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观察
重组红土地
——从广西贺县农业发展看农村走势
本报记者周泓洋广西日报记者谢彩文
千家万户分散生产，如何适应大市场？生产的“分”呼唤着经营的“统”
地处桂东的贺县进入９０年代，终于认准三四百公里之外的珠江三角洲大市场，把８０年代还不怎么红火的种养业迅速推向支柱产业的地位。看一看贺县连年销往广东的活猪数量：
１９９１年３８万头，１９９２年７５万头，１９９３年１０３万头，１９９４年１５４万头。与１９９１年相比，３年时间增长３倍。
面向市场的种养业，一定要形成规模，才会形成规模效益，才谈得上“流通”。这是贺县人的经验之谈。１年多前，有这样一件事：邻县大白菜种多了，贱到１角钱１公斤，于是向贺县的一个运销公司求援；贺县当即派３辆大卡车过去，以高出市价整倍的价钱收购；结果令人大失所望，３天也收不满１车。
原因十分简单：数量太小，形不成批量，谈何运销。
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在贺县农村，不仅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大分工，而且在种、养这两大产业内部也出现细致的分工。就说种菜，当地党委、政府因势利导，合理布局，大搞一村一品，从而形成一大批种菜专业村：番茄村、豆角村、芹菜村、大蒜村、芋头村、萝卜村、凉薯村、土豆村……这样，既保证品种的多样性以适应市场需要，又使每一品种具有适当规模以集中生产和统一购销。
千家万户搞种养，不可能都去跑市场，生产的“分”呼唤着经营的“统”，首先操这份心的当然是地方领导者。在县城八步镇，政府建起一个占地２万平方米的猪市场，摆卖亭、保管房、停车场及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他们在发挥本地运销户作用的同时，广邀广东猪商带车前来收猪。每逢圩日，当地三四百台手扶拖拉机从四面八方把猪运来。由于价格公道，管理规范，服务完善，几千头猪两三个小时便成交完毕。八步猪市场，不仅成为贺县外销生猪的集散中心，而且也成了湘、粤、桂最大的生猪市场。据广东猪商说，珠江三角洲一带活猪的最大供应源，就是贺县。
民间分离出的专业流通队伍，也迅速把成千上万种养户联系起来，一体化与市场相接。从鹅塘镇起家的青年农民叶小松，看到本地许多农副产品物美价廉，却销售无门，便带上些样品到广东各地探路，结果发现行情很好。于是，他一头与广东商家签订购销合同，一头在贺县定好保护价，并提供种子、技术、资金等服务，发动农民大种适销对路的经济作物，由他统一收购。现在，他每天收购马蹄（荸荠）高达３０吨，并就地分发给３０００多个农村、城镇闲余劳动力削去皮，再把这些半成品销给食品企业加工成罐头。在贺县，像这样大大小小的农副产品流通户说不清有多少。
种植业的兴盛，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里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贺县所在的梧州地区７个县共有机动车１．３万辆，仅贺县一个县城就占去８０００多辆，占了大头——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副产品运输车。由于需要大量从北方调运玉米、谷糠到贺县加工饲料，作为铁路中转公路必经之地、远在２００多公里之外的桂林，常年驻着１００多个贺县人专门作调运生意。
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这个农业专家们构想的中国农业前瞻性模式，在广西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的贺县变成了现实图景。如何命名这幅崭新的“田园画”呢？“产业化！”——中共贺县县委书记李达球如是说。贺县农业的产业化浪潮使得经营方式的小而全和市场需求的大而专的矛盾迎刃而解。
家庭承包要稳定，经营规模要扩大，能两全吗？能，生产要素大流动大重组。红土地正迈向第二次飞跃
近些年有一种观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积极作用快发挥到尽头了。似乎不再来一场生产关系大变革，农业生产力就没有办法上新台阶。
然而，贺县农业的快速产业化，就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其中的关键，是生产要素大流动大重组。
二、三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动力，有些人的土地在撂荒。“农场主”刘冬生，一下子租下６００亩土地，使土地使用权从一大群原始承包人名下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他在地头搭起工棚，办起食堂，按月计工资，又把１５０多个劳动力结合到这块土地上，他个人财力不足，便四处募集股资，备齐各种工具，统一购买种子、肥料、农药，连同他自己拥有的技术，一起注入希望的热土。各种生产要素经刘冬生之手重新一组合，本来承包到一家一户被切碎了的土地，又连成大片，实现农场化经营。
贺街镇有个叫黄昌平的青年技术干部，本来是学兽医的，这些年通过自学和摸索，掌握了一整套独特的种果技术。于是，别人管不好的果园一个又一个被他“兼并”。
这是一块３０亩的三华李果园，投资１万元种了几年，三易其主，就是不挂果。黄昌平付出去３万元转包费，成了第４任园主。结果，当年就小有收成，第二年全部收回投资。
这又是一块三华李的果园，面积６０亩，园主是一个老汉。从１９８８年栽种到１９９２年，４年里２０００多株果树总共只得过千把元收入，平均每株树仅产出几角钱，连农药钱都收不回来。老汉找到黄昌平协商，把果园交给他管理，利润五五分成。现在，黄昌平“遥控”管理的果林株株挂满果实，收入每亩５０００元没问题。
生产要素，就这样合乎规律地流动到、集中到能人手上。
贺县党委、政府并没有陶醉于初具规模的养猪、种菜产业，他们又在组织千家万户向水果业大进军。
根据贺县地理、气候特征和水果品种优势，他们设计了两幅分３年完成的发展蓝图：一是沿二级公路布下２５公里长、总面积５万亩的青梅带；二是在东南部建设２万亩龙眼基地。这个规划，意味着贺县人均新增３株果树。
“统一规划，分户经营，集中管理，多方投资，收益分成。”简简单单２０个字，既顾及家庭承包的现实，又合乎形成规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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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经瞭望
垫江涌现种田能手专业队
本报讯近年来，地处川东丘陵的垫江县涌现出一大批种田能手专业队。据统计，全县已有种田能手专业队５１９个，从业人员达４０６２人，承担起全县１８１６０亩土地的耕种收割。
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致使垫江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一些乡镇曾出现田地荒芜的现象。于是一个个以劳取酬的插秧队、搭谷队、杀虫队、粮食搬运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农村各地。他们大都采取临时组合，以每亩５０—８０元的价格承包，限时高质按量快速地提供服务。一度杂草丛生的田地重又禾苗葱郁了。
这些种田能手专业队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既给种田能手带来了数目可观的收入（一个专业队在秋收半个月内，可创收３０００元左右，人均在５００元以上）；又让外出人员能够安心打工，减少了为栽种收割而往返的开支。（徐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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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经瞭望
赫山开办农业新技术保险
本报讯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保险公司开办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保险业务，受到农民朋友的欢迎。
赫山区地处洞庭湖南部，是全国商品粮基地之一。
近几年来，该区保险公司除开展常规险种外，把帮助农民应用新技术项目作为重点险种，采取倾斜政策扶持，如优惠保险费率，凡农民应用上面推广的农业新技术或新品种，公司以低于常规险种费率的１５％至３０％收取保费；优质理赔兑现，对应用新技术、新品种而受损的，公司负责两天之内查勘定损，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理赔款当场兑现，特殊情况下，采取先预付后结案或送赔款上门的办法，保证及时把赔款送到受灾农民手中。全区自１９９１年以来，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项目达９８２项次，农村投保金额达到１．２５亿元。（张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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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经瞭望
内乡兴起股份“嫁妆”
本报讯截至９月中旬，豫西内乡县农村已有千余女青年在结婚时，把娘家准备为自己购买嫁妆的钱送到婆家所在乡村的股份制企业，当作“嫁妆”入股。
内乡县地处闭塞的山区，过去女青年结婚，总是比谁家陪嫁的东西多，谁家摆的酒席多。一场婚礼下来，少则花三四千元，多则上万元。１９９３年底，西峡县田关乡姑娘李小芹与内乡县西庙岗乡东川村青年结婚时，恰逢东川村号召大家集资入股兴办股份制大理石加工厂，小李便做通娘家父母和丈夫的工作，把自己的４０００元嫁妆钱送去入了８股。后来，这个厂生意红火，去年就分得红利，喜得婆婆见人就夸她有眼光。该乡党委和团委及时抓住这一典型，提出了“结婚不搞铺张浪费，争办股份嫁妆”的倡议。于是，许多姐妹纷纷效仿，办起“股份嫁妆”。据统计，全县已有近千名女青年结婚时入了股，总金额达数百万元。
（王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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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铁牛”保险忽视不得
编辑同志：
日前，笔者从渭南市人保公司的一份保险材料上获悉，全市１１个县（市）总拥有拖拉机６万余台，投保的才２８００台，仅占总拥有量的４．７％。据知情者透露，拖拉机保险率比过去至少下降了５０％以上。
拖拉机保险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分析，一是农民负担过重，缺钱保险；二是拖拉机保险费率上调；三是拖拉机手保险意识淡薄；四是有关部门代办费用较低；五是保险公司上门服务还做得不够。由于拖拉机保险率下降，发生事故后，加重了机手的经济负担。为此，我们建议各地农村基层组织、农机管理等部门，积极配合人保公司做好机手的保险宣传教育，动员和督促他们花点小钱为机车保上险。
陕西一位读者何恩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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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经济
湘西明珠新店坪
罗芷农付家松
穿过闻名中外的抗日受降名城——湖南芷江，沿着红军长征路西行３８公里，便来到了湖南西部的“便水商埠”——新店坪民族镇。
新店坪民族镇位于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和贵州万山特区４县区交界处。从镇中间穿过，是华中通向西南的水陆要道，居住着回、汉、苗、土、侗等多民族同胞，自明代起，就以西南“便水商埠”而著称，３００年来一直是湘黔边境的民族贸易中心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特别是７０年代初湘黔铁路的开通和８０年代中期３２０国道扩宽，使这里成了湘黔边贸的中心。今天正逢集日，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参加商品交易。据一位经营服装的侗族同胞介绍，他每天成交的商品额在千元左右，除去成本、摊位费及税收，每天净挣一二百元。一位市场管理人员向我们介绍说，新店坪１９８４年由乡改为镇，镇政府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制订以贸兴镇战略，在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４年间，先后筹集了数千万元，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扩建和旧镇改造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集贸市场由原来５００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３万平方米；经营门店由原来１４个发展到现在的５００多个和２０００多个经营摊位，旧镇改造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达５万平方米，年商品成交额由原来１７７．２万元猛增到现在的５６００万元，增长３１倍。
边贸的活跃，带动了全镇经济全方位发展，据１９９４年镇政府统计：全镇社会总产值由１９８４年２１０万元增加到１９９４年的８０００万元，增长近４０倍；农民人均收入由１９８４年１９０元增加到１９９４年１０１０元，增长５．３倍。１９９４年有关部门视察新店坪民族镇时曾这样评价：“这里是湘黔边贸第一镇，是西部小城镇建设的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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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镇企业大世界
张云甫的“回天术”
王小荷
１５年前，在苏北老区涟水县，一位２０多岁的农家后生，凭着一股顽强的毅力和拚搏精神，将濒临绝境的综合厂、砖瓦厂引入先进行列后，又经过十年努力将严重亏损的东湖酒厂从年产值几十万元增长到近２０００万元、税利由几万元增长到２００余万元，成为涟水县税利大户、淮阴市乡镇工业排头兵、江苏省明星企业。
１９８５年底，张云甫这位扭亏能手，被派往“四面楚歌”、险象环生的东湖酒厂任厂长。通过调研，他发现该厂亏损的主要症结就是管理粗放、漏洞较多。张云甫抡起“三板斧”，大胆革除弊端。首先从财务管理入手，通过审计，发现煤炭调进漏洞较大，在县检察院的支持下，查出某供销员倒卖集体煤炭６００多吨，使犯罪分子落入法网，为集体挽回经济损失３万多元。其次是强化人事管理，砍掉人浮于事的科室，革除关系网、裙带风等陈规陋习，把一些懂经营、善管理、素质高的“能人”，选聘为厂级和中层干部，让他们在生产经营中展才华，显身手。他还花十多万元，遴选思想作风好、专业技术精的工人，送有关大专院校、各类技术培训班学习、深造，使他们“羽毛丰满”，胜任本职工作。三是斤斤计较，强化计量管理，投入１２．８万元，购置计量、检测器具１４１件，使计量改制率、法定计量单位采用率达１００％，各种计量配备率、检测率均达９８％以上，并健全了原始记录、报表、台帐，从而实现了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大曲车间实行定额和计量管理，优酒率由２８．８％上升到３２％，出酒率由４０％上升到４５％以上。
张云甫号准了企业的脉搏，对症“下药”，东湖酒厂峰回路转，再焕生机。１９８６年盈利１６．８万元，然后年年迈大步，一步一层楼。１９９０年起产值突破千万元，税利突破双百万，成为淮阴市乡镇企业系统一颗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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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怪！蹲在地上摘苹果！？
黑龙江省科研人员经过几年的研究，终于在从不产苹果的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成功种植和推广了匍伏苹果，这种苹果树贴地面爬行生长，故而得名。金秋十月，地处北纬47度高寒地区的1．5万亩匍伏苹果喜获丰收。这是明水县李洪忠夫妇在摘收苹果，他们仅此一项净收入即达1万元。 新华社记者 高广志摄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嘿！好棉卖给国家去！
遭受过特大洪涝灾害的江西省九江县，今年9万亩棉花仍获丰收。广大棉农灾后不忘国家，积极交售优质棉。图为沙河乡棉农于成龙将他的籽棉送交到轧花厂卖给国家。 燕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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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情实话
河北灵寿农民柳丙寅，半年前响应政府号召，将开出的３００多亩河滩地全部种上了棉花。为此，本报曾刊载过对他的专访。然而，雄心勃勃想通过规模植棉达到致富目的的他，却被种子、资金、技术等一系列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种棉大户的雄心哪去了
本报记者王慧敏
柳丙寅再没有半年前的心劲儿了，圪蹴在田埂上抽闷烟。
这位纯朴的中年汉子，是河北省灵寿县北洼乡东木佛村村民。两年前，他承包了村北滹沱河畔的１０００亩滩涂。今春，政府号召种棉花，尽管种其它经济作物可能更容易获利，但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开出的３３０亩地全部种上了棉花。今年４月份，记者曾采访过他，当时，他雄心勃勃地向记者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依靠规模植棉发家致富（见本报５月９日第二版《听俺唠唠种棉经》）。
日前记者再次采访他时，谈起种棉，谁知他连连摇头：“棉花，明年说啥俺也不种了！”惊问其故，他愁眉不展地向记者倒起了苦水：
从开春到现在，俺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先是播种时，碰上了假种子，广告上说是优质棉种，你猜咋着？出苗率不足３０％。紧补慢补，苗算是勉强出齐了，可误了最佳播种期，棉棵到现在都不壮实。
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咋恁多哩？！７月份俺买了２０台喷雾器，差不多每一台都漏水漏药，用不上几天就坏了。光这还不算，机器喷出来的不是雾，而是一股一股的水。俺又换了几种牌子，效果都不行。结果虫没治住，棉花倒死了不少。现在到处都在喊抓质量、抓名牌，能不能在农用产品上也使点劲呢？
还有资金，上回你来时，俺也跟你念叨过，希望有关部门对种田大户资金上给点倾斜，可眼下资金仍是老大难问题。按技术要求：棉田应追３次化肥，因为贷不到款，俺只追了一次。沙滩地不保墒，得经常浇水，采用喷灌效果最好，可一套喷灌设备得六七万元，俺买不起。只好发动全家到１公里外的河里去挑水浇地。你看，俺肩上都磨出茧子了。吃点苦倒不怕，只是３００多亩地，光靠人力，你想能济事吗？最让俺难过的还是前一阶段治虫。第二代棉铃虫发作的时候，俺急得团团转，就是贷不到款买农药。只好东家借点钱治几亩，西家借点钱再治几亩，顾了东顾不了西，第二代棉铃虫到底没能治住。光棉铃虫糟蹋这一项，今年每亩地少收好几十斤棉哩。俺不明白，为啥建楼堂馆所有钱，支援农业就没有钱！
要增产，离不开科技。这一点，俺心里明白。以前俺吃过不懂科技的亏，所以巴望着能有“明白人”来指导俺种棉。刚开春，俺就张榜悬赏：谁能保驾俺棉花亩产皮棉超百斤，年终兑现奖金１００００元。当时倒是有人揭榜，可在棉花的出苗期，刮了一场大风，棉苗被沙压盖了，本指望着他能指点迷津，谁知他却卷铺盖走了。以后，俺又求过不少人，可都怨这儿气候条件复杂，没人愿揽这“瓷器活”。没办法，俺只好四处跑腾着学，听说哪儿棉花长得好，俺就到哪儿缠着人家教。俺心里一直在嘀咕：政府提倡科学种田，咋又不为咱多提供点儿便利呢？
原来俺打算把新开出的４００亩地明年也种上棉花，可追肥没钱追，治虫没钱治，技术没人教，你说这棉花明年俺还敢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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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杂谈
实实在在扶一把
江夏
柳丙寅半年之间，从踌躇满志到一筹莫展的经历，让人闻之心酸。农民是多么不容易！从下种到收获，保不准得遇多少“险”，过多少坎，遇多大急。更何况柳丙寅一下子种了３００多亩地，种的又是费工、费力、投入多、技术要求高的棉花？！
柳丙寅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听了村干部的动员，自己又细细算了帐，才下决心放弃种花生转而种棉花的。他想为国家分忧，也想通过规模种植发家致富，可是在一连串的“灾难”面前，他是那么孤立无助。
目前农村出现的种粮种棉大户，大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种田能手，他们有明显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适应他们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应该有日益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与之相配套。对于这些种植业大户，各级政府应该拿出更大的力量，从各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就拿柳丙寅遇到的各种难题来说，如果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给他供种、供药、供农机具，如果有科技人员为他把关、“保驾”，如果有关部门能在资金上给予适当倾斜，柳丙寅还会像现在这样忧心如焚，不知所措吗？
农民需要的不是空洞的鼓励，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各级政府和各有关涉农部门都有责任帮助柳丙寅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经营行为的科学性，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