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抓住重点重振国有企业雄风
潘岳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各方面人士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少数人认为国有企业正在逐渐萎缩和消亡，对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信心不足。这种看法，缺乏科学根据。
事实胜于雄辩。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日前公布的国有企业５００强评选结果表明，这５００家企业，虽然数量上仅占全国国有企业总户数的０．２２％，但其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总利润的７８．３９％，年度上交的利税总额接近国家财政收入的１／３。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国有企业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支撑着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上海、长春时指出，“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我国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实现的。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重振雄风，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关系到“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顺利实现的重大问题。
认真研究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布局，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要研究制定国有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布局，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开放活。”这就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是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乃至保证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供给的唯一承担者，因而造成国有企业行业覆盖面无限扩大，大至钢铁集团，小至日常零品店、饮食店，无所不包。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经济的职能也应该作出相应转变，即由以往的面面俱到、“包打天下”，转为在国民经济的某些关键领域对经济发展全局发挥支撑、引导、推动和带动作用。目前的问题是，在应该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国有经济力量不足，而在一些不适合国有经济发展的领域，摊子仍然铺得很大，这既在宏观上使国有经济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影响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又在微观上导致部分国有企业困难重重、效益低下。因此，必须进行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在不影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适当地、有步骤地进行产权重组或有偿转让一些国有小企业，重点扶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形成国有企业新的战略布局。
中央的抓大放小的战略是当前搞好国有企业的正确选择。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户数达几十万，其中，大型国有工业企业有１．３７万户。抓住了大中型国有企业，就抓住了国民经济的“牛鼻子”，就确保了国有企业利润的绝大部分。抓好了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就能有效地带动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健康发展。国家的财力、物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什么都抓等于什么都不抓；没有区别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抓大放小的关键在于抓大。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提高整个国有经济的质量，扶植优势产业、优势企业。这些产业是国民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总体实力；这些企业是重要行业的排头兵，有相当经济规模，是资产、利税大户，通过他们可以带动一大批企业，促进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逐步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具体说来，要抓好一批“名、优、大”企业，鼓励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通过兼并、购买、控股、参股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和企业结构优化调整，迅速发展为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的企业集团。抓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抓工作，它首先是国家要为大型国有企业排忧解难。对于那些历史包袱和社会包袱较重，面临很多困难，而又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要增加投入，包括资本金的投入。目前国家对国有企业资本金投入不足，国有总资产中负债比例过高，企业负担过重。要切实增加资本金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免除和冲销企业的一部分债务和利息，一方面要将相当一部分“拨改贷”形成的债务转为国家投资。其次，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国有企业利润要用于企业的发展；二是新建项目要打足资本金，不同行业可以根据平均利润率确定资本金比例，以保证企业正常经营；三是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积极探索新的筹资渠道，建立国有产权运作基金，承担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的部分职能。要发展国家控股的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把社会资金变为国家可控资金，利用社会资金充实企业资本金。
在调整国有企业结构过程中，要处理好抓大与放小的关系。抓大是为了培植国民经济骨干，为各类企业撑起良好的经济环境，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放小要与抓大相联系，小企业产权转让收入要集中投入到大企业的发展中去。同时小企业的放开要规范，在改革中，要做好国有资产的科学界定和评估，认真加强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维护国有资产权益。
国有企业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采取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国有企业存在着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多、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如果我们仍按过去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来追求速度效益，那么现有的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就会出现能源短缺，原料短缺，成本上涨，价格上涨，质量低下，市场积压，债务拖欠等一系列问题。国有企业的困难就会日益严重。转变增长方式，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集约型增长之路已成为国有企业的当务之急。
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关键是依靠科技进步。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高达５０％以上，而我们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远低于人家。这样，同样的资金、物资投入就比人家的产出低得多。如不在科技进步上下功夫，仅靠增大常规投入是赶不上别人的。要增大科技投入，特别是应当增加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Ｒ＆Ｄ），因为企业离市场比科研院所更近，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能更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它们搞的开发项目更带有市场应用性、有效性。应重视科技人员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被租赁、出售、长期停产的国有企业的科技人员，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管，要重新合理使用，防止流失。
要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重视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李鹏总理指出，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达到市场需求的要求；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都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今后一定要着眼于现有企业，只要产品、技术有现有企业的依托，就绝不再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立足于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
加快消化引进技术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技术，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只引进、不消化，或者消化得很慢，我们就只能跟在人家的后面。必须加大消化引进技术的力度，力争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自己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正确处理产权流动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推动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引导国有资产向高效益的领域转移，以利于更有效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将此作为深化企业改革的四项工作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并将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说明推动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已成为搞活国有经济，形成国有企业新的优势的关键。
在产权流动和重组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推动产权流动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社会资源配置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国有资产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要通过市场实现合理流动，优化配置。通过产权交易活动，在不减少国有资本金的前提下，合理组织存量国有资产流动，以优化国有资产结构，这不是流失，也不会导致流失。国有资产产权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增值，资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增值。资产不流动，国有资产就无法从经济效益差的行业或企业撤出，并投入到经济效益好的行业或企业，导致资产长期低效甚至负效运营，失去增值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损失，或者叫做变相流失。存量资产流不动，盘不活，造成效益的流失，是最大的流失。国有资产产权流动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主要是因产权交易行为不规范而引起的。目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主要是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和经营工作没有跟上，加强管理则可以防止或制止国有资产流失。当前，在产权流动过程中，有以下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１．要分清资产重组与无偿量化国有资产给其他经济成份的界限。把国有资产无偿转移给非国有经济成份，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２．必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工作。认真做好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及资产评估工作，是规范产权流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基础工作获得的重要数据，分析国有经济的行业分布和变化趋势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国有产权出让的方案，引导国有资产向高效益领域转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强资产评估工作，防止少评、低评、漏评、不评现象。目前，无形资产漏评、低评现象严重，特别是企业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及未来发展潜力等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的评估，严重损害了国家权益。
３．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必须符合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
４．必须纠正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合资而合资的不合理行为。一定要加强合资企业的审批及产权变动的跟踪监督工作，防止借合资之名，行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之实。
５．加强国有产权变动收入的管理监督工作。产权变动收入必须及时收取，并妥善管理。产权变动收入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不得随意挪用，更不得以权谋私，乱用、私吞国有产权变动收入。
总之，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资产流动和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既要解决因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育而造成的资产流不动的问题，以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有企业效益的不断提高、实力的不断增强，又要解决因产权流动不规范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使国有经济不受损失。
十四届五中全会为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国有企业发展战略和布局，抓大放小，深化改革，正确处理产权流动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振雄风。
第9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规模：中国企业的追求
张迪恳
没有合理的经济规模，就没有宏观经济效益。发展规模经济，培育规模企业和以大企业为骨干、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企业共生体，这是贯彻落实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国民经济总体素质和效益的重要环节。
有规模才会有效益
规模经济是指生产力诸要素在一个企业内的聚集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效益，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水平后，可以获得递增的经济效益。当然，规模经济并非指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好，也并非指所有行业的企业都要有较大的经济规模。适宜于搞规模经济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经济规模首先与企业的效益联系在一起。一般说来，大企业的成本要比中小企业低，效益要好于中小企业。这是因为规模经济的核心是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大企业资源利用程度高，单位投资就省，能源消耗就低，产品质量就好，经济效益自然就高。所以，经济规模已和技术进步、经营管理一起并称为决定企业效益的三大因素。我国企业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规模过小、生产分散、布点重复。汽车工业是技术和资金都高度密集、最具规模经济的行业。我国的汽车整车厂有１２５家，年产汽车才１４０万辆。而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中最小的日本本田公司年产１８５万辆，超过我国全国的年产量。钢铁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工业，世界公认的合理经济规模是８００万吨，４００万吨是最小经济规模，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年产３０００万吨。我国有１７００多家钢铁企业，其中年产４００万至１０００万吨的４家，１００万吨以上的２０家，其余均为小钢铁厂。
企业规模小，必然导致企业成本高、效益低。因为企业规模小，无力利用新设备，能源消耗就高，我国钢铁、炼油、烧碱、纸、玻璃、电力等产品的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分别高１．２倍至２．７倍。企业规模小，简单机械作业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就高。如我国机械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１／１５。企业规模小，技术力量弱，就难免出现产品质量差、品种少的问题。企业规模小，投入不足，难以更新产品。
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宏观经济效益上。规模经济理论是强调企业规模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有效结合，构造以若干大规模企业为骨干，众多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企业共生体，大规模企业高度集中的专业化生产，以中小企业更深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基础。日本和美国是大规模企业最发达的国家，但大企业数量很少，９０％以上是中小企业。大企业负责总装及生产主要部件，中型企业为大企业生产部件，小型企业为中型企业生产零件，提供加工、整理、包装等服务，或者拾遗补缺生产大企业所不生产的商品。如日本丰田公司本身只有１０个工厂，只制造汽车引擎和车体等３０％的部件，其余７０％的零部件由１２４０个协作厂提供。美国通用公司有多达６０００家中小企业与之协作，提供各种零部件和服务。这样一种共生体，造就了专业化、标准化和社会化的大生产，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牢固基础。大企业具有长远利益和战略，加上其雄厚的科技研制能力，带动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大中小企业结合，有效地利用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推动了经济增长。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的各类大中小企业都保持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大企业能达到规模经济水平的极少，而且专业化程度极低，多是自我封闭的全能厂。如我国一些汽车制造厂零部件自制率高达８０—９０％。中小企业由于重复建设，小型化、非专业化，似一盘散沙，且产品高度趋同。这样一种大中小企业互相竞争、互相排斥、互相牵制的结构，显然难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
有规模不仅有效益
构造规模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在西方国家，经济主要靠有限的大公司支撑，美国主要靠５００家大公司，日本经济靠几十家大公司，德国、英国、法国莫不如是，就连韩国１２个大企业集团销售额也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在这些国家，市场竞争主要是大公司的竞争。大公司寻求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政府也有必要对大公司进行指导、引导和调控，同时，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和市场保护措施能够通过调控大公司，影响与其关联的中小企业而得以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的市场竞争有序发展，古典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基本消失，政府对经济调控的能力增强，效果明显。这一切均与西方国家规模经济的发展大有关系。可见，规模经济与企业共生体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创造了条件。
我国大企业的影响力相对较弱，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游离于大企业之外，它们与大企业生产同种、同类产品，在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扶持下与大企业争原料、抢市场。而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能对大企业起作用，但对中小企业的作用却很小。
发展规模经济还是推动国民经济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保证。随着市场和经济的全球化，大公司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象征，能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乃至在国际市场上执霸主地位的都是一些大公司。没有大规模的企业，要想进入并在已被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分占完毕的世界市场上站住脚谈何容易。因为没有规模就没有实力，就没有大的影响，国外大公司每年的广告费都达数亿美元，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商标值２２４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历年的广告费积累起来的，仅此一项就令我国大企业不敢效仿。
没有大规模的企业，甚至抵御不了国外资本和产品对国内企业的冲击。有资料表明，近几年来，已有上百家跨国公司进入了中国，我国已有一些有影响的大企业被外国公司挤垮，或被吞并。进军中国的外国彩电厂，扬言以挤垮四川长虹集团为首选目标，他们认为长虹１９９４年彩电产量已达１９０万台，如达到３００万台的规模就难以挤垮了。
求规模要双管齐下
发展我国的规模经济，构造中国的企业共生体，需要双管齐下，即一靠市场经济、市场竞争，二靠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我国彩电与冰箱企业的集中，可说是靠市场优胜劣汰，最后少数优势企业崛起的典型。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１１０多条彩电生产线，建立了近百家冰箱生产厂家，造成严重的供应过剩，生产能力闲置。在市场经济法则作用下，大部分彩电、冰箱厂难以为继，开始退出市场，少数企业凭借各自的优势重新瓜分市场，形成了几大实力集团。如长虹、金星、熊猫、牡丹４家企业已接近世界彩电生产大企业行列；长岭、容声、上菱、海尔、美菱、中意６个牌号的冰箱已占有８０％的市场。彩电、冰箱无序竞争的“战国时期”已基本结束。
录像机生产算得上政府调控的成功典型。１９８５年我国开始建录像机生产厂，１９９１年时已有１１家企业，布点散、规模小。后来，由国家统一规划，国务院副总理亲自抓，让１１家企业跨省市、跨行业联合起来，在大连集中建设大型录像机生产基地——华录电子有限公司，实行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发展的机制，仅两年时间就建成年产１５０万套关键件的生产规模，１９９５年可形成年产３００万套的生产能力。
当然，在市场经济加宏观调控的原则下，我们还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同时变工业的地方、部门管理为行业管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和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建立行业管理机构，无论何种企业都分类统一归行业管理，同时用法律形式规范行业管理行为，为规模企业的生长和发展创造条件。
充分重视市场规律的作用，推动企业参与竞争，使生产由分散走向集中，鼓励规模效益明显的大企业兼并、合并中小企业，促进存量资产流动和结构调整，壮大大企业。要用各种手段促使一部分中小企业关停并转，重新组合，成为大企业的协作厂和加工厂，或发展特色产品，在拾遗补缺上下功夫，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程度。
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制定产业政策，规定企业必须达到的最低规模。对大企业实行投资倾斜政策，增拨国家投资，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允许企业设立财务公司，发行债券、股票和向境外筹资，拍卖部分亏损企业，收入投向大企业，使大企业真正形成经济规模。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与规模企业和企业集团密不可分，股份制是处理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产权关系及其利益和风险关系的有效形式，也是对规模企业实施现代管理的手段。
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允许大企业和有规模效益的企业设立驻外贸易机构，有权决定对外商务活动，有进出口自主权，对这些企业下放和简化出入境审批权和手续，放宽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政策，促进企业多余人员分流，解决企业的债务和包袱，使这些企业尽快形成规模，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动作用，并努力跻身国际市场。
第9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综述
钟言
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前不久在杭州召开。有关专家学者近６０人参加会议。通过研讨，大家深刻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总是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去做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指针。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全面领会。会议认为，在进一步学习、宣传、研究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与学习、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机结合。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牢牢把握住它与整体理论的关系，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运用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一些同志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主线，邓小平有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多方面的论述，都是以他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为基础派生、构架的。
第二，要把握其产生、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时代特征。与会同志认为，学习、研究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还应与分析、研究这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形成的时代特征联系起来，才能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多数同志认为，就国际形势而言，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但时代的性质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是所处时代的性质和新的主题，孕育、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关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提出并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廓清、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而确定了包括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的坐标与位置。
第三，要着力学习、研究邓小平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发展。大家认为，在学习、研究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时，既要把握其继承性，更要重视其创造性，要下功夫掌握他在继承基础上突破陈规的独创性贡献。有的同志提出，要特别注意学习、研究邓小平在近十几年来，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比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有新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等。这些，几乎全部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并规定内容，具有很强的特色，透析富有时代气息。在思想政治战线，这些基本概念已经广为流传，被普遍使用，成为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也体现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第四，要学习、研究其哲学基础，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大家认为，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求实”、“务实”、“朴实”，这种独特风格，充分体现着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意识论。他对于人的意识、精神、理想、信念、情操十分关注，对于意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它的能动性有着深邃的认识，因而十分注重人的思想工作，注重理想信念教育。三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他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又不偏废另一个方面，始终坚持有重点的两点论。四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邓小平认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因此必须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方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
会议认为，研究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哲学基础，学习邓小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运用好他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才能避免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和减少盲目性。
这次会议是中国职工思想工作研究会举办的。
（钟言）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一部对外开放的珍贵历史文献
陈家勤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季崇威同志的《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李岚清副总理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汪道涵同志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我国对外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加以论述和分析，回答人们的疑问，并从政策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该书以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为主线，其内容涉及对外经贸领域的各个方面。该书的特点是：
理论的完整性。作者就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对外开放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宏观调控，以及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等重要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同时，针对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提高对外开放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应从战略角度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管理”等命题，在理论上具有创新的意义。
对策的超前性。作者根据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我国偏重于沿海东部对外开放之时，就提出东部、西部、北部同时对外开放的战略设想，提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命题。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了全方位对外开放观点的正确性。作者在深入研究“亚洲四小龙”发展外向型经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先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符合国际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是，我国经济从整体上说不能是外向型的，只能是开放型的。在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和交换。各地区、不同产业应根据本身的地位、特点和优势，结合国内外市场的供需情况，采取主次不同的战略。与此相适应，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
应用的针对性。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都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作者认为，利用外资的多少，不但取决于我国投资环境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国家偿债能力和外资项目本身经济效益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在我国存在着一种偏向，往往只强调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的规模而忽视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利用外资获得的产出收益必须高于投入的资金成本，即盈利率要超过国外借款的利率。同时，外资企业的盈利要求转化为外汇汇出。在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则要求通过产品出口创汇或替代进口而节约的外汇收入，能大于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支付劳务费用和支付投资者所获盈利的外汇支出，做到企业本身外汇收支的平衡。如果每个三资企业都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我国三资企业亏损面可大为减少，其经济效益可以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