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保护“植物王国”
本报记者任维东
云南是“植物王国”。由于其古老的地史、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立体气候条件，植物种类异常丰富，虽然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１／２５，但它的高等植物竟多达１５０００多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在国家第一批公布重点保护的３５４种植物中，云南就有１５１种；在第二批拟将编入红皮书进行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中，云南又有１８７种。
１９８７年国家环保局选择在云南进行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保护工作。当时一批有志者向省环保局主动请缨，毅然来到昆明西郊的荒山，从事这一意义深远的事业。山上没有水，不通电话，蔬菜粮食也要下山买。他们先清理、运走了几十车垃圾，又从远处拉来一车车“腐殖质”土，给荒山“换血”。创业者翻山越岭，喝冷水、嚼干粮，采集植物种籽……
几载艰辛，才有了今天“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的模样。
努力没有白费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当今国际社会瞩目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因为任何物种一旦灭绝，将永远不可能再现，一个物种的消失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一个物种的形成，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往往需要上百万年的时间。
由于一些地区对森林乱砍滥伐，边远地区的刀耕火种和保护意识缺乏等原因，云南的植物资源也面临着严重威胁。仅号称天然动植物宝库的西双版纳，自１９５７年开发以来，流失的植物物种资源和处于濒危状态的植物就有５００至８００种之多。还有２５００种维管束植物处于严重流失的威胁之中。
云南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主要从事物种多样性保护，而且主要是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张建邦介绍说：“珍稀濒危植物，是指那些稀有、稀少、濒于灭绝的宝贵植物，我们主要搞国家级的和省级保护的植物。”从５０年代起，中国科学院就积极组织力量开展云南珍稀植物的调查、引种、繁育等方面的工作。
在国家和云南省的支持下，经过著名科学家蔡希陶、吴征镒教授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研究和保护基地，为我国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认识的提高，云南省日益重视生物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８年，云南省环保委组织了红河州、楚雄州和玉溪地区野生植物资源考察，１９８９年完成了《云南省珍稀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条例，保护云南的动植物资源。并相继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委员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今年６月，省政府正式颁布了《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大纲》和《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把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已成功引种定植珍稀濒危植物１７８种、８７００多株，成为目前我国珍稀濒危植物种类较为齐全、数量较为集中、规模较大的专业性基地之一，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组织、国家环保局的称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驻华总代表莫瑞先生来这个中心考察后，称赞说：“你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国际性事业，不仅是对一个地区的贡献，而且是对世界的贡献。”
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种类型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９２个，总面积达１９４．４万公顷，初步形成了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一大批珍稀濒危植物得到了有效的就地保护。
任重道远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投入大、时间长、牵涉面广的跨世纪工程。根据国家规定，作为全国珍稀濒危植物最多省份的云南提出了总体保护目标：“尽一切可能保护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植物，保护植物遗传的多样性，防止植物物种的灭绝，并逐步使受到威胁的植物资源得到拯救、恢复和发展，促进植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推动云南生物产业的持续发展。”
但是，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上，云南和全国一样还面临许多困难，任务非常艰巨。
由于认识不足，加上云南总体经济水平不高，贫困面大，所以，各级政府一时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开展保护工作。省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每年的经费只能勉强维持运转，致使一些项目无法上马。
相当一部分地区，在发展经济、进行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开发时，还在重犯以前不注重保护的错误，又造成新的破坏。
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乱砍滥伐、捕杀国家保护动物、破坏珍稀植物资源等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边远地区，严重损害生态的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还没有彻底根除。有的自然保护区缺乏有效的管护措施，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破坏。
保护植物特别是珍稀濒危植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张建邦强调：“要通过多渠道的宣传教育，使人人都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决不只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的事，而是与人人有关的全社会的事。要提高每个公民的认识，动员全民参与珍稀濒危植物保护。”（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卡通漫画要打中华牌
本报记者武卫政
近年来，不少家长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这样的无奈——当你准备掏钱买知识性、教育性的图书时，孩子却指着书摊上五颜六色的画刊说：“我要《圣斗士》！我要《变形金刚》！”——曾经热心于传统连环画的父母们，在不得不满足孩子的同时，不禁发问：中国的卡通漫画在哪里？
少年儿童只知道忍者神龟、阿修罗、仙盗等等外国卡通人物，是因为眼下没有孩子们认可的中国卡通形象。有识之士看到通过正常与非正常渠道引进的日、美卡通漫画泥沙俱下，给处于发育期的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指出，如果让舶来“卡通”成为熏陶未来一代的启蒙文化和主体文化，那是我们的严重失职。为此他们大声疾呼：卡通漫画要打中华牌！
从中央领导到家长、老师，都希望能把中国的卡通搞上去。今年初，有关部门对漫画书刊市场进行了整顿，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特批几家刊物出版，中国的卡通漫画工程启动了。
“国货”如何调适读者口味
卡通漫画本来就是舶来品，这一新型的文化产品要由我们自己生产，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以往生产的优秀动画影片和出版物中还是有可资借鉴的东西。１０月份创刊的《北京卡通》和《少年漫画》，大部分作品是由全国各地的“漫画发烧友”提供的，带着较重的日本味儿。已经付印的《中国卡通》和《漫画大王》，也同样吸收了国外卡通漫画的表现手法。初创阶段摹仿是可以理解的，摆在创业者面前的难题是，外国卡通片和连环漫画培养了少年儿童新的阅读兴趣，我们如何以读者乐于接受的创意，打出国产卡通漫画名牌。
《少年漫画》执行主编林阳非常坦率地告诉记者，现在就给“中国特色”定位还为时尚早，怎么也得有三四年的探索时间。刊物的初创阶段，画风难免接近海外，以抓住读者。关键是要坚持推出具有中国文化积淀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民族的情感和精神。这并不意味着只能画古色古香的东西，老是孙悟空、阿凡提乃至孔融让梨之类的人物和故事，显然不能适应当代少年儿童求新求异的心理特点。《北京卡通》副主编于虹说：“我们有责任引导孩子往前走，培养孩子具有现代人的素质。体现强烈的时代色彩是刊物的追求，尽管做到这一点很难。”
时代呼唤中国卡通人才
卡通画刊的读者很多是“漫画发烧友”，也称“画友”。记者了解到，北京的“漫画同仁志”聚集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准的青少年画友，在全国各地也有为数不少的“漫画发烧友”，他们联系紧密，经常传递信息，交流作品，时刻关注着卡通漫画界的动向。《北京卡通》在筹备时，几乎天天都有青少年画友走进编辑部，有的供稿，有的只是看望，他们把每位大哥哥、大姐姐和叔叔、阿姨当作知心朋友。在他们作品中闪烁的激情和才华，常常让编辑们激动不已。《北京卡通》创刊号的稿件，就是经过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学生审稿会，以及画友们无数次审阅才确定的。
１２岁的周江小朋友能一口气说出２０多位日本漫画家的大名，但他更关注的是中国漫画大师的出现。日本卡通漫画走过几十年的历史，职业漫画者既是创意的高手又是绘画的专家，用林阳的话说，就是人家已经创造出一套成熟的“漫画语言”，画面、文字如何推动情节，细节描写和噱头怎么巧妙搭配都有规律。而国内很少有人研究这些，更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没有人才，什么也谈不到”，《中国卡通》的主编刘洛平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了培养人才，她在筹办杂志的同时，正准备在安徽办一所卡通学校。她说：“时代的发展要求卡通人才不仅绘画基础好，还得懂电脑，具备数理知识，音乐感强，最好是自编自画，文美一人。”
为什么国内优秀的美术人才不拿起笔来与海外卡通画抗衡？林阳以为，对卡通漫画，美术界还有个认识、理解和适应的过程。对他们这些卡通画编辑，就曾有人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怎么去了那种低水平的地方？殊不知，在日本，在迪尼斯，从事卡通业的有大批博士、专家；如《狮子王》的制作，光美术干部就有６００多人，若没有一流的设计思想和多方面的知识技能，片子绝不会那么震撼人心。比照国外，我们的美术才子及专家学者是不是也该放下架子，对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和优秀创意素质的卡通人才倾注一腔热情？
时代呼唤中国卡通艺术大师的出现，也为此提供了最佳的时机和选择。“用自己的笔，画自己的故事”，几家卡通杂志担起了历史使命，他们提出倡议，青少年画友应者云集，人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卡通漫画的希望。
支持应来自社会各界
卡通漫画在国内流行以来，部分教育界人士及家长对这类读物很是反感，认为这类书刊内容无聊，知识含量不大，有的还夹杂着不健康的东西。
让我们换一下思维的角度：为什么孩子们对卡通画那么痴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孩子非卡通书不看？《漫画大王》的主编丁午对记者说，《机器猫》在日本很受教育界推崇，作为对后代进行道德教育的范本。它对孩子的一些坏毛病加以嘲笑，其教育作用比简单的说教要大得多，其科幻色彩也能给渴求知识的少年儿童以有益的启迪。国内正规的出版社引进了一些优秀的卡通漫画，真正认真看过它的人们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许多时代的感悟、智慧的启迪和健康真实的情感。卡通书在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往往大于纯知识类书，它应该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有效阵地，问题在于我们是继续让恐龙、狮子王、奥特曼这些形象占领这一阵地，还是下决心动脑筋创造自己的卡通形象。
在国外，看卡通漫画并非孩子的专利，它也是成年人消遣娱乐和获取信息的绝好方式。欧美一些国家把世界名著改编成卡通电影，日本东京地铁车厢里的广告宣传是漫画，１亿日本人每年可以看到２０多亿册漫画。但日本漫画的繁荣与其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同步的，画书的高产与现代化的创作手段密切相关。日本漫画家创作时一般采用先进的可以从事动画设计的计算机及透明底纹纸，流水作业，形成一个完整的创作组合。而我们作画还处于原始的手工劳动阶段，编辑工作非常辛苦，效率低下。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与外国人赛跑，光有编辑们的敬业奉献精神还不行。
海外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中国卡通漫画的市场，不少人表示了与《中国卡通》合作开发市场的意向，但主编刘洛平更希望国内的企业参与，发展中国的卡通事业。她说：“起步阶段得到企业的扶持，我们就能抓住作者，推出卡通形象，吸引读者。正如米老鼠、狮子王带动玩具、日用品、服装鞋帽市场一样，企业由此发展周边产品的效益是巨大的。”《北京卡通》的于虹认为，企业投资文化事业，有利于发展自己的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附图片）
上图：张军威绘
左图：焱子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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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一个好汉三个帮”
——河北省平山县委书记张秋阳一席谈
本报记者卢小飞
４２岁的张秋阳原为河北日报记者、总编室副主任，后来到省委办公厅任副处长、处长，１９８９年任平山县县长，现为石家庄市委常委、平山县委书记。他有个观点：工作上不去，怪干部；干部带不好，怪班子；班子建不好，怪“班长”。他说——
在县里工作这些年，我深刻体会到，“班长”很重要，“班长”也难当。几十万人的县，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瞅着你这个“班长”，你的思想作风、领导水平，都会对工作产生影响。一个人没有三头六臂，作为“班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整个班子带好，充分发挥一班人的整体积极性。
县域经济活动范围大，节奏快，头绪多，如果机械地按部就班，过多地汇报研究，势必会束缚手脚，贻误战机。为此，我要求班子成员要敢于拍板，敢于负责，提倡班子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多做“一线决策”。我们还建立了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常委分工负责制，强调班子成员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创造性地工作。这几年，我们抓的阶段性、突击性工作，都是打配合战、总体战，统一行动，形成合力，收到较好效果。
在工作中，我特别注意处理好与县长的关系。我体会，县委书记作为全县的第一责任人，对各方面的工作负有全面责任，多管事是对的，但不能伸手过长，吃县长的饭。这些年，对应该由县政府负责的工作，我只提出原则性意见，由县长全权负责；遇到重大问题，先同县长通气；讨论研究工作时，注意尊重县长的意见。为了加强县政府对县办工业的领导，做到管人管事统一，我们根据县长的建议，把县办工业企业厂长（经理）的任免权给了县政府。县长刘秀田和我共事多年，我们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在班子团结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
支持和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我们班子中有５位副书记，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我对班子成员都很信任，凡由副书记负责的工作从安排部署、检查督促到评比奖惩都由他们全权负责，自己不插手。１９９３年初，我们还专门做出规定，部室委办局和乡镇请示汇报工作，按书记分工找有关同志。凡是集体讨论的事情，一旦决定做出后，就分工负责，是哪个职责范围的事，就归哪个管，“班长”不越俎代庖，别人不能随便干预。在日常工作中，我从不以“班长”的身份轻易否定主管同志的意见。这样做是为了让每位班子成员都有职、有责、有权。
带好一班人，关键是“班长”要有威信。这个威信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上级领导赋予的。你要让大家服你，就得比别人多干事，多吃苦，多操心。我坚持一条，凡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干部、资金、廉政等敏感问题上，不提人情官、不批人情钱、不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研究问题时，注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即使不正确的意见，也要让人把话讲完。遇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只要时间允许，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让实践来说话。在决策表决时，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充分体现每个成员决策权力的平等。“班长”要豁达大度，能容人、容言、容事。
这些年，我们在全县创造了一个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建立了一个艰苦创业、奋发向上的激励机制。平山县在河北省１３９个县市中，综合经济实力排位逐年前移，成为发展较快的县份之一。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总在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任何人都离不开集体。这是真心话。（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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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沧海偶得
失宠的加重自行车
本报记者阎晓明
今年春节探亲时，我父亲把家里一辆不算太旧的加重飞鸽牌自行车，送给了农村的一个亲戚。夏天又探亲时，我看见落满尘土的车子放在亲戚家的房檐下，车胎上泛着一层白碱——显然，很久没人骑了。亲戚说：儿子、女儿都嫌过时，不骑，他平时忙着摆弄车床，很少出门，车子骑了没几次就这么撂下了。
加重飞鸽牌自行车，早几年是农民家境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我老家就有个顺口溜：“飞鸽车子胜利胎，后头就把老婆带。”通常车架上裹上花花绿绿的塑料带，车把上套着毛线织的套子。那时候自行车少，农村交通很不方便，这种笨重耐用的加重车几乎成了农民出门唯一的交通工具。赶集路上，县城大街上常常可见前梁上带着孩子，后座上带着大人的骑车情景。有这么辆车，街坊四邻娶亲聘女、走亲戚进城，都来借用，风光得很。改革开放后，日子好过了，自行车多了起来，出门再不要带人了，但加重车仍然很抢手，因为农民出门做小买卖的多了，后架上绑一根棍子挂两个筐，卖鸡蛋、卖菜、卖自家做的副食品，加重车又成了农村主要的货运工具。亲戚说，这几年，农村的年轻人尽学城市人，凡事讲究个时兴，加重车不时兴，蹬着也重，没人骑了，都骑开了轻便车，有的还骑上了摩托；运货呢，自行车又嫌小了，好些人家都买了手扶拖拉机，有的还买了汽车，没车的人家进城赶集、运货什么的，掏几个钱就能雇到邻居的车。
那天中午，堂妹回来，又说到加重车：夏天穿裙子，怎么骑？望着放在院里那辆红色女式车，我深深感到车子变轻了，生活的节奏也变得轻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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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边地掠影
莽莽林海一线穿
武培真梁红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的唱段，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并常令人遐想无边。
前些年，记者多次到“林海雪原”中采访，从哈尔滨驱车到牡丹江的路上，到处是蜿蜒起伏的山岭和无边无际的森林。倘若观景，盛夏之际，登上山巅，极目四望，万顷碧海，跌宕起伏，辽阔无边，让人心旷神怡；严冬时节，冰封大地，雪裹群山，千里无垠，一派壮观的北国风光。然而，行路不比观景，每次从哈尔滨至牡丹江，都是清晨出发，日落到达，而且路上常常“抛锚”。由于一整天的旅途都是在山间土路上“摇煤球”，到了目的地弄得腰酸腿疼，苦不堪言。
人们盼望富裕，更盼望迅速改变交通落后的局面。两年前，黑龙江省投资十多亿元，于今年十月份建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高等级哈绥公路。昔日从哈尔滨至牡丹江十来个小时的行程，而今三个半小时即可到达。这条公路，不仅大大促进了黑龙江东部的经济建设，而且把长达数百里的林海风景展示在广大旅游者面前。特别是秋冬之交，沿途漫山遍野的林木，经霜打之后，红、黄、蓝、绿、白、紫，六色相杂，自然搭配，如波涛起伏，连绵不断，形成一幅巨大无比、美不胜收的风景画，天工之巧，令人惊叹！人们赞扬秋天北京的西山红叶，其实，哈绥公路两岸的秋景，其壮观，其美妙，不知要超过“西山红叶”多少倍！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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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曲寨新语
陈国琦张继胜
说话带脏“把儿”，在河北鹿泉市的曲寨村可有些年头了。在这里，就连大姑娘、小媳妇说话，也常有不文明的语言。一次，村办企业的一名男业务员在北京一家饭店就餐时，无意中说了两句脏话，被女服务员认为是侮辱妇女，硬要把他往派出所拉。后经人多方解释，才算作罢。
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曲寨村党支部。他们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曲寨村山变水变面貌变，村富民富气象新，为什么不能在口头用语上有所改观呢？为此，他们把淘汰粗语脏话，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硬仗，发动全体村民参与。村支部订了三条：一是干部、党员带头，开会、上党课、日常交往，都讲文明话，学普通话。如果谁不注意走了嘴，村民们可以当场批评，可以在选举时不投票。二是村民们相互打招呼，杜绝脏话，而讲“你好”、“请先走”、“走好”、“谢谢”、“对不起”之类的礼貌用语。再就是打电话和外出谈业务，不准讲土语粗话，尽量讲普通话。
开始，曲寨人感到很不习惯。但时间不长，这些文明用语琅琅上口，讲起来响亮，听起来舒服，很快在全村普及。许多年轻人更是把说普通话作为扩大交往的重要手段，经常跟着电台学，在日常生活中练。如今，全村１３０多部程控电话机上传出的都是礼貌温和的用语和普通话。上海一位和曲寨多年打交道的老朋友惊喜地说：“如今，从语言里根本听不出你们是曲寨人！”文明用语，又一次使曲寨出了名，并因此招来了越来越多的合作者，引进了成批的项目，获得了不小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