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代理妈妈”牵动万人心
本报记者张玉来
初冬的一个周末，放学铃声刚刚响过，长春市柳影路小学校园里，自幼失去双亲的李思楠看到市妇联主席郝丽萍，朝她边跑边喊：“妈妈，妈妈！”
入夏以来，“代理妈妈”成为长春市各界群众议论的热门话题。“代理妈妈”的行为牵动着６７０多万长春市民的心。
母爱胜于资助
“代理妈妈”最早出在５月２３日。这一天，１０个孩子眼含泪水，扑进他们刚刚认下的“代理妈妈”怀中。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１２岁的李思楠，是一名班长，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然而她是一名不幸的弃儿，是徐老太从路边拣回家抚养大的。徐老太已年届６０，很难支付她的学习费用。８岁的冷艳菊自幼未见过父亲，５岁又不幸丧母，现在与年过６旬、无固定收入的外公相依为命……
郝丽萍介绍说，市妇联在开展“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中发现，一些特困儿童，虽然多数为品学兼优者，但他们的求学之路却充满坎坷，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资助，更渴求母爱的补偿和家庭的温暖。“代理妈妈”的思路就这样形成了。
从市委、市政府机关到学校、企事业单位的代表，从街道的老大妈到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一时间无数热心人要求做“代理妈妈”。如今，全市已有８９９名特困学童认了“代理妈妈”，约有２万人成为这项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活动发展之迅速、反响之强烈、波及面之广泛是活动组织者始料未及的。
８９９名特困学童再不用担心为无法支付学杂费而陷于难堪的境地了，“代理妈妈”们为他们提供了资金保障。而更令他们欣喜的是，他们由此领略到从未领略过的人世间的亲情、挚爱，体味到母亲的爱抚和家庭的温馨。“代理妈妈”或是到他们家里问寒问暖，或是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共度周末，或是到学校向老师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或是在假日带他们到公园游玩。“代理妈妈”们耐心地教他们如何学习、做人，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冷艳菊哽咽着对记者说：“过去听到别的同学叫妈妈，心里真不是滋味。现在，我也尝到有妈妈的滋味了！”
“代理妈妈”的承诺
市妇联副主席林姗也是一位“代理妈妈”，她说，每一位参与者都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做一件普通的好事，而是用自己的爱心和真情去抚育祖国未来的花朵。这是情与情的交融，这是心与心的碰撞。“代理妈妈”们在付出了爱的同时，自身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情感世界也得到了升华。
市城建党工委曾专门就如何当好小学生高杰的“群体妈妈”发过文件。文件阐释了开展救助高杰活动的宗旨、内容，每个职工应尽的义务和捐款数额。副书记周喜介绍说，在市建委和长春市政府的历史上发这样的文件还是第一次。
市委组织部研究室由４位男性党员组成的党支部，现在是朝鲜族女学生卢英兰的“群体妈妈”。为了精心培育这个自幼丧父的朝鲜族少女，包括市委副书记李锦斌在内的４名党员郑重地制定了一份《培养特困生卢英兰方案》。这４名依靠工资生活的党员自当上“代理妈妈”那天起，便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１０元钱，支付卢英兰的学习费用，补贴她的家庭生活。李锦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孔繁森同志在经济那么拮据、生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收养了两名藏族孤儿。学习孔繁森，市委机关和党员干部要走在前面。”
如今，长春市有６８９个“代理妈妈”，其中群体“代理妈妈”４２１个，占６１％，反映了活动组织者注重发挥组织作用和集体优势的初衷。
有幸成为个体“代理妈妈”者，都经过严格挑选，必须符合组织者制订的条件。全国百名优秀县（市）委书记之一、年届５７岁的朝阳区委书记秦立国成为“代理妈妈”后，唯恐自己的身份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他对孩子的热忱、忠告和资助都是由老伴代为转达的。
放牛娃出身的企业家李同君幽默地对记者说：“可能是由于我头上有市人大常委、省个协副会长、省劳模等很多光环，我是全市唯一成为‘代理妈妈’的民营企业家。实事求是地讲，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花的心血比我的公司还要多！”
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孟宪忠教授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道德和精神的形成过程。‘代理妈妈’的轰动效应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需要而且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代理妈妈”能代理多久
“代理妈妈”是一个新的概念。市妇联法律顾问、市中级法院民庭庭长赵国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志愿者对被救助特困学童在生活、学习、思想诸方面无私奉献的行为关系，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是的，“代理妈妈”只是由衷地履行自己的承诺，丝毫没有企盼得到被救助孩子的回报。人们也许会问：“代理妈妈”能代理多久？
市妇联儿童部长李昱宏显然早已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雷锋叔叔３月来，５月走。’为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我们正竭力把这项活动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她给记者看了一份“代理妈妈考核表”，上面开列了资助资金是否达标、生活关照是否尽心、双方性格情感是否融洽、孩子学习成绩是否提高、孩子情绪是否稳定和思想表现是否向上等十几项考核内容。组织者将针对具体情况随时给予指导，确保活动健康有序。
“代理妈妈”现已成为长春市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市委书记米凤君说：“‘代理妈妈’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心和那些急需救助的特困学童架起了一座桥，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精品。要把这项活动作为加强全市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体察民情，联系群众，为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措施。”
“代理妈妈”活动，已在全省、全国产生影响。吉林省妇联主席杜学芳和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刘海荣表示，要在全省、全国推广“代理妈妈”活动的经验。
人们有理由相信并由衷期望，具有巨大感召力的“代理妈妈”活动将长存于世，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朵奇葩。（附图片）
题图：长春市人民广场小学特困生姜珊与“代理妈妈”长春市委组织部农村处支部书记韩丽娟相认。
新华社记者 蒋 林摄
朝鲜族特困生与“代理妈妈”长春市委副书记李锦斌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蒋 林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从实处入手
——浙江省嘉兴市市长杜云昌一席谈
本报记者赵相如
杜云昌，１９３７年出生，浙江嘉兴人。曾作农科所技术员、副所长，后赴中非共和国任中国农业技术组组长。１９９１年４月起任市委副书记、市长。
当市长，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这又需要扎扎实实下功夫，需要认真地处理、调解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果不从实处下手，就可能出现花架子，而这最终会延误我们的事业。
嘉兴是鱼米之乡，去年菜油零售每５００克要４．８元，还得凭票供应，市民很有意见。市民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今年我们努力抓紧油菜籽收购，投入市场的菜油比实际需要的多１００万公斤，不仅取消票证，敞开供应，而且降低了价格，市民高兴，我心里也踏实了。
实践经验告诉我，要让群众日子过得好，除了抓好农业外，集中精力抓好国营支柱企业也十分重要的。企业不创收，地方就缺少财力，工人有意见，也会影响农民的投入，穷日子很难熬呵！
嘉兴市经国家批准要建个冰箱压缩机企业，动工后，因为种种原因进展不快，而国内别的压缩机生产厂家先后投产。我明白，企业能不能搞上去，关键在班子。所以我们下决心调整充实项目建设的领导班子，并且从２２个单位抽调１００多名精兵强将去分线包干负责。经过１年时间，这个压缩机厂生产出第一批产品，如今这家厂子领导班子事业心强，所以工厂越搞越好，已经跨入全国最大的冰箱压缩机企业的行列。
现在嘉兴市５家亏损大户，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已经有４家扭亏为盈，还有１家正在想办法解决。对于全市目前还未扭亏的中小企业，我们已抽调百余名干部去帮助扭亏，而且还立了死规定，扭亏增盈时间为２年，２年里不能扭亏，对不起，实绩等于零，就得自己找出路。这么做，可能会得罪几个人，但不能得罪嘉兴人民，他们是不能容忍企业越办越亏损的。作为市长，我认为，扭亏，正是从实处下手的一招。（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真抓实干事必成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周立新一席谈
孙立军胡成国
周立新，江苏泗阳县人，大专文化，曾任乡党委副书记、书记。１９９１年当选宿迁市市长，１９９４年任宿迁市委书记。
一个地区的领导抓任何一项工作，只要认准目标，真抓实干，就没有办不到、办不好的事。如果光想不干，光说不干，再好的规划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真抓实干要有科学的决策和明确的思路，才能抓有目标，干有方向。为使宿迁成为省级卫生城，我提出背水一战，务期必成。老城区的改造投资１．４亿元，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机关干部每人借支一个月的工资，企事业单位职工每人借２００元，５天内全部到位。经过８个多月的拚搏苦干，通过了省检查团的验收。
为了１９９８年全市城乡实现小康，我们从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若干名具有大专文化和经济管理才能的年轻干部到５０个后进村任职，限期３年改变该村的落后面貌。市直机关的４００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分别与全市农村的４００多贫困户结成“亲戚”，搞“一对一”帮扶，由于措施得力，我市后进村整顿和扶贫工作已收到显著成效。
真抓实干，既要有真抓的本领，又要有扎实的作风和严格的约束机制。我们一是建立目标责任制。从市到基层单位，每年抓什么工作，都有目标责任和明确要求，从上到下，实行一级向一级负责的层层抓落实责任制。二是改变检查方法。对各单位的工作不听汇报看现场，不看报表看实绩。检查基层工作时，我不打招呼，直接到村组或农户家去看去问去听，这样掌握的东西没有水分。三是强化督促检查手段。今年初，成立了市委督查室，作为专门的督查机构。几个月来，督查室对少数工作落后的单位发通报、挂黄牌，强化了各项工作落实的力度。
与此同时，我还请市人大、政协的领导经常下去视察，听取他们对市委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这样做，那些爱浮夸、说假话的人便无空子可钻，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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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一路平安过衡阳
本报记者贺广华周立耘
曾几何时，“火车好坐，衡阳难过”这句口头语随着铁路线传遍了四面八方，素有“湖广咽喉”之称的衡阳一度被人们视为畏途。
初秋，记者来到湘南重镇衡阳，进车站，上铁路，登火车，访岗营，所到之处平安有序，令人宽心、放心、舒心。
全国上下关注的衡阳铁路治安，由乱到治，面貌焕然一新，这变化从何而来？
１９９２年６月，衡阳市发起了一场震慑、打击、揭发犯罪分子的强大攻势，由市委书记挂帅，抽调近２０００人组织专门的整治队伍，在铁路沿线采取“两头堵，中间守，车上打，站上查”的整治措施，先后开展了围歼车匪路霸的“铁鹰行动”、“金剑行动”，持续开展破大案、抓扒手、追逃犯及打货盗团伙、打客车抢劫犯罪的专项斗争，惩处了一批“吃铁路”的蛀虫。在短短５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市共破获盗窃案件２１６４起，其中大案７２４起，摧毁货盗团伙１１９个，抓获扒手５６９名，追回逃犯８６３人。
严打卓有成效。衡阳市委副书记陈安众欣慰地告诉我们：“３年来，衡阳境内涉及铁路的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１９９４年衡耒段全年立案仅７８件，群伙性的哄抢铁路运输物资及持械洗劫旅客财物的恶性案件已经根除。”
为巩固整顿成果，彻底改变铁路治安落后面貌，衡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起，在铁路沿线建设岗营。在半年时间里，仅衡阳至耒阳９０多公里路段内就兴建了１３个治安岗营，并组建了一支拥有３个大队、１３个中队、１０４人的专业护路队伍。如今，这些岗营已成为铁路沿线一大景观。
我们看到，各岗营的建筑面积一般在８０平方米以上，大都是钢筋水泥结构，不仅通水通电，还装有电话。为使护路队员“安营扎寨”，铁路沿线地方乡镇还给各岗营无偿划拨了菜地鱼塘。
护路队员生活有保障，执勤有劲头。据介绍，一年多来，各岗营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２８起，治安案件１３２起，抓获违法犯罪分子８３人，防止各类灾害事故１２５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３０余万元。
要想铁路治安根本好转，最关键的是要扭转铁路沿线各地的社会风气。为此，衡阳市从整顿特种行业入手，努力净化铁路治安环境。过去，铁路沿线的废旧物品回收站、铁匠铺、乡镇企业加工厂，甚至一些国营冶炼厂都大肆收购路材路料，商店则公开为犯罪分子销售赃物，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盗窃、窝藏、销售一条龙。整顿后，我们在沿线采访，再也见不着诸如此类的店铺了。
群防群治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到去年底，铁路沿线各乡镇都建立了派出所，各村则由村支书或村主任兼任治保主任，实行十户联包路段，责任入户到人，并竖起分段承包牌，从而建立了以公安为主体，专业治安联防队和村组义务护路队三结合的线路联防体系，形成了一个路内路外多层次的防范网络。目前，全市铁路沿线已有义务护路队５１个，拥有队员４７０余人。他们长年活跃在铁路上，一个“人民铁路人民护，护好铁路为人民”的风气在衡阳大地已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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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杯水深情
刘亮明石羽
初冬的一天下午，北京至包头的２６３次列车停靠在北京站站台上，汗流浃背的车队长韩亚丽、列车长杨水仙和女供水员们手提大水壶跳下列车，抓紧开车前的分分秒秒，把杯杯开水送到旅客手中。
同一天，在呼和浩特站，铁路局党委书记李海霞、副书记赵勇、副局长李元亨等身穿路服，佩带“送水员”标志，也在为旅客送水。这一天，呼和浩特铁路局５个挂着“免费供水站”牌子的大站，共出动干部职工２９１人，为３７列客车送水１．２万多公斤。
呼和浩特铁路局所属站车为旅客送水，已坚持了３年。局党委认为，为旅客送水，不仅是服务态度问题，而且是涉及到铁路企业能否保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形象问题。抓职业道德建设，就要从一杯水抓起。
为建设“茶杯子工程”，呼和浩特铁路局先后拿出９６６万元，对局内上水大站的供水设备进行彻底的改造，在所有的硬席车厢上，都配齐保温桶。同时，由路局机关带头，把给旅客送开水活动当做全局职工培养职业道德的大课堂。
“茶杯子工程”的关键是水源。呼和浩特铁路局要求所有送水大站，必须保证过往列车趟趟水满；所有上水人员，必须统一着装，包水井，包车厢，坚持标准化作业。呼和浩特车站筹集经费，一年打了１０眼上水井，还把水栓管全部由细管换成粗管，节省了上水时间。
在列车供水上，这个局提出“三满”（始发车茶炉、保温箱、暖水瓶水满）、“三盯”（中途盯上水、盯烧水、盯送水）要求，还制定了一系列竞赛评比制度，检验铁路职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连续１１年被评为进京红旗列车的８９／９０次列车，自加压力，要求暖水瓶和保温桶不仅始发时水满，而且还要做到全程水满。有一次，２０２次列车行至巴彦前站时，因线路受阻，停车３个多小时，列车完全断水，旅客干渴难忍。列车长李德基立即组织列车员，提壶携桶，步行两公里，赶到附近村子去提水，再回到车上把水烧开，一杯杯地送到旅客手上。旅客们感动地说：“这不是一杯普通的水，而是铁路职工对我们的一片深情啊！”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面向新世纪
——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鲍洪俊朱华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是家不吃公粮的民间机构。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人民政府等方面支持下，它以自己特有的机制将全国众多专家学者凝聚在一起，成为目前国内少有的植根市场经济、面向国际舞台、追踪理论热点的经济研究之苑。
切入转轨热点
如果说，转轨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舞台，那么，中改院作为一家新生的研究机构，紧紧围绕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讨活动，已经“好戏连台”。在经济增长中有效抑制通胀，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必须认真对待的严峻课题。去年底，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单位一起，召集海内外专家学者９０多人，就抑制通胀的国际比较、对外开放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政策与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讨论，形成“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５０条建议”的报告，并成为国家宏观决策的参考依据。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中改院研究的重头戏。从１９９３年起，中改院连续３年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单位一起，召集国内外专家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管理、政府职能转变、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等焦点和难点，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并拟就“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２０条建议”。
４年来，中改院主办、协办学术研讨会３９次，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等累计已达８００余万字。其中，论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１０卷本２００万字的“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丛书，以及“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６０条建议”、“中国转型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２０条建议”等６项建议报告，在经济学界和有关决策层产生积极影响。在研究基础上，中改院积极开展培训活动，先后举办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等１１个专题培训班，为配合有关改革措施落实发挥了作用。
迈向国际舞台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改院把转轨中的中国经济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大舞台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首席代表、联合国驻中国总协调人贺尔康评价其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为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３年来，中改院独立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投资７０万美元的研究培训项目。利用这笔资金，中改院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广泛传播，取得一系列成果。去年２月，亚太区域网络合作项目首次工作会议选在中改院召开，来自中国、韩国、印度等９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有关研究机构的代表，一致同意建立亚太区域合作网络，共同研究亚太地区宏观经济改革与管理问题。今年４月，中改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举办了“亚太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国际研讨会”，８个网络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交流研讨。最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决定，支持中改院承办为期３年的“亚洲经济管理研讨会部长级论坛”项目。
去年以来，中改院快捷地穿梭于各种国际合作之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德国、荷兰、加拿大、美国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研究机构的代表均来中改院参加了各类学术研讨活动，有的已同中改院建立起合作关系或学术联系。
营造市场机制
人们不会想到，承担着许多重大科研课题的中改院只有业务人员２０余人。这里实现全员合同聘用制，一岗多能，一人多岗，讲究效率，杜绝冗员。别看是支小队伍，在学术研讨、国际合作、理论培训等经常性工作中却显示出特别的效率。
分布于全国学界有影响的专家，是中改院科研生产力的源头活水。近两年，中改院先后在全国发展了１３０人的特约研究员队伍，绝大部分为我国改革战线和经济学界知名人士，有１／３为活跃的中青年专家，这个网络已成为中改院的研究中坚。
无论“大”“小”，学术能力、研究实绩是吐故纳新、课题资助的唯一依据。中改院从成立之日起，就着力营造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头一年，试行财政差额管理。第二年，他们自我断奶，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１９９３年，中改院经国家体改委和海南省政府批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成为面向市场的科研实体。
改制后的中改院坚持转轨经济研究重点，努力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逐步以高质量的学术产出，取得社会承认，获得国内实业界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帮助；健步走向市场，在日渐完善高效的服务中，开拓出日益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改制３年，中改院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如今，中改院是四轮（国际合作项目经费、海南改革发展研究基金、培训服务收入和院属实体赢利）驱动，形成启动小队伍，调控大网络的主要利益来源。
著名经济学家、院长高尚全和常务副院长迟福林谈及办院历程时表示，他们将按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继续把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开展研究、培训和国际合作的重点，朝着学术化、社会化、国际化的目标努力，尽快把中改院建设成转轨经济研究的重要机构。（附图片）
风格别致的中改院会议接待中心。鲍洪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