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琵琶妇人观念析
高深
观念这个东西很厉害。
它无形无声无色，看不见捉不着，但是它却能以一种巨大的传统的惯性力，相当有效地支配和左右人们的思维与行为。
不论什么事物，都同人类的观念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过时的皇历会变黄，过时的观念则陈腐。凡过时的东西往往会束缚人们的头脑和手脚。观念更是如此。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千古流传的《琵琶行》，那位弹琵琶的妇人，对“商人重利轻别离”很不理解，难以忍受，甚至悲哀，诗人也在笔端流露着深深的同情。可是如果商人“轻利重别离”，还能经商跑买卖吗？唱戏有票友，经商没有票友吧？可以看出，弹琵琶的妇人（包括对她同情的白居易老先生）的“别离观”，已经很不适应商品经济发达、流通领域活跃的时代了。凡事适者生存，不适者又不及时改变，只能使自己的观念与时代产生越来越遥远的距离，只能给自己造成无法摆脱的苦恼和悲伤。
我们已走进改革开放的时代，已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时代发展了，客观形势迫使人们必须改变或更新许多过时的观念。不改变不更新，就势必被时代甩掉乃至抛弃。如有的企业不景气，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对一个企业的评价不是主要看效益，而是单纯看产值；在分配上过多地强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等等，都反映了有相当多的旧观念还占领着一些人的“思想阵地”，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束缚着人的智慧和进取心，一句话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应当承认，当人们要改变某种从老祖宗那里接受过来的传统观念时，非常不容易，有时会很痛苦。正像病人动一次手术，必须经受剧烈的阵痛，才能丢掉疾病和死亡，赢得健康的生命。因此说，对于过时的观念，不论它已经有过多么悠久的历史，也不论人们曾经对它多么迷信和崇拜，都理当顺应时代而改革或更新，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鲜观念。
观念的改变和更新，实质是思想深处的一场深刻革命。人类的每一次观念上的大变革，都将意味着人类自身的一次精神大解放，必将赢来崭新的活力和社会发展，生产力将会像冲出牢笼的鸟儿，展翅高飞。
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人们可能还记得那个家喻户晓的“削足适履”的寓言吧。
生产力好比是脚，观念如同是鞋，如果脚大鞋小，我们只能按照脚的尺寸去换一双鞋子，而不应当按照鞋的尺寸把脚砍掉一截。那些现实生活中的“弹琵琶妇人”应该想想这个道理。
第12版(副刊)
专栏：热点透视
关于新一轮丛书热
王建辉
问：时下出版丛书好像又热起来了，你能说一点看法吗？
答：新时期的出版业十七八年间，有过两次丛书热。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一次是８０年代初中期，一次是９０年代初中期。两次丛书热，各有自己的特点。前一次是以西方著作思潮的译介为主，以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热点；第二次是以中国文化优良作品的编选为主的，以散文随笔小品文还有白话翻译之类的文学书籍为兴奋点。间隔几年出现一次丛书热，我想这也可能是图书出版的一种周期行为。
问：出版社为什么愿意出版丛书呢？
答：重视出版丛书其实是中外出版经营者的一种传统。外的不说，中的如赵家璧早年做编辑工作时就主要做的是丛书套书。新一轮丛书热既是社会的产物，读者的需求，而出版社也是推波助澜者。因为出版社推出丛书、套书，很容易吸引读者，有影响，也是适应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的一种营销策略。市场经济需要开发系列产品，丛书、套书就是出版社的系列产品。因此出版社都很下力下神地去做，而且做功也就是时语说的包装是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叫做鸟枪换炮。这是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的一个特点。而对编辑个人来说，丛书、套书显然比单本更易体现大的编辑意图，更是一个编辑成果，也更能成为畅销书取得经济效益，获得经济实惠。因此也造就出了一些这样的编辑行家。其实书店也很欢迎丛书与套书，因为它成系列码洋大，易于推销。这是几好合一好，于是丛书流行全国。
问：这一次的丛书热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一轮丛书热的积极作用从大的方面而言，对发掘民族文化精品，积累文化，是有贡献的。所整理编选的一些作品，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小的方面说，它给我们的疲软了一些时候的图书市场注入了一点活水与生机，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需求。这是很好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可不见。一是重复出版现象较为严重，还是那些作家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组合可以产生许多的品种，可货色还只是那些，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春燕早相识。有的还是二三手编选的，有的作家的作品有不同的好几种集子，可集来集去就是那些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比如我手头上正好有《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我说都是《文化苦旅》的翻版可能招人异议；二是窒息了编辑对新文化的创造，因为编选太多，多属于整理以往旧作的选本，炒的是几十年前的历史存货，编辑做的多是编活，如果将这作为编辑工作的主流和方向，则是和编辑工作的创造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躺在前人的成果上吃老本的编辑方式不值得提倡，能不能说是一种编辑工作的短期行为还不好说；三是编选的过程中大量的侵权行为相伴而生，有的只好在作品中很荒唐地写上著作人见书请和出版社联系之类的话。同时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是不是也说明当代创作的相对贫乏呢？
问：你这里负面作用说得多了一点，还有一个负面即这些重复出版的编选图书，会不会增加读者的负担呢？
答：至于是否增加了读者的负担，我以为不至于。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购书是一种经济行为，在有限的购书费用中他不得不首先进行市场挑选，买他中意且承受得了的一部分书籍，他买了就不会认为是增加了自己的负担，否则他完全可以不买。这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图书派购是不同的。当然，我并不认为重复出版是可取的，适当的重复出版，免不了也有它的部分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的市场有这么大。关于它的负面我稍微多说了两句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次丛书热已经开始有点儿过头了。
问：依你的看法，这次丛书热还会持续多久？
答：我以为重复出版过多了的时候，也就是第二次丛书热可以而且应该煞车了。重复过多就是一种平庸，平庸是没有出路的。这也就是兴盛与危机互含的道理。前两次热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几年以后第三次丛书热到来的时候，能不能拿出当代人自己的货色来，这自然是我们所企盼的。要不我们还真有点儿愧对前人。 （作者系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第12版(副刊)
专栏：
深圳沙头角
文化生活点滴
李宜高
颇负盛名的沙头角中英街，把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紧紧连结在一起，人们常用“一街两制”来形容它的特殊性。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中英街两边的兄弟彼此相见不相认，亲人视若仇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九七”回归的临近，使“两个世界”的“火药味”一天天减少，而兄弟情谊则一天天加深。其中，文化活动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围绕一年一度的各个传统节日，我们组织两边同胞开展各种文化联谊活动，邀请香港新界沙头角地区社会名流、有识之士过来开座谈会共商建设家乡大计，鼓励他们回家乡投资办厂。１９８５年元宵节，我们邀请新界沙头角地区乡事会，旅英华侨宋湘如、张欣、李标等１００多人在我方碧海酒楼欢度元宵。当我们编写的五句板山歌说唱“一曲高歌赤子心”即席演唱时，宋湘如先生听到“唱了湘如唱张欣，赤子和咱心连心，精忠报国建家园，慷慨解囊献丹心”的时候，心情十分激动，率先起立，热烈鼓掌。平时，我们通过邀请香港同胞过来看戏看电影，增进感情；有重要文化活动更不会忘记隔街同胞。有一次，我们邀请全国电影“百花奖”、“金鸡奖”的最佳男女主角严顺开、达式常、张瑜、龚雪等前来沙头角戏院举行盛大演出活动，我们特地给中英街香港同胞送去１００多张戏票。
最富有情趣的还是我们组织的中秋、春节两边同胞的联欢、游行庆祝活动。１９８６年大年初一，中英街两边同胞欢欢喜喜共同举行民间艺术大游行，由麒麟、狮子、渔灯、秧歌等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艺术队伍游经中英街时，给街两边群众拜年。引人注目的麒麟舞由中英街对面的香港小伙子舞头，我方老艺人扯尾，两人配合默契，麒麟舞得活灵活现。中英街两边同胞同唱一支歌，同舞一条麒麟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感情的沟通是政治思想、经济交流的基础。为此，我们集中抓了两边同胞共同关心的沙头角传统节日渔灯舞的挖掘整理工作。我们先后组织了文艺骨干力量深入到沙头角的海港渔村及中英街对面新界菜园角、新楼街等地进行调查访问，找当年舞过渔灯的老艺人谈心，对渔灯的起源、道具制作，乃至表演程式等都作了较详细的搜集整理。年逾花甲的老艺人观生叔亲自给我们作示范，手把手教我们排练。钟保先生还亲自到香港新界请当年扎过渔灯的师傅为我们制作渔灯道具样本。在两边同胞的大力支持协作下，使失传２０多年的沙头角渔灯舞又重新与观众见面，渔灯锣鼓一响，不分政治信仰，不分内地新界都自动围拢起来，会场内外荡漾着一片亲情、乡情。
山歌是群众喜闻乐听的乡音，同样能唤起游子的爱国爱乡的热情。沙头角历来是山歌之乡。５０年代，沙头角地区有一位名噪一时的山歌王叫薛欢带，他曾代表广东出席过全国民歌演唱会，中英街两边同胞都十分爱听他唱山歌，可是薛欢带自６０年代就移居香港。我们想办法在香港找到了薛欢带并动员他回沙头角重登歌台。趁一年中秋节，我们以他为主组织了一次山歌擂台晚会。演出当晚，中英街对面的新界群众六七百人早早赶到歌场等候听歌，薛欢带圆润、明亮的歌声牵动着街两边同胞赛歌。平日游戏机室、电影、图书、举办美术书法展览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在创造“九七”回归的大团圆的感情氛围。
开放改革以来，沙头角已有２００多人从香港回来定居，在家乡盖起了小洋房。我们把这些事例写成报道，拍成电视，编成山歌，进行广泛宣传。香港文汇报还用套红大字标题将“游子重返沙头角”全文转载。
第12版(副刊)
专栏：茶楼
饮茶
邓高如
如果说中国是茶的国度，四川是茶的王国，那么成都则是茶的王府了。这决非妄言名茶的产地都集于四川，而是说饮茶之风在巴蜀、尤其在成都最为盛行。有人说，成都的茶馆比北京的餐馆还多。
大约也是受影响之故，一年四季，只要节假日在蓉而手中又无急事待办，我便一早起来，自带茶具、茶叶、书报之类，急匆匆赶到某茶馆，夹杂于芸芸茶客之中，或品茗醒神，或谈天说地；或叙民间风情，或听故人雅言。如一次起晚了而未去成，一天都觉得无精神。假日偶有朋友约访，我们也多商定于某茶馆践约，既省家人应酬，又得舒心环境。
当然，现在情况在变化中，成都人民消费层次在提高，传统的茶馆，像著名作家沙汀描写的其香居茶馆，小说《红岩》里的幺店子茶馆都在减少；而一种可以使旧派、新派、老派、少派，以及寒士、大款等各色茶客都可兼容并存的茶楼、茶社、茶坊，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位于成都市中心太升南路的“华都茶坊”，无疑是成都的第一流茶坊，也是成都茶文化的一个缩影。它处闹市而不见闹，显华美而不露俗。原来在装修、隔音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既有传统茶坊的遗风，又有西洋建筑的格调，使人一进去便有入洞府、登雅堂之感。大厅里除设６个风情卡座外，还有２０余桌散座，宽敞豁亮，可听丝竹之音，可观书画表演，可赏名家对弈。８月下旬，世界冠军、我国著名围棋高手马晓春九段就与西南棋王宋雪林八段在此杀得难分难解。
中国是茶道古国，据说从周公、老子，到王安石、苏东坡都是品茗的高手。嗜酒贪杯，总有些贬意。饮茶则不然，饮得愈勤、愈精、愈出品位者，决不会叫“茶鬼”，而叫“茶仙”、“茶圣”、“茶祖”、“茶王”。这就与就餐、看电影看戏不同了，那是“食尽人散”、“戏完人走”。此时倘若还有人坐在那里不动，不叫你“傻冒”才怪！饮茶则是“茶干自有水续来”。尽管林语堂先生说过：“饮茶一泡为十二三岁的幼女，二泡为十六七岁的女郎，三泡则已是少妇了。”而在华都一杯茶，你就是泡到“徐娘”、“老妪”的份儿上，照样有茶博士笑意吟吟来续水。这大约又是川籍茶道依然留存的一大古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