴露出阴毒邪恶的本性，它拚命聚敛财富，残酷迫害离教信徒。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奥姆真理教绑架并残杀了为受害信徒仗义执言的律师坂本及其家人，从此走上了与社会对立的犯罪道路。麻原仇视社会，在散布“世界末日”、“进行最后一场战争”的谎言的同时，开始研制剧毒化学药品“沙林”。今年３月２０日竟丧心病狂地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制造了１２人死亡，５０００余人中毒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５月１６日，其头目麻原及其骨干成员被拘捕，政府决定予以取缔。
日本历史上出现过３次宗教热，３次高潮都发生在社会大转变时期，这反映出有的人面对社会转变而产生的惶惑和不安，为求得解脱，便想借助于虚幻的“神力”。日本第３次新兴宗教热始于７０年代，是在日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之后，以改善生活为目标的人们随之失去了追求的目标，对日本的“金钱政治”、“密室政治”也失去兴趣。物质和精神发展失衡，使高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产生了一种闭塞感，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宗教。奥姆邪教是日本社会产出的怪胎，它的出现令人深思。
驻美国记者刘爱成：毒品泛滥成灾，是美国三大社会问题之一。据报道，全美至少有２５００多万人非法使用过毒品，重吸毒者约有３００万。毒品泛滥是美国暴力犯罪和多种社会问题的祸根，一些吸毒者染上毒瘾后倾家荡产，既不顾自己死活，更不管别人死活，在社会上杀人、抢劫，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发誓要对禁毒、扫毒有所作为。为阻止毒品流入国内，甚至动用了军用雷达系统进行监控。尽管如此，美国的毒品犯罪仍然猖獗，毒品照样泛滥。原因有二，一是走私贩毒的路子很多，防不胜防；二是有需求，美国吸毒者每年购买毒品高达１０００多亿美元。对于穷人，尤其是黑人，贫困潦倒，失望、绝望多于希望，有的便借毒消愁或以贩毒谋生；对富人来说，生活奢侈，精神空虚，借毒销魂。
驻阿根廷记者管彦忠：反对生产、贩运和消费毒品，是南美洲国家的共同任务。今年以来，这场艰难的战斗又取得新的进展。哥伦比亚政府集中力量围剿控制世界上８０％可卡因交易的卡利贩毒集团，该集团的两大头目罗德里格斯兄弟先后被警方抓获，还捣毁了原始森林中的地下可卡因加工厂，烧毁大量缴获的可卡因。秘鲁国家警察特别行动部队今年查获了２．４万公斤毒品。在阿根廷，警方多次采取突击搜查行动。在对贩毒团伙多次发动攻势中，巴拉圭缉毒部队今年烧毁了８．５万公斤大麻，捣毁了７０００公顷大麻种植园。
贩毒和毒品美元洗钱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腐蚀着社会的肌体。吸毒使犯罪现象增多，危及社会的安定，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打击贩毒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面对南美国家扫毒战的强大攻势，贩毒集团改变了运送毒品的路线和方式，转移毒品的加工地点，贩毒活动的手法更加多样化，这就为反毒斗争带来新的课题，更需要加强扫毒斗争的国际合作行动。
（附图片）
1月22日，以色列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一月十七日，日本神户、京都等地发生强震
10月16日，40万美国黑人在华盛顿集会声讨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