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李衍柱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同盟。”
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幽灵”，就是被当时欧洲一切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各国的反动势力为驱除这个幽灵，消灭这个幽灵，可以说使尽了一切解数，然而事实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幽灵不但没有被驱除，反而变成了“天火”，映红了地球的半边天。３０年代初期，鲁迅曾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作普罗米修斯把天火盗给人间。现在世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虽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仍在西方世界徘徊，至今它依然是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和喜悦的精灵。
历史有时仿佛在走回头路。上个世纪末，列宁曾说：“目前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要求每个革命者都应以明确的态度回答和对待这个远非只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列宁的话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不可否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确是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出大悲剧，但能否由此作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过时”的结论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历史的反思中，人们又一次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被人们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是否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对文艺学来讲，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上个世纪下半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理论上的胜利，在世界各地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已经“过时”，不是靠理论家本人的宣言和声明，也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愿来衡量。区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不能靠倡导者的宣言和声明。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实践而又被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发展的科学，是来自实践而又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那些已被文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迟早总会被社会所抛弃。有的理论虽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随着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它也会随之失去真理性。２０世纪以来，出现过多种号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不是都在实践的检验台上被辨明是错误的，而又被人们普遍地抛弃了吗！大家所熟知的，如：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建设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接受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理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所代表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拉普”派提出的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林彪、江青所炮制《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所代表极左的文艺理论；等等。这些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它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文艺批评上则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种理论主张，在当时是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并在文艺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白毛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但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继续坚持这种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基础上的“从属论”、“工具论”就显得片面了。今天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向前发展了。
在实践的审判台上，一些在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正确的、神圣的东西，反而遭到历史的嘲弄；而另一些真正属于科学的东西，经过胜利和失败，经过反复的鉴别和比较，它终于发出了真理的光辉。２０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文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真理性日益显示出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一切着眼于建设的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理论，关于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理论，关于异化劳动、人性复归和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论，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理论，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论，关于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理论，关于建设真正的自由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关于人类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论，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等等，越来越多地被各国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所重视和接受，并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表现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自己的时代。凡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出该时代理论思维所达到的程度。因此，只要这种理论、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根本改变，它就会有自己的读者群众，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美国当代美学家弗里德列希·杰姆逊在对当今世界的各种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分析比较后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至今为止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佳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能够继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８０年代初期在英、美、加拿大同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的作者罗·海尔布隆纳也认为，它的“鲜活生命力”，在于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并在与新的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观察
长篇的课题
吴秉杰
当前的长篇创作异彩纷呈，出现了多向发展的态势。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依然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切切实实的矛盾冲突，力图跟上时代的步伐；历史小说或视野开阔、气势磅礴，或绵密细腻、笔致悠然，再现历史审美的图像；家族体小说异军突起，其艺术容量伸缩不一，却把历史和现实扭结在一起，想进入一种更宏大而富有包容性的民族文化的视域；自传性小说不矫不泛，又要以个人生活的线索，折射出一定的社会的景观；“先锋”实验创作大抵有着一种如烟似雾的氛围，想表达某种生命的体验；另有一部分创作，则对金钱腐蚀心灵的现状，提出了“警世”的理性的抗议。长篇的课题多种多样，我觉得都可以概括为能否以审美的方式，充分有效地映现出人生和时代的发展。
这里以１９９４年前的作品为例。在表现当今改革的长篇小说中，《商界》、《世纪贵族》、《骚动之秋》、《神仙·老虎·狗》、《陨星》等以强烈的时代感，深入到了经济生活之中，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转轨时的种种矛盾，人物命运的浮沉变迁，更富有实践的意义。其价值，自也与以往那些高屋建瓴、写思想路线斗争的“改革文学”不同。但我想，我们似还需要一种更广的视野，改革蕴含着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其间融入了无数普通人的甘苦悲欢、精神的裂变、理想与追求。这样，我们所表现的改革，才能从“热点”文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从写“公司”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沟通和交流，垂之于后世。用一种扩大的眼光理解，在描写当代生活的长篇中，《醉太平》、《威风凛凛》、《女儿河》、《泯灭》、《蓝眼睛黑眼睛》、《天网》等，或是撷取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之一瓣，切入军人的心灵世界；或是揭示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或是在文化转型中表达对精神价值的探寻，重新确定人生的位置；或是反映农村生活、校园生活；或是属于法制文学的范围；可它们还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透出了变革时代的各种社会与精神的信息。
传统的艺术方法是否仍葆有艺术的生命力？我发现，历史小说的创作基本上仍是传统写法的领地，它们从美学上再次肯定了传统的艺术魅力和潜力。《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构思精巧，运笔清丽，谱写了一阙南明王朝灭亡的末世挽歌，颇具历史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感染力。《曾国藩》、《雍正皇帝》、《汴京风骚》选材独特，又规模宏大，抽茧剥丝般地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异彩纷呈而又颇具启示意义的历史长卷。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与活动中，创造出了与普遍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基本内容有着深切联系的艺术形象。《雍正皇帝》和《汴京风骚》均又写到了历史上的“改革”：雍正“新政”、“熙宁变法”，似也不属偶然。
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创作近年掀起了一个高潮。《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和人》、《将军河》、《英华之歌》、《逐鹿金陵》、《大国之魂》等作品风格多样，有着不同的发掘和艺术特色。既有鸿篇巨制，以俯瞰历史的高度，作全景式的观照；又有以虚构人物为主线，统辖辐射，次第串连的结构。既有场景辽阔、波澜变幻的描写和史诗的笔墨；又有纠缠复杂，深沉蕴藉的人物刻画。有急风骤雨；也有缠绵情丝。历史，作为文化的遗产，它铸造着我们民族的灵魂；而文化，作为历史的投影，又突出了我们自身创造的本质。我想，我们对于历史的表现，总是寻找着与当代有价值联系的一面，因此，对于当今时代的深切了解与体验，仍是我们历史创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对于历史的审美观照才可能永无穷尽，而又不断发展。
９０年代长篇创作的重要进展之一，还表现在对于旧的创作模式的突破和新的艺术视角的形成。我觉得，对于艺术模式而言，用“对”与“错”来概括，不是一种确切的表达。因为它们都是我们对于世界艺术审美中的一种深化而又“简化”的认识与结晶。以往创作中的善恶对立、道德冲突等等，错误或“过时”的意思不过是指我们对于模式的不恰当的运用。实际上，模式后面又有着一定的价值背景，我们更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创作突破原有的模式，表征着对于生活有了新的、进一步深化的认识；同样地，艺术视角是创作与生活之间审美的中介，新的艺术视角也意味着和生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审美的联系。《白鹿原》、《九月寓言》、《泥日》、《旧址》等作品都是把物质性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与人的精神、心理结合起来，把一定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与一定的精神方式、精神结构结合起来。其中，家族的描写，则带有强烈的文化“反思”的性质。《无梦谷》、《纪实与虚构》、《江南小镇》、《四牌楼》、《赤彤丹朱》等都有着自传的成分，又带有不同程度的抒情的色彩，虽然自我生活漾入了社会大环境之后并不能每部作品都保证具有典型意义和足够的审美含量，却无疑地见出了它们以一种更贴近的方式和读者交流、对话的意向。一些“先锋”长篇小说如《在细雨中呼唤》、《苍河白日梦》等充满着象征的寓意。我认为含义深邃的长篇小说应该既富有象征的意义，又能充分地从生活本身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们由此构成一种互相促进的延伸的关系，才真正具有艺术的力量。
长篇创作作为一种成体系性的审美认识和文学创作，反映着叙事话语以形象化的方式全面地艺术把握对象世界的能力。历史感与哲理性常是它题中应有之义，理想精神、人格操守、价值观的抉择则是主体在与世界交流中内在隐伏的动力，风格、语言和结构不过是它外化的形式。陈忠实的《白鹿原》“横看成岭侧成峰”，得助于它多层次地对历史生活和人生的把握。张炜的一系列作品形成艺术的冲击力，也由于作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王蒙的长篇创作，在此成熟的基础上，又使一切艺术的秘密都包含在他的语言风格中。然而，这一切仍然离不开生活。优秀的作品和平庸的作品，艺术的突破与艺术的偏误，都与我们认识当今时代生活和把握生活有关。深入生活尤其是长篇创作的基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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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灿烂夺目的历史瞬间
胡辛
《我们新疆好地方》是一本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可读性较强的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集。
人们一看到这个书名，或许马上会想起那首流传几十年的歌曲，想起“天山南北好牧场”的对新疆这块神秘的土地的描绘。在当年，“天山南北好牧场”的描绘是对茫茫千里大漠的一种深刻的历史反差的反映。然而，４６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的历史变化，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深刻、更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反差。《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个书名，已经包含着远比“天山南北好牧场”意义丰富深刻的内涵，这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新疆的形象的概括和描绘，是对新疆４６年历史发展瞬间的新的总结。
在这部报告文学集中，作者敏感地紧紧抓住新疆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多数作品几乎与历史发展同步地反映了新疆的深刻变化，真正体现了报告文学的轻骑兵的特点和作用。新疆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然而，报告文学《大海故乡的希望》、《驶向未来》等生动地反映了新疆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大缩短了新疆与全国各地的距离。而《大漠上的丰碑——某红军师援建亚欧光缆通信工程纪实》所反映的近两年新疆通信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下子使新疆与全国各地、与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几秒钟之内即可与整个地球相通，地球村变得已经小得不能再小。《太阳盛典》所反映的新疆石油工业的新发展，预示着新疆能源在全国的新的地位和前景。《腾飞的草原》所反映的阿勒泰地区哈萨克牧民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翻开了游牧民族历史的新一页，这是游牧民族达到脱贫致富、和全国人民同步奔小康的关键，具有世界意义的新举措。而《与河共流》、《井深情更深》、《造福者之歌》等反映水利事业以及防病改水工程的篇章，不仅描写了新疆水利事业的历史性变化，新疆人民饮水习惯的重大改革，而且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作品关于李瑞环同志关心南疆人民饮水问题的动人描写，将永远是历史的佳话。正是在李瑞环同志的关心下，和田县饮水工程已经在今年国庆节之前胜利完工。这些重大事件的描写，使报告文学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为报告文学，这部集子不仅深刻反映了新疆４６年的历史巨变，而且以全新的思维和生动的笔墨刻画了新疆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新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大漠上的丰碑》刻画了援建亚欧光缆通信工程的某红军师的英雄群体。《在希望的田野上》描写了“新疆第一村”的“村长”、八家户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总经理何占山的新时代农民形象，《超越自我》中描写的新疆毛纺专家荆倘生、《直挂云帆济沧海》中描写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女企业家、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黄慧、《热血铸丰碑》中描写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延惠江、《告别荒漠》中描写的新疆十佳校长、哈萨克族教师乔汉，为改水工程奔波几十年的新疆疏附县英吾斯坦乡乡长热衣木等等，这些新时代的脊梁，都是具有开拓精神、思维敏锐、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强烈、思想感情丰富、形象生动的典型。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典型，是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是新疆历史发展的希望，是新疆缩短与沿海地区、内地兄弟省市区差距的依靠，是“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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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蓥风暴的真实记录
陈模
林雪、林民涛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终于将一部４７万言的纪实文学《“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值得祝贺的事。
四川华蓥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从１９２６年民军起义到１９４９年末解放，坚持武装斗争达２２年之久，其斗争之艰难、曲折，人民勇士牺牲之壮烈、尤其是涌现了像廖玉壁、陈联诗等许多铁骨铮铮、百折不回的英雄人物。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革命回忆录，它是依据翔实的革命史料、经过深入的调查、核实，严格地按照纪实文学要求写成的，它有如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写出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书中既写了敌人的阴险残暴，也写了廖玉壁冷静的思考。临刑前他在狱中给陈联诗的信中说：“我之死，是有代价之死，是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求得自由解放而死、也是为爱你而死。无数种死法中，此为最优也……”这是何等壮烈、刻骨铭心的嘱咐啊！
第二，通过矛盾斗争刻画人物的性格，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看到，本书除主人公廖玉壁、陈联诗外，政委刘铁、主要骨干陈亮佐、夏林、徐清浦、李仲生等１０多人，以至积极分子唐二嫂、徐大妹、法慧和尚，都写得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
这本书的最精彩之处，自然是陈联诗这个奇特女性的不寻常的经历。作者没有把陈联诗一开始就写成有很高觉悟、能文善武的女人；她刚刚参加游击队时，还不会打枪，打仗时心里也害怕。廖玉壁细心地教她射击法，她白天忙完工作，夜里就挑灯苦练，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她终于练成为百发百中的“双枪老太婆”。她不仅是华蓥山上一位优秀的指挥员，还是一个出色的领导干部。
陈联诗参加过华蓥山三次武装起义，先后八次被敌人逮捕入狱，始终沉着坚定。当敌人号兵吹起萧瑟凄凉军号，向她开了三枪（假开枪）时，她心想的仍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旦出狱，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激情。廖玉壁牺牲后，陈联诗在大家的拥戴下，自觉地挑起了廖玉壁的重担，她四处奔走整顿队伍，化整为零，伺机打击敌人，甚至在狱中也千方百计地和各处游击队取得联系。作品塑造了她那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忠诚积极、机智勇敢、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光辉形象。
第三，全书富于传奇的色彩，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华蓥山地区２０多年的游击战争，给本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作品的基调是严峻的、崇高的，但它的许许多多出生入死、可歌可泣的情节，又有很好的可读性，具有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
第四，语言简练，平白如话，富有地方的民族的特色。这本书是根据陈联诗５０多万字的自述稿编著的，既是口述，就有通俗、口语化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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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上一层楼
元义
朱日复的《文艺认识论》一书是一部研究文艺本质问题的著作。
《文艺认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朱日复在探讨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时候，不但能够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方向，而且能够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积极成果，并能够有所创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潜心钻研了国内当前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各种学说，反复比较和鉴别，大胆地吸收其合理的东西。作者在吸收西方文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花很大精力分析、鉴别和吸收国内学者的积极成果，是很值得肯定的。
另外，《文艺认识论》对国内各家各派的观点能够严格地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上进行鉴别，避免粗暴的简单化的批评。例如，对国内近年来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朱日复将这种论争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不作具体分析，“肆意诋毁和歪曲这一学说”的，另一种是力图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力图充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精神，结合文艺实际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认真的学术探讨的，给以分别对待。对于第一种类型，作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些观点在前些年已经给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几个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抹杀了社会主义文艺与资本主义文艺的本质区别，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存在的权利。二是否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导致文艺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宣泄文学”、“逍遥文学”、“性文学”等的泛滥。三是导致对社会主义文艺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的否定。作者的批判十分尖锐，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第二种类型，是作者关注的核心。作者对它进行了仔细梳理，归纳为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针对这几种观点，进行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文艺认识论》作为一部从认识论的视角系统研究文艺的本质的专著，是有其一定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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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元体物缘情拓境
许结
自八十年代以来，赋学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诸多论著对赋的性质、类别、流变进行了探讨，一些配合赋研究、鉴赏应运而生的“赋选”，在文献整理、名物训诂、注释解析方面也作出贡献。但由于新时期赋学的复兴基于受历史冷落的“汉赋”领域，所以对魏晋以降辞赋的研究也相对薄弱。近读毕万忱等人编撰的《中国历代赋选·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魏卷》），是继其首卷“先秦两汉”部分推出的又一部巨著，为汉以后三百余年赋学的研究提供了迄今较全面的经考订后的文献。
《魏卷》在编写体例上同于《先秦两汉卷》）由原文、注释、作者介绍、主旨与批评四部分组成，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精于“小学”，而在版本、音韵、文字以及成语、典故解释上做出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作者对赋史规律的熟谙和赋艺审美的领悟。然该卷自身的价值，尤在于作者选注与分析始终贯串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批评观，从而向读者展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机勃勃的赋学宇宙。概括言之，略有三端：
一是伴随汉代政治、经济解体而来的汉大赋的解体，形成了魏晋时代辞赋创作的多元化现象。《魏卷》选目首先能把握这一时代脉搏，一则从汉大赋形式之解体着眼，大量选录代表时代特征的小品赋创作，勾画出魏晋赋形式美主线；一则从汉大赋内涵（包罗万象）之解体着眼，取广角度选录魏晋时代诸如天象（《喜霁》）、地理（《海》）、岁时（《春》）、述行（《西征》）、人事（《思旧》）、情感（《别》）、艺术（《琴》）等各方面的典范之作进行注析，无疑具有拓阔视野、开启门径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的赋家仍有传承汉风，而本卷选评的左思《三都赋》、庾信《哀江南赋》等长篇巨制，即堪称其代表。
二是魏晋赋家“体物”思想的形成是对汉人政教观、感物说的反拨，其自然外化（体物）本身即为心灵内化的同构反映。《魏卷》中选评的嵇康《琴赋》、张华《鹪鹩赋》、成公绥《啸赋》、孙绰《游天台山赋》、潘岳《闲居赋》等，或辨物理，或通禽性，或登览豁心，或游观畅情，或田园憩息，无不象物以明理，借物以写心，显示出魏晋赋学异于汉赋重象数、结构的新理性与新精神。考辨“体物”说，源自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语，谢榛以为其“非两汉之体”（《四溟诗话》卷一），可谓精到。
三是魏晋赋家好“陶写物变”（钱谦益语），尤善“陶写其欢”（王若虚语），而主张“声为情变”（陆机《遂志赋序》），故其“咏物”与“抒情”显出二元一体的时代特征。在《魏卷》首篇选录的祢衡《鹦鹉赋》的评析中，作者即攫住这一审美意绪，认为祢赋及大量同题创作“名为咏物，实则寄托遥深”。而通过作者选评的诸多名篇，读者又可清晰地看到自建安人生震荡到正始讽世、西晋伤逝、晋宋之际山水陶养以及齐梁哀感顽艳之情的迁转变化，从而构成特有的情感链。这种源于个性自由的情感，既烘托出这一时代赋学审美主旨，也拓开了辞赋创作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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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程贤章长篇小说研讨会召开
近日，文艺报社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博罗县委县政府联合在京举行了“程贤章长篇小说研讨会”。
广东作家程贤章是一位归国华侨，５０年代末开始创作，从８０年代以来先后写出了《彩色的大地》、《胭脂河》、《青春无悔》、《神仙·老虎·狗》、《云彩国》五部长篇，这五部作品已由珠海出版社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全集编辑出版。
程贤章热情拥抱现实的创作态度受到文学界的好评。程贤章说，广东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总得有几个作家把广东改革开放艰难的历史在文学画廊中留一下印记。程贤章的几部长篇小说正面切入社会，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如《彩色的大地》反映的是８０年代初期广东的农村改革，通过牛家父子兄弟致富之后不同的生活选择，表现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神仙·老虎·狗》则更进一层，反映了一个中等城市改革的众生相；《云彩国》里，作者紧随改革的进程，把视线落在９０年代，通过一个经济开发区所发生的故事，反映了９０年代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问题上各个层面人物的情绪，思想，行为。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热情拥抱现实，矢志不移地讴歌改革开放的可贵精神。
程贤章坚持反映现实，并且在创作上获得了成功，这与作者长年坚持深入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程贤章１９７９年调入广东文学院，仍在家乡“挂职”下放达七八年。悠久而有特点的客家文化的滋养，使他的作品给读者展示了如诗如画的客家民俗民风，他把社会风情描写同人物的性格刻画融合起来，突出了地域文化的意义。（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