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胸怀全局锐意创业
——怀念新闻界前辈陈克寒同志
吴冷西朱穆之高戈赵棣生
当举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适逢我国当代新闻战线的杰出战士——陈克寒同志逝世１５周年。曾经同他共事多年的新闻界老同志，回忆当年火热的战斗生活，对克寒同志为党的新闻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深为景仰。克寒同志对新闻工作的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他锐意创业和刻苦勤奋的作风品格，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尤其值得学习，发扬光大。
陈克寒同志１９３４年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年１７岁。从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时他参加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公开的新闻机构——红色中华社（新华社前身）西安分社工作，到１９５１年底他离开新华社社长职务，历时整整１４个年头，是他一生多种工作经历中时间最长、建树最丰的一段时期。
新闻工作始终是处于社会历史洪流汹涌前进的潮头。克寒同志正是挺立潮头的优秀尖兵。当记者、总编、社长，不论在哪一个岗位，他始终具有一个突出的长处：善于把握形势大局，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敏锐地抓住当时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为记者，他善于抓住人们关注的热点，写出出色的报道；作为领导，他善于抓住事业发展中的关键，作出新的决策，推动工作前进。
１９３８年５月，在抗日战争进行将近一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中国必胜、日寇必败，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进行持久抗战直到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心和信念。两个月后，陈克寒同志以汉口《新华日报》特派员身份，深入华北敌后，在晋察冀边区进行历时一月的考察，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对边区的创建、民主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的实践、农民运动的发展、妇女工作的开展、矿工游击队的斗争、边区财政贸易金融状况、新型文化教育等等，撰写了总题目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系列通讯，共２０篇，连续刊载于八九月间的《新华日报》。这是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我党开始实施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显著成效。克寒这一系列通讯，以晋察冀边区的活生生的事实，很有说服力地宣传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道理，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也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从１９３９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起，他即担任报社副总编辑职务，并常驻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报纸撰写了很多有关对敌斗争和指导根据地工作的社论。
这一时期，日寇侵华战略发生明显变化：在正面战场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进攻，加紧进行政治诱降；与此同时，调动侵华日军主力回师华北，强化对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形势严峻，斗争激烈。１９４０年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发动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粉碎日寇实施的所谓“囚笼政策”，沉重地打击了华北日军。这时，克寒抓住时机，对组织指挥这次大战役的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进行了专访，著文阐明这次战役对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以及对全国抗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和有关报道，无论在根据地还是国统区，都产生很大影响。华北《新华日报》曾收到许多国统区读者来信，反映大后方群众对敌后传来的捷音欢欣鼓舞，对华北各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表示慰问和敬佩。百团大战结束后，克寒又赴晋察冀边区作第二次考察，继续著文反映边区新貌，说明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他写的这些通讯报道，都是我党领导华北军民奋战日寇的历史性的真实记录，具体生动地宣传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１９４２年５月，《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克寒接替了他的职务，主持报社工作。当时是敌后抗战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根据地被敌人“蚕食”，日益缩小，加以连年旱灾，军民生活常年以少量杂粮掺加野菜树叶度荒，勒紧裤带坚持抗战。克寒团结报社同志，鼓舞他们艰苦奋斗，顽强地克服面临的困难。他总结经验教训，精简机构，缩编人员；派出记者深入基层，采访当时开展的减租减息、生产度荒以及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开展的斗争。在敌人进攻时，他把全社人马化整为零，分散到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地方工作，与当地军民一起打游击。在这一时期，报社联系群众更加密切，工作学习朝气蓬勃。１９４３年秋，《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太行版，克寒奉调回延安。
陈克寒同志重回新华总社工作已是１９４４年底。当时抗战接近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他深感《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因解放区交通不便，加以日寇和国民党层层封锁，难以在全国广泛发行，影响有限，而通讯社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不受地域和时空限制，具有迅速及时传播的优势。但当时的新华社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转发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报纸的社论，新闻报道很少，编辑力量单薄，没有分布全国各地的通讯网。有鉴于此，克寒大胆设想要用最大的力量加强通讯社的工作。他的想法和建议受到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同志的支持。他创造性地组建总社编辑部门，并亲自主持编辑业务。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寇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内形势迅速变化。这时担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的克寒同志首先提出，新华社的业务方针要由着重面向解放区转变为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同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抗衡。这就要求大家扩展视野，转变观念，使采编工作更适应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接着，他又提出，在１９４６年内把建设全国各地分社、支社的通讯网络，作为全社一项重大任务，大力组织落实，并要求各分社迅速派出记者随军采访。所有这些，都为新华社日后的发展作了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的准备。
当时，国民党正加紧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内政治、军事斗争尖锐激烈，新闻宣传工作亟待加强。为此，党中央决定新闻宣传工作从办报为主转为以办通讯社为主，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的方针，并决定改组和加强新华社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实行大改组的方案。解放日报社除保留新闻编辑部（主要负责报纸版面的编排和陕甘宁边区的新闻报道）和副刊部（第四版）外，将解放区部、国民党统治区部、国际部这三个主要编辑部都划归新华社建制，由新华社统一管理；同时还加强了原属新华社的口语广播部和英文广播部。编委会统一领导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但工作重心转移，由以办报为主改为以办社为主。这次大改组是新华社发展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作为党中央的耳目喉舌，发挥了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证明这一大改组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克寒同志在这一大转变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华总社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得到初步解决之后，加强全国各分社建设的需要更加迫切。当时散处各地区的总分社、分社，大体上都是当地党报的采访通讯部，无论业务思想、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１９４７年３月，新华总社随中央撤出延安，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建临时总社接替。６月，克寒同志率领总社先遣队人员到达晋冀鲁豫地区的新华社临时总社所在地涉县，接着廖承志率领的总社大队人马也随后到达，总社各部门工作恢复正常运转。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场正向南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敌我双方正“逐鹿中原”。新华社亟需加强军事报道和前线分社的建设以及开辟新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克寒同志在７月间起草了《反攻部队野战分社工作条例》（草案），随后即离开总社南下，先到鲁西南，再到大别山，后又转回河南，历时一年，先后考察华东前线分社工作，继而组建中原总分社，充实所属分社、支社，调集干部培训，征求各地对新华社发稿工作的意见，作了大量工作，三次向总社写回报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华东前线分社（这是成立最早的前线分社）的报告，由总社通报各总分社、分社，对各野战分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克寒同志这次不失时机地南下考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建议，对新华社工作迅速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意义重大。在鲁西南之行中，正逢大雨季节，克寒的大草帽不时被风雨掀掉，他的灰布制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已呈灰白色，他的布鞋在泥泞中早已裂口，雨水又把他的近视镜片蒙上一层迷雾。同志们几次催他骑马，但他坚持同大家一起走路，不时提出一个一个的问题，边走边谈，了解情况。他要求大家领会毛主席关于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提高报道工作质量，并帮助分社全面总结了一次军事报道的经验。他写完给总社的报告，又征求大家意见，问报告是否与事实有出入之处。据当时在场的记者回忆，克寒以他那样衰弱的身体，来到当时战争最为剧烈的鲁西南战场，确实给大家很大的鼓舞。他谦逊、朴实、严肃而又循循善诱的态度，大家深受感动。新华总社领导人到第一线亲自实地考察分社工作，这在新华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新中国建立后，克寒同志担任新华社社长，根据党中央决定，立即着手规划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工作。本来，在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集训新华总社主要干部期间以及新华总社随党中央进驻北平香山期间，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同志和总编辑陈克寒同志即深感新华社亟需建立一个独立的遍布全国的通讯系统，改变当时分散的报纸和通讯社混合的体制，以保证新闻报道的统一指挥、增加发稿数量、提高质量和效率。为此，党中央曾拟召开新华社各地方和野战军总分社的工作会议，后因时局迅速变化未果。中宣部和新华总社曾先后发出关于战报和关系全国性的重大事件的公告、新闻、言论等统一由新华总社发布的指示，关于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点的指示，关于各地新华分社和报社原则上应分别组织的指示等等。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中央于１９５０年３月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国务院新闻总署于１９５０年４月也作出《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决定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把全国各地新华分社的发稿权、干部调动权和经费管理权都统一集中到新华总社，这是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面向世界的强大的国家通讯社的重大步骤。它不仅仅是各地分社隶属关系的简单变更，更是业务思想、组织建设、工作方法等的深刻转变。
为实现这一历史性变革，克寒同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召开的新华社第一次社务会议上，对建设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必要性、迫切性，面临的困难问题和当前工作任务，作了全面阐述。针对不少记者由于思想业务水平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稿件采用率低，对集中统一有畏难情绪，克寒同志在会上尖锐地提出，是循着中央所指示的统一的道路前进，还是返回到过去的分散状态去？是全部统一，还是部分统一？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他说：“答复是肯定的。”“今天不统一明天统一，这些困难也仍然会发生，或许困难会更多，需要花更大力气去克服。”他说：“这一关终究要过的”，“与其迟过，不如早过”。“我们主张前进”。这次会议在新华社历史发展重要关头统一了全社思想。会后总社大力加强思想业务建议，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具有全国观点，开展练笔运动，创办交流经验的《新闻业务》刊物，并调整充实分社干部，总社和分社干部实行上下交流。克寒同志采取的这些举措，大大加速了新华社统一集中的进程，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工作重心由“以报为主”转为“以社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加强前线和地区分社建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社实现统一集中管理，前后五六年时间。克寒亲临其事，积极倡导，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繁重的组织工作，贡献突出，功绩昭著。
克寒同志曾写过四句话贴在办公桌边作座右铭：“一心只工作，脑中挂问题，有空便读书，不懂就请示”。话很简明，贵在克寒身体力行，持之以恒。
克寒同志时时胸怀全局，勤于思考。他对上级指示，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善于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敏锐地发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他长于抓住工作重点，推动工作前进。脑中挂问题的所谓“挂”，并不是束之高阁，绕开矛盾走，而正是他有的放矢地学习和调查研究的过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系统学习，全国解放之前，每天仍抽出时间研读。他是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学，注重实效。对党中央的指示、传达，他总是求其吃透，领悟准确；重要之处，必亲手摘抄。这类笔记本，他有很多册。有一次克寒路过上海，要一位同志向他传达中央新近的指示，他边听边记，重要之处还要重复订正。这种认真不苟的精神，他自己说过，这样亲自动手，就容易记牢。
遇事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是克寒同志的一大基本功。战争时期，他作为新华社负责人，冒着风雨跋涉于前线地区考察分社工作。离开新华社后，他在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到书店站柜台了解读者需求。６０年代初，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分管财贸工作时，常到基层调查市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甚至夜间在家里还把算盘拨得“嗒嗒”响。他对下面情况了解之具体，往往超过主管部门的干部。这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服。
克寒的勤奋还表现在他非常重视对业务的钻研。生平工作几经调动，但他干一行、钻一行，很快打开工作新局面。１９５８年，经中央决定，文化部将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京剧院、故宫博物院等几十个国家级的文化艺术单位，下放到北京市管理。克寒同志从文化部副部长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工作。时值国庆１０周年即将来临，他在市委领导下，虚心向老一代艺术家求教，依靠文化艺术各单位编导演职人员，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倾全力抓庆祝国庆１０周年的文艺节目，终于保证了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的影片和剧目的完成，如影片《风暴》、《青春之歌》、《林家铺子》，京剧《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等，至今仍是进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对己对人，要求严格，是克寒同志工作作风的一大特色。他的时间，除了饮食睡眠，就是工作、学习、想问题。他没有任何业余消遣或爱好，日常生活是近乎刻板式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他对干部信任放手，做出成绩热情鼓励表扬，发生缺点错误则严格批评，有时批评还很尖锐。这种批评让人信服，接受教训也深刻，有利于严谨作风的树立。克寒主持开会，不仅议而有决，而且任务都要落实到人，并抓住不放，会后跟踪检查督促，务必求其完成。了解克寒其人，在他领导下工作，既兢兢业业，又心情舒畅，从心底尊敬他和信赖他。克寒同志领导风范影响之深，几十年之后还为人们所怀念。
克寒同志一向身体孱弱，“文革”浩劫更遭迫害，关押在狱，双腿致残。子女按期去探望时，他不谈国事，也不问家事。他以令人窒息的沉默，强忍着巨大痛苦。这正是显示他毅力坚强。粉碎“四人帮”后，灾难过去，光明重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使克寒受到莫大鼓舞。此前此后，判若两人。他每天在家按时扶杖挪步，坚持锻炼双腿；同时密切关心着国家大事，写文章，提建议，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老人，继续发挥余热。他终年不过６３岁，其实不能算老。如果不是“文革”摧残，他会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多贡献的。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有源头活水来
吴玉良
陈云同志去世了，正当深切悼念他的时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在延安》一书。书的封面是陈云同志３２岁时的照片，英姿勃发，他的身后是群山叠岭中的延安。这本原为献给陈云同志９０寿辰的出版物，竟在哀乐低回中问世了。我一口气将它读完，延河水畔，宝塔山下，半个多世纪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陈云同志的音容笑貌，出现眼前。
遵义会议后，红军主力来到金沙江。中央决定成立渡江司令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陈云同志坐镇渡口指挥渡江。当时渡口仅有７条小船，船工们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成瘾。陈云同志亲自做船工的思想工作，劝他们戒烟。这些船工没有烟土就动不了，陈云同志把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大烟土分给船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船工和我们配合。结果用了９天９夜，３万红军秩序井然渡过了金沙江。第１０天敌人赶到时，人去船烧，我军越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包围圈。事后，从未听他再谈起这件事，他在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中的作用至今鲜为人知。
１９３７年底到１９４４年初，陈云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颇有建树的７年，他提出党的组织工作要为抗日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服务，在建军建政中建党，全国党员人数从３万迅速发展到１２１万。在抓组织建设的同时，他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队伍，要求“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在７年时间里，延安各类院校按照陈云同志“热炒热卖”的短期培训方针，训练干部达２０万人。在中央组织部机关，陈云同志开办了“窑洞大学”，他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有时“故意从反面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大家争论，不论‘真抬杠’，还是‘假抬杠’，热闹得很”……往事如烟，当年“窑洞大学”的４０多位学员已有一半做古了。书中描写的这些历史片断和细节，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陈云在延安》一书，再现了主人公在延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再现了那段辉煌的历史，作为人物传记，应该说是成功的。然而这本书的成功之处更在于作者运用大跨度、多视点的表现手法，围绕重大事件，着意挖掘了深层次的东西，就像引导你沿着九曲黄河逆流而上，去探寻源头，去领略主人公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精神世界。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多方展开而达到成熟的时期。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建党思想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１９４０年，陈云同志在作者住的窑洞里，踱着方步，详细讲解着“交换、比较、反复”。他说：我们思想认识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实际，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要客观地认识事物，就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同志研究辩证法的心血所得，这六个字他在延安整风时讲过，到１９９０年又逐字做了解释（见《陈云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１页）。几十年来，陈云同志躬身实践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１９３８年９月，他在抗大讲演时说：“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１９４０年８月，他起草的审查干部的总结中有一句名言，“实事求是的审查是最大的严格”。同年１１月，他强调“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１９４２年，当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做出精辟论述之后，陈云同志更加自觉地宣传和实践。他反复说过：“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在延安，陈云同志做调查研究是以深入细致而闻名的。有一次，他为了弄清基层情况，先后找了９个乡支部书记，边谈边记，每个人都谈了三天三夜。这些情节，书中都有生动的描述。
《陈云在延安》写作上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史料翔实，质朴无华。“出掌中央组织部”、“中组部的窑洞大学”、“抢夺知识分子”、“讲述党的建设”、“我眼中的部长”，以及和王明、康生做斗争的故事，都是作者在陈云身边时的亲眼所见。有些史料是第一次公之于众。为了避免记忆上的误差，作者刘家栋同志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和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的王鹤寿、王德、王林、袁宝华、朱劭天等同志核对，表现了严谨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
其二是感情真挚。作者作为陈云同志的第一任秘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首长的深情，可以说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去写，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尤其书中最后讲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者到北京参加落实政策会议，在长安街上挨门寻找离别２０年的老首长的住址，及重逢后的情形，让读者为之动容。这也反衬出陈云同志对部下的真情和他伟大人格的力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延安到北京，从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什么是我们事业长盛不衰的源头呢？掩卷深思，八个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