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两弹一星心血沥”
——忆谷羽同志
裴丽生陆绶观
１９９２年８月胡乔木同志《赠谷羽》诗中写道：“未得如君多建树。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著。”两弹一星是谷羽同志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担任新技术局局长期间的主要工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谷羽同志８０年代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主持完成的国家重点工程，聂荣臻同志称之为“我国科学家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之后的又一巨大科技成就”。
五六十年代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与谷羽同志在完成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工作任务方面长期合作共事，同感工作中的甘苦得失。谷羽同志过早地突然谢世，使得她原打算先整理乔木遗物，再总结自己工作的计划付于流水，不能不令人怅然。遗憾之余，谨以此文作为对她的深切怀念。
一
１９５６年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部署制订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谷羽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主动要求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她先担任计划局副局长。随着国防尖端科研工作的逐步增多，特别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竺可桢副院长和地球物理所赵九章所长、力学所钱学森所长都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院党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科学家们讨论提出了发展人造卫星规划，并为此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中国科学院５８１组和相应的３个设计院。面对当时空前的、复杂庞大的科研试制系统工程，１９５８年９月院党组决定成立党组新技术办公室，“负责有关卫星上天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帮助党组梳辫子，与各方面挂钩，掌握数字，具体工作仍由各职能局负责”。谷羽同志被选定兼任党组新技术办公室主任。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人造地球卫星工作的报告，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后，得到原则同意并决定拨款支持。这件事很大，但款项如何落实，党组派谷羽同志去办。她一次次地跑财政部，最后直接找到当时兼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同志，才有了肯定答复，从而拨给了２亿元人民币专款。确定重点建设０１０１和０１０２两个迫切需要的科研试制基地。０１０１工程主要是力学所和化学所从事高能推进剂配方组合试验和小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后来还在核燃料后处理工艺研究、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试制和试验、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设计试制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０１０２工程专门负责气象火箭、探空火箭的设计、试制和试验，与５８１组和生物物理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射成功中国第一发气象火箭和第一发生物火箭。
中国科学院党组１９５８年５月向聂荣臻副总理提交了关于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请示报告，主要是为了培养世界上最尖端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中央书记处６月２日批准，随即成立了以郭沫若院长为首的筹备委员会。当时想赶在学期开始前招生，而校址还没有着落，时间十分紧迫。院党组请谷羽同志想办法解决。她向杨尚昆和李富春同志求援，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办公厅很快把所辖玉泉路的一处房地产拨给了科技大学，国家计委则批准了所需增建校舍的应急计划。
二
１９６０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两弹研制工程陷入困境。面对压力，中央下决心自己搞。院党组坚决贯彻中央精神，集中主要科研力量加强国防尖端，并决定成立新技术局，归口管理全院国防科研的组织计划和条件保障工作。谷羽同志受命担任新技术局局长。院党组委托她代表科学院与军队和国家机关主管国防尖端各部门直接联系。
谷羽同志不负所托，很快与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志、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主管国防尖端任务的范慕韩局长和章敬三局长等领导同志建立了对口联系。当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国防尖端各部门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彼此了解很少。谷羽同志到处奔波，做了大量的沟通情况的工作，新技术局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也逐渐在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的有关活动、会议和计划中获得了相应席位。
新技术局刚成立，国家计委决定在物资分配体制中对少数主要承担两弹任务的单位给予优先保证，为此对这些单位指定专门的工作代号。谷羽同志作了极大努力，在范慕韩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下，新技术局被列为当时优先保证的首批五个单位之一，代号“０４单位”。物资“零字号”渠道的批准，对我院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和一系列科研工作从研究到开发的成功，起了有力的后勤保障作用。后来在基本建设和非标准设备加工等工作中，也都因为有了“０４单位”这个渠道而在国家计划中得到了更好的支持和安排。
谷羽同志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处处体现在她的实际工作中。新型材料和测试基地工作就是一个例子。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两弹研制的实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１９５９年底向中央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材料科研和生产基地，并相应地加强量测和分析技术。中央批准并在国家计划中作为专案办理。我院有１０个以材料科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金属和化学方面的研究所，此外８个物理、电子、光学研究所也致力于相关的新材料研究。但当时认为解决新材料只要工业部门就行了，而在专案中对科研任务的安排和建设项目的分配没有考虑中国科学院。谷羽同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不公平，应该据理力争。在党组支持下，谷羽同志向有关主管部门反复汇报介绍我院各所情况，建议重视发挥我院各所力量的作用。国家科委一局主管新型材料专案的章敬三局长认为谷羽同志的汇报有道理，终于在计划中作了相应安排。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安排对新型材料研制和开发很有好处，科学院在高温合金、含氟高分子材料、航空胶片、航空煤油、贵金属材料等方面都作出了出色贡献。
尖端技术所需新型材料不断研究出来，但测试技术跟不上趟。特别是两弹专用、性能特殊的材料，测试方法本身就是国防机密，国外根本不发表。而科学院各所由于科研工作本身的需要，恰恰擅长测试原理和技术的研究，不但自身有着多年积累，而且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外最新趋势。谷羽同志认为这正是科学院的一种优势，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方面的国家任务。在党组支持下，她主动向主管部门建议由科学院负责组织全国协作，共同解决新材料的测试问题，得到主管部门和各兄弟部门的认可。经聂总批准，新技术局受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的委托，会同军内外１７个部门及其所属１００多个基层单位，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全国建立超纯物质纯度分析、高温材料性能、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等２６个测试基地（中国科学院负责其中１４个基地的建设），并群策群力，制订了《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测试基地发展规划》，得到国家科委批准。据１９６２年不完全统计，各测试基地向国家推荐全国统一标准的测试方法２９９项，培训测试技术骨干１０００余人，为国防尖端工程和工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三
随着国防尖端科研试制任务的不断深入和加重，新技术局也发展成为有７处２室、从任务到条件“一条龙”管理的机构，成为党组领导国防科研的得力助手，也是各研究所与各国防部门对口联系的枢纽。在谷羽同志精心组织下，新技术局齐心协力，深入实际，解决问题，颇受基层单位欢迎。在此期间，谷羽同志有不少比较重要的工作和思想值得回顾：
（一）与国防工办、中央专委办公室的联系。
继解决“０４单位”物资分配计划渠道之后，按照党组要求，新技术局又争取了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列入军工口。当时罗瑞卿总参谋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在国防工办一次确定军工口基建盘子的会议上，罗总长听了谷羽同志的汇报后向与会各军工部门领导同志说：大家不要争了，科学院的投资就这样定了。
在科研任务的安排方面，谷羽同志在国防工办会议上反映，由于尖端技术是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有的项目费好大劲做成功了，但使用单位却不要了，只能压在库房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罗总长认为这种情况应努力避免，当即要求与会各部门今后加以改进，再有发生要赔偿损失。
导弹弹体上用的微型计算机，当时有人不相信科学院有能力承担，而事实是科学院已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集成电路。谷羽同志为此亲自找专委办公室赵尔陆同志汇报，还把研制的集成电路拿到七机部、国防科委请他们看，请黄敞、吴几康等专家去当面介绍，谈了好几次，终于落实了任务。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１５６工程处，组织有关各所通力协作，及时、出色地完成了研制任务。
（二）注意调研解决科研任务安排和协作中的政策性问题。
当时两弹任务保密制度很严，很多项目定为机密、绝密，加以科研工作安排既要考虑任务需要，也要考虑学科发展的连续性，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有些不利于工作开展的矛盾如技术交底不够深入具体、不注意学科积累等，不时有所反映。谷羽同志把这些问题向国防科委，特别是任务提出单位七机部、二机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时如实汇报。七机部的耿青局长和二机部的邓照明局长与谷羽同志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共同分析矛盾，研究对策，采取措施，使双方基层单位的科研协作关系很快走上健康轨道，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工作的进展。
对于“任务带学科”的提法，当时曾有过不少议论。谷羽同志与钱学森同志一起到大连化物所考察，特别是看了张存浩的固液推进剂及其燃烧机理的工作，认为颇有成绩和创见，“任务带学科”的提法是站得住脚的，但不排除学科发展对任务的推动。后来张劲夫同志加了一句话，成为“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就更完整了。
谷羽同志十分重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有一次局科研计划处了解到由于保密制度限制，科技人员承担国防任务不能发表论文，影响提职提级，谷羽同志立即向党组汇报，很快采取相应措施，并征得国防部门赞同，决定国防科研工作的研究结果，可以在限定范围内组织学术报告或工作报告，作为评职评级依据。这既有效地保护了科研人员积极性，又活跃了学术空气和技术交流。
（三）“一杆子”和“半杆子”的辩证法。
科学院的研究所在承担新型或特种材料、元件、仪器、装备等实物性研制任务时，在研究试制工作取得成果后，是把实验室成果提供给工业部门组织生产（当时称为“半杆子”），还是也可以自己扩大能力，或建立生产车间，进入批量生产领域，向用户提供小批量产品（当时称为“一杆子”）。谷羽同志出于切实为国防服务，也出于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双重心情，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确有需要又有可能创造必要条件，应该可以做到“一杆子”。她不只一次反映国防部门的愿望，说科学院的研究所好是好，水平也高，可惜往往“画饼充饥”，不能真正解渴。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所的情况来看，“一杆子”还是“半杆子”一般制约于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研究所党委书记和科学家所长的态度和决心。上海有机所党委书记边伯明同志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所长由于对各自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有清楚认识，同时考虑到当时国内工业部门的实际条件，都比较坚定地主张“一杆子”。他们带领全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各种必要的试制和生产条件，分别在核工业所需若干新型高分子材料和导弹靶场电影经纬仪任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两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谷羽同志自始至终对他们给予了全力支持。现在回过头去看，有机所和光机所的突出成绩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已经比较清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确实是有争议、有压力、也有风险的。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在１９６５年院党组给聂荣臻副总理的报告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即：“有研、有产”，“有零、有整”；对中试规模较大、需要大量生产的产品，做到实验室结果或适当放大试验为止，与产业部门实行“接力赛”；对需要量小、规格特殊、又急需的产品，要“一杆子插到底”，制出实用的产品，并可承担某些特定产品的批量生产任务。
（四）为科研第一线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作为新技术局局长，谷羽同志一贯要求全局同志深入科研工作第一线，与科技人员交朋友，了解科研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及时加以恰当解决或向上汇报。举凡科研任务安排是否恰当，协作关系是否融洽，器材供应是否及时，试验装置加工是否落实等等，各种影响工作进度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反映和处理。谷羽同志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用大量时间与各所联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谷羽同志党性坚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深刻的体会，能联系实际提出有效的解决各种复杂关系的具体工作原则与方法，在工作中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敢闯敢实践与及时总结经验相结合，完成国家任务与发展科学事业相结合，均处理得很好，为人们所称道。她在科学院担任新技术工作任务期间的精神风貌和卓越贡献，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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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生动实践
——济南市职业道德建设考察报告
陈光林刘保聚李宗国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工商银行和济南交警的事迹和经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济南市近年来立足于建设，从职业道德最基本的方面入手，从职工的一言一行抓起，把树立窗口行业的服务新风作为提高全社会职业道德水平的突破口，“内强素质，外树形象”，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转变行业风气的规范和机制，使行业职业道德的整体水平逐步提高，整个城市的社会风气和文明素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济南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战略方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树立行业新风和全社会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大有希望。
职业道德建设的“希望工程”
行业作风与职业道德是各级领导、普通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济南市工商行和济南交警文明服务的做法和经验，一经新闻媒介传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在山东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所谓济南市的“工行经验”和“交警现象”。
在金融体制改革、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是金融部门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济南工行领导经过不断实践，逐步理清了工作思路：这就是转变行业作风要首先从文明服务用语抓起，通过文明服务用语沟通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早在１９９２年下半年，他们就在储蓄服务网点推行了２９句文明服务用语，１９９４年结合济南市开展的“学文明用语、学文明涉外常识，树立窗口行业新形象”活动，又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使服务质量得到了较大改观。
与济南市工商银行交相辉映的是济南市公安交警支队，他们立足于自身工作特点，以规范化执勤为突破口，加强队伍建设，塑造了交警新形象。在市区８３个交通岗普遍设置了安全宣传栏、天气预报板、便民服务箱等，配备了打气筒、修车工具、急救药品、针线包、交通导游图等用品，为过往群众提供服务、排忧解难。对劝阻违章时的文明用语和举止作了具体规定，使广大干警做到文明执法，礼貌纠章。他们抓住“热点”、“难点”，把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收费、乱扣车、乱罚款、办事难等问题，作为转变工作作风的重点来抓，并通过自查自纠，狠抓行风整顿。各单位特别是“窗口”单位和岗组，实行政务公开、挂牌服务。同时向社会公布了９部监督电话，增设４７个意见箱，聘请了５９０多名义务监督员，对交警队伍廉洁勤政、依法行政、文明服务、岗勤面貌等进行全方位监督。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下降２５．７％，交通阻塞基本消除，交通罚款逐月下降，市区道路车辆通行能力明显提高。全系统救死扶伤、引路寻亲、扶老携幼、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济南市工商银行和交警支队加强职业道德、行业作风建设的做法在山东省窗口服务行业引起了“共振”，迅速形成了“学工行、赶交警”的生动局面。
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山东省最大的一个“窗口”，在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窗口行业存在着的诸如职业道德差、服务质量低、老百姓花钱买气生、动不动遭白眼等，直接损害着省会城市的声望、形象，制约了两个文明的共同进步。因此，抓好窗口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业作风，容易产生震动，利于推动整体工作，必须重点突破。１９９０年以来，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３２个服务性“窗口”行业开展了职业道德建设“当标兵夺红旗”竞赛活动，普遍制订了职业道德规范，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全员培训，在各行业树立了一大批职业道德标兵，并组织职业道德标兵事迹报告团，在全市巡回报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职业道德建设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行风的转变。市一商系统在所属各大商店开展了“服务质量万人评”活动，推出了“十试”、“三退”、“保真、保险、保满意”等服务措施，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在电台开辟热线，报纸开辟专栏，设立监督台、意见箱、总经理投诉电话等，促使服务质量上水平、上档次。济南市出租车管理行业加强了出租市场的管理，开展“百日优质服务竞赛”、“争创文明出租车”等活动，提高了服务水平，文明待客、优质服务、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市卫生系统出台了《职业道德建设管理条例》，突出抓了社会反映强烈的收红包、拿回扣、开大方等热点问题。从今年６月份开始，又在全市开展了主要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工商、税务、供电、电信、邮政、公用、卫生、商业、金融、交通、教育等执法部门、垄断性行业和服务性行业的机关和基层单位参加的“行风万人评”活动，以工行、交警为榜样，高标准、严要求、争创一流的生动局面迅速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据统计，群众对公安、司法、供电、电信等执法部门和垄断行业的行风满意率比两年前提高了５０个百分点。
职业道德建设的新思路
济南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窗口行业为突破口，从一言一行抓起，突出思想教育，完善规范，强化约束，逐步推进。他们的做法，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一）职业道德建设要选准突破口。窗口行业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集中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窗口”是执法部门和垄断性行业，他们代表党和政府行使权力，从这一角度讲，这些部门、行业又是反映党风政风如何的窗口。窗口服务行业的职业道德状况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对社会风气产生着巨大影响。人民群众从窗口单位看社会风气、看党风政风，感受最直接，印象最深刻。
（二）职业道德建设要注重量化、标准化，建立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服务行业虽然大都有服务公约，制定了岗位责任制，但因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这些公约、规定大都流于形式，造成在现实中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全凭服务人员觉悟与素质的高低，甚至个人情绪的好坏来决定。实践证明，在没有服务质量具体量化、标准化的条件下，仅靠一般号召来提高社会整体服务质量，是难以产生显著效果的。把服务质量和水平具体量化、标准化的做法，使各项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体现了职业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
（三）职业道德建设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济南市绝大多数窗口行业在转变行业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工作中，普遍采取了设置公开监督电话和信箱，聘任专、兼职社会监督员，建立领导接待日处理来访，挂牌服务、公开办事程序和结果等措施，使群众的意见件件有落实、有答复。市报、市电台、电视台设立了服务质量监督栏目，及时反映和解决群众在社会服务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今年６月在全市３４个行业开展的“行风万人评”活动，全市统一聘请的１０００名社会监督员，分布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各种工作岗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种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职业道德建设要把治标与治本有机地结合起来。职业道德的水平根本上取决于职工队伍的素质。一个行业的良好风气，靠的是职工队伍的良好素质的支持。他们采取全员脱产轮训和业余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对全市窗口行业的职工进行了以“职业理想、职业纪律、职业责任、职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做到了计划、时间、内容、人员“四落实”，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１９９４年以来，全市窗口行业参加“四职”教育的职工受教育面达９５％以上；市里还先后举办了６期职业道德讲座，专门对窗口行业的职工进行了培训。另外，还通过岗前培训、职业轮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技能。把治标与治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不仅使济南市窗口服务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也为这些成果的巩固和扩展积累了后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窗口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启示
济南市的经验和做法，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树立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特别是“窗口”行业职业道德状况如何，不仅代表那个地方、单位和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形象，甚至影响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作为“窗口”行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已成为影响本身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同“呼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关键在领导，基础在管理。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业作风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各行各业需要总结一整套对各种服务对象、各种服务要求的恰当的具体的应对措施，同时也更加需要领导者的自觉认识和真抓实干。济南市的职业道德建设之所以能较好地落到实处，就在于各级领导以身作则，有一批带头实干的人。并加强组织领导，做到了领导有人抓、部门有人管、议程有安排、工作有措施、活动有检查、结果有考评。
（三）职业道德建设应立足于各单位的自身建设，从小环境抓起，促进大环境的形成。一个单位的小环境建设是可以搞好的；而这种优化了的小环境，可以对全社会产生重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进而促进社会大环境的优化和改善。同时也证明，只有各单位、各部门立足自身建设，努力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大家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地抓，才能由点到面，逐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
（四）利用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营造有利于职业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济南市在抓职业道德建设中，十分注重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介主动联起手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正确有效的舆论引导，一个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与职业道德建设的大气候才得以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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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云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
周少华
当我听到陈云伯伯逝世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难过，不仅为我们党失去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也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慈祥温厚的长者而万分悲痛。在我心目中，对他老人家，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特殊的感情，最先是从我母亲那里得来的。妈妈曾经给我讲过她年轻时一段难忘的经历。１９３８年，我的母亲１６岁时，就从上海长途跋涉、绕道香港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一天早晨，在延河边，她遇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母亲听过他的报告，就走上前去，向陈云同志表达了自己要上前线的强烈愿望，陈云同志笑眯眯的听完了我母亲的话，告诉她，他完全理解和支持她的要求，他愿意帮助她。就这样，陈云伯伯给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我的妈妈就真的上了前线。妈妈的这段小故事，使我对陈云伯伯有了一种特殊和难忘的感情。
进北京后，我的父亲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副秘书长，他和陈云伯伯的工作接触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受到冲击和迫害，我们的年龄也大到可以和父母亲谈心对话的程度。父亲在和我聊天时，多次告诉我，陈云同志是个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的人。我们家和陈云伯伯住在一条街上，一天，我陪父亲散步时，父亲指着街上一个小小的理发店说：刚进城时，陈云同志每次都在这个理发店理发，后来被组织上发现了，不同意他这么做，一定要请他到指定的地方去理发，但他坚持要在这个小店里理发。弄得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抬出组织决定来说服他。陈云同志最尊重组织决定，从那以后，他就在家里让警卫员理发。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的女儿：警卫员都是农村来的小兵，他们会理发吗？她的女儿说：不会就学吧！我想，陈云伯伯必定是对警卫战士非常慈祥的人，否则，充当理发员的小战士给他理发时手一定会发抖的。
陈伯伯在家里的一言一行，他们家里发生的一些小事，都同样使我敬佩，使我感动。他们家院子里的一棵大榆树，枯死了，管理局把榆树锯掉了，锯成了好多榆木菜墩，说榆木菜墩剁肉很好用，想留给他们家一个。陈伯伯知道了不让留。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他们家的房子，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１９７６年地震时，震飞了一块砖，房管部门来检查后说：这个房子的砖头都酥了，一定要修建了。但陈伯伯坚持不让修。地震期没有过去，他的女儿只好带着陈伯伯的姐姐在我们家躲地震。我们家的房子是刚修过的。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多部长们的房子都已年久失修，破破烂烂，有关管理部门不得不进行修缮。但陈伯伯却不愿意国家为他花钱，他说，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
１９７６年４月，我父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的死讯被“四人帮”严密封锁，在我们姐弟举目无亲、万分悲痛的时候，陈伯伯叫他的儿女们，代表他老人家来看望我们。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岁月，他老人家给了我们温暖，给了我们帮助和支持。每当我回想起那难忘的一幕时，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潮翻滚。我们失去了亲爱的父亲，陈伯伯却一直关怀着我们，惦记着我们。我父亲去世一年多了，组织上却一直没有来得及给我父亲作结论，父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家里，我们姐弟每天看着父亲的遗像和骨灰盒，心情怎能安宁？我们给党中央写信，向党中央申诉父亲被“四人帮”迫害的经过。但我们毕竟是缺乏政治经验的晚辈，为了更加清楚的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我们的申诉信送给陈伯伯帮我们修改，陈伯伯是非常了解我父亲的，他老人家一字一句的斟酌、推敲，在重要的地方画上线，加上关键的意见。接过老人家改过的信件，我的手沉甸甸的，浓重的黑铅笔笔迹，发泄着他老人家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痛恨，也饱含着他老人家对敢于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干部的深厚情谊以及对英年早逝的同志的无比惋惜。
经他老人家修改过的申诉信送到了党中央。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伯伯和很多老同志都说：不给荣鑫同志平反，不给荣鑫同志开追悼会，我们于心不安。在党中央和许多老同志的关怀下，中央给我父亲开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小平伯伯、陈云伯伯以及先念伯伯等中央负责同志都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他老人家对经济工作的指示和意见，总是十分简洁、明确、有力，通俗易懂。比如陈伯伯在说明农业的重要性时的著名论断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不稳”。再比如，伯伯对搞好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量力而行。”这四个字虽然简单，想要做到却很难，而伯伯在主管国民经济计划时，却敢于打破情面，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刚解放时，百废待兴，各方面提出的建设项目很多，要国家计划统一平衡。这里的学问很多，有的人是按着提项目人的职务高低、权力大小来排项目的先后，有的人则是从大局、从项目的迫切性来安排项目。伯伯就属于后者，我听说，连朱总司令提的项目他老人家也敢于往后排。伯伯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是说给人家听的，而是他自己多年一贯、身体力行的。
我想，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不太知道，陈伯伯为了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稳步前进，曾经付出了多少心血，作了多少决策性的重要工作。敬爱的陈伯伯离开了我们，但伯伯高贵的品德和情操，却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