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叫我怎能不歌唱”
——藏族记者眼中的西藏
本报记者刘伟
有一首西藏歌曲唱道：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
“我是西藏自治区的同龄人。”在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那年出生的藏族记者益西加措说，“自治区逐步走向繁荣进步的３０年，同样也是我在党的培养下不断成长的３０年，我目睹了西藏自治区成立３０年来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藏族记者，这支笔所能记录的，不过万分之一二。”
益西加措是《西藏日报》机动记者组的副组长，同时还兼任《光明日报》驻西藏记者。
益西加措出生在阿里最北部的一户牧民家。“在我们这个祖祖辈辈放牧为生的牧民家中，我是第一个读书人。”１９８５年，已在内地上了９年学的益西加措，从北京绕道新疆，第一次回到家乡阿里。当时正是实行责任制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予西藏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土地归个人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经过休养生息的西藏农牧区呈现一派生机。“我最明显的感受是家里吃上了大米白面，还炒菜吃，家里盖了十几间固定的住房，不再像过去那样漂泊游牧。家里有１０００多只羊，还有牦牛和马。附近的牧民和我家一样，普遍有收录机、缝纫机、牧民算帐也用电子计算器。”
１９８８年，从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益西加措，分到《西藏日报》当记者，次年他被派往阿里做驻地记者。“我第二次回乡，首先感到封闭落后的阿里开始从传统的畜牧业向商品经济的畜牧业转变。家乡许多牧民买了汽车或拖拉机，除了放牧，跑起了运输。班公湖鱼很多，县里利用渔业资源，建了鱼骨粉加工厂。我们县的德汝电站附近，建了羊绒分梳厂和羊毛洗涤厂。
在阿里当记者的四年时间里，益西加措跑遍了阿里３０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写了许多在西藏有很大影响的新闻。他翻开自己几十万字的新闻作品剪贴本说：“面对发生在我家乡的巨大变革，作为一个藏族记者，叫我怎能不歌唱？”
４０多岁的旺堆和朗杰，是藏族记者的中坚。旺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西藏记者站站长，朗杰是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他们和益西加措不同的是，少年时期是在旧西藏度过的，对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写的新闻稿更多一些亲身经历的对比。
朗杰谈到他１９７５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家的感受时说：“家乡的变化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因为我是达孜县拉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父老乡亲都来看我，给我献哈达，请我喝青稞酒。头一顿饭姐姐端来的是炒鸡蛋、手抓羊肉和米饭。我从没在家吃过这么丰盛的午餐；晚上睡觉时，铺的是新羊毛毯，盖的绸缎被面棉被。我原以为对我特殊，一看，家里人铺的盖的都是羊毛毯和棉被，不过有的被面是花布而已。”
过去，朗杰的父母都是农奴，分属两个贵族，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租了庄园主几亩地，又到甘丹寺借了４克种子（一克相当１４公斤），朗杰回忆道：“不识字的父亲没想到这是高利贷，几年下来利滚利欠了８０多克。租地以后日子没见好转，反而欠了还不清的债。直到民主改革时，我家才知道，当初的４克粮种已变成２５０克了。若不是和平解放西藏，我们家恐怕一辈子也还不清寺庙的债。”西藏人民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状况？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介绍自己今天的老家：全家６口人，有２５亩耕地，自主经营，每年生产粮食７５００公斤，有近百只羊、１５头奶牛、耕牛和其它牲畜；还有手扶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和磨面机。１９９２年第二次翻新扩建了住房，家中有客厅、卧室和经堂，还有厨房、储藏室、牧畜圈等。
“可以说是党把我培养成人的。”谈起往事，颇有学者风度的旺堆激动起来。“我五岁时母亲病重，当时姐姐去寺庙求喇嘛跳神，喇嘛说，保证死不了。等姐姐回到家，母亲已断了气，姐姐当时就昏过去。从那时起，我不再信神。１２岁时，我父亲又去世了。是党把我送到当时西藏唯一的拉萨中学上学，还享受甲等助学金。”
旺堆后来参军当了汽车兵，他说部队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性格和毅力。从广播学院毕业的旺堆当了十几年广播记者，还在西藏的报纸杂志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他的《家乡巨变》、《藏北有个那曲镇》、《班禅大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等作品，以藏族的眼光，绘声绘色的描写，介绍了自己家乡西藏真实的变化。最近他的新闻作品集《西藏的述说》刚刚出版。他说，西藏有今天的繁荣进步，来之不易。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关心和真诚的帮助，每一个藏族人，只要他是诚实的，都能亲身感到。
作为老资格的西藏第一代新闻记者，次登今天还活跃在西藏摄影界。现在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西藏纪录片，大都出自他和藏族第一代电影摄影师泽仁、扎西旺堆和计美顿珠之手。
次登出生于四川巴塘一个藏族农奴家庭，家里非常穷。十八军进军西藏路过巴塘时，次登毅然参军，走上革命之路。“这条路把我带进一个光明的世界，使我和苦难的西藏一起获得新生。”
问到如何成为一名记者，随十八军走路进藏的次登笑着说：“纯属机遇。当时西藏选派几个藏族青年去新影厂学习，我有幸被选中。回到西藏后，我们拿起摄影机赶上了西藏平叛、民主改革等大事件，拍下了西藏变迁的历史镜头。
“用真实的镜头纪录西藏发生的一切，用藏族人真诚的眼睛诉说西藏发生的变化，是我们西藏新闻电影摄影工作者的天职。”次登深情地说，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和同事们跑遍西藏高原。１９８１年，次登和晋美背着器材，走路进了墨脱，“祖国的西藏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应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知道。”几十天下来，他们带的胶片全部拍光。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重大事件，次登参与拍摄了１００多部纪录片。《我们的家乡西藏》、《今天的拉萨》、《日喀则》、《我们走过的日子》、《十世班禅》、《维修布达拉宫》等，都获得过政府电影奖，片子还翻成８种语言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行。
据西藏记者协会介绍，现在，在西藏从事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摄影和刊物出版的藏族记者已有１０００多人。他们勤奋地工作着，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中的笔，展示西藏高原美丽的山水，介绍西藏丰富的民族文化，讴歌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援藏爱心满杭城
田志伟吴缪亮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高温盘踞的杭州，一封信催动了百万人。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４日的１０天里，杭州人民向远隔万水千山的西藏那曲县送去的，绝不仅仅是２２５万元人民币。
藏北飞鸿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５日，《杭州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封不寻常的来信。它从冰天雪地的藏北那曲县而来，出自杭州市的援藏干部姜军之手。
这是一封求援信：
“在那曲县相当于半个浙江省面积的土地上，只有一所完全小学，很多孩子读书要走几十公里乃至一百公里！在入学的儿童中，读完三年级后就有７２％的儿童失学。
“许多孩子拉着我们的手，诉说着同一个梦想：‘叔叔，我要读书！’‘叔叔，我多想背起小书包！’
“假如杭州人民每人节约１元棒冰钱或香烟钱，那汇集起来就可以建起三四所希望小学，或可以建起三四所完全小学”……
《杭州日报》当天发布了“援藏爱心特别行动募捐启事”。６万那曲人民期待着，西藏的失学儿童期待着！
西子聚爱
８月２６日清晨，气温持续３７摄氏度以上的杭城，竟然飘落了丝丝细雨。
《杭州日报》社大门口的募捐处，工作人员的心情并不轻松。“保护西湖绿色行动”、“援助孤儿大行动”，前不久结束的国内首届“公益广告拍卖”活动，一系列的公益公德活动中，杭州人民已经一次次伸出援助之手，那么这一次……
美丽的西子湖畔的人们，有着比西湖更美的心灵——
马根华，一个菜场卖蔬菜的老人，７岁失却父母，与菜叶、生姜、大蒜头打了半辈子交道，募捐第一天的一大早，他等不及银行开门，先向别人借了３０００元赶到报社。“我是跟着孔师傅（孔繁森）学的”，马老头说完扭头就走。
市电信局离休干部邓秀贞，托同事带来了３８３０元爱人的抚恤金。
两位市领导送来２００元，默默而去。
１２岁的顾舒雅，把存了３年多的５０元钱捐献出来。２８日，有５００个孩子拥到募捐台前，２０公斤硬币记录了孩子们沉甸甸的纯洁厚意。
杭州新侨饭店党、团组织向全体员工发出倡议，半天时间共捐款４７３１元，其中特别党费１３１０元。财务部梁红女士，得知捐款的消息，正值女儿的生日，她跟女儿一起将过生日用的钱和女儿平日积蓄５００元钱全部捐给了那曲未见过面的孩子们。
来自西藏的浙江省第二警校的３０名学员，凑了２１０．２０元零花钱，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丰碑永存
一股股爱的暖流，由涓涓细水汇成涛涛江河，浩浩荡荡，澎湃着，净化着。从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４日，１２４家单位，５６０００个人，捐款总计２２５０９９７．０７元。
在那曲，３０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５０万元可以建一所设施齐备的完全小学。余下的１００多万元建立援藏基金，用于那曲市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
那曲县委、县府特致电感谢杭州人民，当地藏民和教师知道捐款消息后，奔走相告。有位乡干部牵了两头羊，硬要送给杭州的援藏干部，经再三推辞才作罢。
９月５日，著名书法家，西泠印社常务副社长郭仲选先生欣然挥毫，写下了“那曲杭州希望小学”８个大字。至此，杭州“援藏爱心特别行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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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撒拉族大法官的追求
苏波
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生活着９万多撒拉族儿女，巍峨的积石山，神奇的骆驼泉铭载着他们不畏困苦，顽强进取的创业史。马有功，就是这个民族中的一员。
马有功是１９８８年被选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他常说：人民的投票就是信任，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因此，他不满足于守摊子，当太平官，而是将目光瞄准公开审判这一法院工作的难点和重心，进行有效的改革。
青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公开审判面临诸多困难，马有功亲自带领审判委员会成员，风尘仆仆，走遍了全省４０多个县（市），行程１０万多公里，合议庭在台上开庭，审委会在下面旁听，就地议决，就地宣判，把审理过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加了案件透明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草原牧区，为了便利群众诉讼，使公开审判落到实处，建立了一批独具特色的“马背法庭”，审判人员骑马走村串帐，巡回办案，深受牧民群众的欢迎。
滔滔黄河水赋予了马有功忠诚耿直、坦荡磊落的襟怀，他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肃执法，民和县有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被打成“植物人”，凶手仅被判处５年有期徒刑，被害人家属喊冤，马有功发现后，立即批转复查，依照事实和法律改判有期徒刑１５年，并提高了赔偿数额，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一个老太太，老伴被杀害，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死缓，她找到马有功，要求处决罪犯，马有功耐心解释：“老人家，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人民法院要依法办案，被告人的父亲送子投案，有从轻情节，这种情况不能杀。”最终，老人心服口服，抹着泪离去，临走，还鞠了个躬。
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马有功深恶痛绝，去年，一个经济案犯的家属提着礼物，辗转找到他家，求他“网开一面”，他当即顶了回去：“你找我没用，你问问法律同意不同意，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马有功有职有权，但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农村务农，一个在老家当居民，都没有工作。他对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接待与案件有关的人；不准接受送礼；不准打听案子的事。记者采访马有功时，他明亮的眼睛中流露着沉思：“我一直激励自己，但仍然做得不够。”话，是那么实实在在，一如他真诚质朴、不断进取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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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哈”新曲
严慧荣严红枫
我国除汉族以外的５５个少数民族，基本上生活在西南与西北部。而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却是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畲族自治县。他们自称“山哈”，意即“住在山上的客人”。
从８０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景宁畲民告别了土地贫瘠、与世隔绝的“山寮”，从山上搬到山下。当地政府在平原上规划了田地，并帮助他们建设新家园。
地处敕木山腰的鹤溪镇东弄村３４岁的蓝志深，１９８８年到县城跟汉族兄弟学会了香菇栽培技术，当年种香菇５０００袋，收入４０００元。现在，全村８５户畲民中，像蓝志深一样从事香菇种植和购销经营的畲民已有７１户。
一直到１９５０年，在畲民中尚没有一个高中生，只有４０多名畲族儿童曾进过小学学堂。到６０年代，畲民文盲率仍高达４０％以上。
景宁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现在，所有的畲族儿童一到学龄期就可以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目前全县拥有小学３５０所，中学２４所，由于畲民居住分散，往往有的村仅１０多个儿童就安排一学校和教师。去年，这个县政府财政收入的６８％被用于兴办民族教育。
４１岁的汉族妇女陈海英，在敕木山村已教了十几年书。当笔者爬上这个海拔１２００多米的小山村时，她正在给三个一年级、四个二年级和四个三年级的畲族小学生讲课。陈海英老师的家在１５公里外的景宁县城，她每周下山一次与丈夫和儿子团聚。她是至今在这个山区默默工作着的２０００多汉族教师中的普通一员。
每一位出生不久的畲族儿童都很快学会讲畲语，并从父母那里听到许多关于自己祖先的传说和神话。在婚娶喜丧、宗教信仰上，畲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习俗。畲族的妇女仍然头饰一种独特的银钗。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他们要举行盛大的赛歌会，妇女们穿起镶着阔花边的畲族服装，唱起流传了千百年的动听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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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呼伦贝尔草原风景线
——内蒙古三个自治旗记游
范康
在我国十几个自治旗（相当县一级）中，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三族各有一个，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辖区之内。今年７月下旬，我们依次访问了这三个自治旗。虽然旅途劳顿，却也是一生难遇的幸事。
去鄂温克族自治旗倒很方便，从海拉尔南行九公里，即抵达旗政府所在地南屯。我们没有停留，而是深入茫茫草原，行车一个多小时，先到正在兴建的伊敏煤电公司参观。这是旗内三大国有企业之一。它得天独厚，有储量丰富的露天煤矿，又有取之不尽的水源，适于建设大型的坑口电站。公司第一步抓了煤矿开发，率先建成的一露天矿，在近十年来连续保持现代化露天矿称号。这家公司认真贯彻民族政策，同附近的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牧民结成鱼水关系。近几年先后与地方联合办起了采石场、矿泉水公司、乳品厂等，修建了伊敏河大桥，架起了牧区输电线路，还帮助牧区办学、打水井、修理农牧机具、治病防病，赢得少数民族的衷心赞誉。
仲夏草原的天气变幻无常。下午２时，我们离开伊敏煤电公司去访问一个嘎查（蒙古语的村），这个嘎查共有４２个牧户、３０２人，其中蒙古族占了一半，有１５５人；鄂温克族１３２人。我们一行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进入牧户人家闲话家常。他们早就习惯定居生活了，都是一式的平房，间隔两至三居室，陈设整洁。家家置了电视机，有的还有摩托车。为了招待远来的客人，女主人纷纷捧出热腾腾的奶茶，请你就着小点心喝上一碗。他们那些黝黑结实的孩子奔前跑后，兴奋异常。
鄂伦春自治旗位于呼伦贝尔盟的东北边沿、大兴安岭东南坡，主要是山林。从海拉尔到自治旗所在的阿里河镇，有一条专为林区修建的铁路，穿越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所属十九个分局的八个分局辖地。我们在清晨５时５９分出发，晚上７时４８分抵达，走了将近１４个小时。沿途凭窗眺望，两厢尽是郁郁葱葱的落叶松和白桦树。所谓林海，信哉！
鄂伦春族的含义，原来是指“使用驯鹿的人”，因为他们善于驯鹿。后来不再饲养和使用驯鹿了，而以栖居山岭之故，变成了“山岭上的人”的意思。也有称为“树上民族”的。据一部早期纪录片的介绍和博物馆的陈列，千百年来，鄂伦春人在山林之中，以几根树枝搭架，围上桦树皮，作为窝棚，一家人蛰居其中。生活来源取给于渔猎，主要是狩猎。从１９５３年起，鄂伦春人逐渐开展互助合作，猎业经济有所发展，族人生活得到改善。１９８０年以来，实行大包干，猎民在狩猎之余，发展多种经营，种植蔬菜，培植黄芪、贝母等中药材，还大量繁殖木耳，收入显著增加。猎民农牧场建立起来了。大多数鄂伦春人已改行从事其他职业，真正的猎民只剩下７２２人。中小学教育发达，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医生和科技人员。过去常年肆虐的结核病，早已得到控制。自治旗修建了设备齐全的结核病院，诊治病人。
我们造访的第三个自治旗，是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嫩江西岸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迎接我们的旗长刘永杰，达斡尔族人，是１９７７年清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据他说，自治旗以莫力达瓦山为名。人口共有２７万人，主体民族达斡尔族２．１万人，占全国达族人口１／５强。达族在历史上实行农林牧副渔猎多种经营。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振奋民族精神，振兴民族经济”的“双振”方针，农业已跃上全国一百个商品粮大县的行列，排名第７４位，工业特别是豆类加工工业也有长足发展。我们参观了与香港合资的达隽植物油有限公司，它在去年９月正式投产。生产的一级油、色拉油远销各地，深受欢迎。
在达斡尔旗聚居村参观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次联欢会。乐声一起，大厅里即拥满了达斡尔族人，他们男女结对，蜿蜒成阵，随着悠扬的歌声，以舒徐的节奏，拍手折腰，一幅尽情陶醉的样子。同鄂伦春人的高歌狂跳比起来，他们完全算得上是轻歌曼舞。这大概是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习性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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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秋沪沽湖本报记者任维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