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近察其态远观其势
——简论几部长篇军旅小说新作
朱向前
如果说，在８０年代军旅文学的辉煌背后还掩藏了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长篇小说的“歉收”。它与同时期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的赫赫声势相比，不免显得形只影单，相对于五六十年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独占鳌头的“黄金时光”就更是望尘莫及。这种近距离的刺激和远距离的返力，无形中就郁积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中的一块“心病”、一个“长篇情结”。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一批青年作家步入中年，在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方面日渐深厚并转向了长篇创作，形势开始有所改观。莫言、周大新、苗长水、雷铎、张波、何继青、阎连科、崔京生、庞天舒等人都陆续在这个领域里一试身手。尤其是最近，当《醉太平》（朱苏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穿越死亡》（朱秀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孙武》（韩静霆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和《末日之门》（乔良著，昆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四部新作联袂登台，立即就有如一股激流的注入，在慢慢蓄势高涨的长篇军旅小说创作的水平面上带动了潮涌，激起了浪花。而且，它们在题材方面的互补，就更是一次绝妙的巧合——《醉太平》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军队现代化进程中的众生相和风情画；《穿越死亡》则在南部边疆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推出了一组英雄群雕；《孙武》复活了两千多年前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末日之门》则对未来世纪的世界战争格局作了一次虚构与预演。四部作品，四个角度：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宏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既可以近察其态，又可以远观其势。我们从中体察到军旅作家在经历了社会转型和艺术蜕变之后，重新面对军人、战争、社会和人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姿态和艺术精神。
朱苏进在《醉太平》中表现出来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他通过一个军区大院的官场这个窗口的透视，或经由人际关系网络的辐射，把大院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权力分布的一个“场”的无形杀伤力揭示出来了。在这个“场”的作用下，季墨阳等具有英雄主义素质的人物的才华发生变质，人格开始萎缩，这种对英雄的消解，恰恰体现了作家的敏锐和深刻。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怎样维护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健全和完善？这个时候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严峻的诘问，表明了朱苏进对当下军队与军人的自身建设与自我完善的深切关注与忧虑。
《穿越死亡》恰好与《醉太平》形成对照，它揭示的是当代军人在战争环境中怎样锻造与铸炼出了英雄品格，一个一个普通军人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又是怎样迎着死亡与炮火而走向了纯净与升腾的心灵轨迹。它是对当代（南疆）战争给予中国军人的生命洗礼经过沉思之后的一部总结之作。它构筑了一个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并且成功地刻画了江涛、刘宗魁、上官峰等一系列富于个性光彩或人格魅力或性格特征的、同时又包蕴了丰厚的思想内涵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直逼死亡这一战争中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中的重大主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彻人物的灵魂和烛照人性的深度。真实而准确地为每个人物找出了穿越死亡成为英雄的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与辩护理由，从而拓展与深化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维空间与表现层面。
《孙武》展现的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悲壮凝重的社会画卷。断简残编模糊漶漫，轶闻传说虚幻飘渺，史料的稀有与“虚无”在这里考验着作家的想象力和艺术才华。韩静霆注意以历史的理性烛照与牵引历史的想象与感性，通过对《孙子兵法》的深入研究和有关史料的剔幽发隐，从中挖掘出了中国古代战争观念中的精髓和积极价值，塑造了一个既是一代兵圣的孙武，又是一个悲剧人物的孙武的独特形象，指出他的悲剧不是人性被战争所异化的悲剧，而是人性在战争中复苏和觉醒的悲剧，是“慎战”、“以战止战”、“不战而胜”的和平军事道路在“春秋无义战”时代“不识时务”的悲剧。这种富于创造的历史发现为今人思考现代战争提供了参照和警示。
更具有直接和现实的警世意味的，也许还是乔良的《末日之门》。它通过对２１世纪之初世界政治格局和战争风云的假想式描绘，表达了作家超前的对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与关注。在叱咤世界风云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国军人李汉身上，传达了作家对于未来中国军人素质的理想追求与呼唤。正如该书题辞所言：“作者虚构此书的目的意在警世……但愿这其中描述的一切劫难都不会发生。”这是对战争的预言，也是对战争的警号，它出自世纪之交的一位中国军人作家的手笔是意味深长的。它的超前思考和忧患意识，是对当今中国物欲挤压下“眼前主义”泛滥的一种反拨，更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回应。
如上所述，这四部长篇都以思想钻探的火花照亮了作家的生活积累和作品的灵魂。同时，它们也显示了作家对长篇文体的自觉和开放意识。它们的出现，给疲惫日久的军旅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而且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出了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渴望，并使它与当代中国的长篇创作实行了一次接轨。它还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返，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熟，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至爱人生
——广播剧《孔繁森》听后
王光东
由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赵冬苓编剧、孙柏导演的１１集广播连续剧《孔繁森》，在目前反映孔繁森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中，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它以强烈的情感力量、深沉的心灵思索，给人以震撼。
孔繁森是一位英雄，但他更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也是人民的好“官”，同时，他还是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他那善良的、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心灵世界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实际上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的人，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做一个“好官”，因为不爱自己亲人的人，我们还期望他为别人奉献更多的爱吗？广播剧《孔繁森》就从人的伦理情感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孔繁森的心灵世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了一个富有爱的精神和崇高心灵的“好人”，看到了孔繁森的人格魅力和动人情怀。
广播剧《孔繁森》在塑造孔繁森的艺术形象、展现其人格力量时，主要抓住了两个方面：这就是亲情与责任，至爱与献身。
“亲情”是人的伦理化情感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它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一种爱，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这种爱。《孔繁森》把这种“亲情”——母子情、父女情、夫妻情，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表现，使我们看到了孔繁森是一个具有至爱亲情的人，他爱他的９０多岁的老母，他爱他的妻子，也爱他的女儿、儿子，但是，面对党的工作安排，面对在工作岗位上的责任，他又无法把这种亲情之爱付诸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这里亲情与责任之间出现了矛盾，该剧就抓住了这种矛盾，进行了发掘、升华，使孔繁森与普通人的心灵世界之间有了一条联系的纽带，从而产生打动人心的动人情感力量。亲情人人都有，当亲情与工作、责任之间发生冲突时，有的人可能为工作而放弃亲情，也有的人可能为亲情而放弃责任。为责任而放弃亲情的人，难以让人理解；为亲情而放弃责任的人，难以让人敬佩。《孔繁森》的成功之处在于深刻地展示了孔繁森面对这种矛盾时，他不得不选择责任的内疚、痛苦的心情。他先后三次援藏，每次援藏都不能照顾自己的老母、自己的家庭，一个血肉之躯，心里难道能平静吗？当他临走之前，在母亲面前长跪磕头的情景、深夜面对妻子的无声叹息……他心中的亲情是那样绵绵悠长，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去“远方”的道路。亲情与责任之间冲突中的选择，正是他亲情之爱的升华，这是一种更博大的爱在召唤着它，这种爱是人民之爱，是为党工作的事业之爱。
亲情之爱升华为人民之爱、事业之爱，使孔繁森的人格精神放射出动人的光芒，这也是孔繁森区别于一般常人的地方。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孔繁森在西藏高原努力工作，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了西藏人民。他在暴风雪之夜与救援车队一起，亲自把粮食送到灾民手中，为了资金他在北京到处奔波十几天……而这时他的老母、他的亲人，都需要他，呼唤他回到他们身边，可是孔繁森只能放弃亲情、忍受着心中的忧伤和内疚，把这种亲情之爱转化为博大的人民之爱，为人民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情感。这就是孔繁森——一个被爱折磨了一生、为爱奉献了一生的高尚、伟大的人。
广播剧《孔繁森》所塑造的这一个在“亲情与责任、至爱与献身”的冲突中，以爱的精神为人民工作的英雄形象，由于具有强烈的伦理情感贯串其中，是一个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感情的人，从而使更多的人走近他、理解了他的心灵世界和选择的意义，也为当代英雄人物的塑造提供了一条有意义的途径。在过去一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甚至在目前宣传孔繁森的一些作品中，总是回避英雄人物对于“亲情”的渴望，突出其为工作和事业的献身精神，未能很好地把握和处理“亲情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未能很好地理解英雄人物的“亲情之爱和事业、人民之爱”之间的转化过程，从而使作品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使人物显得虚假、平面化，广播剧《孔繁森》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广播剧有着不同于其它艺术形式的特点。《孔繁森》在广播剧的独有特点——声音造型方面是有特点的，特别是在艺术结构方面，这部广播剧是独具匠心的。《孔繁森》一剧为了全面地展现孔繁森的情感世界和生活历程，采用了三个人的叙述角度，分别从家庭、工作、民族关系三个方面，以亲见亲闻的方式叙述了孔繁森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仅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而且拓宽了表现领域，在时空交叉和转换过程中，使孔繁森的形象矗立起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工作热情和事业心，有人格魅力和至爱精神的优秀共产党员正在走进亿万人民的心中。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
——兼谈《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
聂震宁
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特有的方法。这种在作家的作品中配以批评家简短批评的方法，最早使用者当为唐代丹阳进士殷璠。他编选的一部唐代诗集《河岳英灵集》颇受重视，影响甚远，诗集中对入选各家诗歌均配有简括精辟的评点。这种作品配评点的体例实属创举，为后来诸多评点本诗文集的滥觞。作为一种成熟的批评方法，即把总批眉批夹批及圈点与作品结合起来，则是南宋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们使之完善并熟练使用的。宋人吕祖谦评点《古文关键》，刘辰翁评点诗歌及小说《世说新语》，便是这一时期评点方法的代表作。
评点方法至明代成风。这一方面与文学的世俗化和批评的繁荣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选家将此当成图书商品的促销手段有关。这一时期，最为美观的评点本是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史记》五色圈点本，影响最广泛的则是以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李卓吾）署名评点的《水浒传》评点本，先后有两部，一为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为万历三十九年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李贽不仅是评点方法的实践者，还是这一方法的理论倡导者。他于《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不仅阐明了评点与创作、欣赏的关系，还分析了评点的得失，强调了评点的严肃性。
时至清代，产生了《水浒传》金圣叹评本、《西厢记》金圣叹评本、《金瓶梅》张竹坡评本、《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本和《石头记》（《红楼梦》）脂砚斋评本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评点本。其中尤以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为成就最高者。他的评点很注重作品思想内涵的阐发，机智敏感，左右逢源，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精彩之处更在于他对作品艺术性的感悟和分析，对作家之“文心”、作品之“神理”努力探索。在我国古代小说创作方法上他第一次明确指出小说成功之处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揭示人物独特的个性。可以说，从金圣叹的评点，我们较充分地看到了评点方法最为成功的范例。
考察传统评点方法，我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大性格特色。其一便是强调人对事物所具有的感应性。对天——宇宙过程有天人感应，对事物有物化之境，这是感应说的极端的描述。具体到认识理解事物，十分强调人对事物的感悟，强调情与悟的统一，这种思维方式当可称为形象思维，这样性格的文化乃属于主情文化。评点方法正是要求批评家充分地在作品中随感而应，作流动体验而非静止的抽象思辨，这种感应和体验与事物（作品）保持了相当稳定的联系。其二则是偏重实用理性。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但重视的是它们的实际操作，而不是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学入术中，学术不分，且重术轻学，一旦论学说理推演，必定论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理论，于实际无甚大补。那么，文学艺术的理论基本上属于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偶有程度有限的理论升华，大都也还是文章作法、创作方法之类，讲求的仍是实用。
考察传统评点方法，我认为，它显然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认识论上，倾向于直觉主义，推崇格物致知的严谨精神。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中的直觉主义并不等同于认识过程中的笼统粗疏，古代哲人们同时也十分推崇严谨的格物致知。格物，指就物而穷其理，从具体事物中去获得知识。如果说直觉主义是古人认识事物的一种哲学方法，那么，格物致知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精神，它们在传统评点方法中都得到了显明的体现。
最具有文学本体意义因而最为重要的是，传统评点方法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的兴趣和方法。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重写意的特点。按照将艺术分为表现和再现两大类型的分类方法，中国文学主要倾向于表现，表达作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中国文学的重写意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创作上，同时还体现在古代的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理论上。理论上的“气”、“风骨”、“韵味”、“神”之类概念，颇为多义，不便于诠释，因而需要意会；批评时所谓“隽永”、“清丽”、“雄浑”、“沉郁”之类的判语，微妙而近玄虚，还是需要意会。意会之后的表达，通常采取拟象取譬之法，从具象到具象，那么，理解时还是不能不靠意会。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中到处可以看见意会而来的观点，文学批评中更是到处碰上批评家感受式的文字，理论和批评大体是由鉴赏始，以鉴赏终，鉴赏贯穿全过程。传统评点方法于作品中逐字逐句逐段逐回鉴赏，鉴赏中提出法则，鉴赏中阐释意义，鉴赏中表达感情，甚至还可以在鉴赏中来点意识流，上挂下联，心骛八极，神游四方，尤其体现了中国文学重写意的审美的兴趣和方法。
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传统评点方法竟然在现代文学里消失，而且消失得非常突然！原因复杂多样，在此我猜度，本世纪初西风东渐，正值国人因新奇而趋骛于西方式抽象思维方法的时候，传统评点方法在中国神秘失踪，或许正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结果呢？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中华学子日趋成熟，心有定数，大体看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可笑，在此不论。事实上，西方式的文学批评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之上，归纳演绎固然长人见识，接近于科学；而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建立在具象思维的基础之上，直觉体会，以意逆志，追求顿悟，却也十分启人心智，接近于文学本体。西方式的文学批评惯于从作品中提出问题，然后抛开作品，抽象出世界的大小道理，做自己的千古文章，文章可能深刻完整，但不一定与原来的作品紧密相关；而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紧扣本文，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为作品作阐释，作褒贬，作升华，批评未必完整深刻，但肯定与作品紧密相联。西方式的文学批评可以吸引文学以外的学者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作品的各种内涵进行批评，可能丰富深致，但也可能抓住一点而不及文学；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则非文学中人不可，因为它十分具体，局外之人在作品的通幽曲径前必然茫茫然手足无措。这么说丝毫没有扬此抑彼的意思。人类认识解释世界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非墨即杨实在是画地为牢，自我窒息。如果确系西学的影响才导致了传统评点方法的消失，那么，我们只是想说，西学的影响固然很好，西式批评方法完全可以请进中国，而中国的传统评点方法却也可以沿用并使之完善，二者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岂有非此即彼之理！
当然，提出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使用传统的批评方法，人们有理由要求这一方法能得到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支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以朱自清、李健吾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解诗学，也主张对作品从宏观的把握进入微观的分析，认为理解是欣赏的前提，阐释是批评的基础，意象之间的组织是主要的切入口，批评家把推论和依据之间的距离缩得尽可能的短。这些原则和方法与传统评点方法真可谓所见略同。通过这样的比较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传统评点方法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和世界性意义。当然，我们的传统评点方法还具有更为灵活自由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世界文学批评中是独具其美的，令人赏心悦目，有可爱之感，有生动之感，有机智之感，有亲切之感，是别的论著式的批评所无法替代的。
阐述了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诸种意义，也就阐明了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理由。如果我们扬弃掉传统评点方法中的一些弱点和弊病，诸如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完整的参照系，以及穿凿附会、耽于训诂、夸大感觉、故弄玄虚，等等，那么，传统评点方法获得历史上的再度辉煌，将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将来能在世界文学批评格局中，人们承认有一种流派，它的名称便是“中国评点派”，它的原则、手法以及形式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流派，它将在世界范围内被批评家们广泛使用。
作为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实践，漓江出版社设计了一套《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约请今人评点古典文学名著，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精华》、《二拍精华》、《儒林外史》、《镜花缘》、《明清小品》等展开评点，一时传为佳话。国家新闻出版署遂将该《系列》列入“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国传统评点方法消失于本世纪初，终于在本世纪末重现风采。倘若由于这一影响，使得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得到再倡，从而在文学批评界得以广泛应用，形成一代风气，引起读者兴趣，丰富文学智慧，壮大民族精神，那么，作为首倡此事的出版社，无论在这一出版业务中赔赚如何，都将会引以为快乐之事的。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艺
散文的意象
孙荪
散文是什么？随笔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最具原初本性的叩问，引发出我们心中这样一种意象：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组城市景观，那么，散文，它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广场会堂，不是皇皇剧院，不是堂堂学府；它是楼群间的绿地，它是街心中的花园，它是茶馆冷饮店，它是书店博物馆，它是长廊，曲径，小湖，石凳。它不显眼，不招摇，不威风凛凛，但却引人，诱人，动人，夺人，因为它宜人。它有时如一工艺珍品或一贵重文物，仅可盈握，却价值连城，予一巨厦而不易。
这里所说的，已经不只是作家一方或者读者一方的感受，因为任何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必先是一位好的读者。这里讲的已经是作家和读者的双重感受了。
散文随笔的写作过程伴随着一种知识的整理、情绪的抚慰、思想的闪光、心灵空间的拓展，这种活动确有调适心理、生长精神、享受生命的功能。
方家有言，散文随笔的最大特点是自由。诚哉斯言！无论是写作或阅读，都是如此。从比较的角度讲，读者在阅读散文随笔的自由活动中，完全能够同作家一起享受到作家创作时的生命享受。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花一点金钱，得到这种自由感，不是最可宝贵最值得的吗？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散文随笔的繁茂也往往在社会由紧张斗争转向平和弛缓，由约束集中转向自由舒展的时期。这个世纪的几个年代交汇处，如二十三十年代之交，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散文都曾蔚为大观。社会、人生、自然、历史、文化、儿童、妇女各类题材竞呈异彩；写小说的，搞理论的，做其它非文学工作的纷纷涉足；一时大家名家辈出，大作名作屡见。
风格即是人。生活和文坛为散文随笔世界造就了一批成熟的作者。这批作者中，有专治散文的，但很少；大都是其他各个文化行当被吸引来的娴熟人才，如小说家，批评家，规划师，编辑，记者，学者，等等。这些人插足散文随笔创作，无可回避也无须回避地带着固有的个人观察世界和叙述世界的风格标记，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丰富了略嫌单纯狭窄的散文随笔世界。
这是散文随笔发展的一大幸事。正赖于此，我们看到的散文随笔才是这种多样丰富的世界。
就题材和内容而言，饱经沧桑者的人生解读和咏叹，情感敏锐者独出心裁的生命感悟，乡土乡情的现代守望者的歌吟，都市大风景的文化诠释，博学者伸向深邃的历史、文学和文化典籍的触角，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给。
就叙述和文采而言，有的观察细致，体悟深幽，行文密实；有的感觉敏锐，想象奇诡，文字灵动；有的视野辽阔，学富识广，汪洋恣肆；有的兼容大千，吐纳百川，取精用宏，炼出一个凝重；有的眼高识远，鞭辟入里，总以简洁出之。说是不乏风骨时见风神每见风流，不算过分吧。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整个背景是市场经济初期，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但是，风景这边独好。散文随笔作家们仍然重名好义，尺幅短笺必当竭尽全力，以求不愧己心不负读者。我想特别提出，最可贵的是散文随笔作家对读者的情感态度：以朋友待之。
朋友之间，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训戒，不需要我给你取式的恩赐，不需要故弄玄虚的圈套。朋友之间，需要的是平等的话语交谈，真诚的情感交流，鲜活的心的交换。正因为这样，读者对作者奉献出的真话、真情、真心才能共识共振，大家从此成为朋友。这样，写作的艰辛，出书的艰难，发行的麻烦，就都置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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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占君作品研讨会
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世纪之星工程王占君作品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现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占君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残疾作家，十多年来，以惊人的毅力，深入生活，创作出版了２１部长篇小说和６部影视作品，计８００万字。与会者对作家深入生活、坚持正确创作方向以及创作成就进行了充分估价。并对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隋炀帝》认真进行研讨。（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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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蒙长篇小说研讨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在京召开王蒙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作品研讨会。这两部长篇小说是王蒙五部系列长篇中的前两部。小说从５０年代初，写到６０年代初，完整、清晰、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的生活历程和心理历程，并对时代风貌有准确的表现。
（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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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质朴真切的《人之窝》
戴翊
文学艺术不是哲学和理论的单纯载体，不能单纯以文学作品是否提出什么新的哲学命题、理论见解以及在思想上的深刻来作为衡量其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文学作品当然是有其倾向和思想内涵的，但这倾向和内涵应该是作家在历史和人生中体悟到的真知，而不必脱离了这真知去刻意追求所谓新意和深刻，并且也不能剥离其血肉和生气，变成抽象的演绎。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真知只能融涵在作品的艺术血肉中，而只要是真知，又总是有着新鲜深刻的意蕴的。
以这个标准来读陆文夫的长篇小说新作《人之窝》，那么它作为文学作品的长处就比较明显了。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苏州一所许家大院里的历史悲欢，它确实没有刻意提出什么新颖和深刻的命题，但却质朴真切，通过许家大院那群学子及有关人物数十年的悲欢离合和思绪寻求，表现了作家对历史的真知和体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虽是不刊之论，但通过“人之窝”的故事，我们却更进一层地感受到普通人、甚至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在推动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不仅仅是人的欲望，也包括那种反欲望的冤死、屈辱、盲动、失落和虚度年华在内。”作者似乎只是在老老实实地叙述一个就发生在眼前的故事，没有故作深奥的玄虚，也没有玩弄技巧的浮华，正由于它来自对历史和人生的体悟，所以它洗炼、生动和实实在在。
从许家大少爷许达伟对社会改造的探寻到他那帮弟兄们的奔突挣扎，从深宅子里陷害学子们的密谋到房客们对一间间房子的争夺，这里洋溢着时代的理想和寻求，变幻着高尚和卑劣的冲突。许达伟从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者，到对历史的机玄有所感悟，体现了中国一类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因为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他历尽磨难，终于举家被下放到农村去，但他并没有颓丧，而是体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人生追求的意义：“作铺路的石头，让沉重的历史的车轮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在他看来，这也是对历史的贡献。什么路都要铺，铺正路是贡献，铺弯路也是贡献，因为“如果不铺弯路的话，大家也就不知道正路在哪里”。这里的笔触是质朴的，但表现这一类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执著，却非常真切。在左倾路线猖獗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劫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经过作家的开掘和艺术表现，就在一个方面使我们省察和反思这个事实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蕴。
构思上的严整和丝丝入扣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点。这里的许家大院不只是故事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而是作品生命的不可或缺的成份。各色人等聚居在这里，其举手投足都离不开对大院的算计，其起伏离合也与大院血肉相连，许家大院其实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小社会。贯串始终的淡淡的质朴和艺术构思的严整，不仅体现着作家的艺术功底，也表现出他在历史体悟上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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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安法制文学研讨会召开
公安法制文学研讨会日前在甘肃敦煌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修来荣的长篇传记《陈龙传》和张策的中篇小说《无花季节》，会议还就公安法制文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以公安法制为特殊视角表现变革时期时代搏动的文学艺术创作近年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具有长足的发展前景，公安法制文学在认识功能上还具有普法的意义，应当受到社会各界进一步的重视。会议还就公安法制文学的创作、审美特点、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创作队伍的建设以及创作、出版和评论的结合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会议是由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法制文艺委员会与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联合主办，甘肃省公安厅、敦煌研究院协办的。（洪笙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