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钻石之城”金伯利
温宪
南非是一个因１００多年前先发现钻石、后找到黄金资源而暴富起来的国家。要深入了解南非钻石开采业的历史，就不能不到“钻石之城”金伯利。
几乎位于南非中心点的金伯利是一座充满历史魅力的小城。小城中的不少景物都令人体味出这方土地与钻石间的特殊关系：以南非钻石业巨头名字命名的“哈里·奥本海默大厦”鹤立于小城建筑中。南非生产的所有钻石每天都要在这里进行分类拣选。由于拣选钻石必须使用自然光，这座大厦有整整一面的窗户全部向侧面倾斜，以防止阳光直接射入。这一保安措施极为严密的建筑至今不向公众开放；大厦旁边的“欧内斯特·奥本海默”花园内，有一组造型为５名矿工高举起一个滤钻圆筛的雕像喷泉。那５名矿工便象征着南非的５座钻矿；小城主要街道上最为醒目的是一种白底黑字的独特路标。那上面画着一个右手拄着铁锨、左手指示方向的白胡子矿工。老矿工的左脚下踩着一颗迸射着光芒的大钻石。
晨曦初露的时候，小城教堂响起了一阵钟声，金伯利显得幽雅寂静。其实，时光再倒退１００年，当时还是一片荒野的这里曾扎满了觅宝人的帐篷，空气中弥漫着因发现钻石矿而燃烧起的疯狂、贪婪和嘈杂。在南非发现第一颗钻石的故事很有些戏剧性：１８６６年１２月的一天，常被人讥为“懒骨头”的范尼科克到距金伯利１２０公里的霍普敦走访德考克农庄的雅各布斯一家。早就有收集嗜好的范尼科克在一群孩子玩游戏的石子中发现一颗很不一般的细砾。这是小男孩伊拉兹马斯·雅各布斯在奥兰治河边捡的。雅各布斯夫人笑着说：“看着喜欢就拿去好了”。范尼科克拿走的这颗石头，几经辗转，被住在格雷厄姆斯敦的地质学家阿瑟斯通博士最终确认为重２１．２５克拉的钻石。但这颗取名“尤瑞卡”的钻石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１８６９年３月，又是那位范尼科克从格里夸地区一个牧羊人手中以５００只羊、１０头牛和一匹马换取了另一颗大得多的异石。这就是那颗被命名为“南非之星”、重达８３．５０克拉的著名钻石。这一发现令当时的开普敦殖民大臣索锡爵士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宣布：“南非将来的成功就建立在这块石头上。”从此南非掀起了寻觅钻石的狂潮。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６日，一个名为弗利特伍德的探宝人在当时被称为“科尔斯伯格小丘”的地方发现了存在于原生火山岩脉中的钻石矿层。数以万计的掘宝人闻讯后蜂拥而至，先是挥锹抡镐，随之架起滑轮卷扬机，最后立起了高大的竖井。１８７３年，这个迅速膨胀起来的城镇根据当时英国殖民大臣的名字改叫金伯利。到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４日，当最后一个掘宝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当年耸立着一座小山的地方已被挖成一个南北长５００米、东西宽４５７米、２１５米深（其中水深４１米）的大坑，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人工露天钻石矿坑（见图）。在长达４５年的采掘中，人们在这个被称为“大洞”的矿中共清除土石方２２７０万吨；竖井深达１１００米；采得钻石１４５０４５６６克拉（合２７２２公斤）。如今的游客在探头向“大洞”内张望之后，回过身来可以看到３个载满玻璃渣的矿斗车。旁边的说明牌上解释说，人们从这个“大洞”中采得的全部钻石就相当于此。
经过十几年无序的疯狂竞争后，最初来南非打算养病的英国人塞西尔·罗德斯，一番拳打脚踢后于１８８８年在金伯利成立了“德比尔斯联合矿业有限公司”，奠定了此后大公司垄断南非钻石业的局面。历史翻过了躁动的一页，“大洞”所在地如今已成为金伯利露天钻石矿博物馆。小火车、大矿斗、低檐屋、高井架、各类店铺、全套家什，每一样都逼真地再现着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为了让人们体验当年的场景，历史最为久远的“西部之星”酒吧仍在红红火火地经营着；１８８７年便开始运行的有轨电车在停开３８年后于１９８５年重新沿着从市政厅到“大洞”的线路叮叮当当地跑起来；人们可以花一美元买一桶碎石，放在拣选台上实习一下拣选钻石。有幸拣出带标记的彩色塑料块者，可以领回不同的奖品。
金伯利露天钻石矿博物馆内最诱人的还是那座“钻石大厅”，展出着几颗全世界最为著名的钻石复制品：重达３１０６克拉的“卡利南”钻石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钻石。１９０２年，卡利南爵士发现了普雷米尔钻石矿。１９０５年，在普雷米尔矿任矿监的弗雷德里克发现了这颗以“卡利南”命名的钻石。在由这颗钻石切割成的１０５颗饰品中，除至今仍镶在英王王冠上的两颗和分别为英国王室、南非第一任总理博塔家族拥有的７颗外，其余９６颗的去向已无人知晓；１９７４年由一个叫马拉蒂拉的人在位于金伯利的杜多伊斯潘矿发现的一颗钻石重达６１６克拉。这既是在金伯利地区发现的最大钻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颗尚未切割的钻石。因为在金伯利的德比尔斯钻石公司的邮政编码数字恰巧与这颗钻石的重量一样，这颗钻石也就被人称为“６１６”。
在“钻石大厅”内，还有一颗不同寻常的钻石，那就是在南非发现的第一颗钻石“尤瑞卡”。１９６６年即南非发现第一颗钻石整整１００年后，南非花重金从国外买回了这颗已被切割为１０．７３克拉的黄色钻石，南非议会将这颗钻石长期借给金伯利钻石博物馆，放在“钻石大厅”内供公众观赏。这颗钻石下面的说明牌上写着：“尤瑞卡”的发现“改变了南非的历史”，“它导致了南非钻石业的建立，进而有助于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这一经济强大的国家。”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黑白夫妇的中国情结
彭龄章谊
不久前，去埃及著名画家黑白夫妇家做客，我们惊异地发现，他们的家简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博物馆：一面墙上挂的是齐白石、石鲁、李可染、黄胄等人的名画，其中有画家们送的，也有他们在荣宝斋买的。李可染的一幅《雨余山色》边款题的是“五八年可染在课堂为黑白图玛德二同学写”。１９８９年最后一次访华时，可染大师已身染沉疴，黑白特意赶到病床前去探望。当年大师这位风华正茂的洋弟子，也已满头华发……那幅毛驴是黄胄１９６１年冬黑白夫妇学成归国前专门为他们画的。画上鲜活调皮的毛驴呼之欲出。
另一面墙上，挂的是两幅《后出师表》，那骄若游龙的行草，相传是岳飞的笔迹，那是黑白夫妇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里买的……
黑白、图玛德夫妇是５０年代到中国学习美术的。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他们由木刻家李桦指导，专攻水印木刻，同时，又分别在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等著名国画大师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画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的技法。他们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不仅在课堂虚心求教，还在课余广泛涉猎中国的文学、戏剧及其它传统艺术。天桥、大栅栏、琉璃厂、东安市场、吉祥剧院……都是他们经常相伴徜徉的地方。
身穿对襟黑绸衫、灰绸裤，脚蹬一双黑布鞋，打扮得像武术师似的黑白，指着一扇雕花屏风说：“当时，这在工艺美术商店要好几百元，而我们在旧家具店只花了十几元钱。”他夫人抱出一只长颈大肚的景泰蓝花瓶说：“你们看这造型多美！我们买时只花了５元钱……”房间里，牙雕，瓷盘，漆瓶，茶几，江南农村手绣的布幡，以及图玛德胸前挂的写着“富贵长寿”的小长命锁……无不是他们在悉心学艺的同时，一点一点辛勤收集来的。３０多年过去，他们没有去购置多少“新潮”家具。客厅里，依旧摆着这些不远万里从中国带回的工艺品，依旧生活在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他们说，因为这些工艺品，几乎每一件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都带给他们一段对中国的温馨回忆。就连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女儿小红，也一直把吴作人为她画的熊猫挂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为黑白夫妇带来著名国画家张建明画的《紫云无限著地飞》，黑白夫妇一看，高兴地说：“这是江南水乡，我们去过。”
谈笑间，黑白起身播放了一盘录音带，想不到竟是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方言》。黑白说，他们在中国时，为了更多地学习中国文化艺术，还常去吉祥剧场和长安剧院听相声，看京剧。经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了茅盾、老舍、梅兰芳……他们看过老舍的话剧《茶馆》，还应邀出席过梅兰芳告别演出《贵妃醉酒》。周恩来总理对这一对来自尼罗河畔的留学生非常关心，曾专门邀请他们做客。有一次看电影，周总理远远地向他们招手，并指着图玛德穿的中国旗袍很开心地笑……
几十年来，每当中国客人来访，他们都会津津有味地谈起这些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往事。
黑白夫妇仍在悉心作画，且时有新作。明年是中埃建交４０周年，他们企盼能在北京举办画展，来纪念那个中埃两国人民共同的节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贝尔格莱德旧书走俏
胡锡进
书在贝尔格莱德卖得很贵，一套３２开上下册的英语——塞尔维亚语辞典要卖５６０第纳尔（约合１３００元人民币），超过了制裁条件下贝尔格莱德人的平均工资。一本不到３００页的１６开高校教科书也卖四五十第纳尔（约合１００元人民币）。不难想见，在这里愿意买旧书的人少不了。
旧书买卖在贝尔格莱德相当发达，市中心步行街上一般不许摆地摊，但旧书摊例外，似乎是种象征。从春天到秋天，那条街中心的“小广场”成了旧书摊的一统天下，一个摊主面前铺一大片。即使隆冬，只要不下雪，旧书摊也会在那里顽强地冒出来。这里的旧书大致有３类，教科书、通俗小说和杂志以及可以称得上“严肃作品”的那一类。所有书摊同时也是旧书“收购站”。小伙子米洛什２７岁，长年在那里“倒”旧教科书，在他的书摊上，可以买到中小学各年级的绝大多数课本，可以单买，也可以成套买。由于中小学课本相对便宜些，有的学生用成套的低年级课本与他“换”高年级课本，只需“补交”二三十第纳尔，大至相当于买二三本新课本的价钱。贝尔格莱德的商贩大多不愿说出自己的收入，米洛什也只是神秘地说“比一般人的工资‘多不少’。”
地摊只是贝尔格莱德旧书业的一部分。贝市有专门的旧书店，但转转商业街的十几家书店，就会发现，许多书店也同时兼营旧书买卖。与地摊不同的是，除普通旧书外，还有一部分“绝版”的书籍，价钱比新书贵得多。比如，旧版黑格尔等哲学大师的作品，一本单册也要七八十美元。书店经营的旧书门类比较多，除了文学作品，文理各科的专业书籍分门别类排列在书架上。看得出来旧书生意不错。营业员告诉我，旧书业在贝市由来已久。最近几年，制裁把人们搞穷了，旧书更加走俏。
贝市普通家庭现在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不容易，供两个则更难。记者采访过的３所学院的大学生都说，他们许多人没有齐备的教科书，大家经常互相借着用。因此，高年级学生把部分用过的旧课本卖给低年级学生，减轻自己买新课本的压力，是很正常的。如果无偿奉送，则被认为是“很珍贵”的礼物。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难忘的联合国之行
吴妙发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从大洋彼岸传来一则令人激奋的消息：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从而宣告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心下，几天以后，３０多人的代表团就组成了。
出发前夕，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代表团成员。１１月１２日，代表团出发的那天，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赴机场送行。那天，机场锣鼓喧天，周总理亲自绕场一周，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亲切道别，并目送飞机飞上蓝天。
在飞往巴黎的途中，我们的飞机上不知何时上来了一批外国记者。他们连珠炮似的向乔冠华团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乔冠华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乔：各位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吧？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飘飘欲仙，在天上飘来飘去可真自由自在啊！（记者们大笑）
记者：乔先生，你作为中国出席第２６届联大代表团的团长，对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何想法？是否感到突然？
乔：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这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像鸵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就自得其乐了！其实呢，它往沙堆里钻得越深，就越显得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
记者：你指的是谁？
乔：各位都是聪明人，还要我明言吗？
记者们：（大笑）我们明白了。
记者：你觉得这次联大决议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乔：还是一句老话，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希望对方也采取现实主义政策，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敌视中国或者忽视中国的存在是没有用的，难道这样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吗？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讲不承认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荒唐的事情。你们是记者，通晓事理。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记者们笑并点头）
在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面前，尚未登上联大讲台的乔冠华已是先声夺人。
代表团到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后，记者们仍穷追不舍，当时天气很冷，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刚开动，好家伙，几位戴着头盔的记者骑着摩托车顶着寒风就追上来了。第二天，法国不少报纸刊登了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的报道，消息还附有一张中国大使的照片，我们仔细一看，那“大使”却是代表团的厨师吉师傅。吉师傅身着笔挺的中山装，的确气度不凡。大家看后哈哈大笑，一面和小吉开玩笑，说他已荣任大使，一面也觉得记者们确实“慧眼独具”，拍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乔冠华团长代表中国政府登上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讲坛，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那天上午，当我们走进大会厅时，厅内灯光通明，偌大的会场已座无虚席。各国代表正在交头接耳；来宾席上人们露出好奇和期盼的神情；走廊里挤满了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楼上旁听席坐满了满面喜色的侨胞听众，整个会场被隆重、兴奋的气氛笼罩着。
不一会儿，风度翩翩、脸带微笑的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符浩副秘书长以及代表团成员陈楚、熊向晖等在联合国礼宾司司长带领下，步入会场。
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国代表团长乔冠华先生讲话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在近４０分钟的讲演中，乔团长妙语连珠，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情入理，对霸权主义的批评淋漓尽致，许多代表或鼓掌热烈欢迎，或发出衷心的笑声，等乔冠华以“谢谢大家”作为演讲结尾时，大厅里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这时，主席宣布停止大会一般辩论，由各国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致词热烈感人，连几个长期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西方国家代表也不得不上台祝贺一番。
乔冠华讲话后，几十个国家在大会厅内排起长队，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这种祝贺仪式整整持续了两个多钟头，加上各国代表上台祝贺，前后共两天左右。乔团长事后伸出手给我们看，由于握手次数多，手也显得有些肿了。
在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的今天，这一幕已经过去了２４个春秋。现在，在联合国的几乎所有机构里都可以看到中国代表的身影。在联合国步入新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同所有成员国一起，为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目标而奋斗不息。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少女之死
李学江
１０月３１日，悉尼北郊火葬场，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
一位女中学生的葬礼正在这里举行。６００多人——她的亲朋、她的老师、更多的则是她的同学，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冒着细雨含悲忍痛为少女送别。人们轻轻献上的上百束白玫瑰环绕在少女的身旁。有人用手轻轻地梳理一下她的秀发，有人则俯下身来吻一下她的额头。她的那些身着绿色校服的同学，泪水盈盈，紧握着彼此的手，有的互相抱头而泣，到场的人无一例外，胸前都佩带着镶有少女头像的徽章，徽章的底缘是这样一句英文：ＳＡＹ ＮＯ ＴＯ ＤＲＵＧＳ（对毒品说不）。
少女名叫安娜，是森林学校１１年级的学生。据报道，少女是因上周末在悉尼城内一家“疯狂夜总会”吸食了一种俗称“艾克”的脱氧麻黄碱而致死的。安娜今年１５岁，正当小荷露角的年华。她的遗像笑意流溢，朝气四射。“这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活泼可爱、生机勃勃的一个。”她的老师这样评价她。然而她去了，这朵未及舒枝展叶的花朵被毒品摧残了。
据她的女友回忆说，上周末，安娜花了７０澳元买了一片艾克，吸食９０分钟后在一个叫“腓尼基俱乐部”的夜总会舞会上发作。她开始出汗、作呕，后来一阵阵昏厥。她意识到是吸毒之过，很想回家。但她的女伴们却玩兴正浓，她清醒时留下的最后话语是：“我爱我的家，爱我的爸爸妈妈，我不该到这儿来。”这样直到凌晨４点，她的一个女友才将她弄回自己的家中，她虽知安娜病得厉害，但未敢惊动父母，因为她自己也是瞒着父母溜去夜总会的。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当发现安娜病危送医院进行抢救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安娜之死被传媒广为报道后，澳举国震惊。数十万家庭通过电视观看了葬礼。数家大报发表文章和评论，就毒品毒害青少年发出惊呼。
据一些记者和警察进行的暗访发现，那些“疯狂舞会”举办的地点往往变换不定。许多是在废弃楼房的仓库里举行。里边乌烟瘴气，通风不良，常常只留一条通道，其它门全被封死，且没有烟火报警装置。售酒没有任何年龄限制，尤令人忧虑的是，青少年在这里得到毒品比买包香烟还容易。
墨尔本的一个同龄少女承认说，我随时都能在朋友或“疯狂舞会”上买到毒品。那个牺牲者也可能是我，吸毒后躺在地上冒汗、作呕、抽搐，直到死亡。我们并非不知其危险，但一旦沾染便难以摆脱。况且那里有你喜爱的音乐，你可以通宵达旦地沉醉狂舞而无人干涉。一切忧虑和烦恼都暂时被抛到九霄云外，你只管尽兴地发泄，求得周末一时的解脱。而西澳州的另一项调查表明，那里竟有高达２４％的中学生用过大麻。
少女之死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觉和关注。有３名涉嫌毒品的人已被提起公诉。新州总理卡尔对州议会说，将对腓尼基俱乐部提出起诉，该俱乐部的营业执照可能被吊销。此外，该俱乐部还涉嫌存在向不足法定年龄的人售酒的问题。维州总理肯奈特也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即将对疯狂夜总会的问题和危害进行调查。
少女之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悉尼先驱晨报》在一篇署名评论中分析了学校在进行有关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建议将有关饮酒、吸烟、吸毒方面的教育纳入学校的必修课程。而总部设在墨尔本、在澳发行量最大的《先驱太阳报》则发表了一篇很动感情的悼词性社论，社论指出，少女死在悉尼，但不要以为悉尼是个例外。“这也是墨尔本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所有青少年和贩毒者存在的地方的问题。”“看到安娜那张可爱的面孔，你也就看到了处在危险中的整个少年一代”，“安娜的命运可能会成为其他少男少女的命运，安娜的悲剧可能会成为其他家庭的悲剧。安娜的死提示了潜伏在天真无辜而又好奇的少年中的危险。”
在葬礼上，安娜的父亲沉痛地发出呼吁：“我希望青年人记住安娜的教训，不可再去吸毒。”
然而，尤为令人不安的是，就在安娜葬礼结束不到一小时，新成立的缉毒特警队便从空运到澳的橄榄球里一举查获了价值５０万澳元的２０００片艾克——那种致安娜于死地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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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见到的拉宾总理
刘水明
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拉宾总理面前，是在两年前的１０月８日，那时离拉宾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只相隔两天。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的办公楼内，拉宾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十分简单。有过２７年军旅生涯的拉宾总理，腰板硬朗，步履矫健，虽已年过７旬，却精神抖擞，红光满面。他微笑着同我们握手寒暄后，就招呼我们在椭圆形小桌前入座，一点不在乎主客的位置。他不拘小节的作风很容易让人想起他初任驻美大使时不会打领带的故事。
采访前，我们根据经验拟定了几个题目，准备事先递交拉宾总理，但他的秘书说不需要。采访刚开始，我们照本宣科地提出问题，拉宾却像拉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作答，仿佛一切成竹在胸。当时历史性的以巴《华盛顿协议》刚签署不久，巴勒斯坦是回避不了的话题。当谈到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时，他总要提醒我们注意“主席”一词和“总统”一词的区别，他说即使巴自治政权建立后也只能称阿拉法特为“主席”。我提了一个关于耶路撒冷的问题，拉宾一听便笑开了：“哎！你这个问题太长了，我听了后面的就忘记了前面的，怎么答呢？”接着，他重申了现阶段以色列政府关于耶城问题的立场。幽默而不失原则，豁达却坚持立场，拉宾的确表现出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机智与干练。
拉宾行伍出身，多年驰骋沙场，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具有刚毅的军人性格。这一点不容置疑。拉宾１９２２年生于耶路撒冷，１８岁即投笔从戎，１９６４年，坐上了以色列国防军最高指挥官——总参谋长的交椅。在１９６７年爆发的“六·五”战争中，作为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拉宾的“赫赫战功”至今在以色列有口皆碑。不过，这种“战功”在阿拉伯人眼里，却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过”。
然而，晚年的拉宾对战争的反思是认真的。在采访中，我们很明显地体会到，正如许多阿拉伯人不接受犹太人一样，拉宾在感情上也并不接受巴勒斯坦人，但他选择了理智、对话与和平。这对于一位曾是反阿拉伯人大英雄的以色列军人和政治家来说，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的。正因为此，他成为中东和平的极有力的推进者。他在遇害前一刻还说：“我当了２７年兵，打了２７年仗，却没有得到和平。但现在我相信，和平的机会已经来临。”１９９２年拉宾东山再起重新担任总理，扛的就是“和平大旗”。他通达求变，务实灵活，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东和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采访中几个回合下来，我们拘谨的心情一扫而光，拉宾谈话的语气更亲切了。拉宾说，以色列立国后第一位访华的总理由他来担当，他感到非常荣幸。他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两个亚洲古老民族创造的文化可以上溯数千年，以中两国人民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合作。他还期待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超过预定的时间约２０分钟，我们才结束了这次难忘的采访。从拉宾的办公室出来，我们的共同感受是：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后来，我又在开罗和塔巴见过拉宾。１９９４年５月４日，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签署加沙－杰里科首先自治执行协议。在这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上，面对２０００名来宾和５００名各国记者，拉宾在致词中专门用希伯来语向他的同胞讲了几句话，要求他们理解和平。在塔巴希尔顿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拉宾也用希伯来语回答了两三个问题。据说在其他正式场合，拉宾都要尽量用希伯来语说上几段话。这是他的习惯。这种习惯反映了拉宾超然物外的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它同拉宾的音容笑貌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