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提高质量 多出精品
——关于目前的电视剧创作
刘习良
评奖是一种检阅成绩、表彰先进的方式;评奖也是一次总结成败得失、明确努力方向的机会。今天举行的电视剧研讨会,就是为了认真回顾1994年度电视剧的制作情况,肯定成绩,找出差距,从而为广大观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电视剧。
一、对1994年度电视剧创作成绩的回顾
本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委会收到参评的各类电视剧104部689集,其中获得等级奖和提名奖的有51部486集。和上届相比,数量有所增加;思想、艺术质量也有所提高。
从整体上看,1994年度参评的电视剧主题积极,格调健康,题材、风格、样式、制作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格局,涌现出几部电视剧精品;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
据统计,1994年我国影视系统共生产电视剧792部6212集,较好地满足了全国电视台播出的需要和广大观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些电视剧质量参差不齐,提交“飞天奖”评选的电视剧大体上占总量的1/10。
1994年度参评的电视剧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着力表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以及模范先进人物的精神风貌。
在本届“飞天奖”获奖的作品中,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个可喜的现象。《沟里人》、《农民的儿子》、《乡里故事》、《秦川牛》、《吴福的故事》、《河弯弯,路弯弯》,从各个不同角度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我国农民为过上美好日子而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更新观念、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艰难历程。
工交题材的电视剧也有相当的分量。《苍茫》、《京九情》、《天路》以浓墨重彩绘出了几代钢铁工人、筑路工人和解放军官兵的感人形象,热情讴歌他们为建设祖国而忘我劳动的无私奉献精神。
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电视剧,像《九·一八大案纪实》、《老师》、《军嫂》,将纪实性和艺术性精巧地结合起来,为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唱出一首首响亮的赞歌。
其次,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各类电视剧普遍注重提高艺术魅力,讲究叙事技巧,进一步加强了电视剧的可看性。
观众从1994年的荧屏上,既看到了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三国演义》,也看到了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上海大风暴》和《马本斋》。《东方商人》和《昌晋源票号》以细腻的笔触为观众描绘了复杂多变的商业、金融活动。《大老板程长庚》和《舞蹈教师》向观众述说了文化人的生活和事业。《雪震》等反映了民族团结,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情景。
为振兴民族戏曲,电视工作者在探索戏曲和电视如何结合上下了很大功夫。戏曲电视剧正是戏曲和电视在深层次上结合的一种主要形式。本届“飞天奖”获奖的戏曲电视剧共有11部44集。获奖的戏曲电视剧有京剧、越剧、黄梅戏、川剧、赣剧、藏剧,还有一出多剧种戏。在表现形式上,戏曲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新的试验。
第三,注重质量,精雕细刻,推出了几部思想质量、艺术质量俱佳的电视剧,为荧屏增添了几笔耀眼的光彩。本届“飞天奖”评委决定把最为引人注目的长篇连续剧一等奖授予84集的《三国演义》,并认为《三国演义》作为1994年度电视剧的领衔力作是当之无愧的。
紧随其后的几部长篇连续剧以及其它奖项领衔作品在思想力度、情感内涵和艺术品位上也都各有千秋,表现不俗。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电视剧的主创人员都很熟悉剧中表现的生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及其社会背景,对生活素材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有能力将生活艺术地再现于荧屏,在塑造人物、把握细节以及运用各种电视艺术手段方面精益求精,不马虎,不凑合。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侃剧情”、“玩电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取得以上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电视剧主创人员认真学习、正确贯彻了中央制定的各项有关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
二、目前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回顾了1994年度电视剧创作的成绩以后,我们丝毫不可有“可以松一口气”的想法,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目前电视剧的创作中还存在不少令人忧虑的问题。电视剧创作的现状和中央的要求、观众的企盼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两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获得了丰收。仅84集的《三国演义》和40集的《武则天》就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占据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而且拍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热气还在继续升温。据报道,年内投拍或将要开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近2000集。《大秦帝国》136集、《东周列国》60集、《水浒》40集、《隋唐风云》40集、《孙子兵法》两部共108集、《司马迁》20集,等等。历史题材电视剧规模如此之大,集数如此之多,势必同现代题材电视剧争资金,争设备,争导演,争演员。其结果有可能出现电视剧题材结构严重失衡。
我们不反对拍历史题材电视剧,尤其不反对拍摄那些表现我国重大历史进程和历史变革的电视剧。只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审视历史,从中开掘出能够启发今人思考的主题意蕴,总会对当代观众产生积极影响。然而,“秦砖汉瓦”虽然宝贵,到底不适于用来建设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我们的电视剧主创人员还是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创作、制作表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电视剧。
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红红火火情况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当前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诸多弱项。
1.现代题材的优秀节目偏少,平庸之作偏多。本届“飞天奖”榜上有名的电视剧共计51部486集,大约占1994年生产的电视剧总量的8%。优秀电视剧的比例确实偏少,而其中现代题材的优秀电视剧所占比例就更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所谓“平庸之作”,主要的毛病就是平淡无味,缺乏新意,既不能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又不能给人以充分的审美愉悦。其中等而下之者,就是四个字:“假”、“粗”、“拖”、“俗”。
“假”是虚假。轻者脱离生活,缺乏生活依据,违背生活逻辑;重者胡编乱造,随心所欲地编造情节、摆布人物。或者单纯从观众审美心理的需要出发,再回过头来调动创作者的生活积累,当生活积累缺乏时,便离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随意编造。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对于进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剧艺术来说,尤其是如此。观众渴望从荧屏艺术中真实地了解历史、洞察现实,厌恶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和搓捏。因此,虚假,既是对艺术的亵渎,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这是与我们所倡导的精品艺术背道而驰的。
“粗”是粗糙。剧本从结构到情节,一概大而化之,边拍边改,案头工作粗糙,进入拍摄粗糙,后期制作更粗糙。镜头灯光不讲究,服装道具瞎凑合,台词平平淡淡,字幕错字连篇,表演马马虎虎。艺术最忌粗制滥造。这种粗制滥造的创作作风,反映了创作者的一种浮躁、浅薄的创作心态。这与多出精品所要求于创作者的那种深邃、沉稳、幽默、机智的创作心态,相距甚远。
“拖”是拖沓。不顾剧情需要,随意拉长集数,情节不够唱歌凑,几句台词反复说,片头片尾长得令人生厌,叙述拖泥带水看着让人着急。艺术讲究精练,精品艺术尤其强调精练。社会上对“电视剧越拍越长”的批评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造成这种拖沓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的制约,也有艺术修养和审美创造能力的限制,更有是否真正树立了对人民负责和对艺术负责的创作思想的问题。
“俗”是低俗。对话粗野,动作不雅。开些下流的玩笑,搞些无聊的噱头。这既有悖于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又有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自然也与创作精品的要求格格不入。
2.短篇电视剧数量偏少,精品更少。近年来,电视剧越拍越长,动辄三五十集,多则百八十集。问题谈了多年,收效不大,而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1993年生产的电视剧是816部5631集,平均每部为6.9集。1994年上升到了平均每部7.8集。电视剧集数多少合适,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无论长短,必须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只要内容充实,生活紧凑,信息量大,长篇电视连续剧观众还是很喜欢看的。但目前电视剧越拍越长,并非完全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是受到资金的制约和投资者的左右,这就难免出现“抻面条”现象,结果是作品本身的“含金量”下降,惹得观众厌烦,招来批评指责。
本届“飞天奖”评委会收到的参评短篇电视剧数量不多,质量上乘的就更少。评选结果,一等奖只好空缺。
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快捷地描绘时代大潮涌进中的浪花,是短篇电视剧的一大优势。如何把真实性和艺术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创作出既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短篇电视剧,确实需要主创人员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参加本届“飞天奖”评奖的短篇电视剧思想内容都还不错,着重歌颂了普通人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有的作品拍得也很美,很细腻。可惜的是,有几部作品艺术上比较粗糙,给人以“赶任务”的印象;有些作品整个调子比较低沉,使人感到压抑。
今后,从总体上说,要提倡中篇和短篇。为此,评奖上也要采取相应措施。
3.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严重滑坡,数量既少,质量又差。第14届“飞天奖”评奖的时候,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的参评剧目仅有14部65集。当时就引起社会和评论界极大关注。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视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创作。但是,到了本届“飞天奖”评奖时,参评的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竟然只有7部21集。由于质量欠佳,仅有3部14集获奖,长篇及短篇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的一等奖和三等奖全部空缺。这是个十分严重的现象。
要想把少年儿童电视剧搞上去,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批热心于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创作、通晓这类题材电视剧创作规律的主创人员;二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三是要安排合适的时间播出。目前,恰好是这三个条件都很不理想。有经验的主创人员纷纷转业;资金投入远远不足,争取赞助困难重重;而有些台播出时间安排又不合理,或者偏早,或者偏晚。
今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重视少年儿童文艺作品的创作,把它和长篇小说、电影列为“三大件”。我认为,这个要求针对性很强,而且具有长远的目光。我国少年儿童有3亿多人,他们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如果他们只知道“奥特曼”,只会唱“纤绳上荡悠悠”,那么我们事业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
我们不反对创作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但是一定要使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体;
我们不反对创作长篇电视连续剧,但是要大力提倡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电视剧;
我们不反对以成人为观赏对象的电视剧,但是要把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大大繁荣起来;
我们不反对多拍电视剧,但要把电视剧的质量放在首位,多出精品,多出力作。
三、提高质量多出精品
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在电视剧创作中必须增强质量意识、精品意识,首先是因为任何劣质精神产品都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者会起到危害社会的作用。其次是因为质量上乘的电视剧可以起到“以一抵十”的作用。第三是因为电视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电视工作者肩负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
据统计,到1994年底,全国共有无线电视台766座,有线电视台1055座。这1800多座电视台通过遍及全国的传输网络覆盖着全人口的83.4%。换句话说,每天都有10亿人通过电视机观看电视节目。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在我国,电视已经成为最广泛、最有力、最迅速、最直接的现代化传播工具,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观众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在各类电视节目中,电视剧是深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电视剧对观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广泛,而且深远。
进入90年代以后,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发展迅速。国际卫星电视的越境传播已经是个现实。在国内,一个普通城市可以收到十几套电视节目。境外电视节目和我们的竞争,国内各家电视台之间的竞赛都十分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要用节目吸引观众。而电视剧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还要看到家庭录像机的普及、录像厅的增加、交互网络的进入以及国际卫星直播电视的逼近,竞争手段正在迅速增加。
面对如此众多的节目来源,观众手持遥控器,选择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想吸引观众,必须拿出质量高超的精品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精品。什么是文艺精品?中央领导同志说,精品就是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社会和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这是对文艺作品提出的一个总的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为依据,具体研究一下电视剧精品应该具备哪些标准,以利于加强和改进电视剧的创作。
在“飞天奖”评奖当中,虽然评委们没有明确提出电视剧精品的标准,但是事实上大家还是心中有数的。我试着把评委心中的这杆“秤”归纳一下,提出以下这三条标准:
1.关于思想内涵。精品电视剧应该是主题积极鲜明,基调昂扬向上,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对生活有新的理解、新的发现,准确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
2.关于艺术质量。电视剧精品应该做到“艺术精良,结构精当,制作精细,表演精采”,在表现形式上应有创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3.关于观众反馈。电视剧精品应该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对广大观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能使观众密切关注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进展,甚至成为一种街谈巷议的话题,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较高的收视率。
今后我们一定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艺术创作规律的要求对电视剧生产不断进行改革,为电视剧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主创人员发挥创作才能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广大观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电视剧,在激烈的国际电视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是作者在第15届“飞天奖”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时代生活和文学新生面
李师东
进入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一群具有实力的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我们还来不及作出应有的心理反应时,这一茬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更多的读者发现,他们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表现得更直接了些,把我们正在发生的心理传达得更贴近了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和精神处境表现得更率直、更真切了些。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是一群与我们的时空同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90年代的一道新的文学景观;而他们的出现,也正是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就是这样一茬人,一茬在60年代前后出生、90年代在文坛上出现的青年作家们。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或一茬作家的出现,与当下的创作态势、文化处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往往就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秘密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在80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作家们,是带着思考各自话题的习惯和寻求新的变化的愿望,而走进90年代的话,那么,这一茬新出现的青年作家,则无疑是文学进展到90年代时的最新成果。准确地说,他们正是90年代的产物。在90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是他们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同向的趋势,这也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80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和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肯定和否定、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反拔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这是一个不断被文学创作中的风、热、浪、潮所裹挟着、同时又不断地试图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化过程。而我们所说的60年代前后出生、90年代走上文坛的这一茬青年作家,则明显缺少这一方面的文化经历和精神境遇。他们得以能从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去看待这一切,而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姿态,决定了这一茬青年作家的新的文学属性。在这一茬作家的创作中,被前几茬作家所看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不经意之处;而为他们所重视的,又往往是前几茬作家的经历所不逮的;同时,前几茬作家所创造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正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前提。文学的主题就是这样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传承、接替和变异。
因此,把个人的情绪和际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连在一起,谋求与90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文学努力。以一种新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新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状态,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一茬人的文学用心。
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生活际遇和精神处境,一茬人有一茬人的情感内容和表达方式,一茬人还有着自己难为他人所能道出的生存秘密。更何况,这一茬作家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上,他们注定是要走向一个新的世纪的。他们的感触、他们的体验、他们的思想就有着更为生动更加特别的内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必将在人们的心灵史上留下深刻难忘的精神印记。而这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将焕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和活力。他们还来不及重复自己,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套路和模式,而更多是以自己质朴的感受和年轻的体验在展示给人们。因此,他们的作品带有着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应该珍视的活力。毫无疑问,他们给文坛注入了一种生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他们还来不及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在与文学一起成熟。关注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文学的现在,就是对我们的文学的新的发展所应该保有的一份必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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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情感与心灵的歌者
——读汤世杰长篇新作
陈墨
在我的心目中,汤世杰与其说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是一位真正的情感与心灵的歌者。无论是中篇小说《高原的太阳》,还是报告文学《鲁布革阵痛之秘》,或是他的长篇小说《土船异人》(一名《土船》)、《情感债务》、《情死》,都是他唱给人生与人世的歌。
汤世杰的《土船》是唱给山野及山野之花一样的人的生命之歌。他的《情感债务》更是他对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及生活于其间的得志者与失意者、建设者与破坏者、保守者与激进者们的心灵深处的情感隐秘的揭示和苍凉的吟唱。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情死》(作家出版社1995年6月版)则用汉语讲述了云南纳西民族的“游巫(殉情)之歌”。
有的作家是凭聪明与才华写作的,有的作家是凭情感与心灵写作的。只有少数的优秀作家,能做到两相结合。读汤世杰的小说,你不难发现其才华和机敏,而更动人的,却是他的透入人心的真挚情感及对人类生命的不倦的歌唱。《情死》一书,重点不是对死的讲述,而是对情的探究;写到情死者,重点也不是有情人的肉体的毁灭,而是钟情者对情者天国(纳西人称“舞鲁游翠阁”)的永恒的希望,是追求情感与心灵的永生的仪式。
对情的关注,在汤世杰是一贯性的,可以说是他的艺术直觉。由《情感债务》及《情死》这两部长篇的名字即可知一二。不同的是,写《情死》时,作家进入了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即生活在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一般的作者,可能会由纳西人的“游巫”及其神秘的东巴文化、优雅的洞经古乐、至今尚存的象形文字等等,写出一部搜奇猎异的作品,这似乎正是一种时髦。或者,也可以依照传统的方式方法,写一部纳西人的来龙去脉、社会变迁、时代发展的历史。而汤世杰的《情死》,却是在文化的神话(或神话的文化)与社会的历史(或历史的社会)之间,选择了属于他自己的路子,那就是描写纳西人的东巴文化的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过程中的纳西民族的个人情感与心灵的历史诗篇。
我不大想用“故事”去概括《情死》,是怕人误会这部小说仅仅是一种谈情说爱、悲欢离合及寻情觅死的通俗言情故事。实际上它不仅写到了木稼书这一人物的人生和命运,也写到了与木稼书相关的木家、和家这一城一乡的两个家族的半个世纪、四代人之间恩怨纠葛,还写到了纳西民族的由今及古的历史,直至它的神话、传说及其独特的东巴文化。不过,这些都只是作品的结构线索,而人物的生存环境、文化背景、作品的焦点,始终是那些个体的人及其情感与心灵,诸如木氏家族的木渊、木端佑、木肇铭、木稼书这四代人在世事沉浮、家族盛衰过程中的不同的选择和表现;如和月、和山、和谷、和岩(即木稼书)等这些殉情者的情感经历及其个性特征;如学者和松鹤、洞经古乐大师和雪庵、东巴(相当于基督教的下层牧师)和才祥、马锅头(马帮的首领)这些城与乡、精神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代表者们的命运及其人生感慨……这三组人物组成的不仅是纳西人的真正的活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首生与死相连、灵与肉相搏、情与怨相纠葛的纳西人生命的交响曲。
难得的是,面对着纳西人的人世沧桑,面对着一对对青年男女的生与死、悲观与苦痛,作者深入在先,又超越于后,满心悲悯却又不露声色,浓烈的激愤之情化作了淡然纯朴的叙述。既无大惊小怪的拿腔拿调,又无高人一等的指手画脚,只是尽到一个歌者的本分,将眼前和心中的纳西人的生与死的历史故事唱成情感和心灵的史诗,回环往复,绵绵不绝,让人感叹再三,又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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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卡

  《时代文学》讨论“现实主义重构论”
《时代文学》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发表了李广鼐的《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和王光东的《现实精神·现代意识·叙述话语》两文,提出了重构现实主义的设想。文章认为,近年来在探讨文学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即那些打着各种“新”字招牌(如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等)的文学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但强调的只是某一个方面,结果只能是把现实主义的文学引向一个狭小的空间。因此,必须进行“现实主义重构”。论者认为,“重构”包括三方面内容:现实精神、现代理性精神、现代叙述话语。
在第六期上发表的孔范今的《一个通往文学新世纪不可逾越的话题》和王干的《现实主义无需重构》对此进行了补充也提出了异议。王干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随着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继续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能够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按照各自理解的现实主义轨迹运行,倘若我们设置一个或重构一个自以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模式去要求他们,制约他们,反而会束缚他们,反而会造成现实主义的简单化和单一化。”
据悉,这个话题的提出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不少作者拟著文参与讨论。(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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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95年度“庄重文文学奖”揭晓
1995年度“庄重文文学奖”近日在广州举行颁奖大会。本年度奖为第8届,授予广东、湖北、湖南、海南、广西、江西5省一区及广州军区的21名青年文学工作者。(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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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诗《孔繁森之歌》在京首发
在孔繁森去世一周年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青年诗人商泽军、耿立共同创作的长诗《孔繁森之歌》,并于近日在京举行首发式。长诗《孔繁森之歌》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的楷模、人民的优秀干部孔繁森同志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诗作富于典型的概括力,大处着眼、细处精雕,是一曲时代英雄的颂歌。(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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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琪小说创作讨论会
近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在京联合举行了赵琪小说创作讨论会。对作者的《琴师》、《民间兵阵》、《走一遍》、《木鱼童谣》、《登陆》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进行了研讨。(君)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推出
一套反映了我国妇女研究学术水平的丛书《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王绯、孙郁主编),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该丛书由国内外十名学者撰写,从哲学、宗教、法律、比较文学、民俗学等多种角度,对中外妇女,尤其是东方妇女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究。(小李)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小说月报》第6届“百花奖”揭晓
《小说月报》第6届“金泰杯”百花奖近日揭晓。由读者投票选出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等19篇作品获奖,同时有19名编辑获优秀编辑奖。(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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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举办“红河文学奖”
云南《大家》文学杂志近日在北京举办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由云南红河卷烟厂独家赞助的10万元奖金颁给长篇小说作者莫言。颁奖会上,莫言表示将部分奖金资助故乡两名失学儿童。(木子)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与道德暨创作研讨会”举行
由《大地》月刊社主办的“文学与道德暨创作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在京的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与会者,就文学与道德以及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讨。(木易)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王晋康科幻作品讨论会召开
中国石油文联和《科幻世界》编辑部近日在京举行王晋康科幻作品讨论会。与会者认为作者的科幻作品构筑了一个充满哲理的艺术世界,富有可读性。(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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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座谈会举行
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海南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罗门、蓉子文学创作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罗门、蓉子是台湾的伉俪诗人。与会者就罗门、蓉子的创作追求、作品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成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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