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观察
如果把大众消费当作终极目标，那么在当前我国的鸵鸟养殖热当中，号称世界最能行走的动物——
鸵鸟，能否走进市场
本报记者潘承凡
一
短短几年，鸵鸟养殖热遍了中国。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争先恐后地引种养殖，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亦步亦趋，唯恐错过机会。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两年，经农业部审批进口的种用鸵鸟７９１２只，种蛋５万枚，花费外汇上亿美元。目前，约有９０００只鸵鸟徜徉在我国１８个省、市、自治区的饲养场里，其中又数广东最多，至今已有５２家鸵鸟养殖场，饲养了各个年龄层的鸵鸟近７６００多只；中国最大的鸵鸟企业也在广东，它就是总投资１．５亿元，饲养鸵鸟４０００多只的英吉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养这么多鸵鸟自然不是为了观赏。鸵鸟饲养场的投资者大都是外贸企业、商贸公司、大型工业企业等经济实体。它们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佼佼者，鸵鸟的国际行情一清二楚：鸵鸟皮的拉力是牛皮的５倍，而且柔软美观，一整张１２月—１４月龄的粗制鸵鸟皮，国际市场价格４００美元左右；鸵鸟肉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被称作９０年代健康肉类，每公斤能卖到４０—５０美元；１公斤羽毛能卖到１２５美元；一枚种蛋能卖到１０００美元；１只种鸵鸟能卖到数万美元。鸵鸟生长快，体型大，出肉率赶得上一头牛，而且耐粗饲，以草为食，不与人争粮争地。如此好事，怎能不使投资者怦然心动？
二
国际市场价格是一回事，能否按这个价格，到国际市场把这份钱挣回来，是另外一回事。目前鸵鸟养殖在世界范围都比较热，世界驼鸟商业化养殖刚刚起步，国内的鸵鸟养殖业主几乎都在埋头引种炒种，商品肉、商品皮的开发几乎为零。于是乎，这种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联想：早几年中国也出现过不少养殖热，如海狸鼠、哈白兔、雉鸡以及蚯蚓等，尤其是海狸鼠，当年的倒种炒种情景与现在的鸵鸟颇为相似，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炒遍全国，１９９３年海狸鼠养殖场迅速倒闭。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吃过海狸鼠的肉，连它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一场海狸鼠热就这么匆匆而过，烟消云散。事后农民特地编了个顺口溜：炒来炒去，炒富了种爷，炒穷了养户，炒栽了事业，炒断了前程。
对鸵鸟热的担心，除了对以往各种养殖热由此及彼的联想外，自然不乏专家学者的前瞻分析。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虽然世界鸵鸟屠宰量只有５０—６０万只，离市场需求总量还有差距。但是不少国家，如津巴布韦、博茨瓦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墨西哥等都在积极发展鸵鸟养殖，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想在鸵鸟身上拔一根毛，鸵鸟养殖由１９９０年的２万只迅速发展到２０万只，并且饲养量还在急遽地扩张。所以持此种意见的专家认为，当国内鸵鸟达到商品化阶段时，这些国家的鸵鸟也都到了大量出栏的阶段，全世界饲养量或屠宰量将达到１５０—２００万只，市场将饱和或过剩，鸵鸟产品的价格很难维持目前的水平，所以国内鸵鸟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很难实现。
另外一些专家则从价格以外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鸵鸟养殖热的担忧。他们以为：在国内，鸵鸟目前虽然只有种鸵鸟价格，还没有鸵鸟产品价格。但根据种鸵价格预测，鸵鸟产品价格肯定非常高昂，只有极少数人消费得起。此外，养殖场占地大，饲养一只鸵鸟大约需要２—５亩的土地，不仅土地成本昂贵，而且加剧了本已非常激化的土地供需矛盾。另外，成年鸵鸟每天需要１公斤左右的精料，最高则需要２．５公斤；每天另需青粗饲料２．５—５公斤，须知精饲料和青粗饲料都需要质量较好的土地才能生产出来，所以说养殖鸵鸟不与人争粮争地是不确切的。还有，鸵鸟孵化率低，只有６０％，小鸵鸟成活率也较低。概括起来，这些专家担心鸵鸟养殖市场需求不明，价格未定，投资大，饲养成本大，养殖场占地大，繁殖率低，成活率低，前景无法乐观。
三
尽管有海狸鼠一类的教训，有的专家谆谆告诫，投资者仍然乐此不疲。他们也算了一笔帐：鸵鸟产肉率高于所有家畜，每头鸵鸟一年可得５０头后代，以饲养一年计，其后代产肉率是牛的１０倍。虽然鸵鸟前期引种价格高昂，但是进入商品生产阶段，种鸵的价格分摊到几百只后代的身上，其成本就大大降低了；鸵鸟的商业开发前景没有问题，鸵鸟皮价值本身不菲，可以出口创汇，鸵鸟肉也可以为老百姓所接受。鸵鸟的料肉比３∶１，即使按相反意见算成５．５∶１，也就是说５．５斤料可增加１斤肉，哪怕每斤料高达１元钱，这个成本价格也不算高；几年后若国际市场饱和，国内市场经过充分开发完全能消费掉国内鸵鸟养殖场生产的相当于２—３倍牛肉价格的鸵鸟肉，而且以中国较低的养殖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能力；鸵鸟生存空间也不成问题，我国很多地方都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养鸵鸟尽可以利用大量的丘岗山地。此外我国还有３３亿亩可利用草场，平均１７亩草地养１只羊，而这１７亩草地却足足可养３只鸵鸟，３只鸵鸟的经济效益是１只羊无法比拟的。鸵鸟养殖还可提高草原畜牧经济效益，加快牧民脱贫致富速度；关于争粮与争地问题，英吉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他们８年的饲养经验证明，饲养鸵鸟只需投喂１５％的粮食，所以鸵鸟理所当然地是节粮型草食动物。
总而言之，这些投资者认为，鸵鸟不仅适合中国饲养，而且肯定会有较为可观的效益。
四
担忧者和乐观者的判断迥然而异，但细细剖析，却可找到维系成败的共同支点，那就是鸵鸟产品的终端市场。如果能够成功地开发出鸵鸟制品的终端商品市场，鸵鸟就能在中国站住脚跟，并且正像投资者判断的那样，由于前期引种成本的不断分摊，成本会愈来愈低，鸵鸟产品就能从价格上慢慢被中国的消费者接受；反之，如果所有投资者都持短期行为，倒一把“种”就得，根本无意去开发鸵鸟制品的终端商品市场，那么昨天的海狸鼠、哈白兔的下场，就是明日鸵鸟的下场！
担忧者和乐观者虽然对鸵鸟养殖价值判断相悖，但对鸵鸟养殖热却有一个共同的忠告，就是告诫那些没有能力、技术饲养鸵鸟的单位、部门，切勿为“热”而“热”，盲目跟从。鸵鸟养殖属于高投资、高技术的特种养殖，脱离实际条件蛮干硬干，不仅最终毁了自己，也影响了刚刚兴起的鸵鸟养殖业的声誉。
现在看来，鸵鸟能否走到终点，即能否成为像牛羊肉一样的大众消费商品，关键在于市场开发，可以说是成也市场，败也市场。鸵鸟市场开发，不仅有赖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牵头引导，而且更重要的是投资者们的二次投资，即市场开发投资。要像引种炒种那样，舍得花钱，花力气，齐心协力开发鸵鸟产品市场。搞市场经济没有救世主，决定鸵鸟养殖的成败和投资的盈亏，恐怕也没有别人，只有投资者自己……
（附图片）
压题照片为中国最大的被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的广东英吉利鸵鸟养殖场。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企业出城攀农亲
——记大同市的城乡经济优势互补
李贵荣冯天林白玉龙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走出来。现代名著《围城》中的这句名言，如今已成为山西省大同市一种引人瞩目的经济现象。
１９９３年，原大同市和雁北地区实行地市合并后，一方面市区相当一部分企业受场地、资源、水源等因素的困扰，迫切需要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９个农业县区中有６个属贫困县和财政补贴县，以粮为主的纯农业和近乎手工作坊式的乡村工业，经济十分脆弱，急切需求外力在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扶持。怎么办？市里及时提出了“城乡对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互惠互利原则指导下，制定了促进城乡联合的奖励规定，出台了厂村挂钩、单位包点的指导方案。市委、市政府领导直接出面牵线搭桥。各县区制定了一系列让权让利的优惠政策，利用各种条件进城“攀亲”，市区各企事业单位主动上门，寻找合作伙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城乡之间共完成协作项目１８８９个，实现产值２５４３７万元。
实施城乡对接，使城市企业找到了新的经济生长点。拥有上万名职工的大同矿务局雁崖矿，地下可采煤资源日渐枯竭，寻找新的转产出路问题，已引起了中央和省领导的关注。去年，该矿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和含镁白云石资源丰富的广灵县联建起一座金属镁厂，年产金属镁１０００吨，年实现产值３０００万元，合作双方受益颇丰。雁崖矿的成功实践，为大同市中型煤炭企业向地面工业转产找到又一条希望之路。地处大同闹市区的市酒厂，技术力量强，产品销路广，受场地、水源、原料等因素制约，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在城乡对接中，这个厂分别租赁、兼并了阳高县啤酒厂、天镇县乳制品厂和天镇县土豆片厂，通过技改，建成一个万吨啤酒分厂，一个万吨麦芽厂和食品厂。由此，大同酒厂的生产规模扩大了５倍，成为山西省最大的啤酒生产企业。
实施城乡对接，为县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两年来，借助城市企业的帮扶和城市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全市菜篮子工程在农村迅猛发展。去年全市生猪饲养量为８６万头，千头以上的猪场有５２个，仅此一项农民增收１．９亿元。今年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到４０．３９万亩，年产量９亿多公斤，比前几年增加了七八倍。与此同时，市区企业共向县区农村扩散资金１．０５亿元，有２０００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技术扶贫，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去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７３．８亿元，比１９９２年净增４０．５亿元，出现亿元乡镇２４个，超千万元村１３０个。
现在一种互为市场、互为依托、互为动力的新型城乡关系和工农联盟正在大同市的城乡对接中巩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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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经济
从“旱包子”到大粮仓
——湖北省襄樊市治理鄂北岗地纪事
吴江宗
鄂北岗地在湖北省襄樊市境内，方圆１４８０５平方公里，有１０９９万亩岗地，其中４０７万亩耕地。这里历史上倍受干旱风沙侵袭，十年九灾，是湖北省有名的“旱包子”。
进入９０年代，这里以治理鄂北岗地为龙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相结合，营造多种经营基地，如今，这里路渠成网树成行，水欢鱼跳稻花香，成为湖北粮仓。今年，襄樊市虽遭受百年罕见的大旱，粮食总产仍可达３５．５亿公斤，比１９８９年增产５亿多公斤，比历史最高年景的１９９４年增产１亿公斤以上，增产部分９５％以上来自鄂北岗地。
“水为首，林为本，种养为主体，多工副一起上，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这是襄樊市的治岗方略。按照这一思路，这几年，全市农田基本建设突破了以前单一治水治土狭隘的活动范围和眼界，从利用、保护、发展资源和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相结合着眼，狠抓主攻方向，把改造鄂北岗地作为龙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１９８９年以来，襄樊市农行投放农业贷款逐年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累计达５０多亿元。省市县三级对农业的投入也逐年增加，总投入近１０亿元。市财政预算内对农业的投入达５亿多元，扩大灌溉面积１００多万亩，改造中低产田１００多万亩。
为了改造鄂北岗地，襄樊市十分重视坚持科技下乡，实施星火计划。全市建立起市、县（市）、乡（镇）、村组四级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服务网络。借助“外脑”，同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大学专家学者挂钩，办起各类“大样板”，引进外地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耕作方式等。鄂北岗地请来省农科院１６位专家组成的鄂北科技开发团，把星火计划项目引入小麦生产领域，小麦高产优质高效示范田由２５万亩扩大到１００多万亩；还建立了４万亩优质稻基地，培训了２０００多个科技示范户，使水稻亩产由４００公斤增加到６５０公斤。全市有６个县（市）列入国家粮棉大县建设计划，一个县实现“吨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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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杂谈
“三难”与“三盼”
宋英昱
金秋时节，我被抽调到县委冬种工作组。有人告诉我，如今干部下乡有“三难”，即工作难做，会难开，甚至饭也难吃。
下去一了解，“三难”现象确实有，但大多是由于干部的工作作风所致。农民反映，以前，干部自带被席到农村“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群亲密无间，生活虽苦犹甜。如今生活改善了，但有的干部作风却变了。“三同”变成了“三少”：深入调查研究的少了，与农民交朋友的少了，参加生产劳动的更少了。干部下乡往往是朝去暮回，犹如蜻蜓点水。吃饭多在乡村，会议也多停留在村组干部一级。工作方法也简单多了，动辄罚款，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经济制裁手段代替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这种作风，农民群众形象地讥讽道：“小车嘀嘀下乡来，三言两语布置快，你不完成就罚款，管你应该不应该。”试想，这样的干部下乡，群众会欢迎吗？难怪他们有“三难”之叹了。
不可否认，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要把工作做到千家万户，难度确实增大了。但据我所知，在农村，“三难”现象并不普遍，而“三盼”心态却颇具代表性。即一盼“稳”，二盼“富”，三盼“党的好干部”。农民群众怕的是政策不稳。他们迫切希望“科技”下乡，加快致富步伐，十分欢迎多涌现出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带领他们真抓实干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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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耕作方式“返祖”令人担忧
编辑同志：
“秋播”时节，笔者在房县几个乡看到农业耕作方式的“返祖”现象，令人担忧。在中堰乡深沟村，村干部说，这几年使用脱粒机的越来越少。刘家河村有１０００亩水田，原来是全县的老机耕示范点。可如今，田里见不到拖拉机，机耕路也坑坑洼洼，农民又全部用牛耕田，有的还用锄头、钉钯挖田整地。耕作方式的“返祖”，不仅使粮食产量难以大幅度提高，而且与农机化、科技化生产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希望各级党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扭转。
湖北省房县县委宣传部刘斌代新武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立体养殖热南海
广东省南海市近年来掀起立体养殖热。农民为提高养殖经济效益纷纷尝试塘下养鱼，塘基搭棚养鸭、养鹅的立体养殖，每亩水面的纯收入要高于单纯水面养殖的数倍。
图为大沥镇高边村养殖专业户周胜在喂养供出口的乌鬃鹅。 辜立新 钏超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