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理论)
专栏：
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时运生王彦坤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领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为主要内涵的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这一精神的主题。“两个务必”的核心是鞭策共产党人面向未来，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两个务必”：成功实现新的历史转折的强大思想武器
１９４９年初，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两大阶级的战略决战已近尾声，中国革命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进行着清醒的思索：中国共产党人能否避免重蹈“其亡也忽”的历史覆辙？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如果任其泛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就可能被“不拿枪的敌人”所征服，“其亡也忽”就可能成为现实。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两个务必”的警钟。在离开西柏坡前夕和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进京赶考’”，发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毫无疑问，“两个务必”是中国革命第一次历史性转折的产物，它集中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科学地回答了共产党人应怎样经受革命胜利和执政考验的历史性课题。３年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再次向国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务必”的坚强决心，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取得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３０年后，中国革命的第二次历史性转折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如果说第一次历史性转折的中心任务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走向社会主义；那么，第二次历史性转折的中心任务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较之第一次历史转折，第二次历史转折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环境更加复杂，挑战和考验更加严峻。其一，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大国里，要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其艰巨性、复杂性是空前的。其二，为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和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必将引起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剧烈变动，使社会矛盾日趋复杂，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其三，面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敌对势力也正以“西化”、“分化”的各种手段干扰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防范“西化”、“分化”，将长期成为党必须面对的艰巨课题。显然，历史条件虽然变化了，但西柏坡精神并没有过时。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号召全党坚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１９９１年江泽民同志在西柏坡挥笔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１９９３年江泽民同志又提出全党必须继承、发扬、深化和发展“两个务必”的“６４字创业精神”。可见，“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实现新的历史转折，完成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任务，经受执政考验和国际斗争挑战，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两个务必”：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柱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科技、教育乃至社会各个领域，正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第二次革命；对外开放从沿海到内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改革开放１７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与坚持“两个务必”分不开的。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我们就能做到：其一，以正确态度对待成就与挫折。我们没有理由为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自满，因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需要完成的宏伟目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没有理由为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悲观失望，因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事业，遇到一些困难与挫折是不可避免和十分正常的；任何骄傲自满和悲观失望的情绪都将延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应当在成就与进步面前谦虚谨慎，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乐观自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稳步扎实地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其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新情况、新问题。伴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无数前所未有、难以预测的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纷至沓来，需要我们认识和解决；许多新课题、新领域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党的各级干部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能虚心学习各种新知识，努力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尽量减少因意气用事、盲目决策而导致的失误。其三，以正确的态度实行对外开放。我们既要虚心学习国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又要克服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倾向，避免因盲目引进、决策失误引起我国政治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警惕国外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既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人民和有关人士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要时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保持中华民族的尊严、气节和风貌。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就能做到：其一，胆子大，步子稳。胆子大，就是克服僵化保守、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胆试验、敢为人先、不畏艰难、不怕挫折，在探索创新中走出社会主义新路；步子稳，就是充分认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通过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制定各项重大决策，并在实施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其二，永远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本色。当前，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没有彻底改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７０００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即使将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社会财富丰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丢弃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本色。其三，永远保持自强不息、奋斗拚搏的精神。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就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只能靠全国人民一砖一瓦建成，只能依靠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埋头苦干、不畏艰险、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来实现。如果我们贪图享乐安逸，懒于探索创造，现代化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人们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将永远是中华民族不断进取，攀登人类文明高峰的精神柱石。
“两个务必”：党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理性长城
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和干部牢记“两个务必”，不仅经受了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而且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信赖。今天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凝聚力、号召力，是党７０多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求解放，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对此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而这又取决于全体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党的干部正确使用人民授予的权力，勤政廉洁。所以，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制定和贯彻执行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每一个党员都应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危害，增强彻底消除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的紧迫感，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将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锦州人民十里相送张鸣岐，焦裕禄３０多年来活在全国人民心中，孔繁森的事迹从西藏阿里高原传遍全国，在亿万人民心中引起震撼，正说明人民群众对端正党风，继续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作风的强烈呼唤和渴望。
坚持“两个务必”，有助于我们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要以谦虚的态度，认真研究我党自身现状及肩负的任务、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认真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管理技能，探索未知领域，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谦虚的态度深入群众，学习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和探索的新经验，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避免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导致执政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慎重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协调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在内的各种复杂关系，努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其次，坚持“两个务必”，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就可以提高党员和群众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免疫力，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实现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而最重要的是，坚持“两个务必”，就能够激励鞭策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根本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最终以强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使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彻底化作泡影。总之，坚持“两个务必”，强化执政意识，我们就能像安泰那样从人民群众这个广袤无垠的大地母亲身上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动摇。
“两个务必”：走向新世纪的党魂、民魂
２０世纪将要过去，２１世纪即将悄然来临。站在世纪相接的交点，展望２１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将更加艰巨，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将更加复杂，遇到的挑战将更加严峻。这对跨世纪一代特别是青年党员和青年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作风、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须臾不可丢弃的优良作风也同样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继承发扬下去。从总体上看，当今跨世纪一代特别是青年党员和青年领导干部，与前辈相比，具有文化素质高、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改革创新意识强、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等优势。但是，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局限，他们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缺乏必要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由于生活在和平环境里，他们缺乏新旧社会纵向体验和严酷阶级斗争的磨练，缺乏对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极端重要性、必要性的切身体验，不容易了解建立一个美好社会需要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由于生活较为优裕，缺乏艰苦生活的磨难，他们也因而缺乏对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的深刻体验。显然，跨世纪一代特别是青年党员和青年领导干部在政治素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因此，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使“两个务必”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两个务必”，不仅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保持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远拥有的党魂，而且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永远保持的优秀品质，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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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建设
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王成崔志民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决定着一定的道德关系，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道德又规定和制约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进步提供物质基础，而道德又为市场经济发展确立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二者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之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首先，职业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与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相适应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曾说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恩格斯这里讲的行业道德也就是职业道德，它是制约职业群体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职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也从根本上要求有较高的商业道德与市场道德作为基本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职业道德建设愈来愈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美国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等多部道德法律，为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工作人员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道德标准，以保证政府的工作“更严格、更令人满意、更有成效”。近几年来，日本经济界把职业道德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职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爱护集体，安心本职工作；第二，忠于职守，勤奋刻苦；第三，顾客第一，热心服务；第四，熟悉业务，精通技术；第五，严格质量，维护信誉。日本经济的繁荣发展证明，职业道德不仅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也有力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高度重视职业道德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事实表明，寻求道德的支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的理性道德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的理性道德行为。德国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合理性特征虽然摆脱了传统宗教信仰和保守伦理道德桎梏，但同时又陷入了物的、金钱的羁绊之中。所以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是“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非理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道德上推崇个人自由，金钱至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在法律制度下以集体主义道德为基础的，这就从根本上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力量从形式上来看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强调情感、信念和责任等。但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道德所追求的目的实质上是理性的，因为它符合更大的群体，乃至全社会的利益。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国人民一般的就业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就业制度十分强调就业的社会劳动性质，突出了人们在不同社会分工条件下参加劳动的社会意义。从这点上来讲，原有体制下的职业活动本身是颇具有道德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逐步淡化了就业的劳动性质，而突出了职业和行业的自主性和经济性。劳动的商品性和劳动力的市场化趋向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职业行为。求生、竞争、图利、谋财必然带来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危机与冲突。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以权谋私，以业谋私，弄虚作假，不守信用，不讲信誉，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盛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心理行为学最近研究认为，人类个体对其行为方式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受其行为结果所左右的。得到酬赏的行为将趋于重复；而得不到酬赏的行为将趋于消退。在各种道德取向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现实中，人们作出何种道德选择主要取决于道德选择主体对其行为结果的酬赏。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不重视职业道德建设，不注意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道德行为，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拜物教的忠实信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可以逐步提高和改善人们的职业生活质量。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不仅可以促进行业风气的好转，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个人职业劳动的生活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已不满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充裕，而逐步在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和精神世界的富足，这就是职业生活质量问题。职业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生活活动，职业生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总体生活的评价。衡量职业生活质量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二是事业心，三是劳动积极性。其中事业心和劳动积极性是心理和行为的职业生活质量，其追求的目标不是物质的报酬，而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的奉献。我们认为，职业道德行为是劳动积极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工作满意度和事业心的影响。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职工的一般道德行为虽和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心理状况有关，但同时也和道德的引导教育有着较大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具体而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对培养人们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力建立健全适合本行业本岗位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对于提高人们职业活动的素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11版(理论)
专栏：
波澜壮阔的一生
——读《叶剑英传》
力平
叶剑英元帅是众所敬仰的，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赞语：“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这是指１９３５年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把张国焘的密电拿给了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迅速离开险地连夜北上。毛泽东说：“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在《叶剑英传》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专门写了一章，而对这件事，专门有一节作了记述。书中写入了叶剑英自己对这件事的回忆，将此事清楚、详尽地向读者作了披露。
粉碎“四人帮”，也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书中也专门写了一章。从周恩来总理逝世到“四五”狂飙，一场生死决斗已势不可免。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许多老同志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思考除害救国的良策。叶剑英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经过多次接触交谈，思想得到统一，从而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山河重光，举国欢腾！对这件事，《叶剑英传》作了详细记载。
《叶剑英传》写的是叶剑英的一生，而叶剑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所贡献的智慧才华，就更为广泛、生动和曲折。就以重要历史时刻所起的重大作用来说，也远不止上述的两件事。
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旬，叶剑英在大革命危急之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是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汪精卫决定反共，设下阴谋，假意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准备扣留他们，解除他们的军队。叶剑英得知后，立刻找到叶挺、贺龙，并在甘棠湖秘密会谈，叶挺、贺龙随后即率部队开赴南昌。这才爆发了南昌起义。这时，叶剑英还费尽心机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并将这支革命武装队伍一直带到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
在西安事变中，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和周恩来、秦邦宪赴西安，进行了艰苦工作，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了全国抗战。抗战中，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延安处于危急之中，叶剑英建议打一场政治宣传战，揭露和制止国民党这一时期的反共举动。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只好改变计划，下令收兵。
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他领导了接管北平的工作，有条不紊，进展顺利，成为当时大城市接管的典范。后来，他奉命率军解放了广东，并以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领导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在没有空军、海军的情况下，渡海解放了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
“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他极力稳住军队，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１９６７年２月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和其他老帅、老领导一起，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站起来拍着桌子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义正词严，气吞山河。会后，陈毅对他说：“剑公，你真勇敢。”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秋，主持军委工作，这样才使得后来的粉碎“四人帮”能够平平稳稳，一举成功。
“四人帮”覆灭后，叶剑英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做了大量工作。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齐心协力，有效地指导和推动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叶剑英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说，“无论如何要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近３０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就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而为了持久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只有在充分发展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新时期开始了。
《叶剑英传》中，不仅介绍了叶剑英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功绩、重大历史时刻的作用、重大历史阶段的建树，而且记载了他长年累月埋头苦干，对革命和建设一点一滴作出巨大贡献的经历，特别是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真是功不可没。早在１９３０年，叶剑英在苏联学习后回到上海，就开始了建设我军的工作。他是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人，也是军事院校事业的奠基人。他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之职，严于治校，严于治军，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训练了大批军队干部。后来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战争。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主要从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开展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工作，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
抗日战争中，他曾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任领导职务，进行了大量军事统战工作。他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主任，训练国民党军官开展抗日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倍受欢迎的“游击战争战略家”。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叶剑英身居虎穴，正气凛然，他主持写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使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黄河东岸的晋绥地区，既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又做好参谋部的工作。王震同志曾指出：“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建国后不久，叶剑英被调回中央军委，主持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军事训练。他提出了军队建设中的“八个关系”，在国防建设和部队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全军实施了有计划的正规训练，基本上统一了三军的训练计划，加强了各级司令部机关的建设，提高了领导人和司令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军兵种合成军队战术技术水平。１９５６年冬，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得到了批准。然后他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确定了科研方向，建立全军科研机构和队伍，“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要经常按住地球的脉搏”。１９６０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这样，他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又肩负起了领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的重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传》文字虽不算多，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记叙客观，立论有据。编写者聆听了叶帅５６次回忆谈话，走访了知情者近千人次，查阅了大量稿案资料，掌握了众多第一手材料，然后仔细研究，郑重落笔，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写出了叶剑英一生对革命对人民赤胆忠心、坚贞不渝的高贵品质。该书文字朴实，语言生动，引人入胜。
叶剑英文武双全，才华隽拔，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是有名的“儒将”。他善于作诗，特别是七言律诗。毛泽东曾说：“剑英善七律”，称赞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叶剑英从中学时期吟唱“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到８３岁重访儿时旧居时，他说“八十三年一瞬驰，木窗灯盏忆儿痴。人生百岁半九十，万丈霞光值暮时”。其间他的诗篇极多。他的暮年，确实是霞光万道，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做到了“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
这本传记中，插入了不少叶剑英的诗句。这些诗句，溶入了传记，恰好生动地反映了那段历史，也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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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评介
庞中英
由林洪任主编，戈晓宇、顾作义任副主编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工业化道路》，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认为，珠江三角洲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工业化不同的新工业化道路。它区别于西方的痛苦型工业化，不仅没有出现“羊吃人”的现象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两极，而且使工业化的时间表由英国的１００年、美国的８０年缩短到珠江三角洲的１５年，保障和增加了农民的利益，因而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以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满足为动力，以各种经济成分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机制，以外向型经济为“火车头”，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是一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已大大地弱化和缩小。
作者不仅对珠江三角洲“四小虎”模式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和浓缩式理论概括，而且通过对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道路的研究，总结了一些带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如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三级跳”的发展模式，又如对外开放的几条基本经验——开放程度纵深化、开放优势内在化、优惠政策体制化、经济利益共享化、社会资本先行化、服务质量高效化和开放走势多样化，等等。
对于珠江三角洲面临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作者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