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军转民战略的成功实践
黄绍辉张永宁吴绍阶徐塞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兵器工业开始了以军转民为特征的战略转移,现已取得重大成果。1993年在香港举行的军转民国际工作会议对此作出评价:世界军转民搞得最好的是中国;中国军转民搞得最好的是西南兵工。1994年,西南兵工生产总值占全国兵工总产值的51.7%,民品产值占64%,销售收入占52.7%,盈利额占86%。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主席及美国军转民考察团先后参观了西南兵工一些企业后说,中国军转民的成功,值得美国、俄罗斯学习。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西南兵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实施军转民战略的时代背景
由于国际形势缓和和国内工作重点转移,要求我国兵器工业进行根本的转变:即由单一的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转变,由科研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转变,由自我封闭型向对外开放型转变,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对我国兵器工业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邓小平同志要求我国兵器工业至少拿出一半的力量来搞民品。这对生产单一军品的西南兵工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南兵工面临着不少矛盾和困难:
思想观念滞后。我国兵工企业的生产任务一直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收购,原材料由国家供应,不担经济风险。然而,兵工企业一旦搞民品,产品要由自己开发,市场要由自己开拓,资金要由自己投入,盈亏自负,风险和困难很大,因而一些人对军转民不感兴趣或有畏难情绪。
运行机制僵化。我国兵工企业原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都由国家决定,缺乏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主权和应变能力、开拓能力、竞争能力。
军品任务锐减。10多年来,我国兵工企业的军品任务不断减少,许多职工无事可干,兵工企业亏损面愈来愈大,陷于困难的境地。
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西南兵工领导同志把军转民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措施。1979年9月,嘉陵机器厂迈出了第一步,克服重重困难试制出第一辆摩托车,翌年生产出2500辆摩托车,投放市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同年,建设机床厂也成功地试制出重庆牌50型摩托车。从此,西南兵工拉开了军转民的序幕。
   调整产品结构,深化企业改革
瞄准市场需求,狠抓民品开发。西南兵工企业根据自己的人才、技术、设备优势,抓住市场需求,逐步确定了“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的民品开发战略,开发出一批技术含量高、规模效益好、工艺设计相近且适销对路的产品,现已形成了微型汽车、摩托车、重型汽车、石油机具、民用枪弹等10多类重点支柱民品。其中摩托车、微型汽车的产量、质量、市场占有量和经济效益在国内均处于领先地位。到1994年底,西南兵工企业共生产摩托车690多万辆,年产销量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5%;生产微型汽车20万辆,年产销量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从1979年到1994年,西南兵工民品产值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递增,民品产值在西南兵工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11%猛升到1994年的93%。
注重技术改造,加速民品生产线建设。西南兵工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设备、技术和生产线,从而大大提高了西南兵工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益。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以后,西南兵工采取全方位、多形式招商引资、合资合作。迄今为止,西南兵工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合资项目近50个,协议投资总额15.67亿美元,拟用外资4.6亿美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加速了西南兵工支柱民品与世界同类产品接轨,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1995年,国家已批准西南兵工13项技改工程项目,投资总规模14亿元。
转机建制,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西南兵工针对企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在经营机制上,对各兵工企业一律不补亏,逼迫企业到市场中去求生存图发展,从而增强企业的自主精神和内在动力。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多种工资形式和奖金形式,有13家兵工企业实行了岗位技能工资制,97%的兵工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从而把职工的工作成绩、劳动贡献同工资、奖金分配挂起钩来,使按劳分配原则得到真正的体现。在用人制度上,大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聘厂长、干部聘任制以及工人择优上岗,形成了职工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合资企业中,取消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统称企业员工。近年来,西南兵工系统有34%的职工成为合同制职工。在决策机制上,西南兵工建立了经营管理委员会,对重大问题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使西南兵工的整体优势得到较好发挥。
通过对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企业体制的深化改革,西南兵工民品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79年至1994年,西南兵工固定资产总值增长51.2%;固定资产净值增长54.6%;民品出口年成交额突破10亿元,占民品产值的12.4%;连年实现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税利的同步增长。1994年西南兵工完成工业总产值116.37亿元,比上年增长35.7%;其中民品产值为108.9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93.6%;实现销售收入126.5亿元,比上年增长19%;实现利税15.7亿元,比上年增长45.5%。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以规模经济参与市场竞争
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发挥整体优势。西南兵工为了取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加强与地方民用企业的横向联合,以支柱民品摩托车、微型汽车、重型汽车、光电产品、民用枪支弹药为龙头,与800多家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建立了各种协作配套关系,直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据统计,重庆市兵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由15年前占重庆市工业总产值的几十分之一发展到今天的1/5,使重庆市工业经济带有明显的军民结合型的特点。同时,西南兵工为解决民品生产、开发等问题,组织各兵工企业联合作战,使西南兵工企业步入了专业化协作的轨道,整体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组建企业集团。西南兵工现已着手组建了一批以重点支柱民品为龙头的大型企业集团。嘉陵集团以24个紧密层和半紧密层企业为主体,联合了全国近300家产品配套企业;建设集团把以兵工企业为骨干的300多家企业融为一体;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拥有120多家企业为其配套生产微型车和轿车的零部件。嘉陵、建设、长安3家企业集团每年向国家上缴数亿元税金,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企业。
切实注意协调发展,阔步进入三产领域。为了安排各兵工企业的富余人员,西南兵工成立了万友旅业集团。这一集团包括建设、嘉陵、长安以及浦东开发总公司等一批企业,以旅行社、商贸公司、房地产公司、广告公司等为紧密层,连锁杭州、上海、南京、九江、武汉、成都、昆明、西安、重庆等有关兵工单位为成员,跨国经营第三产业。
实现“条块”结合,建立部市合作体制。原兵器工业部(现为兵器工业总公司)与重庆市委、市政府为了支持西南兵工企业实现军转民的战略目标,开创了我国“部市合作”体制的新探索。重庆市委书记、市长每年都分别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南兵工现场办公,帮助兵工企业解决具体困难。从西南兵工企业的民品选型到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从新产品的开发到资金的到位,从项目的申请到厂址地皮的征用,从原材料、能源的供应到运输,重庆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均提供真诚有力的支持。重庆市政府还提出: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把兵工企业的民品规划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统筹管理。西南兵工一些大的支柱民品,都是在部市合作体制下开发的;嘉陵、建设、长安等企业集团都是部市合作体制的直接受益者。
   军转民战略实践的重要启示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西南兵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基础。西南兵工实施军转民战略的成功实践说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念,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才能使西南兵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新生。当前,西南兵工继续引导广大职工解放思想,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法制观念等;自觉服从大局,主动适应形势,虚心向地方学习,不断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转机建制是西南兵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契机。西南兵工的实践证明,兵器工业可以通过经营机制的转换,更好地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西南兵工转机建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品开发阶段,即打破军品生产“一统天下”的格局,大力开发民品,并逐渐形成重点支柱民品,这是一次重要的跨越;二是新体制构建阶段,即在民品开发的基础上,深化企业改革,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规模专业协作,组建企业集团,形成军民结合型的集团化、公司化发展的经营管理体制,这是意义更为深刻的跨越。目前西南兵工正处于这一跨越之中。
选准民品开发项目是西南兵工成功实现军转民战略的关键。选准产品开发项目,关系着企业的兴衰成败。西南兵工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瞄准市场需求,产品才能适销对路,高新技术才会有用武之地,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只有坚持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的原则,才能发挥兵工企业在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为民品开发注入强大的后劲。
发展规模经济是西南兵工推进军转民战略的正确方向。西南兵工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合资合作、专业协作等,以支柱产品或资产为联结纽带,组建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体或企业集团,取得了显著成效。西南兵工的实践表明,规模经济是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是进一步促进军转民的发展方向,不仅能促使资本存量的合理流动和集中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竞争能力,而且可以按照专业化、协作化的原则将若干小型经济主体联合起来,简化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第11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开拓西部振兴中华
王恩茂
开拓西部,是振兴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民族的团结和国防的巩固。无论怎样从政治、经济的意义上来评估开发西部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我国西部包括大西南的云贵川藏和大西北的陕甘宁青新9个省区,这是国家划分的一个大经济战略地带;加上在地缘、民族、经济、文化与西部密切关联的内蒙古和广西,均具有地大、物博、人少、民族众多、发展水平低、国境线长和环境条件较差等特点。新中国建立以来,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西部的开发,把开拓西部提到战略地位上。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突出地提出了处理好民族关系和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国家的发展没有内地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行。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阐述了东、中、西部的发展战略理论。他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的贫富差距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施国家的发展战略中,为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开拓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视野中的焦点。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确定,一个波澜壮阔的开发西部热潮即将到来。
开拓西部必须充分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使西部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但是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实行改革开放的起点低、起步晚、投入少、效益小,同东中部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考虑开拓西部问题,又必须从西部经济转轨的特点出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种力量,采取适合西部的政策措施,不能照搬照抄东部发展的经验。在贯彻中央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开发西部方针政策中,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中央扶持和地方自力更生相结合。当前西部经济较弱,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西部进入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国家投资比重曾向内地倾斜,为西部建立了一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三线建设搞了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农业开发改善了边远地区的农牧业,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曾经有所缩小。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投资重点转向东部,以实现先富帮后富的发展战略。这是必要的,今后仍须最大限度地发展东中部,以增强国力。这是大局。同时,国家也要增大对西部的投入,以逐步缩小差距,达到共同繁荣。这也是大局。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项目有所增加,每年为发展中西部乡镇企业投入发展资金50亿元,投入扶贫资金近百亿元,体现了国家对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为了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还要进一步从政策和财力上给予支持,主要是依法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积极鼓励和引导国内外开发合作等。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国家大力扶持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扶持应以效益为前提。但是,不能单讲经济效益,还要讲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西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真正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坚持勤俭建设的方针,发挥自己的优势,挤出资金,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农牧业生产技术,选择上一些效益好的工业项目,以及兴办第三产业。目前,西部许多省区财源少,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全国重点贫困县共592个,西部366个,约占62%,其经济建设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但要下决心挤点钱来搞生产,绝不可以稍存依赖思想,绝不可以无所作为。
支援不发达地区是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发达地区对资源地区的补偿和援助。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通过这种补偿和援助,促进地区之间的经济协调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尽最大可能帮助后进地区。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加快开拓西部,以求共同进步。
国家帮助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国家通过政策、经济等各种手段,对西部开发起主导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帮助西部发展仍然是主要形式,但是社会力量对建设新西部也将起积极作用,并且是政府不能代替的巨大力量。近年来,一些新闻单位开展对西部的报道,相继组织西部行,编发西部建设讯息;研究西部的各种社会团体不断加强工作,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的成立,便是其中的一个尝试。随着深化改革,社会力量将在西部建设中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国家应重视和帮助有利于西部建设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孕育、发展和壮大,为西部建设提供新动力。
西部开发和东部发展相结合。现时人们关注的政治经济热点之一,是东部如何在今后发展的基础上,带动和帮助西部加速发展,以缓解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进而逐步缩小差距。这是贯彻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先富帮带后富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当务之急。根据历史和现实经验,东西部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无疑是加强东西部经济协作,增强东部对中西部经济辐射力度,按国家产业政策,扩大对西部的投资,从人力和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东部对中西部的支援,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共同发展的需要;不是割肥补瘦,而是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发展层次攀登。
东西部经济互补性强。西部的主要优势是地大物博,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农牧资源、水能资源和矿藏资源。各省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比东部多,粮食发展潜力很大。新疆是全国著名的棉花生产基地,并将发展成为国家优质棉的主要供应基地。西部拥有国家的5大牧区,有40多亿亩草原和数以亿计的牛、羊、马、驼;水能资源占全国的大半;石油、煤、铁、有色金属、磷、钾、硼砂等几十种矿产名列全国前茅,有的属世界稀有矿产;西部各省区都有世界知名的各具特色的旅游胜地。而东部的优势是具有比较发达的经济实力,拥有较多的资金和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目前,东部从城市到乡镇,都处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换和调整之中,向西部发展,将得到优势互补的好处,是互利互惠的最佳选择。过去10多年来,东西部结合的形式主要是对口支援,现已取得巨大成就。这种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对口支援形式仍然需要坚持下去,并要不断扩大战果。内地和沿海各省市为西藏创办中学,10年前为西藏援建43个大项目,今年又投资20多亿元,援建60多个项目,对藏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当前,东西部的合作形式已扩展到民间组织,对此应积极引导,促其发展。近年,康佳、万向等集团公司积极西进,有些项目已取得良好效益。政府和民间两股力量拧在一起,共同推动东西部结合,对开拓西部、振兴中华,显示了光辉灿烂的前景。山东烟台市是沿海开放城市,最近成立了西进办公室,提出与中西部合作再造一个市外烟台的宏伟设想,在各地引起强烈反映。面对东西部加快合作的大好机遇,西部应当采取主动迎合的态度,为这种合作创造最佳条件。
内联与外引相结合。目前,不少东部的合资企业已将触角伸向西部。据报道,新疆现在已有三资企业300多家,经营效益良好。一些外资企业开始涌向条件较好的川陕甘和中西部的结合部,探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现在,西部周边环境呈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国家正在扩大西部开放面,将边贸点逐渐发展成为对外经济开发口岸。从广西的凭祥,云南的瑞丽,西藏的亚东,新疆的伊犁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形成1万公里长的缀满珠玉的链条,将使贫困的西部边界变为国家西部的先富地带,在沟通东南亚和西北亚的古丝绸之路上重现辉煌。西部开拓,不仅为国内东中部经济繁荣提供新的源头,也为国际经济发展提供机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西部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光荣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但是由于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现代精神文明要求有很大差距。精神文明上不去,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开拓西部时,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努力发展各族人民的科学教育,改善卫生条件,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克服各种保守观念和不文明习俗,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不利于祖国安定团结的思想影响,使西部成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社会进步的文明昌盛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中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西部的开拓发展,西部的开拓发展离不开祖国的强大,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11版(理论)
专栏:

  庭院经济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王风满
庭院经济是以农户庭院宅基及周围的土地、空间为载体,以精种、精养、精加工为主要内容,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优质高产高效经营形式。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乡镇企业发展相对落后,而农户居住分散、庭院宅基地宽敞的欠发达地区,发展庭院经济是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安置这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领域,有关部门应该下决心、花气力把它搞好。庭院经济开发项目多,劳作时间方便,方式多样,经营灵活,投入集中,易于管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庭院经济是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庭院种植、庭院养殖和庭院加工等,有利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是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同时,庭院经济对发展高效农业项目,探索集约型经营模式,形成多种产品市场,以及为大农业综合开发与区域化、专业化农业商品基地建设等,提供了示范与先导。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必将有力地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农民走向市场。
发展庭院经济还有利于全面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小康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目标,它不仅要使农民丰衣足食,而且还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发展庭院经济既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又可以促使农民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在发展庭院经济中,要注意扬长避短,优势优用,科学确定发展庭院经济的项目。一般来说,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庭院经济有四大优势:一是环境优势。这些地区地域辽阔,农民居住比较分散,庭院宅基地宽阔,发展庭院经济的潜力很大。二是物种优势。欠发达地区多在中西部山区,那里海拔、土壤、气候条件差异大,小气候特征明显,物种多样,林果特产资源丰富。三是传统优势。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有在房前屋后和自留地里“绣花”的传统习惯。四是市场优势。庭院经济的产品具有“轻活名贵”的特点,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要积极引导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发展庭院经济的独特优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优化生产力布局,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庭院经济要按照“两高一优”的要求和产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发展方向,坚持因地制宜、形成特色、依靠科技、确保效益的开发思路。在大力发展庭院经济中,必须注意的问题是:首先要选准项目。在选择项目上要坚持一业为主,兼业经营,以形成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庭院经济区。其次要依靠科技,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在项目安排上,要着眼“立体型、生态型、复合型”开发模式,实行“长中短”优化组合,“种养加”配套发展,“农工商”一体经营。另外,发展庭院经济要与大农业开发、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和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项目开发、基地建设和集体企业对发展庭院经济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要实现庭院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必须加强领导,精心指导,狠抓落实,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农户发展庭院经济需要占用的土地和开发房前屋后的次生林地的,有关部门要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给予支持。为了鼓励农户发展庭院经济,财政、农行、信用社要投放必要的周转金和贷款,尤其要大力扶持贫困农户发展庭院经济。科委、科协、林业、畜牧等部门要积极地为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提供各种技术服务。有关部门还要依法保护农户正当的经营所得,坚决打击盗窃、哄抢农户庭院产品的不法行为,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有关部门要在发展庭院经济过程中,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为重点,搞好“服务大合唱”,有计划、有重点地开辟大宗产品集散地,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并及时向农民提供种苗、技术、农药以及储藏、加工、信息等方面的系列化服务。


第11版(理论)
专栏:

  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
李建兴
中国财政学会1995年年会暨第12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日前在山东烟台市举行。与会200多名代表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围绕振兴国家财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财政基础理论建设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关于振兴国家财政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中央在《建议》中首次提出“振兴国家财政”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也说明了振兴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家认为,财政困难是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主要是经济效益低下,经济秩序混乱,经济改革不配套,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等因素综合造成的。振兴财政应突出抓以下几点:一是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促进结构优化,抓好财源建设,为振兴财政提供稳固的基础;二是规范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分配格局,扭转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状况;三是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健全财经法规,力争在“九五”后期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比较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使政府理财纳入法制轨道。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综合配套,循序渐进。一是要公平税负,取消各种不正常的优惠,实行国民待遇;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三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四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要从财力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帮助企业卸掉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促进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
关于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条件。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都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解决。代表们强调,财政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手段之一,财政摆脱不了困境,必然弱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振兴财政也是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代表们一致认为,“九五”期间要着力实现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结构、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实现公平分配、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等目标,必须加强财政与银行、计委等综合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尤其要处理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结合、相互协调,使得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形成合力,综合运用。
关于加强财政基础理论建设的问题。大家认为,这几年来,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成绩是显著的。但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看,财政基础理论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职能问题;二是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问题;三是财政的职能作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否则就无法确定财政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代表们一致认为,加强财政基础理论研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理论体系,是科研部门、教学部门和实际部门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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