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专家学者谈——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纪念恩格斯逝世１００周年在京召开了“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会。现根据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将部分专家学者发表的见解摘要如下：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进行理论创新
坚持和发展问题，是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赵凤岐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地论证了人和世界发展的一般性质和规律，特别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开辟了把人类社会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但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并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结论，使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恩格斯在一系列哲学著作中所阐明的关于世界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是个无限过程的辩证法思想，关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和人与自然界交互作用的思想，关于社会发展中在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基础上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思想等等，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我们今天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兴，一方面总结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吸取中国和外国哲学的精华，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纪之交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刘吉着重阐明了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凝聚力量，进行理论创新。他说：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后继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今天，马克思主义及其事业正在经历着一场严峻的低潮的考验。低潮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什么？一是凝聚力量，二是进行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事业再度辉煌，更加辉煌做出贡献。只有理论创新，才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凝聚起来为之战斗。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继续前进。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重视对中国社会现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对于一些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敏感点问题，要敢于去碰硬。马克思主义者不碰，不对这些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令人信服的回答，就等于把思想阵地让给别人。我们绝对不能把思想阵地让给别人。要重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乃至根本性变革，这是当代世界头等大事。它同时也必然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还要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哲学知之很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填补这个空白，把中国哲学的精华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要在深入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跨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新编》，真正跳出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框框，多方面反映和适应当代实际和中国实际。
陈筠泉针对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问题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把握精神实质。俄罗斯一位曾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哲学家，最近指责《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即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创造出很大的生产力，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他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其生产关系的矛盾，并非是臆想的矛盾，而是一个现实的矛盾，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现实的矛盾中前进的。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注意总结经验，探索原来的理想未能实现的原因。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曾满怀希望地预期无产阶级即将取得胜利，而这却没有实现。后来，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中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的这种总结和解释，给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榜样。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讲，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当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在质的方面变成一种从属要素时，“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可见，科学不仅是生产力，也是消灭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条件。今天，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发展，对消灭私有制的这个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的成熟程度和起作用的方式，进行一番新的研究，提出一些新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加强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
生产力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要正确把握目前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局，离不开这一理论的指导。
徐崇温提出，要深入开展这一理论研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１．生产力的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导致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与生产力的发展又处于怎样的矛盾之中，怎样理解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２．生产力的发展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为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国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会受到什么影响？３．生产力的发展与公有制的建立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却不可超越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我们应当怎样把上面所说的“可以跨越”与“不可超越”统一起来？４．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斗争问题。要认真总结过去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观察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教训。５．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目标。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上，就是“使社会主义失去它的真正目标”，对这种意见应当怎样回答？６．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要研究怎样坚持以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社会的全面进步。
景天魁认为开展社会发展研究，在哲学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点：１．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社会发展是个整体性概念，它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２．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社会发展必然引起利益结构的变动，出现某种“倾斜”、“不平”是难以避免的。但这只是加大了保持社会公正的难度，并没有降低对社会公正的要求。３．社会发展的动力学结构问题。怎样确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政治诸因素在社会发展动力学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怎样努力使结构优化，关系协调。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如何争取社会和人的辩证一致的发展。５．社会发展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问题。６．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７．社会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经济科技的一体化。８．社会发展的认识论研究，诸如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与价值选择的关系，社会发展战略的制订，社会发展计划的出台、实施和修改等。９．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态研究，即社会转型、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１０．社会进步及其标准问题。
张海源指出，自然环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基础，要注意开展人和自然的统一性的研究。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重，主要是由于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造成的。长期以来，为征服自然，人类在不同程度地滥用科学，不能辩证地看待和科学地应用科技革命的成果。还有多种社会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战争。在战争中，许多科技发展的成果成了杀人武器和生态灭绝武器。狂轰滥炸，喷洒化学药物，大量倾倒和燃烧石油等，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要着重研究怎样建立人和自然的一致和和谐关系，帮助人们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以求得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人类进步。
加强对主体性和人的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哲学界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研究，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为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杨春贵认为，在主体性研究和讨论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一些同志只承认唯物主义，认为它重要，不大愿意承认人的主体性；有些学者则只承认人的主体性，对唯物主义原则则不予理睬。针对上述问题的存在，他提出以下三点看法：１．唯物主义只有进展到人的主体性，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这点讲得很清楚。２．谈人的主体性，不能离开唯物主义的前提。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只能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符合，就要受到挫折和惩罚。３．唯实践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这“唯物主义”的“后缀”应当去掉，超越唯物唯心的对立，只讲实践。这种看法不妥。去掉“唯物主义”的“实践”，只能是黑格尔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顶多是一种“精神劳动”，它所能做的不过是“解释世界”，根本不能改造世界，因此不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
陈志尚、李为善指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的发展，寻求人的解放的途径；是建立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长期以来，我国流行的旧的哲学体系，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个主体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几乎没有触及。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学者提出要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提出加强人的问题的研究，要研究诸如人的生存和幸福，痛苦和命运问题，人性、人的本质、人的潜能和价值问题，人权、人格和尊严问题等。中心问题是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还有与此相关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对立问题，人的需要和动机问题，人生理想及其实现问题，以及怎样育人、教人、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要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具体地观察研究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从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贴近人的实际生活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哲学。进一步开展认识论和文化哲学的研究
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中立认为，对认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１．现代科学方向。现代科学相对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脑科学、思维科学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为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和研究课题，同化和吸收这些现代科学成果，最有可能使认识论获得一个大的发展。２．主体方向。现行教科书关于认识论的弊病之一，就是缺乏认识的主体性的论述，给人们一种“唯客体主义”之感。从主体方面研究认识，将具体地揭示出认识活动中主体所起着的积极的主导作用，揭示出反映与选择、建构、重构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深刻地反映人的认识过程。３．实践方向。即研究那些比较接近实践的决策性的认识活动，诸如理想意图的确定，实践观念模型、计划、方案的制订等。认识论要能在指导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更大的功能，就必须研究这些最接近实践的决策性认识。它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认识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表现出人的认识对于改造世界的作用。
陈先达、李德顺提出要进一步研究文化哲学问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总是受到文化状况的限制。文化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关系极大，是当今哲学关注的一个热点。文化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１．什么是文化？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文化就是人化。评论者认为，这个定义从人的角度考察文化，把人与文化联系起来，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它把文化泛化，导致混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界限，使整个社会结构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政治、经济、文化。一种意见把文化看成是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组成的观念形态。这种文化定义所遇到的反驳是：文化不等于精神文化，还有物质文化。２．文化的创造问题。文化是人创造的，问题是怎样创造的：它是人们精神生产的产物，还是物质生产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高峰期是否同其经济发展高峰期相适应，如不适应，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３．文化的功能问题。诸如认识功能，社会功能，育人功能等。４．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需要阐明二者是统一的，但不抹杀它们的差别。５．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有：“西方文化中心论”、“东方文化主导论”、“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和反“冲突”论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历史上各种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出发，从中找出文化的一般性质和发展规律，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理论。（李嘉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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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加强人民币汇率研究和监测
刘学胜孙明春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及金融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也是当前外汇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众所周知，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会直接影响到外汇市场的形势和外汇储备的增减，因此这一问题也就成为外汇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新形势下汇率研究的紧迫性
在１９９４年汇率并轨之前，人民币汇率存在官方牌价和市场调剂价两种。官方牌价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订并对外公布，市场调剂价则是由分散在全国的数十家地区性外汇调剂中心根据当地的市场供需情况各自独立地形成。据估算，在汇率并轨以前，这两种汇率在我国外汇收支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２０％和８０％，这表明官方汇率的影响面已经相当有限。在１９９４年汇率并轨之后，随着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形成，人民币汇率已成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一汇率适用于我国所有的外汇收支活动。这一汇率水平是否合理、汇率波动是否剧烈都会直接地、明显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同时，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将主要取决于国内的整个货币环境。基础货币、贷款规模、利率等不仅影响国内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而且会影响汇率水平，甚至对汇率的影响更为敏感，这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显然，在这种新体制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对人民币汇率的研究主要应包括汇率合理水平，汇率形成机制，汇率监测管理模式，汇率中期走势，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汇率政策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周边汇率等等。通过以上诸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制定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乃至财政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依据，更好地发挥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如何判断汇率水平的合理性
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一直是理论界及管理阶层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焦点。从１９９４年初汇率并轨直到现在，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稳中缓缓升值的态势，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有许多异常的现象。首先是外贸出口大幅度增加，这在１９９４年人民币汇率明显高于外贸企业出口换汇成本的情况下并不为怪，但在１９９５年第一季度换汇成本已接近（或超过）汇率水平的情况下，外贸出口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比去年同期增长６２％），就有些令人费解；其次是高通货膨胀率并未导致人民币汇率的贬值，相反，人民币汇率却异乎寻常地坚挺，这与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明显相悖；最后是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１９９４年净增３１４亿美元，比年初增加了１．４倍，并且在１９９５年第一季度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对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正是上述异常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合理性的看法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事实上，产生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立足点或出发点的不同，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汇率政策的目标取向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如果认为汇率政策应保证外贸出口的利润和对外贸易的顺差，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汇率应保持在高于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成本之上，任何低于这一成本的汇率水平都是不合理的；相反，如果认为汇率政策应着眼于国际收支平衡，那么汇率水平的合理与否就不能仅看出口换汇成本的高低，也不能只看外贸进出口的状况，而还应同时充分考虑资本项下及非贸易项下的外汇收支状况。显然，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明显的差异。
通过１９９４年的实践，我们看到，那种完全以出口换汇成本确定汇率水平的方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完全根据出口换汇成本指标来制订汇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但是因为在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水平不再是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制定，而是根据外汇供需状况通过市场交易形成；而且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人民币可兑换水平的不断提高，非贸易、外资、外债、外汇储备等外汇收支活动在我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它们对国内外汇供需及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力愈益不容忽视。显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人民币汇率仍然只是盯住出口换汇成本的话，那么对汇率的管理就既不客观又不合理，难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鉴于国际收支既包含进出口贸易，又包含了非贸易及外资外债的情况，还能反映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是一个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经济范畴，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在判断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时，应以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为主要依据。这应是今后我们管理汇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三、增强汇率监测的科学性
科学地管理汇率的前提是科学地监测汇率。监测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以便为中央银行制订和调整汇率政策（及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而科学的汇率监测网络。
汇率监测网络，应包括宏观监测体系和微观监测体系两个层次。宏观监测体系的建立依赖于各个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协作配合，其监测指标主要是同汇率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包括通货膨胀率、进出口增长率、货币发行量、货币供给增长率、财政收支状况、外资外债数据、关税率及其变动等等。通过建立这套宏观监测体系，中央银行可以及时了解当前汇率水平（或近期汇率水平）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影响情况，及时得到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从自身工作角度出发对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和意见，同时也可根据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预测下一期的外汇供需状况和市场汇率的可能走势，借以调整汇率政策乃至货币政策。
微观监测可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部分分局进行，其形式为典型企业的样本调查或定点监测，被监测的企业包括外贸企业、工贸企业、三资企业、外债项目单位等涉外企业，主要考察汇率水平对上述涉外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借以监测汇率水平的合理性，并对外汇供需的可能变化做出预测。微观监测体系的主要监测指标，有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成本、大宗出口产品的收购价格及外销价格、进口盈亏状况、实际税负、出口收汇率、应收外汇帐款额、三资企业的资金到位率、实物投资与现汇投资的比例、三资企业的对外负债情况、还本付息情况等等。
通过汇率监测网络获得上述宏观监测指标及微观监测指标之后，中央银行可以比较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当前汇率对宏观经济运行及对企业微观经营的种种影响，从而为预测下一阶段的外汇供需及汇率走势也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同时，中央银行还可利用这些数据及有关历史数据编制一些指数，如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及贸易商品价格指数等，以反映我国企业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另外，一些数据指标还可单独用来判断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如出口收汇率、外贸企业未达外汇帐款的增减情况、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情况、外资企业调剂外汇卖出情况等等，这些指标的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出企业对汇率水平的看法和预期。总之，通过汇率监测网络，中央银行可以及时地获得大量重要的经济指标和数据，为制定汇率政策乃至货币政策提供科学而详尽的决策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建立一套科学的汇率监测网络，就成为当前汇率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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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名牌战略与文化底蕴
诸晓在《名牌战略与文化底蕴》一文中指出：企业生产、产品推出而名之为“战略”，足见其意义非凡。明确了名牌战略，尤须辅之以名牌战役、名牌战术，便成为当务之急。
企业家看重名牌，因为名牌意味着效益利润。消费者钟情名牌，因为名牌意味着质量与信用。然而，靠政府指令，强立名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实施名牌战略，应该尽早走出此类思维误区。名牌也不靠企业自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以制造一时虚假繁荣。市场无情，自欺欺人，迟早要被淘汰出局。
名牌来自竞争。竞争必须占领市场。市场占有率固然不等于名牌，但名牌务必占有大份额的市场。因此，造就一个举世公认的名牌，有时甚至要历经数代人的辛劳。名牌是抗衡岁月的产物，是大浪淘沙的结晶。一部市场经济史，就是名牌崛起和陨落的历史。初创名牌必须耐得寂寞。脚踏实地，看似慢实则快；急功近利，看似快实则慢。自古瓜儿苦后甜，从来名声小而大。创立名牌如同造就其他事业一样，是一场耐心和毅力的较量。谁经得起时间的消磨，谁就能获得最后成功。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名牌。真正的名牌，从来就是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象征。面对别国名牌的大举入侵，拒之门外，闭关自守，固然不可取；曲意逢迎，卖身改名，把本国企业沦为洋人的定牌加工厂，以求蝇头微利，同样不足为训。创建名牌不妨借助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外来管理，又万不可以改名换姓为前提。没有几个、几十个足以代表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国际名牌，我们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实施名牌战略的全部要义所在。
创名牌需要资金，而资金的汇集必须以名牌为旗帜；创名牌需要规模，而规模的形成必须以名牌为龙头；创名牌需要人才，而人才的聚合必须以名牌为号令。
资金、规模、人才既以名牌为起因，又以名牌为结果。两者看似矛盾对立，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所幸的是积数十年之耕耘，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牌，而围绕名牌之战，企业的兼并重组已成为定局。唯有率先登上名牌顶峰者，方能担当起领导企业改革新潮流的重任。
名牌是产品大千世界的佼佼者。名牌既然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超额利润，它就难逃被假冒伪造的厄运。在正面迎接竞争挑战的同时，不得不侧身与拙劣的仿造者斗争，这是名牌的悲哀所在。由此显示，在实施名牌战略时，建立有效的打假机制是多么紧迫。同样重要的是，在名牌中打假不能一味求助于政府行为，而首先要自己承担起“清理门户”的责任。
就企业自身而言，真正过硬的名牌，从来不怕“李鬼”式的围剿。因为，世界级的名牌不仅具有丰富的技术含量，它更追求深厚的文化底蕴。说到底，名牌是文化的象征。技术可以复制，而文化难以抄袭。从来没有被假冒者打垮的名牌，反过来，由于不堪假冒者的偷袭而败下阵来，则证明其本身还不具备名牌的高品位和高素质。从本质上说，创立名牌既是物质生产的过程，又是精神生产的过程。因而，实施名牌战略必须以文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一旦名牌文化这个全新的命题为企业家所认识和接受，中华名牌群星灿烂时代的到来便为期不远了。
（摘自《方法》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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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道德范畴与当代中国伦理建设》
温克勤
道德范畴是认识社会道德现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在伦理体系和人类道德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伦理建设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乔法容撰写的《道德范畴与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
作者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角度，来考察道德范畴问题，不仅论述了道德范畴的理论内涵、历史演进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发展，而且阐明了研究总结道德范畴的现实实践意义。作者在把握我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现状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强调我们时代所讲的义务、荣誉、幸福是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指导和要求下而形成的。失去这些，就失去了道德范畴演进的根本，就会走向当代伦理建设的误区。并有力地剖析和批判了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价值观、道德原则和社会价值导向多元性以及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潮造成的公德意识淡薄、荣辱不分等消极不良现象，呼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道德范畴研究和社会主义伦理建设，塑造人们崇高向上的道德精神。
作者在对基本理论观点的展开论述中，有分析地援引了古代和近现代中外著名伦理学家的有关思想和观点。如书中用一节讲述“黑格尔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和超越”，认为黑格尔的义务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剥去其唯心主义的外壳，取其理论中的辩证法观点，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讲述马斯洛“需要系统理论”及“发展需要”的思想时，指出马斯洛提倡人生不断进取、创造，这种对需要和幸福关系的理解具有合理性，等等。书中各节还系统剖析了历史上中外伦理学家关于义务、荣誉、幸福等道德范畴的思想学说，给予了恰当的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义务观、荣誉观、幸福观产生的必然性和形成发展的过程。这样的系统分析、批评借鉴，给人以浓重的历史感，同时也加强了该书的理论深度。
该书对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体系和道德观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既是一个道德概念，又是一个制度概念。在我国实现由传统的社会制度结构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制度的转型的新形势下，经济、政治、伦理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主体，要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才能建立起一种良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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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述要
赵剑英主编的论文集《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人类即将从２０世纪迈向２１世纪的重要历史关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使当代中国处于一次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世纪之交”这一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重要的历史内涵，尤其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变革和文化建设问题更是如此。因此，处于世纪之交和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化及走向，价值观念重构和文化建设问题就成了近几年来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正是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全书分设“文化转型的历史反思”、“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文化转型与文化建设”、“信仰迷失与价值重建”等四个部分。通过阅读此书，人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学者对世纪之交和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问题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同时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命运及如何建设发展问题所作的富有启迪性的展望。（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