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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讴歌英雄是我终身的使命
张绍林
作为导演，有时我回顾自己的作品，突然发现我的背后站着一串活生生的英雄。从一生默默无闻的《有这样一个民警》到身患绝症而顽强完成县志编纂工作的《好人燕居谦》；从描写一个教育战线上退休老同志历尽辛劳动员群众集资办学的《百年忧患》到为了人民的安危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刑警队长》；从与大自然搏斗的《大西北人》到开山凿路的《沟里人》，这些作品都是对生活原型中的先进人物和英雄群体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加以讴歌。这就是我所拍的现实题材的电视剧特点——塑造英雄，颂扬英雄，可谓系列的“英雄的赞歌”，也可以说是主旋律作品。
说到主旋律，在我们的同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不是搞艺术，是政治宣传，粉饰太平，配合中心工作的“遵命”的应景作品。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
拍好主旋律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拍出光彩，拍出火花来的确得下一番苦功。观众对模式化概念化的形象，对说空话说大话的干瘪形象，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是嗤之以鼻的，极为反感的。反之，对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感人形象确实是十分欢迎的。我拍的电视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许多观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记得当电视剧《有这样一个民警》播出后，我收到了许多封热情的观众来信，其中一封信是一位老画家写来的，他说他非常感谢剧组创作者们为社会提供了这样一部真实感人的电视剧，这是他多年来在屏幕上见不到的艺术形象；公安部首次把“金盾奖”颁发给了这部电视剧。
拍好主旋律作品必须要深入生活，对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才会有创作激情，才会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你的作品才会受到观众欢迎。电视剧《沟里人》描写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花了３０年时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悬崖峭壁上开山凿路的先进事迹。我同编剧一起深入到生活中去，眼前的一切景观把我惊呆了，我真是发傻发愣，半晌没转过神儿来。几十丈高的大绝壁，巨大的涵洞在峭壁上划了个“之”字，我真的被震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巨大的工程竟出自那些极为普通的山民之手，真的，世界上有愚公了！这些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山民，他们连话都很少说一句，面对大山，却毫无畏惧，他们征服了大山，他们的形象顶天立地。我感到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这些普通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我长时间激动不已，如果不把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简直是我这个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失职。
电视剧创作没有生活谈不上艺术，但是生活并不等于艺术，这里有个审美取向问题，如何把握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因为艺术有它特有的空间。你只有自己被生活感动，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之中，作品才会感动观众。我在《沟里人》分镜头中处理大宝的死是掉着泪完成的。拍摄中同样充满激情，使这场戏达到了全剧的顶点。《有这样一个民警》中杨明光医院里夫妻话别与最后站岗，我也是在分镜头时流着泪完成的。观众这个上帝是最为公平的，只要你真情实感地投入，认认真真地按艺术规律去干，肯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在创作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电视剧时，总要遵循一个原则：艺术创作中把英雄先当成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常人，让英雄人物在观众面前成为实实在在的，可亲可近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样才能让观众打心眼里喜欢他，认可他，被他感染。任何一个先进人物，没有超人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不凝聚着时代的缩影，他就不成其为先进模范。反之，没有普通凡人的品格，和默默无闻的作为，人物就空洞，就苍白无力。我在把握先进人物闪光点的同时着力开掘人物的普通品格也就是把平凡小事作为切入点，寻求他们英雄品格的精神支点，把支撑英雄壮举的常人情感传达给观众，从而使他们形象真切感人。
主旋律的电视剧当然要以光明面为主，以鼓舞人为主，以积极向上为主，以充满希望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实中消极东西的回避。电视剧要坚持直面生活，直面人生，针砭时弊，这是它的功能与属性，对真善美它是传播机，对假恶丑它应该是战斗武器。在《百年忧患》中，我们在热情歌颂秦世义老人的奉献精神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农村普及教育方面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剧中设计了这么一场戏，一个山村学校的危房倒塌砸死了７个孩子，于是，各级领导乘坐自己的小轿车纷沓前来出事地点以示关切，它在强烈的对比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这也许能多少对某些父母官们起到了警钟长鸣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山区的教育事业。
对于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不但创作者自身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而且有关领导也要有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狭隘地理解主旋律作品就是宣传好人好事，就是写中心演中心，图解中心工作，也不能武断地要求主旋律作品只能是正面颂扬的，不准涉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应该给主旋律作品更宽大的政策，更宽阔的天地。
作者是山西电视台导演（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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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荣誉和使命
门文元
我拿过很多奖，全国、全军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奖项都拿过。然而当我得知耗费半年心血搞出来的土家族大型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时，心情还是激动得难以言表。因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是党和国家对艺术创作最高规格的一种赞许和肯定。同时我也和主创单位——宜昌市各级领导、宜昌市歌舞团全体成员一样，深感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点力量而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此时此刻我还意识到，与奖状和鲜花相伴而来的不仅仅是荣誉，还仿佛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鞭策与压力，一种无需别人交代便油然而生的责任和使命。
说起来我已是第二次获此殊荣了。首次获此奖项的作品是我任艺术指导的大型系列舞蹈《月牙五更》。这部作品演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过当我再度手捧“五个一工程”奖状的时候，喜悦与荣誉，鞭策与压力，责任感与使命感，依然与当年一样的生动和新鲜。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具有荣誉感便会失去急前奋进的追求；但一味陶醉于荣誉而品咂不出其中的责任和使命来，比不知什么是荣誉更加可怕。我的这一自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党和人民军队对我长期教育培养、我也在实践中严以苛求的结果。
我是个生于工人家庭从小捡过煤渣的苦孩子。党不仅把我引入了艺术殿堂，还不断教导我文艺只有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才有光明的前途。文艺家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和生活沃土里，才能创造出有崇高品味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来。这些教导不仅是必须坚持的文艺方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荣誉心和使命感的源头。因而远在演员时代我就拜了不少戏曲演员和民间艺人为师，学了许多京剧和地方戏。东北地区的民间舞无论是南派秧歌还是北派秧歌咀嚼得烂熟于心。我还特别愿意到生活中去，在乌苏里江上同赫哲族同胞一起打鱼，在内蒙古草原同牧民一起牧羊放马。至于当兵更是我分内的事。为了得到更深的体验和收获，我剃光了头，穿上列兵服装，在班长指挥下毫不走样地摸爬滚打。除纪律规定不许登战斗机飞上蓝天外，步兵、炮兵、机枪兵、坦克兵、潜水兵我都当过。当我进入创作的时候，那些活蹦乱跳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的感人细节，闪耀民族个性的舞蹈语言，便精灵般地不召自来了。影响广泛的舞剧《蝶恋花》、《虎头峰的传说》以及屡获重奖的《金山战鼓》、《盛京建鼓》、《月牙五更》等等，无不仰仗于传统文化及丰厚的生活对我的馈赠。即便应宜昌市之邀创造《土里巴人》、应山西省之请编导《黄河水长流》，我都是先到土家族聚居的清江河畔及黄河两岸，了解民情，熟悉民风，收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学习民间舞蹈，翻阅有关历史。有了这些，本子、结构、场面、舞蹈语汇，也就出来了。
荣誉感和使命感不仅使人勤奋，还迫使你多出智慧。从去年春天到今年１０月，我共完成荣获文华大奖的《土里巴人》、荣获“解放军文艺奖”的《绢花》、荣获电视“星光奖”的中央电视台１９９５年春节晚会（我任舞蹈总编导）、荣获文华新剧目奖的《三峡情祭》以及《黄河水长流》，本团创作的大型歌舞诗《雪花·雪花》，最富意义的是完成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歌舞晚会《光明赞》中的舞蹈总编导任务。有人说我是多产编导家，哪里知道一个月里能有半天休息对我都是一种奢侈。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一下，在《光明赞》排练的紧要关头，正是我身患绝症的母亲生命垂危之际，每分每秒都盼望我这个独生子能回到她的身边，然而我怎能离开呢？我精神饱满面带笑容地为上千名演员排练，泪水却在我的心里汩汩流淌。当江总书记看完演出的第二天，我只好放弃丁关根同志主持的座谈会和表彰会，乘头班飞机返回沈阳并直奔医院。这时母亲已经不能讲话，只能用泪眼可怜巴巴地看我，用虚弱得不能再虚弱的手抚摸我，而我也只能跪在床前大哭一通。后来剧组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丁关根同志得知我的情况后，请剧组转达他对我的慰问和谢意。我伏在母亲身边大声喊着转告她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她微微点头表示领谢了，并从紧闭的双眼中流下了两行热泪……
我整整６１岁了，已经进入生命的秋天，但荣誉和使命仍然如春雷一样催促着我，不能停步，继续前行！
作者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艺术指导（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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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
宋国锋
话剧《鸣岐书记》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一信息传来，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到鸣岐书记墓地。望着鸣岐书记墓碑，该说点什么呢？思来想去，其实只有一句话，这荣誉当归于您！
一年前７月１４日，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张鸣岐同志在锦州抗洪前线以身殉职。当噩耗传出，锦州大地山河呜咽，苍天哭泣，万民空巷，长街挥泪，那场面即使铁石也为之震颤，为之动容。
一年过去了，泪水似已拭干，心绪亦或平慰，然而鸣岐的牺牲带给人民的思索却日益深刻，对鸣岐人格的敬仰越发由衷，对鸣歧精神呼唤更加强烈。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去年８月份，鸣岐同志的事迹披露报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我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党政班子清醒地意识到，当前共产党的形象太需要张鸣岐这样的干部，老百姓盼望的正是张鸣岐这样的公仆。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促使我们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把鸣岐形象搬上话剧舞台，搞出一部像样的戏以告慰鸣岐，奉献社会。
众所周知，真人真事的戏难写、难排、难演，弄得不好难看。我们是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出了一道难题。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使我们畏缩。两位年轻的剧作家海葳、宝群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几进锦州城走访群众，搜集素材。当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的第一稿剧本在剧院艺委会宣读后得到了一致肯定。著名导演丁尼同志已离职休养，看了剧本后，放弃了手中给其他院团待排的剧目，欣然挑起了这部戏的导演重担。剧院动员集中了一大批优秀演职员投入了话剧《鸣岐书记》的排演工作。那段时间里挂在排练走廊里的一条标语是：“用鸣岐书记精神，排鸣岐话剧”。这句话集中表述了全剧组乃至全院人员的共同心声。不是吗？酷热的天气，大汗淋漓，没有分文补贴，拿着６０％的工资，没有一句怨言，不图任何名利，只有苦苦的拚搏、默默奉献……
辛勤的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此剧首场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发自观众心底的不息的掌声，使我们这个创作群体的每一个人获得了最大的心理满足。此剧首演至今已逾百场，上至中南海，下至乡镇，干部群众，专家同行，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作为院长，我为辽宁人艺能排演这样一部既有社会影响又有经济效益的戏感到欣慰。作为演员我为自己能有机会在舞台上塑造张鸣岐的形象感到幸运。１００余场的演出，我的心绪总是处在一种激动亢奋之中，这种难以自制的激情来自我与广大观众心和心的碰撞、情与情的交流，来自于观众席上反馈来的叹息、抽泣、欢笑、掌声……然而我心里明白，这掌声，这鲜花，这拥抱，这赞誉，全是出自他们对鸣岐的由衷敬仰，对鸣岐的真诚爱戴。
有人问辽艺三年搞了三部戏，一个文华奖《爱洒人间》，两个“五个一”《那一年在夏天》、《鸣岐书记》，你们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想这其中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正像李默然同志所归结的“离不开辽艺４０年几代人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紧紧地与时代同步，实实地与人民同心。”
作者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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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士兵新时代的辉煌
宁海强
从我接受《弹道无痕》影片拍摄任务起，我就知道从总政领导，到八一厂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部影片的创作，自上而下都认为剧本的基础既具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在此基础上，影片的二度创作应把重点放在观赏性上，在影片的思想内涵、人物个性及新的表现手段上下功夫，努力表现出新时代的士兵生活，让今天的观众和士兵对影片的内容产生共鸣。
剧本有基础，导演有想法，演员有个性，摄影有风格，美术有追求，制作有功力是一部精品影片二度创作中的重要要素，也是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作集体在进入创作时提出的口号。拍一部表现连队生活题材影片，是否能打动观众，是否能让今天的士兵喜欢？这是摆在我们摄制组面前的重要课题。选择新的视角，新的处理手段是这部片子的唯一出路。所以，在看剧本的同时，创作人员人手一份小说，去感受炮兵像炮一样的性格；去感受那种深藏于磅礴气势中的士兵的魂魄；去体验那种昂扬澎湃的青春的律动。我们选景时，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树，一排绿色的炮，一群绿军装的士兵，感到色彩单调。有人说：加点社会的背景，歌舞厅，倩女等等，以增加可看性。但我想拍的是一部纯军事题材影片，这些点缀是不合适的，正如王晓棠厂长在交待任务时说过的那样：“要拍好这部影片，首先在拍好士兵的基础上，先拍好炮。影片的魂是炮手，而炮手的魂是炮。”《弹道无痕》影片的魂是士兵，是炮，而要表现他们存在的价值，就必须融入在绿色的营房，威武的炮群，紧张的训练之中。所以，我们不仅不外加所谓色彩，而且要重笔描绘绿色军营的线条美，把直线加方块，摆进我们的画面，把炮与士兵融为一体，一定要在炮群中寻找美的画面，在一色中寻求士兵的魅力。
《弹道无痕》中没有传奇的故事情节，也缺乏强烈的戏剧悬念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两个士兵班长在军营的８年当兵的生活，要想吸引观众，我们只能不断调动观众的兴奋点，用一种强烈的军队生活节奏和诗一般美的象征性物体，让观众既有振奋之感，又有审美之趣。
对于一个表现士兵的影片，既要用士兵的行动和情感打动他，让观众与影片人物产生共鸣，甚至替士兵鸣不平，那么影片将会达到一定的艺术效应。然而，还有一种我认为是军事题材影片最重要的，也不同于任何题材影片的是表现出士兵的魂魄，这是一种给人们振奋、带有一种冲击力的阳刚之美，正是观众认可一部军事题材影片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影片中调动一切拍摄手段强调一种特有的恢宏气势，时时地给观众提神。我们希望这种兴奋点，能使观众看完影片后抑制不住地说：“真来劲儿，这片子好。”带着这些希望，我们设计着这部兵的影片的蓝图。从准备到拍摄结束，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教育谁，只想用部队生活本身所有的奉献精神和无处不渗透着阳刚之气的特质去感动人、打动人的心灵。
应该说《弹道无痕》影片的完成，是在努力提高电影精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这条路上所做的一次尝试。我非常感激那些曾支持和鼓励我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与我合作的摄制组的每一位创作者，我将继续为军事影片的崛起而拚搏，创造士兵新时代的辉煌。
作者为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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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生活
王兴东
到上海，少不了要看两座跨江大桥。其实，我们艺术家也是在造桥，在生活与艺术，在作品与观众之间，通过银幕来架设沟通情感的心灵之桥。
“五个一工程”奖已经颁发四届了，入选了我编剧的三部影视作品：电视剧《纪委书记》、电影《蒋筑英》，还有今年获奖的《留村察看》。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生活！
我无法剪断创作与生活的脐带，没有生活给予我创作的养料，没有群众对我创作上的支持，就没有这些获奖作品。《留村察看》就是群众出题，我们作的文章。我曾问一个农民：“你最爱看什么电影？”他说：“我最爱看焦点访谈里把那些腐败的干部抓起来。”“《焦裕禄》看了吗？”“看了，其实应该让干部们好好看看，学学人家焦书记。”这样，就有了一个县长被“留村察看”的故事。创作实践证明没有生活是搞不出好作品的。
现在电影进入市场竞争，我认为，市场的第一轮竞争就是比谁占有了生活，占有了生活就占有了力量的支点，就能征服观众，占领市场。我们提倡出精品。精品首先是真品，不是赝品，是实实在在地展示了生活中真实而尖锐的矛盾，是老老实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的真情实感而艺术家又投入全部真诚而创作的作品。事实证明，凡是符合人民心愿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我们艺术家远离现实生活，置人民心愿于不顾，那么群众就会疏远我们的作品。所以，深入生活，面向人民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提高创作力的必由之路。
不久前，我又参加了《孔繁森》的剧本创作，摆在我们桌前已有了四本描写孔繁森事迹的书，有人主张在书上改编一下就行了。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我们不想带别人的眼镜观察生活，必须到生活中跑很多路，看到那个环境和人，才能为电影设计出真实的画面。
于是，我们进西藏，赴重庆，奔济南，下聊城，到五里墩孔繁森的老家，采访了他所有的亲人，一路采访洒一路的泪水。大家知道，孔繁森生前曾用地排车推他母亲去看灯会，那辆人畜两用的地排车，我亲自推了推，像他这样的干部调一辆桑塔纳来那不是很容易的吗？然而孔繁森同志就是这样廉洁，时时处处考虑到群众影响。当我亲手推动地排车时，我就想一个地委书记能用这个破车，坦坦然然推他老娘逛大街，可见孔繁森的性格。我想在影片里再重复一次，在繁森同志去世后，让他儿子孔杰也学着他爸爸用地排车推着９４岁的老奶奶去逛一下灯会，这情节一定会很感人的。
我采访孔杰，孔杰告诉我他去西藏收拾孔繁森遗物时，发现孔繁森只留了８元６角钱，却保存了两箱哈达，１０００多条，这是藏民送给他的。一边是８元６角钱，一边是１０００多条哈达，这是一个地委书记的遗产！我想起了中国的清官海瑞，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留下二十两白银，还不够他殓葬所用。从遗产中也可以透视出一个领导干部的人生追求。应该说孔繁森是清贫的，孔繁森也是富有的，１０００多条哈达是情感的财富，凝集人民对他的大爱。看到这上千条的哈达，我激动不已，感谢生活！帮我找到了这个故事的高潮！于是我构想，当儿子孔杰从西藏收拾遗物回来，老奶奶看到两箱白纱巾似的东西潮了，让晾晒一下，在葡萄架上，在晾衣绳上，在枣树上，在墙头上，挂满了１６００多条哈达，在微风里，在霞光中，像云像雪飘扬在鲁西大地一个普通人家，这是孔繁森心境的物化，这是人民对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最高的祭奠。
我们在搞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我们是工程的设计者和建筑者，就要像上海大桥工程的建设者们那样，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架设起能够沟通艺术和人民，党和群众，中国与世界情感交流的大桥来！
作者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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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迈向新的高度
茅善玉
最近我们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沪剧《今日梦圆》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四川成都参加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又被授予优秀演出奖，我自己还获得了优秀演员奖。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鼓励，作为这个戏的主要演员，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沪剧是上海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个地方剧种。它擅长表现家庭伦理和男女爱情题材，像《今日梦圆》这样正面表现重大工程建设的剧目过去很少有过。对于演这个戏，自己思想上开始有点顾虑，担心搞不好会砸锅。当时剧院组织下生活，在离地面二十多米的地铁隧道，看到建设者泥里水里埋头苦干，自己深受感动。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地铁人宽阔的胸襟和火热的情怀有了更多的了解。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尽情地讴歌上海建设者的创业精神。艺术上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要以攻关的精神，使沪剧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使自己的表演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日梦圆》的编导构思相当巧妙。他们回避了工业戏的技术问题，硬题材软处理，以一个沪剧明星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映地铁人的精神风貌。戏里着力歌颂的地铁工程师始终没有出场，这位沪剧明星杜鹃是台上第一号人物。她的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对于整个戏成败得失至关重要。了解这一点，自己感到压力很重，为塑造好杜鹃这个人物，我确实花了不少心血，努力赋予角色以活的生命。
在表现杜鹃的人物个性时，我尽可能用一种立体的多侧面的方式，使角色能够在观众心目中活起来。由于家庭、职业和经历的原因，这位九十年代的女青年，显得倔强、任性和娇气。但我觉得这仅是杜鹃性格的一个侧面，她身上还有脆弱、宽容和善解人意的一面，也要仔细发掘，不能忽视。比如她对母亲找来给她当保姆的老奶奶开始执意拒绝，后来又待如家人十分亲热；对于被误认为“第三者”的刘美云开始语含讽刺非常冷淡，一旦疑团解开她又非常关心还帮助寻找刘美云失踪的弟弟。正因为这样，观众觉得这个人物真实可爱，一点也不显得单调呆板。
为了塑造杜鹃的形象，我还努力在细节把握上下功夫。尽管一言不合，杜鹃把恋人方家杰赶出了门，但心里还是深深爱着他的。因此当听说他和别的姑娘约会，不由得心慌意乱，雨中跟踪来到地铁工地。在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方家杰不仅不怪她，而且对她更体贴时，杜鹃被深深地感动了，她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尴尬又有宽慰，既有内疚又有欣喜。这样复杂的心情怎样在舞台上表现呢？我用了一个轻轻地把手里的伞移过去，为方家杰遮雨的小动作。此时无声胜有声，观众从这个细节里完全领会了杜鹃的绵绵情意。由于“雨中恋”有情趣有意境，成为观众十分喜爱的一场戏。
唱腔是戏曲表现人物的重要手段。为了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自己努力寻求在唱腔上的突破和创新。过去我的演唱以清纯甜美见长，这次演《今日梦圆》，我尽可能在轻柔优美的基础上增添一点亮色，多一点激情。特别是第五场的那段长达三十多句的唱段中，自己吸收了京剧演唱的某些结构和拖腔，拓宽演唱的音域，加强唱段的节奏感，尽情地抒发了杜鹃对母亲梁工程师和地铁建设者的理解、崇敬和热爱，也使观众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作者是上海沪剧院演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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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英雄是我终身的使命
张绍林
作为导演，有时我回顾自己的作品，突然发现我的背后站着一串活生生的英雄。从一生默默无闻的《有这样一个民警》到身患绝症而顽强完成县志编纂工作的《好人燕居谦》；从描写一个教育战线上退休老同志历尽辛劳动员群众集资办学的《百年忧患》到为了人民的安危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刑警队长》；从与大自然搏斗的《大西北人》到开山凿路的《沟里人》，这些作品都是对生活原型中的先进人物和英雄群体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加以讴歌。这就是我所拍的现实题材的电视剧特点——塑造英雄，颂扬英雄，可谓系列的“英雄的赞歌”，也可以说是主旋律作品。
说到主旋律，在我们的同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不是搞艺术，是政治宣传，粉饰太平，配合中心工作的“遵命”的应景作品。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
拍好主旋律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拍出光彩，拍出火花来的确得下一番苦功。观众对模式化概念化的形象，对说空话说大话的干瘪形象，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是嗤之以鼻的，极为反感的。反之，对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感人形象确实是十分欢迎的。我拍的电视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许多观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记得当电视剧《有这样一个民警》播出后，我收到了许多封热情的观众来信，其中一封信是一位老画家写来的，他说他非常感谢剧组创作者们为社会提供了这样一部真实感人的电视剧，这是他多年来在屏幕上见不到的艺术形象；公安部首次把“金盾奖”颁发给了这部电视剧。
拍好主旋律作品必须要深入生活，对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才会有创作激情，才会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你的作品才会受到观众欢迎。电视剧《沟里人》描写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花了３０年时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悬崖峭壁上开山凿路的先进事迹。我同编剧一起深入到生活中去，眼前的一切景观把我惊呆了，我真是发傻发愣，半晌没转过神儿来。几十丈高的大绝壁，巨大的涵洞在峭壁上划了个“之”字，我真的被震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巨大的工程竟出自那些极为普通的山民之手，真的，世界上有愚公了！这些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山民，他们连话都很少说一句，面对大山，却毫无畏惧，他们征服了大山，他们的形象顶天立地。我感到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这些普通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我长时间激动不已，如果不把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简直是我这个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失职。
电视剧创作没有生活谈不上艺术，但是生活并不等于艺术，这里有个审美取向问题，如何把握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因为艺术有它特有的空间。你只有自己被生活感动，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之中，作品才会感动观众。我在《沟里人》分镜头中处理大宝的死是掉着泪完成的。拍摄中同样充满激情，使这场戏达到了全剧的顶点。《有这样一个民警》中杨明光医院里夫妻话别与最后站岗，我也是在分镜头时流着泪完成的。观众这个上帝是最为公平的，只要你真情实感地投入，认认真真地按艺术规律去干，肯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在创作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电视剧时，总要遵循一个原则：艺术创作中把英雄先当成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常人，让英雄人物在观众面前成为实实在在的，可亲可近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样才能让观众打心眼里喜欢他，认可他，被他感染。任何一个先进人物，没有超人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不凝聚着时代的缩影，他就不成其为先进模范。反之，没有普通凡人的品格，和默默无闻的作为，人物就空洞，就苍白无力。我在把握先进人物闪光点的同时着力开掘人物的普通品格也就是把平凡小事作为切入点，寻求他们英雄品格的精神支点，把支撑英雄壮举的常人情感传达给观众，从而使他们形象真切感人。
主旋律的电视剧当然要以光明面为主，以鼓舞人为主，以积极向上为主，以充满希望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实中消极东西的回避。电视剧要坚持直面生活，直面人生，针砭时弊，这是它的功能与属性，对真善美它是传播机，对假恶丑它应该是战斗武器。在《百年忧患》中，我们在热情歌颂秦世义老人的奉献精神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农村普及教育方面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剧中设计了这么一场戏，一个山村学校的危房倒塌砸死了７个孩子，于是，各级领导乘坐自己的小轿车纷沓前来出事地点以示关切，它在强烈的对比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这也许能多少对某些父母官们起到了警钟长鸣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山区的教育事业。
对于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不但创作者自身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而且有关领导也要有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狭隘地理解主旋律作品就是宣传好人好事，就是写中心演中心，图解中心工作，也不能武断地要求主旋律作品只能是正面颂扬的，不准涉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应该给主旋律作品更宽大的政策，更宽阔的天地。
作者是山西电视台导演（附图片）
第10版(专页)
专栏：
荣誉和使命
门文元
我拿过很多奖，全国、全军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奖项都拿过。然而当我得知耗费半年心血搞出来的土家族大型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时，心情还是激动得难以言表。因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是党和国家对艺术创作最高规格的一种赞许和肯定。同时我也和主创单位——宜昌市各级领导、宜昌市歌舞团全体成员一样，深感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点力量而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此时此刻我还意识到，与奖状和鲜花相伴而来的不仅仅是荣誉，还仿佛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鞭策与压力，一种无需别人交代便油然而生的责任和使命。
说起来我已是第二次获此殊荣了。首次获此奖项的作品是我任艺术指导的大型系列舞蹈《月牙五更》。这部作品演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过当我再度手捧“五个一工程”奖状的时候，喜悦与荣誉，鞭策与压力，责任感与使命感，依然与当年一样的生动和新鲜。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具有荣誉感便会失去急前奋进的追求；但一味陶醉于荣誉而品咂不出其中的责任和使命来，比不知什么是荣誉更加可怕。我的这一自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党和人民军队对我长期教育培养、我也在实践中严以苛求的结果。
我是个生于工人家庭从小捡过煤渣的苦孩子。党不仅把我引入了艺术殿堂，还不断教导我文艺只有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才有光明的前途。文艺家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和生活沃土里，才能创造出有崇高品味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来。这些教导不仅是必须坚持的文艺方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荣誉心和使命感的源头。因而远在演员时代我就拜了不少戏曲演员和民间艺人为师，学了许多京剧和地方戏。东北地区的民间舞无论是南派秧歌还是北派秧歌咀嚼得烂熟于心。我还特别愿意到生活中去，在乌苏里江上同赫哲族同胞一起打鱼，在内蒙古草原同牧民一起牧羊放马。至于当兵更是我分内的事。为了得到更深的体验和收获，我剃光了头，穿上列兵服装，在班长指挥下毫不走样地摸爬滚打。除纪律规定不许登战斗机飞上蓝天外，步兵、炮兵、机枪兵、坦克兵、潜水兵我都当过。当我进入创作的时候，那些活蹦乱跳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的感人细节，闪耀民族个性的舞蹈语言，便精灵般地不召自来了。影响广泛的舞剧《蝶恋花》、《虎头峰的传说》以及屡获重奖的《金山战鼓》、《盛京建鼓》、《月牙五更》等等，无不仰仗于传统文化及丰厚的生活对我的馈赠。即便应宜昌市之邀创造《土里巴人》、应山西省之请编导《黄河水长流》，我都是先到土家族聚居的清江河畔及黄河两岸，了解民情，熟悉民风，收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学习民间舞蹈，翻阅有关历史。有了这些，本子、结构、场面、舞蹈语汇，也就出来了。
荣誉感和使命感不仅使人勤奋，还迫使你多出智慧。从去年春天到今年１０月，我共完成荣获文华大奖的《土里巴人》、荣获“解放军文艺奖”的《绢花》、荣获电视“星光奖”的中央电视台１９９５年春节晚会（我任舞蹈总编导）、荣获文华新剧目奖的《三峡情祭》以及《黄河水长流》，本团创作的大型歌舞诗《雪花·雪花》，最富意义的是完成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歌舞晚会《光明赞》中的舞蹈总编导任务。有人说我是多产编导家，哪里知道一个月里能有半天休息对我都是一种奢侈。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一下，在《光明赞》排练的紧要关头，正是我身患绝症的母亲生命垂危之际，每分每秒都盼望我这个独生子能回到她的身边，然而我怎能离开呢？我精神饱满面带笑容地为上千名演员排练，泪水却在我的心里汩汩流淌。当江总书记看完演出的第二天，我只好放弃丁关根同志主持的座谈会和表彰会，乘头班飞机返回沈阳并直奔医院。这时母亲已经不能讲话，只能用泪眼可怜巴巴地看我，用虚弱得不能再虚弱的手抚摸我，而我也只能跪在床前大哭一通。后来剧组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丁关根同志得知我的情况后，请剧组转达他对我的慰问和谢意。我伏在母亲身边大声喊着转告她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她微微点头表示领谢了，并从紧闭的双眼中流下了两行热泪……
我整整６１岁了，已经进入生命的秋天，但荣誉和使命仍然如春雷一样催促着我，不能停步，继续前行！
作者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艺术指导（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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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
宋国锋
话剧《鸣岐书记》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一信息传来，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到鸣岐书记墓地。望着鸣岐书记墓碑，该说点什么呢？思来想去，其实只有一句话，这荣誉当归于您！
一年前７月１４日，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张鸣岐同志在锦州抗洪前线以身殉职。当噩耗传出，锦州大地山河呜咽，苍天哭泣，万民空巷，长街挥泪，那场面即使铁石也为之震颤，为之动容。
一年过去了，泪水似已拭干，心绪亦或平慰，然而鸣岐的牺牲带给人民的思索却日益深刻，对鸣岐人格的敬仰越发由衷，对鸣歧精神呼唤更加强烈。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去年８月份，鸣岐同志的事迹披露报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我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党政班子清醒地意识到，当前共产党的形象太需要张鸣岐这样的干部，老百姓盼望的正是张鸣岐这样的公仆。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促使我们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把鸣岐形象搬上话剧舞台，搞出一部像样的戏以告慰鸣岐，奉献社会。
众所周知，真人真事的戏难写、难排、难演，弄得不好难看。我们是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出了一道难题。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使我们畏缩。两位年轻的剧作家海葳、宝群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几进锦州城走访群众，搜集素材。当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的第一稿剧本在剧院艺委会宣读后得到了一致肯定。著名导演丁尼同志已离职休养，看了剧本后，放弃了手中给其他院团待排的剧目，欣然挑起了这部戏的导演重担。剧院动员集中了一大批优秀演职员投入了话剧《鸣岐书记》的排演工作。那段时间里挂在排练走廊里的一条标语是：“用鸣岐书记精神，排鸣岐话剧”。这句话集中表述了全剧组乃至全院人员的共同心声。不是吗？酷热的天气，大汗淋漓，没有分文补贴，拿着６０％的工资，没有一句怨言，不图任何名利，只有苦苦的拚搏、默默奉献……
辛勤的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此剧首场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发自观众心底的不息的掌声，使我们这个创作群体的每一个人获得了最大的心理满足。此剧首演至今已逾百场，上至中南海，下至乡镇，干部群众，专家同行，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作为院长，我为辽宁人艺能排演这样一部既有社会影响又有经济效益的戏感到欣慰。作为演员我为自己能有机会在舞台上塑造张鸣岐的形象感到幸运。１００余场的演出，我的心绪总是处在一种激动亢奋之中，这种难以自制的激情来自我与广大观众心和心的碰撞、情与情的交流，来自于观众席上反馈来的叹息、抽泣、欢笑、掌声……然而我心里明白，这掌声，这鲜花，这拥抱，这赞誉，全是出自他们对鸣岐的由衷敬仰，对鸣岐的真诚爱戴。
有人问辽艺三年搞了三部戏，一个文华奖《爱洒人间》，两个“五个一”《那一年在夏天》、《鸣岐书记》，你们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想这其中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正像李默然同志所归结的“离不开辽艺４０年几代人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紧紧地与时代同步，实实地与人民同心。”
作者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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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士兵新时代的辉煌
宁海强
从我接受《弹道无痕》影片拍摄任务起，我就知道从总政领导，到八一厂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部影片的创作，自上而下都认为剧本的基础既具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在此基础上，影片的二度创作应把重点放在观赏性上，在影片的思想内涵、人物个性及新的表现手段上下功夫，努力表现出新时代的士兵生活，让今天的观众和士兵对影片的内容产生共鸣。
剧本有基础，导演有想法，演员有个性，摄影有风格，美术有追求，制作有功力是一部精品影片二度创作中的重要要素，也是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作集体在进入创作时提出的口号。拍一部表现连队生活题材影片，是否能打动观众，是否能让今天的士兵喜欢？这是摆在我们摄制组面前的重要课题。选择新的视角，新的处理手段是这部片子的唯一出路。所以，在看剧本的同时，创作人员人手一份小说，去感受炮兵像炮一样的性格；去感受那种深藏于磅礴气势中的士兵的魂魄；去体验那种昂扬澎湃的青春的律动。我们选景时，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树，一排绿色的炮，一群绿军装的士兵，感到色彩单调。有人说：加点社会的背景，歌舞厅，倩女等等，以增加可看性。但我想拍的是一部纯军事题材影片，这些点缀是不合适的，正如王晓棠厂长在交待任务时说过的那样：“要拍好这部影片，首先在拍好士兵的基础上，先拍好炮。影片的魂是炮手，而炮手的魂是炮。”《弹道无痕》影片的魂是士兵，是炮，而要表现他们存在的价值，就必须融入在绿色的营房，威武的炮群，紧张的训练之中。所以，我们不仅不外加所谓色彩，而且要重笔描绘绿色军营的线条美，把直线加方块，摆进我们的画面，把炮与士兵融为一体，一定要在炮群中寻找美的画面，在一色中寻求士兵的魅力。
《弹道无痕》中没有传奇的故事情节，也缺乏强烈的戏剧悬念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两个士兵班长在军营的８年当兵的生活，要想吸引观众，我们只能不断调动观众的兴奋点，用一种强烈的军队生活节奏和诗一般美的象征性物体，让观众既有振奋之感，又有审美之趣。
对于一个表现士兵的影片，既要用士兵的行动和情感打动他，让观众与影片人物产生共鸣，甚至替士兵鸣不平，那么影片将会达到一定的艺术效应。然而，还有一种我认为是军事题材影片最重要的，也不同于任何题材影片的是表现出士兵的魂魄，这是一种给人们振奋、带有一种冲击力的阳刚之美，正是观众认可一部军事题材影片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影片中调动一切拍摄手段强调一种特有的恢宏气势，时时地给观众提神。我们希望这种兴奋点，能使观众看完影片后抑制不住地说：“真来劲儿，这片子好。”带着这些希望，我们设计着这部兵的影片的蓝图。从准备到拍摄结束，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教育谁，只想用部队生活本身所有的奉献精神和无处不渗透着阳刚之气的特质去感动人、打动人的心灵。
应该说《弹道无痕》影片的完成，是在努力提高电影精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这条路上所做的一次尝试。我非常感激那些曾支持和鼓励我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与我合作的摄制组的每一位创作者，我将继续为军事影片的崛起而拚搏，创造士兵新时代的辉煌。
作者为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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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生活
王兴东
到上海，少不了要看两座跨江大桥。其实，我们艺术家也是在造桥，在生活与艺术，在作品与观众之间，通过银幕来架设沟通情感的心灵之桥。
“五个一工程”奖已经颁发四届了，入选了我编剧的三部影视作品：电视剧《纪委书记》、电影《蒋筑英》，还有今年获奖的《留村察看》。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生活！
我无法剪断创作与生活的脐带，没有生活给予我创作的养料，没有群众对我创作上的支持，就没有这些获奖作品。《留村察看》就是群众出题，我们作的文章。我曾问一个农民：“你最爱看什么电影？”他说：“我最爱看焦点访谈里把那些腐败的干部抓起来。”“《焦裕禄》看了吗？”“看了，其实应该让干部们好好看看，学学人家焦书记。”这样，就有了一个县长被“留村察看”的故事。创作实践证明没有生活是搞不出好作品的。
现在电影进入市场竞争，我认为，市场的第一轮竞争就是比谁占有了生活，占有了生活就占有了力量的支点，就能征服观众，占领市场。我们提倡出精品。精品首先是真品，不是赝品，是实实在在地展示了生活中真实而尖锐的矛盾，是老老实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的真情实感而艺术家又投入全部真诚而创作的作品。事实证明，凡是符合人民心愿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我们艺术家远离现实生活，置人民心愿于不顾，那么群众就会疏远我们的作品。所以，深入生活，面向人民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提高创作力的必由之路。
不久前，我又参加了《孔繁森》的剧本创作，摆在我们桌前已有了四本描写孔繁森事迹的书，有人主张在书上改编一下就行了。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我们不想带别人的眼镜观察生活，必须到生活中跑很多路，看到那个环境和人，才能为电影设计出真实的画面。
于是，我们进西藏，赴重庆，奔济南，下聊城，到五里墩孔繁森的老家，采访了他所有的亲人，一路采访洒一路的泪水。大家知道，孔繁森生前曾用地排车推他母亲去看灯会，那辆人畜两用的地排车，我亲自推了推，像他这样的干部调一辆桑塔纳来那不是很容易的吗？然而孔繁森同志就是这样廉洁，时时处处考虑到群众影响。当我亲手推动地排车时，我就想一个地委书记能用这个破车，坦坦然然推他老娘逛大街，可见孔繁森的性格。我想在影片里再重复一次，在繁森同志去世后，让他儿子孔杰也学着他爸爸用地排车推着９４岁的老奶奶去逛一下灯会，这情节一定会很感人的。
我采访孔杰，孔杰告诉我他去西藏收拾孔繁森遗物时，发现孔繁森只留了８元６角钱，却保存了两箱哈达，１０００多条，这是藏民送给他的。一边是８元６角钱，一边是１０００多条哈达，这是一个地委书记的遗产！我想起了中国的清官海瑞，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留下二十两白银，还不够他殓葬所用。从遗产中也可以透视出一个领导干部的人生追求。应该说孔繁森是清贫的，孔繁森也是富有的，１０００多条哈达是情感的财富，凝集人民对他的大爱。看到这上千条的哈达，我激动不已，感谢生活！帮我找到了这个故事的高潮！于是我构想，当儿子孔杰从西藏收拾遗物回来，老奶奶看到两箱白纱巾似的东西潮了，让晾晒一下，在葡萄架上，在晾衣绳上，在枣树上，在墙头上，挂满了１６００多条哈达，在微风里，在霞光中，像云像雪飘扬在鲁西大地一个普通人家，这是孔繁森心境的物化，这是人民对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最高的祭奠。
我们在搞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我们是工程的设计者和建筑者，就要像上海大桥工程的建设者们那样，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架设起能够沟通艺术和人民，党和群众，中国与世界情感交流的大桥来！
作者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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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迈向新的高度
茅善玉
最近我们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沪剧《今日梦圆》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四川成都参加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又被授予优秀演出奖，我自己还获得了优秀演员奖。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鼓励，作为这个戏的主要演员，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沪剧是上海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个地方剧种。它擅长表现家庭伦理和男女爱情题材，像《今日梦圆》这样正面表现重大工程建设的剧目过去很少有过。对于演这个戏，自己思想上开始有点顾虑，担心搞不好会砸锅。当时剧院组织下生活，在离地面二十多米的地铁隧道，看到建设者泥里水里埋头苦干，自己深受感动。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地铁人宽阔的胸襟和火热的情怀有了更多的了解。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尽情地讴歌上海建设者的创业精神。艺术上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要以攻关的精神，使沪剧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使自己的表演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日梦圆》的编导构思相当巧妙。他们回避了工业戏的技术问题，硬题材软处理，以一个沪剧明星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映地铁人的精神风貌。戏里着力歌颂的地铁工程师始终没有出场，这位沪剧明星杜鹃是台上第一号人物。她的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对于整个戏成败得失至关重要。了解这一点，自己感到压力很重，为塑造好杜鹃这个人物，我确实花了不少心血，努力赋予角色以活的生命。
在表现杜鹃的人物个性时，我尽可能用一种立体的多侧面的方式，使角色能够在观众心目中活起来。由于家庭、职业和经历的原因，这位九十年代的女青年，显得倔强、任性和娇气。但我觉得这仅是杜鹃性格的一个侧面，她身上还有脆弱、宽容和善解人意的一面，也要仔细发掘，不能忽视。比如她对母亲找来给她当保姆的老奶奶开始执意拒绝，后来又待如家人十分亲热；对于被误认为“第三者”的刘美云开始语含讽刺非常冷淡，一旦疑团解开她又非常关心还帮助寻找刘美云失踪的弟弟。正因为这样，观众觉得这个人物真实可爱，一点也不显得单调呆板。
为了塑造杜鹃的形象，我还努力在细节把握上下功夫。尽管一言不合，杜鹃把恋人方家杰赶出了门，但心里还是深深爱着他的。因此当听说他和别的姑娘约会，不由得心慌意乱，雨中跟踪来到地铁工地。在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方家杰不仅不怪她，而且对她更体贴时，杜鹃被深深地感动了，她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尴尬又有宽慰，既有内疚又有欣喜。这样复杂的心情怎样在舞台上表现呢？我用了一个轻轻地把手里的伞移过去，为方家杰遮雨的小动作。此时无声胜有声，观众从这个细节里完全领会了杜鹃的绵绵情意。由于“雨中恋”有情趣有意境，成为观众十分喜爱的一场戏。
唱腔是戏曲表现人物的重要手段。为了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自己努力寻求在唱腔上的突破和创新。过去我的演唱以清纯甜美见长，这次演《今日梦圆》，我尽可能在轻柔优美的基础上增添一点亮色，多一点激情。特别是第五场的那段长达三十多句的唱段中，自己吸收了京剧演唱的某些结构和拖腔，拓宽演唱的音域，加强唱段的节奏感，尽情地抒发了杜鹃对母亲梁工程师和地铁建设者的理解、崇敬和热爱，也使观众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作者是上海沪剧院演员（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