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

我们需要圆明园遗址
张先跃
看了10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叶廷芳先生《美是不可重复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修复圆明园的鼓噪声已耳闻好几年了,早些时候,笔者也曾写过信,呼吁有关部门尽早制止这一举动,但无奈人微言轻,没人理会。看了先生的文章,我又增添了几分信心,原来“微人”的想法与学者的思想是一致的,于是我也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
圆明园曾经是辉煌的,但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者彻底毁灭了,于是劫后的圆明园遗址成了“国耻纪念地”。因为是“耻”,所以,圆明园是不能修复的,“修复”了,就替侵略者掩饰了他们的罪行;因为是“国”之耻,所以圆明园遗址不独属于北京市,而属于现在和今后永远的全体中国人民,因而遗址是否需要“修复”,这一权力属于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全国人大;因为是国耻之“纪念地”,倘若“修复”,则“纪”何“念”甚?若干年后,又让我们的子孙到哪里去寻翻这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
“修复”圆明园遗址,固然可得到一些暂时的经济效益,但这几个“铜钱”怎可和永久的政治、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相比量?“修复”遗址,固然可添一处“景观”,招来一些“逛热闹”的游客,但殊不知,遗址本身就是一处很宝贵、很有意义的旅游资源,虽然这种“资源”的存在会让国人感到伤痛和义愤。
圆明园只剩下了一片废墟,这是客观事实。唯因如此,才不能修复,即便“修复”,也只是徒造一件贻笑大方甚至令后人责难的赝品而已。叶廷芳先生讲得好:“美是不可重复的”,同一条河流,今天的河水绝不是昨天河水的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明园是无法复原的。
这些年,各地“修复”了不少遗迹,或由今人“兴建”了不少“古迹”。事实上,其中不少是看似“建设”,实为破坏,是“建设性的破坏”,劳民伤财。何不分些钱去改造、建设贫困山区那些破败的校舍呢?这才是当今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12版(副刊)
专栏:

踩房
蓝春荣
回忆常常是美好的,尽管也有苦涩,但那苦中的甘甜,有如加糖的咖啡,意韵幽深。
儿时家境清贫,一家人挤在一间半平房里,房顶和墙壁全用报纸裱糊。全年只有过春节时,屋里最干净,人们也最兴奋。为了过年,妈妈总要在“吉庆有余”、“福如东海”、“鲤鱼跳龙门”那些鲜活的年画四周贴上红纸条,看上去也喜喜庆庆的。最苦的是遇着连阴雨,屋里屋外全是雨,棚顶和四壁漏得一片又一片,地上、炕上摆满了盆盆罐罐。而雨过天晴,太阳在憋了一阵子之后,再露出脸来,孩子们的兴奋竟是无与伦比的。
雨把房上的土鼓捣得松而且软,饱含着污水向人们施威。草籽并不因为是长在房上而影响繁殖力,草根深植土中,便把更多的雨水引进屋里。人们唯一的办法,是上房拔草,再把土踩实。东家西家房上全是人,人们一步紧挨一步,走着颠着,有人还把苦把愁丢在脑后唱起小曲,说闲话逗趣儿,招引得孩子们火烧腚似的,个个猴似的抓耳挠腮地喊着要上房。尽管地上的孩子吵孩子跳,房上的大人无一例外地都摇头,不是说房太高有摔下去的危险,就是说你们越踩越漏。好像他们的权威,全表现在摇头上。
在我长到十多岁的时候,爸允许我踩房了。
一个脚窝挨着一个脚窝,实实在在,均均匀匀,身体随着脚步上下颤动,那姿态不舞也是舞,不歌也想唱。一个人这样舞这样唱,一群人这样舞这样唱,便蔚然成一大景观,让那些比我小的孩子们在地上眼馋得掉眼泪。
在房上,我变成了超人。我的梦就在房草上回荡,我也随着那房草一起飘飞。雨后湿热的空气将远处的大山、近处的小河、小洋楼、大烟筒拥抱怀里,在云中穿行。那白白的烟,就是云,我这样认定着。我一步紧着一步地踩,一下紧着一下地颤,好轻好轻,不由地我笑出声、叫出声:“踩房啊”!
猛然,一声断喝,吓得我头发根全是冷汗。“掉下去了!”站在房沿拔草的妈妈,一把把我拉退两步,这才转危为安。父亲急红了脸,差点把我赶下去。我收敛了想象,低头看着脚尖,认认真真地一步步踩着。不多时,脚步沉重起来,腰轴轴的不灵便,肚子也觉得饿,周身不舒服。我想歇一会儿,可是不敢,如果表现不好,如果真的不许我踩房,那我会难过死的。我坚持着,脚步没有刚才的急,没有刚才的稳;身子没有刚才的直,没有刚才的颤,咬牙捱到日落,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第二天差点儿起不来炕。踩房是这么累这么苦?难怪妈说怕下雨更怕踩房。不过它仍然吸引着我,我盼着下雨盼着踩房。
我家的房破,却很高,又是在一排房的最里边,这就必须从低矮些的房子上去才成。多少家的人,从一家房顶走过,那负担重得人家皱眉头。父亲便从另一家搭梯,但是那家毕竟房高,父亲毕竟年长体胖,一次,竟从房沿跌落,砸坏人家的木盆,腰也疼痛多日。自此,我责无旁贷地成了家里踩房主力。我心里便存着一分责任,一分负担,一分荣耀,舍出汗舍出苦舍出心力踏踏实实踩房。许多人羡慕爸妈,说他们有个懂事的女儿。
土房的衰老,使雨水更易进屋,人们便更加频繁地拔草和踩房,踩房使我成熟,在一步一颤地踩动中,我成了大姑娘。这时我更清楚我的劳作对这个家的意义,幻想和飘飞的感觉便附着了一些沉重。
当我成为大学生的时候,我家搬进了瓦房,即使房漏,也另有新法,无须踩房了。从此之后,虽然不再为踩房伤筋劳骨,却也再难寻那颤动与摇摆的愉悦。
当我成为母亲的时候,女儿根本不懂什么叫踩房。我庆幸她们,也很羡慕,如果她们想跳舞唱歌,可以进卡拉OK厅,不必如我在苦中寻乐。


第12版(副刊)
专栏:


汪家明
少年时极喜欢一幅画——列维坦的《墓地上空》。画中铅色的云、黑色的云和金色的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达出巨大的悲哀和强烈的痛苦……
俗语说,七月八月看彩云。在我的家乡青岛,每到夏秋之交,无论早晨还是傍晚,天空的确气象万千。在霞光的照射下,云一会儿像绵延群山,一会儿如滚滚波涛,行走极快,边行走边变化着形象。在这样的时候,我喜欢去海边,坐在礁石上,静静地,无遮无拦地看活动着的油画,享受着一种说不出的美感。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映着霞光的云,又映红了海面,早出晚归的船儿穿行在红光之间,显得非常渺小,似乎要驶进彩云里去。随着太阳的沉落,云渐褪色,由下而上,被夜吞没。但有时,直到夜里9点多,早已落下海平线的太阳,还能照射到一朵高空中的云,于是这彤红的云朵,在夜空中长久地闪烁,十分奇特。
暴风雨到来之前,天空中翻腾着的,是乌云。在云的聚合、树的摇摆和风的呼啸中,一切都富有戏剧性,令人期待着某种变故。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风云变幻,我有时忘记了一切。雨过天晴,瓦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虽然单调,但总比万里无云要好……
人们不仅从地面仰望云,而且登上高山俯瞰云,于是有了黄山云海、泰山云海……我虽登过几座名山,却无缘看到云海奇观,倒是乘飞机旅行时,遇见过云海,那云密密厚厚的,白白的,像一片雪原,可以走上去散步。
1973年夏,我在崂山顶住过几天。崂顶海拔1133米,山下即是大海。在崂顶巨石上,我亲眼看到云是怎样从海上升起,并向我飞来。远看时,是一块块白云;近看时,是一团团水雾,掠过巨石时,如同下了一场雨,巨石和我都湿了,我的头发眉毛上结了水珠;飞远后,它又成了白云。
不知为什么,无论是从飞机上看云,还是在崂顶与云亲近,虽然新奇,却没给我多少美感。只有从地面上观云,才常常惊叹于造化的神妙,大自然的艺术。距离产生美,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第12版(副刊)
专栏:漫谈

“娱乐版”的误区
碎石
如今,报纸办得活了,版面扩得多了,“娱乐版”也一下子“火爆”了起来,纵观日报、晚报……没有“娱乐版”(包括类似的版面)的,很难找出一家来。吃喝玩乐,占了生活的四分之一,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也理所当然。
报纸推出“娱乐版”,或类似“娱乐版”,指导思想我想不会是为寥寥数“星”服务的吧。如果只为“明星”服务,又何必叫“娱乐版”,干脆叫“明星版”岂不更招眼?可见,既为“娱乐版”,自然是大众的娱乐,因为报纸是大众的报纸。然而,遗憾的是,如今一些“娱乐版”名不符实,已成了“明星”的专版,几乎所有的文章、照片……都是这“星”那“星”。办版“滑”到这种地步,不说是偏了方向,至少也是一个误区。
版多了,“星”(真正德才兼备的称得上“星”的)却不多。于是,只好把“明星”的一些绯闻炒了又炒。如有一阵子,某“星”某“导”的“情变”,就几乎炒上了大多数的“娱乐版”,如此“娱乐版”与其说是“娱乐”,倒不如说是无聊。至于一些“星”的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我想也与“娱乐版”脱不了干系,——谁叫你把他们捧上天去呢?
办报纸可不是儿戏,办报纸是要用十二分心思的。“娱乐版”应该是大众的娱乐,读者在“娱乐版”上得到健康、有益的娱乐,才算是办好了“娱乐版”。走出“娱乐版”的误区,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于脑子里要牢记“大众”两字。编辑也好,记者也好,如果牢记了“大众”,落笔就不会偏到寥寥几个“明星”上去,更不会去炒那些无聊、甚至是低级庸俗的东西,而会千方百计让大众成为“娱乐版”的主人,在“娱乐版”上得到健康、有益的娱乐。


第12版(副刊)
专栏:

山东艺术家在京办沙龙画展
由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艺术家沙龙画展”于12月上旬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展出。
这个沙龙隶属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其成员是以山东省部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为主体,于1994年自愿结合成立的。他们就画家如何把握艺术创作同市场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严肃、高雅的艺术品位融入到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以求共鸣等问题进行探讨与实践。此次展览是沙龙18位画家近一年来创作的近百件新作。其中有国画人物、山水、花鸟和水彩、水粉、民俗漫画等。(附图片)
图为参展画家之一祖伟威的作品《海风》。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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