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大家谈

编者按:11月8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京联合召开希望工程实施六周年座谈会,首都理论界、教育界、新闻界70多位专家学者,就希望工程实施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会者从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探讨了希望工程的意义和价值。与会者认为,通过实施希望工程,极大地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已接受捐款近5亿元,救助失学儿童100多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000余所。希望工程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本版今天摘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推动基础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希望工程实施六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拓展公益事业完善社会机制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时期,那种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揽的格局正在改变,各种社会组织正在发育,这样有利于社会责任的分担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和稳定。希望工程的成功尝试,为各种社会组织的成长和成型树立了典范。
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健全的社会机制,以调节利益分配,缓解社会矛盾,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希望工程在这方面的实践效果和理论贡献功不可没。
希望工程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准则,呼唤和再造了人们的社会良心、义务和责任。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希望工程的选点很好,它关注并投身于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失学儿童的救助,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成为当今人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最佳选择。这些年来,整个项目搞得很扎实,管理严格,制度规范,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信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个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基金会组织筹集社会资金,有计划、有目的地投入到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教育、科技、文化领域,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必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是一个创举,为我国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贡献。
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基础教育
刘永增(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不了解社会需求的教育是盲目的教育,不会利用社会力量办教育是无能的教育。办教育的人如何了解社会需求,如何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使盲目的教育变为自觉的教育,希望工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义务教育主要靠政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这是由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所决定的。
毕福君(中化北京和德实业公司总裁):据我了解,希望工程的目标定位是协助政府实现“普九”目标。实现“普九”目标,政府有困难,而民间却蕴藏着捐资助学的热情,也有很大的资金潜力,希望工程应运而生,满足了双方的需求。这是希望工程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希望工程作为一种辅助性举措,帮助政府发展教育事业是十分有效的,说明国家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是正确的。动员社会力量办学,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明智选择。
黄传会(部队作家):希望工程敲响了教育忧患的钟声。正如李岚清副总理所说,希望工程更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唤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作为一名作家,我一直关注着希望工程。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和《中国山村教师》,几年来,我采访了十几个省(区)的近五十个贫困县,失学孩子那渴望上学的眼神令人揪心,每年几十元的书本费,对于贫穷的家庭,像大山一般沉重。已故著名作家冯牧先生曾对我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希望工程比大兴安岭救火、华东救灾更显得紧迫。”因为,不重视教育,受害的是几代人,是我们整个民族。宣传报道希望工程,揭开社会沉重的一角,以此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促使我投身希望工程的强烈驱动力,也是一个作家的良心、道义和社会责任感的呼唤。
建设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
王夫棠(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现在有些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单纯归结为获取利益的物质原因,于是一切向“钱”看,甚至把流通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带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是演员,演过贺老总,有人就劝我粘上胡子去“走穴”,我没干。一个人是要讲良心的,一个民族是要讲精神的,不能什么都讲钱,那样的话,势必造成人们精神支柱的断裂,道德观念的沦丧,社会责任感的淡化和民族凝聚力的消解,从而使经济活动失去理性,以至阻滞经济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精神,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课题。这几年,我创作了一些影视作品,主题就是呼唤我们的民族精神,但个人的力量和作品的影响都十分有限。我越来越感到,重塑伦理精神不单纯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而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伦理精神的更新和道德文化的重建是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工程使振奋民族精神落在了实处,它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向贫困地区教育捐款的具体形式,培育了一种风尚,那就是以为社会做贡献为荣。希望工程让人们心灵净化,道德升华,它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工程在重整道德和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刘永增: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注意到这样一件发生在天津市红桥区某小学与河北张家口地区某贫困县小学之间的事:“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动从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手拉手”开始,发展到两地教师之间、学校之间、教育局之间的“手拉手”。从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孩子上学开始,发展到把现代文明带入农村,用科学技术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全方位地推动农村进步与发展,希望工程的社会意义从这个例子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希望工程对推动地区间协作,缩小发展差距起到了补充作用,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
希望工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良好的启动力,这个启动力就是献爱心。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在讲到爱的本质时曾说过,爱是知识、爱是能力,一个有所悟的人才能有所爱、有所见、有所思,知识越深入,爱也就越充溢。希望工程的动力便是爱,要真正搞好希望工程,就需要加强理论建设,理论上的提升与研究将使这项事业中包含的爱更深沉、更长久,对社会公益事业从感情上升到理性、从自发行动过渡到制度化、从个人行为转化为社会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肖占乐(中共河北省顺平县委副书记):希望工程在河北省顺平县布点实施五年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办学条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为顺平县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五年来,全县共救助失学孩子1830名,小学生失学率从1990年的4%下降到1994年的1%。1993年10月至今,全县共建希望小学10所,接受各界捐赠的建设款231万元,占同期全县用于校舍投入的35%,全县校舍危房面积从1990年的3840平方米下降到1994年的960平方米。与此同时,希望工程的实施,使顺平县形成了全民重教的社会风气。
希望工程还为顺平县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自1994年以来,顺平县将希望工程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经过希望工程牵线搭桥,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河北大学等单位纷纷与顺平联系,进行技术援助,项目合作,给顺平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实施希望工程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给顺平人带来了新观念,使过去那种小富即安、小进即满、坐等靠要、安于现状的旧观念受到冲击,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姚宏(北京市卫生局干部):去年9月,我女儿通过“1(家)+1助学行动”,与河南商丘地区的一个小朋友结成对子。今年春节,她妈妈带她一起去了受助学生家,真切地感受到了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辛。回京以后,孩子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也懂得了节约和勤俭,她还提出不要压岁钱,降低自己在学校的加餐费,攒钱帮助贫困地区的小伙伴。我觉得孩子一下子长大了,希望工程对孩子的教育比以前我妻子对她说一千道一万有效得多。
通过救助活动,双方联系逐渐增多,我们家出了1000多元,把受助生的弟弟接到北京,治好了他的眼疾,卸下了这家人的一个大包袱。随后,我和妻子又多方联系,帮助他们家开发当地的沙土资源,使他们的月收入达到七八百元,使这家人基本脱贫,并带动了其他村民。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在救助失学孩子的同时,为贫困家庭带去现代文明和观念,带动经济开发,是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使学生不再失学的根本途径。
严格管理监督立于不败之地
李启明(希望工程监察巡视员):希望工程之所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透明度高,这一工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对“透明、公开”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希望工程的实施方式能够使捐受双方直接见面,实施结果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作出交代,所以赢得了社会的信赖。
希望工程的成功还体现在严格规范的管理上。实施机构制定的《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使希望工程的实施纳入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应用“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管理的现代化,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管理质量。
希望工程的监督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具有广泛性和公开性。通过这几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监督体系,它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督、社会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和自身的监督。所有这些使希望工程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使社会支持希望工程的热情长盛不衰。
唐旬(光明日报社会部副主任):几年来,新闻单位有效地行使了监督权,在保障和推动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方面多有建树。如关于物价上涨,书本费随之上调使受助生再度失学的报道;关于助学金标准偏低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报道;关于有些地方脱离实际把建设希望小学的标准定得偏高的报道;关于捐款单位或个人探望受助生给贫困地区增加接待负担的报道;关于有的县级实施机构财务管理有待改进的报道;关于社会上一些单位或个人借希望工程之名营私的报道等等。这些报道为希望工程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促进了希望工程事业的发展。
张力(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觉得,我国扶贫款的使用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元钱不当一元钱花的;第二种是一元钱当一元钱花的;第三种是一元钱当几元钱花的。我认为希望工程属于第三种。希望工程除捐助资金如数到位外,地方匹配资金,群众献工献料,投资效益和连带效应非常大。其精神文明建设的附加值、社会意义及社会效果都是深远而巨大的。我把资金运转过程中出现腐败现象的可能性称为腐败率,现在某些资金在运转过程中的腐败率可能达到20%至30%,即必须花钱来打通某些“关节”,然而在希望工程中,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希望工程最成功之处在于,希望工程的钱值钱,效率高。
凝聚爱国力量增进中外交流
林淑仪(香港工会联合会副理事长):香港工会联合会作为香港的一个爱国劳工团体,积极参与希望工程,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正式注册成立“希望工程重返校园助学计划”。几年来,共筹集捐款2500多万港元,建设希望小学7所。
希望工程在海外的推广,加深了海外同胞对祖国发展建设的认识,成为海外同胞了解祖国的一个窗口。为了深入了解祖国贫困地区教育状况,我们组织了考察团,实地考察希望工程。更多的香港市民则是通过“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主题的活动了解和参与了希望工程,许多香港同胞怀着同胞骨肉之情,向贫困中的孩子伸出了援助之手,通过希望工程为祖国建设出了一份力。
通过了解和参与希望工程,很多香港同胞也深深感受到近几年来内地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所鼓舞,对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更有信心。曾有少数人认为,内地腐败严重,办事效率低,事情不好做。通过这几年参与希望工程活动,他们切实看到了希望工程廉洁、高效、规范、严密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我们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看到,每一笔捐款都进入计算机处理,根据捐款人的意愿,落实到孩子身上。尤其是“一对一”的资助形式,使受助者和捐款人直接联系,更增加了工作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度。通过所见所闻,他们对希望工程产生了信任,同时也增强了对内地法制建设的信心。
香港同胞对希望工程的支持不仅在于集资,而且在于集思。希望工程是祖国的事,是大家的事,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事。香港同胞对希望工程的集资、管理、运作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希望工程的救助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更便于海外同胞的参与。
张宇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基金会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无先例可借鉴。因此,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同时,利用各种渠道请国内外有关专家介绍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少走了许多弯路,短短几年内便形成了中国目前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为我国基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现在,希望工程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国内,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对中国希望工程的发展也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研究,并且来我国进行考察了解。希望工程在促进对外交流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明确法律地位呼唤法律保护
郗杰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希望工程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社会上一些自发的捐资助学活动经常使用希望工程的名义,而这种捐助没有纳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实施系统的管理,给希望工程的管理工作带来混乱,使希望工程的声誉受到消极影响。更有甚者,有的不法之徒假借希望工程之名,骗取钱财,损害了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影响了社会各界参与希望工程的热情,如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只有赋予希望工程以相应明确的法律地位,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希望工程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社团法人可以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及知识产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社团法人,它所倡导并实施的希望工程已日益为海内外各界所认同,希望工程作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这一内容的特定表现形式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出、创立并实施的。据此,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95年6月2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注册。希望通过取得希望工程服务商标的专用权,打击种种假冒希望工程的不法行为,切实保护希望工程的合法权益。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研究制定有关具体法规,使希望工程尽快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庄春英(北京长安公证处、宪法学博士):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社会自律经济,两者缺一不可。我认为,希望工程属于社会自律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制定有关行政法规,从法制上确认希望工程的地位,这样将更加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和社会良知的作用,来关怀经济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保障应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保证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王旭东 汪文彬 任昕整理)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

由加拿大华侨王华瑞先生捐资修建的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希望小学,校舍明亮宽敞。老师和学生们走进来,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北京市 解海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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