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党的文献和党史研究
——读《万里文选》
龚育之
党的文献（包括党的领导人的著作集）对于党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这些文献，记载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解释了它们的由来和根据，阐发了它们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实质，分析了它们在实践中付诸实行和接受检验的过程和结果，一句话，反映了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创造的历史。
最近出版的《万里文选》，收集了从１９４４到１９９４年５０年间的１１０多篇文章和讲话，其中对于研究党的历史意义最重要的，我认为是１９７５年以后的三组，就是关于铁道整顿的一组，关于包产到户和农村改革的一组，关于市场经济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组。
全面整顿中的铁道整顿
１９７５年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层中试图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某种程度的纠正的重大努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和诸多改革的一次预演。
铁道整顿作为全面整顿的重要一环，是由铁道部长万里负责进行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铁路运输方面表现得最为严重，全面整顿也以铁道的整顿最为紧要和见效最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开卷第二篇《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在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指示》的当天，围绕这个指示来讲的。这篇讲话和《万里文选》中１９７５年的四篇讲话，反映了当年铁道整顿的那股气势，那种魄力，那番业绩。真是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针对当时受到“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的破坏活动，万里向铁道系统各级领导班子讲话，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是“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而是“面向保官”，“不敢同派性作斗争，不敢捅‘马蜂窝’，不敢摸‘老虎屁股’”。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当无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你不出头，不带头，怕将来再低头，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要求限期实行整顿。果然，有了中央的正确决定，有了广大干部的奋斗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不出几个月，就使生产下降、事故惊人、纪律松弛、堵塞严重的铁道，初步做到了“安全正点，畅通无阻”。
可惜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起来，“批邓联万”，包括铁道整顿在内的各方面整顿都被看作“右倾翻案”活动而受到批判。铁道系统的形势又一次恶转。后来讲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首先就是从铁道堵塞，煤炭和原材料运量大减，致使许多工厂濒临停产这种情况来说的。
这样的“反击”，完全不得人心。听说，当时铁道系统有些职工刷了大幅标语：“火车正点万里行”。这标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批邓联万”的不满和对小平同志主持整顿的拥护。
１９９１年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的确是人才难得”，“１９７５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了。”这里讲的几个人才中，就包括整顿铁道很有成效的万里在内吧。
农村改革的艰难起步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万里于１９７７年６月被派到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安徽、四川等省开始的。万里在安徽，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克服重重思想障碍，逐步推开了以“包产到户”为简称的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收入《万里文选》中的在安徽任间的讲话，几乎都是讲农村改革的。
自从５０年代中期中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一类的责任制，曾经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领导方面认为这类做法违反合作化的方向而加以制止的结果。
第一次，是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在研究如何整顿和巩固仓促之间普遍建立的高级合作社的过程中，就提出了包工包产责任制的一些设想，浙江等地的报刊还发表过赞扬包产到户是好办法的文章。但是，１９５７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搞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把“包产到户”的创造，当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给打下去了。
第二次，是人民公社化以后不久。从郑州会议开始，中央着手整顿人民公社，纠正当时觉察到的某些“左”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包产到户”一类的主张和做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起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央连续发出文件，批评“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这些努力又被打下去了。
第三次，是在１９６１年中央提出调整方针以后。由于重新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时“包产到户”、“责任田”一类做法又起，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尽管对此议论甚多，安徽省先是大力推行后来又作过决议加以制止，但是，农民群众和许多干部十分坚持。中央许多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都倾向于予以积极的考虑。１９６２年７月，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接见团中央干部的时候，都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声明，这些都是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开会研究。１９６２年８月的北戴河会议和９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种主张又被当作“单干风”批判，已经遍及全国１／５以上地区的这项改革，又给打下去了。
叙述这三起三落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万里在安徽从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着手，总结滁县地区的经验，宣布“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这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需要克服多么沉重的政治惯性的阻力。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由于建国以来的历史是非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清理，过去多次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的阴影仍然压在人们的心头。所以，安徽凤阳县最先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竟是以对外对上严格保密的方式实行这项改革的。
但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使中国大地的政治形势和气氛大大不同了。１９７９年２月，安徽省委决定允许肥西县山南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万里说，包产到户过去批了许多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可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３月，针对当时中央报纸上出现的对包产到户的指责，万里发表了《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的谈话。１２月，根据一年多的实践，他作了题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的讲话，强调：“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的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不是看它规模大小或公有化程度高低。”
进入８０年代，“包产到户”在安徽、在中国的推行，还经历了艰难和曲折，受到过怀疑和非议。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的效果是中央制定和调整政策的依据。１９８０年５月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肯定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肥西县“增产幅度很大”，凤阳县“一年翻身”。这时万里已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９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初步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１９８１年中央文件明确“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给它落了社会主义“户口”。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发展和农民伟大创造的高度。万里主持制定了从１９８２年起连续５年的５个“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这５个一号文件，绘制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
“要吃米，找万里。”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中国流行的这样一句民谣，表明了老百姓对于农村改革的拥护。一个“包产到户”的逐步推行，一个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两大改革有效地活跃了多年不振的农村经济，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农村包产到户和各类专业户的发展，使农产品的商品化大大加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们的原料、动力供应和产品销路，都不是来自计划而是来自市场。改革的发展和成效，使我们的经济是否应该采取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和模式，成为理论界和领导层反复探讨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这个探讨经历了多年时间和几度曲折，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不仅同包产到户一样，过去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而成为禁忌，而且比包产到户问题更具有理论性，因而这种禁忌就更带严重性。
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小平同志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点。１９８０年５月，小平同志肯定包产到户，同时肯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已经是１９８４年。这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共识。１９８５年小平同志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重申“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样，到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重大决策。由此可见，作出这个决策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界和领导层中反复研究和讨论的结果。在这个探索和决策的过程中，万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１９８０年７月万里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农业的讲话，在总结过去３０年农业上的经验教训时，特别讲到过去“把商品生产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教训，指出：“在过渡阶段，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必然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在准备第一个“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商品经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在同记者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从这些引述中可以看出，农村改革指导思想的发展，为１９８４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准备了一个方面的基础。
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１９８５年１月的一次谈话中，万里就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搞活城市企业。如果城市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搞，它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那么，农村的优势在哪里呢？也要搞市场经济”。在１９８６年底，万里概括地指出：“现在是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要继续改革。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６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赞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主张，７月万里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如何用法律手段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任务。”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万里立即在人大常委会党组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１９９３年修改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１９９４年７月万里在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题的谈话中，深刻论述了党的十四大和国家宪法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回顾了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实际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分析了在指导思想上对市场经济怎样从最初的没有意识，到后来的思路逐步变得明晰，评论了这中间经历的曲折和反复。他认为，这个过程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过程，强调“坚持‘三有利’原则”、“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自觉地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这三条，对于解放思想特别重要。可以说，这是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认识过程的一个总结。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这两大改革的主题。１９８６年小平同志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年７月，万里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著名讲话，指出：“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许多内容和许多方面。由万里这篇讲话而引起广泛议论和注意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都被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着重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万里文选》涉及的方面还很多，比如，他在城市建设方面、在环境保护方面、在教育工作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和见解，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我认为，在铁道整顿、农村改革、确定市场经济目标和提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万里同志的政治勇气、政治业绩和理论勇气、理论创造，尤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