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农民小康的“四则混合运算”
——钱、粮、人、治的综合发展思路
黄道伟
没有农民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的道理，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由于农村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薄弱，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民的小康，是农村工作中既艰巨而又极为现实的课题，需要我们探索和研究。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如果按照钱、粮、人、治的综合发展思路，就有可能加速农民小康的到来。众所周知，中国１２亿人口，有９亿多农民。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在这泱泱农业大国中实现农民小康，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把钱、粮、人、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中通盘考虑和解决，才能保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而顺利地使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实现农民小康，首先是要让农民不断增加收入，过上经济富裕的日子。这就必须重钱抓粮。所谓重钱抓粮，即改变传统的农业思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大搞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又要狠抓粮食生产。我们在一些农业地区，看到不少年轻农民弃农经商，或涌入城市谋生，使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确保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以便实现钱粮的良性循环。实际上，重钱抓粮，是广大农民在改革实践中创造的，也是农村深化改革的经验总结。这既是对以粮为纲的农业计划经济的矫正，也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雄厚基础来源于绝大部分农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得以迅速越过温饱线后的进一步要求和愿望，中国农村经济也已由此出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农民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生产面向市场，出现谁承包或租到了荒山、荒坡、荒水、荒滩，谁就占有财富，因而出现争先大搞农业综合开发的好势头，种养结构不断调整，在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以种养致富的典型；二是农村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迅速地向第二、三产业分化，加工、建筑、运输、商业和服务等大量的集体或个体私营的乡镇企业跨越式发展，其产值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不断升位，许多地方的二、三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
重钱抓粮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粮不抓钱，既不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也不符合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光抓粮不抓钱，粮食生产的投入难于增加，粮食生产难于持续稳定增产，也难于摆脱“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局面。许多地方实践已经证明，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搞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民手上的钱多了，财政好了，工业、财政就能够更有力地支持农业，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也就能日趋持续增加，从而有效地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形成钱粮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必须矫正有钱就有粮的近视观点，摒弃粮食生产靠市场调节的自发论，树立“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件大事，如果只重钱而轻粮，以至对粮食生产放任自流，粮食出了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失衡受挫，三五年转不过来。我们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地方长远利益来认识和重视粮食生产。近年来，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粮食生产的措施，农民种粮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粮食生产受到市场和自然两大风险制约特别明显，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还是比较低的，粮食生产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这就要求我们牢固地树立既重钱又抓粮、钱粮并举的观念，扎扎实实地把中央近年来出台的关于加大农业投资，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疏理生产资料流通渠道，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政策落到实处，特别是要认真贯彻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狠抓落实。这样就一定能够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实现粮食增产目标，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
人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过大、农业资源严重不足，影响了农民小康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负增长，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仍然过快。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过大。由于巨大的人口惯性，到本世纪末，全国每年大约增加１４００万人口，而农村每年大约就将净增１０００万左右。农村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对我国农民实现小康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提高农民素质是实现农民小康的重点和难点，是耽误不得的工作。如果我们只重视经济工作，忽视了计划生育工作，就会使农村经济增长的速度被人口增长的速度所抵消，农民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我们将会重犯人口问题上的历史性过错。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与农民小康息息相关，经济与人口必须一起抓，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实现农民小康，还要有一个安宁的文明的农村。没有农村社会稳定便谈不上兴业奔小康。当前，在一些地区，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农民致富的障碍。但是，一些基层领导对两个文明建设中实行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深远意义，没有予以足够的认识与重视，以致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少数不法分子煽动闹事、聚众起哄、围攻国家工作人员、打击报复基层干部的事件，严重影响了农村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情况表明，要通过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大力整治农村社会治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此外，重视农民小康，还必须重视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城市再漂亮也只是占中国１／４人口住的地方，没有小城镇、新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因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非农化，不可能都涌往大城市，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只能留在农村，但肯定会有一部分农民转到县城或集镇。建设文明的小城镇是农民奔向小康的必然趋势。据国家有关部门预测，到下世纪，当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全国将会有６０％以上的农村人口逐步转移至小城镇。毋宁置疑，我们必须超前思考，早点做好规划，抓好小城镇建设，以便较好地解决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难题，为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小城镇二、三产业转移找到出路。
综上所述，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每个时期又有繁重的中心任务。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在大量的复杂的工作面前容易顾此失彼，产生片面性和盲目性，这势必影响农民小康的进程，因而有必要大力倡导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努力将其应用于指导农村工作，以增强农村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逐步实现农村工作由必然到自由，正确地带领广大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早日奔向小康。
第10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现代企业科学管理释说
王元
内容提要：科学管理是可以传授的系统性知识，它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发展能力；科学管理是一套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实用技术，它有效地保证企业运行的有序性；科学管理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科学管理是应用性理论和实用的组织技术手段，因而它必须适应企业的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实际情况。科学管理是一门科学，正确认识其基本特征，对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现代企业制度，它的本质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关系就是机制与管理的关系。它表明，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竞争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体制，没有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企业的科学管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而缺乏科学的管理，市场体制也难以健康地运行和巩固。正确地认识科学管理的基本特征，对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什么是企业的科学管理，国内外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定义，可谓百家百说。我认为，企业的管理可以从以下四个特点出发来认识。
一、科学管理是可以传授的系统性知识
在实践并且也在理论上使管理活动成为一种科学活动的开创者，应首推美国的工程师泰勒。在此之前，与以业主制、合伙制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小规模、手工作坊式的社会生产组织相适应的管理技能与管理知识是零散、粗糙和混乱的，带有很大的经验性成分。泰勒从现场管理着手，进行研究，在理论上相继提出了计划、组织、控制、核算，以及人员培训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概念和内容，从而使传统的经验式管理逐步开始发展成为一种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分析方法并可加以验证的系统知识。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方面是以机械化为核心技术基础的大规模生产与销售方式的兴起，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成熟；另一方面，战时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科技进步、大批量生产和储运的强烈要求，都极大地刺激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上的创新活动。在理论上，出现了所谓异彩纷呈的“管理丛林”时代，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从不同的出发点和角度对企业管理的诸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实践上，市场预测、战略规划、网络计划、决策与控制、研究与开发、质量保证系统、物资分配和产品的区域市场营销等等全新的、更加系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在企业中得到了迅速的应用和普及。可以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至今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管理科学进步的贡献。
作为一种可以传授的系统性的知识，管理科学的进步产生了两个极为重要，也可说是对现代企业具有关键意义的结果：一是经营管理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财富，在高等学府和其它教育机构中确立了显要的地位，工商管理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它吸引了大量富有事业心的优秀青年，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管理专家，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企业的各个部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素质。二是它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成为一种可以继承、发展的技能，从根本上摆脱了过去企业由于主要依靠少数领导人及其经验而在管理者更替时经常出现的经营危机，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发展能力，使优秀的企业能够兴盛不衰。
二、科学管理是一整套专业化与规范化的实用技术
科学管理是与经验式管理相对立的。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经验式管理主要依赖于个人，依赖于个人的背景、关系、直觉、魅力和技能，这使得管理不能被传授，从而使管理活动总是在一种试验过程中进行。科学管理则把企业整个经营管理过程和职能在统一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上高度专门化了，它使企业的发展不再仅依赖于个别人，而主要是依靠由各类专家组成的管理集团，使管理活动成为一种分工进行的、连续性的过程。同时，管理的专门化也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导致三个根本性的变革。即一是管理者的职业化，这使管理技能、知识基础、阅历和业绩有了“市场价格”，成为一种就业、谋生和个人发展的资格；二是决策过程的民主化，企业决策不再只是少数领导者的“拍板定案”，从决策信息的收集、归纳、分析到决策方案的设计、筛选和最终抉择，都要由各类专家提供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决策成为一种集体的信息处理过程，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质量；三是企业内部授权关系的普遍化，企业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导致组织任务被不断分解，组织部门和组织层次也会逐步延展，而管理的专门化则为此提供了进行分层管理、分级控制和目标激励与责任约束所必要的组织技术。
管理专门化的结果，必然要求管理的规范化，否则企业内部就会一盘散沙，职责不清，组织运行效率低下。规范化是一组制度，它规定了每个人在企业这样一个整体组织中行为或做事的规则。它保证每个人在自己所分工进行和完成的工作任务中，都能按照一定的方法、遵守一定的程序来达到既定的质量、数量目标。它同时又使每个人在做事时能明确地知道其他人的行为反应，这就保证了企业整个活动过程的确定性和有序性。规范化也是一种观念或道德文明。在任何组织或社会生活中，不可能依靠全面的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在技术上既不可能，在实践上又会使管理费用高得不堪负担。因此，规范化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企业对职工在专业技术和组织规则上进行系统和严格的培训。
三、科学管理必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
企业的基本目标是盈利的最大化。因此，盈利是衡量企业经营管理是否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企业要获得盈利，必须开发和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要寻找尽可能成本低、质量可靠的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渠道，要在稳定的生产过程中成批地制造出产品，并将这些产品加以包装、储存和运输，出售给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企业只有完成这些物质生产过程，将这一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获得盈利。为此，企业就需要计划、组织、质量管理、营销、财务、劳动人事等管理职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环节最有效地协调和组织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从而实现各类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获得盈利。不追求盈利，再“科学”的管理也是毫无意义的。
与经济目标同样重要的，企业行为的另一个目标是社会发展目标。它的核心思想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管理要以人为中心，通过发挥人的积极性，来激发组织的活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经济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是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综合体现。
四、科学管理应当是适宜的、有效率的组织技术手段
科学管理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它是应用性理论和实用的组织技术手段，因而科学管理必须适应企业的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实际情况。在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既对立又相关的倾向。一种是认为要实行科学管理或现代管理，就是要应用最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如计算机、事业部制、零库存生产、质量管理等等。这些虽然在我国不少企业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十分盲目的做法。据调查，计算机普及率在我国企业中已很高，但使用率却很低，而且主要的用途则是进行人事、财务结算等一般的数据处理，而在市场研究、预测、决策和财务预算等计算机效率最高也是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最重要的方面，却运用得很少。又如在质量管理上，盲目地追求图表化和管理过程的表现形式，却忽视以市场为中心的产品开发和工艺技术装备的更新，而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和组织本身则要求建立稳定的生产技术体系，并尽可能地排斥人为因素。科学管理作为可以传授的系统知识是有规律和继承性的，因而它不一定就是反传统的。泰勒创立的时间和动作研究技术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型企业中至今仍然被普遍地采用着。管理同样要支付成本。因此，管理科学与否，不在于工具和手段的先进性，而在于是否能最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
另一种倾向是否定管理的科学性，或不重视企业经营管理的创新。这种倾向也相当普遍。它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不看成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和技术性活动，从而使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的设置与运用往往带有经验主义等成分。例如企业的冗员，一方面有体制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企业本身自我膨胀，组织机构不是以任务而是因人设置，而对任务本身的性质、工作强度、知识、能力需要及其延续性，即组织的经济性缺乏严格的分析和评价。组织的发展同样要求管理的创新。如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治理结构，企业的领导、决策和监督体制等等都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和进行跨行业的投资，也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授权关系、财务控制、生产组织等等方面实行新的管理体制和方法。
综合以上特征，企业的科学管理可以被定义为能够最有效地满足企业的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经济和社会目标最大化的系统的组织与控制体制和技术。因此，科学管理是一门市场的科学，一门如何战胜竞争对手的科学，也是一门把握人与物关系的科学。科学管理是一种学习活动，它必须通过系统地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它又是不断发展着的，只有通过持续地创新，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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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探讨
——《公共关系与市场文化》简介
张羽
《公共关系与市场文化》（翟向东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继编辑出版公共关系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几本论文集之后，所编辑出版的又一本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编入了公关界专家、学者三十多篇论文，较集中地论述了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一定的文化根源、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因而，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市场行为不只是与物质财富的关系，而且有促进文化的性质，发展市场经济有着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文明的目的。公共关系为市场经济服务，绝不可忽视为市场文化建设服务，也即为市场活动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不少论文论述了市场文化的界定与构成、市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文化中的几个关系，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文化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撞与对接，并对中、日、美的市场文化作了分析比较。可以说，论文集把握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和世界市场竞争中文化竞争的趋向，对上述问题的研讨，是有现实意义的。
书中重点论述了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人们以两个文明建设为共同的意志，市场内部要以两个文明的要求为行为规范，外部各个领域都要支持市场创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要增强文化观念，充实文化蕴含，鲜明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鉴别外来文化的优劣，促进市场经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时代特色，推动企业面对市场文化竞争的挑战，赋予竞争以文化因素，开拓更广阔的竞争领域，实现更高层次的竞争。这方面的论述也将给广大读者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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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元典文化丛书”简介
李振宏主编的“元典文化丛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丛书初选了三十种文化元典，已出版的有《中华第一经》、《教化百科》、《经国治民之典》、《圣人箴言录》、《武学圣典》等十种。（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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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抗战文化与爱国主义
——广西抗战文化研讨会综述
李启瑞李建平
日前，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桂林市委、市政府及广西社科院等六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广西抗战文化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桂林举行。来自北京、广东、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山东、江苏以及广西的７０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７０余篇。与会者围绕着“桂林抗战文化与爱国主义”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桂林抗战文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
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斗争所形成的宝贵文化遗产，这是与会者共同的认识。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仅一年零三个月时间，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中国大片土地落于日军之手。从地理上说，桂林就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之一，而且也成为连接国内及香港等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东北、华北、华东及武汉、广州各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先后汇集桂林，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投入到了抗战救亡的文化运动之中。与会者认为，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发生在桂林的这场文化运动，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孕育出来的一枝奇葩。正如当时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与会学者论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广州、武汉沦陷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度与国民党桂系密切合作，共同对敌；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对中国共产党抱友好合作态度，支持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其爱国主义的立场；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脑的桂系地方实力派，也采取了一些开明政策和进步措施，有限度有控制地开放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使桂林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逐步形成了闻名中外的“文化城”。聚集在桂林的大批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是桂林抗战文化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指导着作家、艺术家，在民族危亡、国土沦丧、人民遭殃的紧要关头，毅然投入火红的战斗生活，创作了一批以抗战为题材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战斗气息的文艺作品，以音乐、诗歌、小说、戏剧等为武器，以办报办刊、出版演出为阵地，歌颂、宣传和呼吁抗战、团结、进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书店、出版社１７９家，刊物１００多种，报社２１家，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多达三四十个。桂林文化城文学的主流，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族共识，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领导，除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核心作用外，毛泽东思想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理论核心。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桂林曾经较为广泛地流传。其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雄文对桂林抗战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远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之前就在桂林印刷成秘密流传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些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和汇编本也在桂林出版和传诵。这些就成为指导桂林抗战文化的理论教材和政策依据。
爱国主义是桂林文化城团结抗战的旗帜
在以往所总结的桂林抗战文化成因的基础上，与会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形成桂林抗战文化的繁盛与巨大成就，一个根本原因是，爱国主义是构成进步文化繁盛的最基本的动因。这就突出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作用问题，突破了以往仅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因素来分析原因的局限，使研究进一步得以深化。桂林文化城，实际上就是桂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打击日本法西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贡献的爱国主义的战斗史、发展史。
有的学者认为，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忠君爱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则主要体现在“抗日救国”上，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为：全民性——把封建社会中少数志士仁人的“精忠报国”发展成广大军民共赴国难、同心同德抗日救亡，“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表现了桂林文化城抗日救亡爱国事业的繁荣与普及；进步性——突破了封建士大夫“忠君爱国”的思想烙印，把传统的爱国思想观念发展成对光明对正义的追求，发展成将个人的利益融入到全民族的抗日救国以至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实现了传统爱国主义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转换；开放性——摆脱了封闭狭隘、落后愚昧与保守偏执的区域文化和生活定势的羁绊，将拘谨的朴素的爱国爱乡意识发展到重在开放与合作的现代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观念。桂林文化城结成了一个由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人士组成的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效应性——把只重一时一地的爱国激情与热忱的传统爱国意识发展成注重爱国长远效应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表现为始终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来争取，表现为在注重斗争策略，讲究斗争艺术等方面，为创造桂林文化城这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与会学者形成了以下共识：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的战争，无数辉煌，产生于这一伟大的战争。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继承爱国主义传统，是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在新的形势下生存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必需的。我们开展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就是要高扬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将历史的经验，历史的精神，熔铸到我们民族的魂魄之中，铸造起中华民族屹立于东方的不朽脊梁。
桂林抗战文化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讨“桂林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以往研究涉及较少的领域，这次会议在这一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不少论文都显示了学者们的开拓精神与求实态度。《论桂林抗战时期国际文化的特性》、《论桂林文化城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与专题资料，是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指出，桂林抗战文化城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文化据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镇，当时不仅有越南、朝鲜、日本反战人士在桂林活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记者、评论家等也聚集在这里活动，将中国抗日战争情况报告给世界人民。抗战时期的桂林，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从当时情况看，大陆各地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只能由此通过港澳向外传播辐射。有资料记载，当时香港出版的十几种报刊，七天内便可运到桂林，由桂林发往衡阳、长沙等地，只需两三天。根据地、大后方出版的书刊报纸，也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或其他海外地区。外国作品的大量翻译和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城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桂林翻译和介绍并出版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有俄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印度等数十种。与此同时，在桂林的作家还高举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努力把桂林的抗战文学作品“送出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能够从中国作品中得到声援、理解和鼓舞。可以说，桂林既是国内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中心，又是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讯息联络的中继站。从这个意义上讲，桂林把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为一体，那些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自始至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化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这种动人的文化景观，是人类和平、进步的具体表征，是不可战胜的正义事业的最好说明。研究桂林抗战文化，不仅有着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有着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