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陈云同志在东北
余建亭
（一）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十万多人到东北开辟工作，其中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多名。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和林枫五同志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任书记。
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分局委员５人，即陈云、高岗、张闻天、张秀山、李兆麟。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
陈云同志当时提出北满地区的任务有三：一是剿匪；二是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给农民分地；三是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目标是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
１１月下旬，陈云同志召集北满分局成员起草了关于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的建议，即《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要点是：我党我军首先独占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全东北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清反动武装和土匪、汉奸，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艰苦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乐、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干部中可能发生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中央在电复东北局同意北满分局上述意见之后的第２８天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二）
当时北满的形势很严峻。日军投降后，各级日伪政权虽已瓦解，但除少数地区为苏联红军和我军控制外，大部地区包括县政权被土豪劣绅、官僚政客把持，他们与被国民党收编或委任的光复军、挺进军相勾结，与共产党争夺地方政权。
当时土匪控制了北满２／３的县城。他们还采取“先（当）八路，后（当）中央”的策略，混入我军，伺机发动武装叛变。在建立北满根据地过程中，北满各地叛军多达３．３万余人，杀害我干部１５０多人。
我军一进入北满，就开始了剿匪工作，方针是“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首先是摧垮敌伪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在初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酝酿召开民主参议会和人民代表会，成立各级政府。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６年４月，北满五省的各级政权相继建立。与此同时，五省先后建立省军区和各级武装力量，部队迅速发展到１０万多人。
地方政权建立后便进行初步民主改革，开展反奸清算，并结合春耕生产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各省民主政府先后颁布了减租法令和办法。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各地农民先后发动了起来，掀起分配敌伪土地的热潮。到１９４６年６月，北满地区的敌伪土地基本分配完毕。
剿匪、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和初步的民主改革，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壮大了党的力量，增强了基本群众的斗志，为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北满根据地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４８年辽沈战役结束，北满五省和哈尔滨市，直接动员新兵补充主力部队共４１万人，还不包括参加地方部队与地方部队升入主力的人数；参加战勤民工累计１３０万人次；仅１９４７年，北满地区就交纳公粮１３０万吨。
（三）
１９４６年上半年，经过激烈争夺后我军退出沈阳、四平、本溪、抚顺、鞍山等大中城市。东北局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到达哈尔滨。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５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
１９４６年７月３日至１１日，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会前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因当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陈云同志分别与东、西、南、北满的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倾听有关同志对形势任务和建设根据地的看法，写出了文件的草稿。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党中央于７月１１日批准了这个决议。
东北局《七七决议》指出：东北当前任务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陈云同志在中央批准《决议》后的第三天，在中共西满分局会议上作了传达报告，题为《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强调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全东北动员了１．２万干部下乡，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建党、建政、动员参军、推动生产”。
由于方针正确，措施有力，我军实力迅速壮大，形势日益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为后来辽沈决战的胜利，实现东北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８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四平，接着又占领吉林，气焰嚣张。１０月中旬，蒋介石到沈阳，确定了在东北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集中兵力，先歼灭南满我军，摧毁我根据地，然后用全部兵力进攻北满，占领全东北。南满战场成为东北战场的焦点。东北局及东北军区拟加强对南满工作的领导。
陈云同志自告奋勇前往南满工作。经东北局同意，报请中央批准，由陈云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肖劲光同志任分局副书记。
中央辽东分局领导辽宁、安东、辽南三个省委。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三、第四两个纵队，不足４万人。到１９４６年冬，我南满主要根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抚松等县和两道大沟，辽东分局和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被压缩在长白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区只有２３万人口。群众生活贫穷，要负担三四万部队的支前工作，实有困难。加上当时土匪、地主武装四处骚扰，不少干部被杀害，一些地方武装哗变，广大群众尚未发动，部队经常露宿，靠烤火过夜，处于困境。干部与群众中对南满的前途与命运，议论很多。在领导干部中，对于能否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认识上是不够一致的。在陈云到来之前，我主力部队三纵、四纵已做了在必要时向北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
１２月中旬，辽东军区在前线指挥所七道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对于坚持南满斗争与怎样坚持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少数同志同意军区领导的报告，作长期打算，坚持南满斗争；多数同志认为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装备不足，寡不敌众，主张主力撤往松花江北，以保存力量，准备日后反攻。会议连续讨论几天，各抒己见，相持不下。据肖劲光同志回忆：“敌人进攻迫在眉睫，时不我待，必须从速决断。这样，我就不得不向陈云请示求援，请他做最后决定。１３日晚，陈云顶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亲切交谈，了解情况，直到深夜。次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他循循善诱，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敌人会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细帐，经过反复比较，说明留下坚持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性。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陈云同志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分量很重，中心意思是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全部留下，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拍板，这是陈云同志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
七道江会议后南满形势虽然严重，但由于有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各方面齐心协力，奋力工作，实行土地改革，贯彻《七七决议》，群众逐步发动起来，形势日益好转。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７日，敌人以６个师的兵力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起，至１９４７年的４月３日，经３个多月连续作战，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配合下，我军粉碎了敌人四次进攻，共歼敌３万余人。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四保临江。这一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扭转了战局，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１９４７年，辽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第二次解放了通化、安东，使辽宁、辽南、安东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总人口有９３０多万。到１９４８年１月，辽东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１９４８年４月，东北局决定撤销辽东分局，将辽宁、安东、辽南三个省委及旅大地委改归东北局直属，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
（五）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锦州解放后，党中央电告东北局，准备接收沈阳，由陈云同志担任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１０月２７日东北局决定了沈阳市军管会人选，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王首道、陈郁、朱其文、陈龙等八人组成。伍修权为副主任，陶铸为市委书记兼副主任，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同时决定抽调新老干部４０００人由陈云率领乘专列火车前往沈阳。
１１月２日沈阳获得解放，军管会一进入市内立即开始工作。迅速贴出事先印好的军管会布告，安定民心。发行了入城前就印好的第一张报纸，宣传党的政策。要求职工上班，限三天内按级向上呈报人员名单及简要现状，办理移交手续。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受破坏。
军管会十分重视依靠群众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陈云同志指出：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好。因此，军管会部署抢修铁路，组织恢复生产。到１１月２５日，每天有９６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陈云同志重视总结经验，在入城后不到一个月，写了《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报告了东北局并转报中央。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具体经验有五条：一、入城后首先恢复电力生产与供应；二、迅速解决市场及金融物价问题；三、对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四、迅速出版报纸，可稳定人心，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五、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１９４９年初，沈阳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１月５日，陈云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他赞扬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号召职工团结一致，搞好生产，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
（六）
陈云同志无论在何地，任何职务，一直注视着经济情况与经济工作。
１９４６年８月，由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东北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１０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为林枫。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由陈云任书记，陈云、李富春、林枫为常委。１９４８年６月，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并入东北行政委员会；１０月，陈云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李富春。
１９４８年６、７两个月，陈云集中精力研究了财经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题为《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份报告分析了东北当时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及金融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１９４８年２、３月间，东北在财经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北解放区的重点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另一件是物价暴涨，工人不安，陈云同志为此代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报经中央批准并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７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他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谈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除了个别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出厂以外，各厂员工之间应该团结一致，提高生产。工友之中如果受过哪个职员的气，这个职员作了自我批评，而且道了歉，那么，工友的气就应该消了。”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指出：“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地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决定实施以后，职员问题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
陈云同志对当时经济工作作过许多具体指示，例如对接管沈阳后的粮食政策和金融物价政策，他在入城前就指出：沈阳粮食价格应该比铁岭、开原高一些，应根据成本加运费及合理利润制定价格；入城后如粮食的市价低，贸易局可用适当价格收购农民运进来的粮食。加上国营贸易公司调运一部分以及接收敌人的存粮，就可以保证沈阳市的粮食供应。他还指出：沈阳市的物价不宜低于老解放区，否则市场上的物资会隐藏起来，对我们不利。贸易公司定价必须恰当，高到什么程度或者低到什么程度，都要很好研究。银行对信贷政策的掌握也是这样。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些具体方针，沈阳解放后粮食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在沈阳市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他即抽空到辽宁及吉林各地作调查。从１９４９年１月到４月，他先后到鞍山、大连、普兰店、瓦房店、本溪、丹东、长春、吉林、四平等地方实地考察。每到一地，他除参观工厂、矿山、电站、商场、科研等单位外，还了解市场供应、群众生活、民族关系、民情风俗等情况。
陈云同志生活简朴，谦虚谨慎。军管会入城后不久，他就从沈阳宾馆搬到伪辽宁省政府旧址办公，工作中有缺点或失误，他主动作自我批评。
１９４９年５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云同志离开东北到中央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在东北四年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永留青史。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彪炳青史昭后人
——读《聂荣臻传》
赵书月
怀着崇敬的心情读完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这是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它将聂荣臻元帅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作出了客观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忠实地记述了聂帅光辉战斗的７０年中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优秀品格和卓越思想。
通览全书，聂荣臻元帅为中国革命所建树的功勋，像串串宝石璀璨夺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州起义失利的严重关头，他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尔后，他与林彪一起指挥了黄陂、草台岗大捷、抢占九峰山、强渡乌江和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正太路、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中抓住战机，运用运动战的战法，歼灭了大量敌人。平津战役中，他力主打下天津，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并参与领导了和平谈判活动，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他肩负领导国防科技事业，以极大的热忱，坚韧不拔的精神，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在６０年代初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研制导弹和核武器，采取突出重点，组织全国大协作，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狠攻各项技术难关等措施，仅用五六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多种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并为远程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后，他仍然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展工作。
聂荣臻元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特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抗战时期，更为显赫。他坚决贯彻党的积极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推行统一战线等方针政策。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他率领３０００人的武装，在晋察冀边区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展到７２个县，人口１２００万，武装部队３１个主力团近１０万人，另有民兵等地方武装数十万人。１９３９年，他指挥所部接连取得了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歼灭战的胜利，击毙了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１９４０年８月，他指挥所部参加百团大战，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沧石、沧保等铁路公路线进行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他还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把从战火中救出的日本女孩妥善地送交日军。４０年后，被救的美穗子专程来华看望聂帅，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史上的佳话。１９４２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他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扩大了解放区，逐步挫败了敌人的封锁、蚕食、扫荡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聂荣臻元帅在战争年代的许多观点已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
在读《聂荣臻传》的过程中，我们十分深切地感受到，聂荣臻元帅无愧于他所处的伟大时代，是时代造就了他，他也影响着时代。时代的画卷里，铭刻着他努力的身影，坚实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讲，《聂荣臻传》也是我们学习当代中国历史一部很生动的教材。
说某人杰出伟大，首先是因为他在精神品格方面有足资人们敬仰之处。《聂荣臻传》几处着墨，展示了聂帅作为一个领导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忍辱负重的长者风范和人格魅力。《从东征到西征》一章中，红一军团在汾河流域扩大红军较多后，军委曾要红一军团从中拨出部分兵员给红十五军团，红一军团复电请求免拨。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这种做法，指出这是本位主义的表现。此事虽源出于身为司令员的林彪，但听了毛泽东的批评，聂荣臻作为政治委员，主动承担责任，做了检讨。《为了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一章中，记述了聂帅在代理总长期间，因为一份电报没送给毛泽东看就以军委名义下发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这是当时的军委办公厅主任办理的，聂荣臻不知道此事，但他没有争辩。正因为聂荣臻具有顾全大局、不争功诿过的高尚品质，受到他的战友们的普遍尊重和爱戴，被毛泽东誉为“厚道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努力学习的。
《聂荣臻传》取材于聂帅近百次口述，访问了数十位曾与聂帅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并在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编写组十年辛勤笔耕而成，文风严谨，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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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
胡绳
邹韬奋同志是在本世纪３０年代的激荡风云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３０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在３０年代开始的三年前，背叛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而取得了国家政权。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这个政权，以为它可能带给中国以不同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好局面，但是事实迅速地表明，这种希望完全落了空。国民党政权无力造成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它也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贫穷落后，百业凋敝，一如既往。对外，国民党政权也不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丝毫改变。在进入３０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公然攫取中国的东北，并且进逼华北。对于外来的武力侵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统治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实行不抵抗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３０年代初，就其整体说，政治上还不成熟。它所实行的革命原则虽然是对的，但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左”倾的指导思想使它继续走了几年弯路。经过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的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站稳脚跟，实行符合中国情况的一系列政策。它的力量虽然还很小，处境很艰难，但是它的政治影响不断地扩大。
邹韬奋生于１８９５年，在上海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然后在上海的工商机关和教育机关工作。１９２７年，他主持《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是谈个人的修养问题，和读者进行生活、家庭、职业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很少谈政治，在谈到政治时也无非是要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当时韬奋还说，“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话其实是要求国民党政权做到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最低限度所应该做到的事情。当时的问题是，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做不到这些最低限度应当做到的事？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事？对这些问题在当时韬奋的看法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它是中国进步发展的障碍，如同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但是在这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去扫除这个政权，那恰好给正在以全力准备吞并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有利的机会。当时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把民族的矛盾放在第一位，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第一位，在这前提下，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反抗侵略，也推动国民党统治者参加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这样不但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而且可以有希望通过救亡推进全民族的进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以后，就逐步地坚决地转移到这样的政策上来。这种政策的实施，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也对国民党政权形成重大的压力。
经过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逐渐地增加了议论政治的篇幅。他以朴素的语言说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所感所想。他揭示国家的危机，分析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让步。他的言论很明显是不符合国民党当局的要求，而为广大人民所赞成的。韬奋的特点在于，他明知有政治的风险，但绝不掩饰他觉得应该讲的话。他在言论中坚决表示，要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国民党当局，而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在１９３３年，他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刊物被封，他被迫流亡国外。这时他并没有进行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曾参加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他有个别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开始去了解共产党的主义、主张。韬奋靠自己的稿费在国外旅游二年，于１９３５年回国。这时正是日本侵略势力一步步深入华北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时候。韬奋继续经营进步的出版事业，同时参加群众救国运动。他所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在群众中倡导抗日救国的主张。在第１４期上，发表了韬奋的一个《启事》，《启事》中他庄严地声明说，“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必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和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又过了半个月，这个刊物终于在第１６期上宣布被迫停刊。他又发表《启事》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也就在这时，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这个党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开始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中国政坛以后，除了有许多先进分子参加党以外，总是有许多党外的同情者。他们虽然不是出身于劳动阶级，但是同情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以各种形式帮助共产党，他们可以说是党的同路人。在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把它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时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包括它的同情者的数量，都显著地减少了。到３０年代中期，党的中心虽然是在中国的西北角落里，但是它在全国城市中的影响大大地扩大了，同情它的事业和实际上支持它的主张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韬奋在这时成为党的积极的同路人，有重要的意义，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多年间以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办刊物，由于他在言论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爱国赤诚，由于他坚守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他受到众多读者的爱戴。他的读者不仅在国内，而且有海外华侨，他的杂志销售数最多时达到２０多万份这样一个在当时中国出版界空前的数字。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终于收到了实效。由于共产党坚持这个方针，由于全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再加上国民党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出发而进行的利害得失的盘算，国民党承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韬奋和沈钧儒等在上海的七个救国运动的领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拘禁在监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被释放。
在抗日战争期间，韬奋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很高，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国民党地区内继续从事出版事业。由于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所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和他所办的杂志、出版社成为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在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间，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５０多个分支店，先后被封闭。１９４１年发生皖南事变，整个政治形势恶化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为保护韬奋，安排他离开重庆到香港工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命令它的特务系统搜索韬奋的行踪，在任何地方捉到他时“就地惩办”，所以韬奋不可能再回到内地的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组织帮助韬奋辗转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但这时已发现他患脑癌。在艰苦的农村根据地无法进行治疗，只好把他送到上海。１９４４年，他在上海逝世，年仅４９岁。他的遗嘱中充满着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他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的祖国与人民继续奋斗。”他要求参加共产党，在遗嘱中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这个伟大的爱国者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一生历史的总结。
在３０年代以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激荡风云中，出现了一批经过独立思考，把政治选择放在共产党方面来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都对社会做过有益的贡献，他们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国民党使他们失望，他们根据客观事实和自身的经历，终于确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社会上还有众多的受他们影响的人，也随之而倾向于这种政治选择。邹韬奋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韬奋虽然死得过早，但是人民永远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纪念的原故。 （本文系《邹韬奋传记》代序言，本报有删节。该书为马仲扬、苏克尘合著，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