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书评)
专栏：
体大思精任重道远
——学界名家盛赞《中国书法全集》
李廷华
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出版是受到文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项宏大工程。当“全集”出到２２卷之时，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荣宝斋出版社于近日共同邀请在京学界名人顾廷龙、季羡林、冯其庸、金维诺、李学勤诸先生，围绕《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畅叙弘扬民族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并对学术研究中的学风建设，争取国家和社会对学术事业的更大支持，以及《中国书法全集》编纂出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
９２岁高龄的顾廷龙老先生一生热爱书法事业，如今仍经常把卷挥毫。顾老披阅了“全集”的《苏东坡卷》后认为材料很丰富，考释部分下功夫很大。顾老引述“全集”总主编刘正成在“总序”中的一句话“书法艺术玄妙莫测，使人陶醉终身”说：“就是这种玄妙引我来到这个会场。”
金维诺先生说：书法艺术一般不直接反映现实，受约束较少，在比较自由的心性中，它的理论阐发和积淀甚至比绘画艺术还要涵蕴和丰富。“全集”的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美学理论，使人振奋。金先生说：过去的“世界美术史”实际上是西方美学史，西方学者可以从《中国书法全集》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冯其庸先生作为“全集”的学术顾问，每卷到手都认真披阅。两年前，他曾用“过屠门而大嚼”形容自己对“全集”的期盼之情。冯先生说：“我要用‘体大思精’四字来概括这套书。”冯先生认为“全集”的体例设置非常周密，有总论、专论、年谱、考释，还有释文和传主行迹图，是史学和文学的完整结合。
李学勤先生认为“全集”的开创性之一，在于把中国书法的“史”与美学结合得比较好。过去，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往往局限于“正经补史”，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把考古和美学结合起来了。如果考古和美学不结合，这学问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缺少血肉。
作为研究东方语言文学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希望“全集”编纂出版者注意这个“全”字的涵盖面。金维诺先生也希望“全集”能囊括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它少数民族的书法艺术，已经五进新疆的冯其庸先生则介绍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字的热爱。
季羡林先生对书画界某些轻率否定前人定评的做法表示异议。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轻率可能导致对艺术史认识的混乱，他希望“全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应该取“定论”，对某些言之成理而又无法取代“定论”的一家之言，在收入“全集”时应持慎重态度。
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荣宝斋出版社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负责人许逸民、王铁全、刘正成共同主持座谈会。“全集”分卷主编朱关田、王澄、曹宝麟、黄惇、周俊杰专程来京聆听了前辈学者的意见。
第10版(书评)
专栏：书与人
雪域澡精神景行化天下
——读《高原雪魂——孔繁森》
王佃启
当２０世纪的车轮驶入第９５个年头的时候，在我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史册中，一个人的生命突然像一颗辉煌划过天际的陨星，将它的光迹永远留驻在华夏儿女的心中。这就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迷惘的人们突然发现，在世纪之交和新旧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物欲世界的纷扰和价值观念的错位中，真正失落和需求的是什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郭宝林的长篇报告文学《高原雪魂——孔繁森》，以饱含激情的笔墨，为我们敞开了一座珠玑闪烁的孔繁森的精神殿堂，多侧面地展现了孔繁森在高原雪域走过的最壮丽的生命历程。它再一次向我们昭示了人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孔繁森始终处于一个对党忠、对人民爱、对亲人亲的矛盾统一体中。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处理和把握，才显示出孔繁森平凡而伟大的品格。作者在描绘孔繁森这一形象时，没有想象的细节，没有臆加的豪迈，没有拔高的套话，而是平实地铺叙、展示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真情实感和他呕心沥血为人民服务的过程。随着孔繁森遭受的一次次磨练和考验、一次次奉献的快慰和情感的煎熬，读者的灵魂也一步步得到净化和升华。作者特别善于抓住孔繁森地位与行为的反差、个人情感与人民需要的冲突以及孔繁森与另一类官员不同的为人处世原则和工作作风，衬托出他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孔繁森是一位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他身上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胸襟和人生准则；有雷锋那种“像螺丝钉一样拧在哪里便在哪里闪光”的彻底奉献精神，更有焦裕禄访贫问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但他绝不是前者的翻版或再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他是一位能深刻把握时代精神，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率领大家不随波逐流的舵手；是一位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任劳任怨地默默奉献的人民公仆。这是本书所占据的一个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书中有大量篇幅对孔繁森作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带头兵形象的描写，体现了他作为９０年代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眼光和素质。如在别人看来最偏僻、最落后、最令人生畏的阿里地区，在他看来却是最有希望、有潜力和充满魅力的地方。他不是哗众取宠、坐而论道，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脚踏实地地干。在他在阿里地区工作的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不仅为阿里地区找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和出路，制订了发展策略，而且初步改变了阿里地区的面貌。
《高原雪魂——孔繁森》毕稿于１９９５年３月，而各种媒体广泛报道孔繁森事迹是在１９９５年４月。尽管如此，该书仍给人以更为丰富、详实和能道人所未尽之处的感觉。其原因一是作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亲身体验了孔繁森的工作生活环境。在孔繁森逝世两周后，作者即与山东省“新闻记者、作家采访团”奔赴西藏，进行了广泛、紧张、艰苦而细致的采访，随后又多次去聊城、北京，向孔繁森生前所在单位及亲属、友人、同事等了解情况，获取了许多生动素材。然后，作者充分利用长篇报告文学的特长，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不为其他人提及的素材，如对孔繁森的青少年时代的描述，孔繁森子女对自己儿时爸爸音容、态度的回忆等等，加上作者对孔繁森工作生活环境的亲身感受，创作起来便显得得心应手。二是孔繁森的事迹也深深感动了作者本人，撰写中作者一次次热泪涌流……因此使我们在阅读这部书时能明显感觉到作者自身爱与憎的情感喷涌，并受到它的牵引。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时而平铺直叙，时而夹叙夹议，感人处常出动容之言，愤激处常现怒目之句，使读者情感亦随之牵动。２０余万言的作品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前呼后应，这是长篇报告文学中所少见的。
第10版(书评)
专栏：
传名言立美德
高祀仁
《新增广贤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欢欣和祝贺。
我小时候就接触过《增广昔时贤文》，最初是从长辈的口中听到其中的一些话语，后来才看到它的全文。其中很多语句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有些至今仍然在身体力行，这种启蒙读物对形成炎黄子孙的民族意识是起过相当大作用的。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我也逐渐看到《增广昔时贤文》中的许多语句已经落后于时代，有不少话已经明显地产生消极作用了。能不能将它改编一下，抹掉蒙在它上面的尘土，保留和增强它闪光的部分，更好地发挥它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呢？要是真能做到这样，那是很有价值的。
我知道，已经有许多人着手改编《增广昔时贤文》，书店里有不同的改编版本，我觉得它们各有所长。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学会组织力量编写的《新增广贤文》在改编上有自己的路子。
《新增广贤文》定位准确，通篇讲的是做人的道理，既保留了体现中华民族美德的传世名言，又增补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鲜内容，对于人们树立远大志向、积极求知上进，形成优良品德、正确待人处世，都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这本书又是面向普通人的，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熔哲理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炉，有别于一般的政治教材。其实，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能做到书里所说也并不容易。比方在“立志”部分里有这么四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养吾浩然气。”这种高尚的情操、高贵的品质、高昂的气魄，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追求。愿广大读者喜爱这本书，收藏这本书，并反复研读，仿效实践，成为自己思想道德行为的规范，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实践这本书中的名言警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
第10版(书评)
专栏：学术书苑
寻找鲁迅研究的新突破口
孙昌熙杜维斌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思想界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这种研究正进一步受到文化研究的广泛渗透。高旭东新著《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鲁迅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漩涡中》（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书，试图通过阐发鲁迅来展示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撞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选择有所裨益。这是一部在鲁迅研究方面较有新意的著作。
《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共分三章。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与鲁迅”，将鲁迅放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漩涡中。在纵横的考察比较中，作者认为国内的一些鲁迅研究者仅仅从常识的角度去理解鲁迅，却抹煞了鲁迅思想的独到性、深刻性和复杂性；而国外一些学者，在强调鲁迅深刻性独到性的一面时，却连鲁迅听先驱者将令的一面也抹煞了。在国内外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观点。第二章“鲁迅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较系统而深刻地阐发了鲁迅对中西文化的看法，譬如文化界讨论的中国文化的早熟、重生、血缘根基等，鲁迅在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时，都已涉及到了。甚至海外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关于中西文化的“连续”与“爆破”的发展模式，也早为鲁迅所论及。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一切解释都是解释者以其经验和知识背景构成的“前理解”为前提的。本书对鲁迅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概括得如此深刻而又系统，不能不说得力于作者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第三章“鲁迅在中西文化之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第一节“别求新声与异邦”，对于西方文化对鲁迅思想性格的塑造，从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美学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从而描绘出鲁迅复杂的思想结构与艺术选择。第二节“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考察的是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后的鲁迅，在“五四”前后的反传统和改造国民性。鲁迅的反传统与尼采、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这些产生过许多论著的话题，在本书的作者道来却充满新意，确是难能可贵的。第三节“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考察了鲁迅接受西方文化与反传统的传统机制与动因，鲁迅的不朽观与中国传统、孔子对鲁迅的深在影响，以及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深刻反省了文化传统对文化创新的制约。第四节“鲁迅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选择”，历史性地考察了他的一生的文化选择，认为鲁迅早期的文化选择方案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到了五四时期，当鲁迅将现代化与西化等同之后，私下就更留恋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离家之后更恋家”的紧张感，直到后期对中外文化遗产实行“拿来主义”后，才得以消除。
第10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并非杞人忧天
常江虹
一方面是物质食粮的精细丰裕，撑出一个个营养过剩的小胖墩；另一方面是精神产品的粗糙匮乏，造成心灵的营养不良症，这是当前社会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问题。
近几年来，自变形金刚起始，蒙面超人、圣斗士、龙珠、美少女战士、三只眼等大力渲染格斗暴力的电视、图书、画片，无遮无拦张牙舞爪地一个接一个打进中国市场，令孩子们津津乐道，疯魔痴迷，挥拳怒目，竞相仿效。加之头脑灵活的商人将其印在衣物、背包、文具等各种用品上促销，这种“暴力热”就在儿童天地中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些海外有识之士对国内这种不加检控、任其引进或传播的做法颇不以为然。香港的中小学不准学生携带龙珠之类入校，只许唐老鸭加菲猫进去，电视的播放无法遏制，起码校园内不许学生们公然乐道于暴力。而日本则在大量儿童“食品”中以浓烈的暴力佐味，令人不由得联想起从武士道到军国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
固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包括成长之路。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类文化的精华，经过不同时代、不同时尚的筛选和检验，理应继承光大。可现在的少年儿童，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之余，时间、精力和金钱都卷进了子虚乌有、胡编乱凑的机器人、外星人、未来人的厮杀争斗中。这种现代工业社会用类似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拼装合成的儿童精神食品，其着眼点更多的在于物质利益而非精神方面，从形象的可据性、故事的生动性、知识的丰富性及细节的逼真性等各方面而言，与《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汤姆·索耶历险记》、凡尔纳的几十本科幻探险小说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然而，它们却被冷落和尘封在图书馆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疯魔了生来尚武好斗的男孩子不说，对那些渲染格斗的小书，连天性文静的小姑娘也迷恋不已，我们在指责这类对儿童产生不良影响的玩意时，却不得不叹服制造商（谈不上艺术）对儿童心理行为的悉心揣摸和精细研究，以及对现代技术充分及时的利用。
若再往大处远处着眼，虑及潜移默化中民族精神和心理的变异，恐怕不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是整整一代人。
第10版(书评)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徐振武的《野葡萄》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吕书臣的《不朽的丰碑》、《海恋山情》分别由海天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
△许志龙等编的《外国一百个军事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联芳主编的《世界史通俗演义》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陈传才、王振民主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辛实著长篇小说《雪殇》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祁人的报告文学集《跨世纪的风采》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张灯的《文心雕龙辨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潘殊闲、戴丽红的《夜雨春潮梨花枝——校园爱情初探》由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钟耀群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端木蕻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第10版(书评)
专栏：新书评介
送给孩子的好礼物
黄友贤
有位作家曾说过，对儿童文学的要求应当高一些，对低幼文学的要求就更高，年龄越低要求越高，就像营养品的要求一样，年龄越小的营养品越精。这话很实在，很有道理。可以说，优秀的幼儿读物，应该是精营养加精服务的结果。
手头上的这部《中国幼儿百科》（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出版），是专为学龄前的孩子编撰的。《中国幼儿百科》由著名作家冰心任名誉主编，从选题策划到写作、编辑、出版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全书分《动物·植物篇》、《自然·数形·科学篇》、《人类·文化·社会篇》三册，由可爱的动物世界、美丽的植物王国、神奇的自然现象、变化的数字形状、奇妙的科学园地、我们的生活空间、灿烂的人类文化、伟大的人类生命等八个部分组成，介绍了天文、地理、生物、交通、科学、工农业生产、人类和人类社会、文学艺术等各科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幼儿百科”。
翻开书，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彩色“宽银幕”：精美的彩图横贯左右两页，生动的文字展铺在画面的空白处或漂亮的色彩上。图文合璧，对一个个知识点作出浅显的、贴切的、优美的、科学的介绍，是该书的主体框架，也是该书的鲜明特色。
全书文字内容一律由正文、提出问题、家长指导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少则几十个字，多则二三百字，或以易懂的话语直述、或以美丽的童话故事叙说、或以琅琅上口的儿歌诵唱，形式多样，童趣盎然；提出问题部分则三个五个不等，从幼儿的实际能力出发，针对性地提出，孩子们一般都能在阅读或经家长提示、指导后作出回答；家长指导部分详略不一，大都补充了解说某个知识点的科学材料，还特为妈妈们提供了指导孩子阅读或试验的方式方法。图画部分也是如此：那写实、变形的，那艳丽、素雅的，那全景式刻画大场面、特写式描绘局部的……多种手法、多种风格、多种效果，把画家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读着这些充满童稚的图画，孩子们不用说将陶醉在那神奇的、变幻万千的景象中，大人们也会迅速缩短年龄差距、情不自禁地进入到孩子们的情趣中去。
全书有文字配合说明的画面有３００个，也就是说，以文图并茂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了３００个知识点所涉及的１０００余个有趣的问题。如：大熊猫喜欢吃什么？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云是怎样形成的？太阳是怎么移动的？声音从哪里来？电在哪里？怎样比较大和小、轻和重、快和慢、长和短？地球是什么形状？人是由什么变化而来的？为什么要刷牙等等。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奇妙的构思，如此绚丽的文字和图画，体现出了编者的用心和对孩子们的深深的爱。
当然，不能说这套颇具规模的幼儿读物中的每一个知识点的设计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说从装帧、印刷到定价的每一个环节上的处理没有商榷之处。但总体上讲，该书的作者、编者全身心地投入，为孩子们创造精美食粮、追求一流出版物的精神是感人的，他们预期的目的也已经达到，是成功的。正如冰心老人的题词，该书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第10版(书评)
专栏：域外书事
美国学者评《尤利西斯》中文本
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出版后，国外也很关注。报道、评介这个中译本的文章已见诸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多家报刊。美国《大西洋月刊》今年９月号，又发表了凯特·墨菲题为《尤利西斯中文本》的长篇评论。作者先引用乔伊斯写给女捐助人韦弗信中如下的一段话：“我从技巧上为自己提出任务，从１８种不同视角，以１８种风格写出一部书。这些视角和风格显然都是我的同行们闻所未闻的。这部精选传奇的性质，可能足以使任何人的心灵失去平衡。”借此强调《尤利西斯》翻译的难度。文章指出，《尤利西斯》至今已被译成２０多种文字，但它们都共用罗马字母，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语音主体，如布卢姆这个名字，无论从词形到发音都基本相似。可是进入汉语，规则全变了。汉语中只有４０４种可能的语音组合，远比英语中少得多。双关语很难避免被曲解，而且汉语是表意文字，例如Ａｍｅｒｉｃａ，不是按音节译成“亚、美、利、加”，而是译成“美国”。两个中国熟人见面，问“吃了吗”，若译成英语就成了“你好吗”。为此，文章认为，把《尤利西斯》这样“有声响效果”的书译成汉语，“当然不是什么社交聚会游戏”。
文章作者很细心地把萧乾、文洁若所译的《尤利西斯》中的一段中文（中卷，第４页，第１１行起），请美国翻译家朱迪·阿拉斯，在不参考英文原著的情况下译成英文，然后再同乔伊斯的原著对照。结果作者认为：“这个译文很有创意，并且具有乔伊斯散文的某些特征。不过，它并不完全与原文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译得过于明白易懂了。”
文章在赞扬了萧乾夫妇５年来相当勤奋的翻译工作之后，列举了他们在译书过程中得到的多方帮助。例如参考了堂吉福德编的《〈尤利西斯〉注释》；向中国的天主教人士、外国语言专家、天文地理学家、医生等许多人请教过专门知识；特别是得到了爱尔兰大使馆提供的参考书、都柏林地图和电影《尤利西斯》的录像带等重要的帮助；还有一位常住北京的爱尔兰裔加拿大人，热心地帮助研究了不少奇特的语言现象等等。这些对于解开《尤利西斯》的难点，显然都是有用的。
当然，作者也指出，“这部译作并非无懈可击。一位敏锐的读者已经指出了一些拉丁文的误译。更重要的是，有时有的地方恰好被遗漏了。”
文章又指出，在乔伊斯的笔下，摩莉、布卢姆和斯蒂芬三人的内心独白都不一样：摩莉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种种思想都透出粗陋；斯蒂芬是教师，有着哲学家的气质；而布卢姆宽宏大量，想的却常常是性交和大便。对此，“他们将中译本的风格适应乔伊斯作品的风格。”“在中译本中，摩莉操着属于工人阶层的北京方言；斯蒂芬大多数场合使用经典汉语；布卢姆则大多使用半文半白的汉语。译本通过改变文体风格，设法表现出三个人物性格上的差异。”
文章特别肯定了萧、文中译本中提供的大量注释。作者说：“多数场合，两种语言无论从语言还是文学角度都缺乏对应，这时，注释就发挥了作用。《尤利西斯》中大量内容都围绕着双关语、典故，以及由特定时间地点构成的、实在无法翻译的爱尔兰幽默而展开，人们只得费力地去阅读。萧和文尽最大努力提供了一个可读性最强的中译本，然后用注释诠释了乔伊斯作品中难解之处，共计５９９１条，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中堪称注释之最。……这些注释读起来无论有多么不便，但它们是唯一能够为中国读者提供理解乔伊斯作品意图的方法。”
文章最后说：“乔伊斯本人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大师，他一定清楚地知道，如果《尤利西斯》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它就不可避免要寻找一个英语以外的基地。事实上《尤利西斯》的第一个译本是德国人的尝试。很难相信，作品中一点狭隘地方观念都没有的乔伊斯，会对萧和文的劳动成果表示不满。因为，如果《尤利西斯》是文学的终极的话，那么，这种不变的永恒，就必须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邦中国包括在内。” （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