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略论强化财政三项职能
汪兴益
在市场经济中，要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业能保持相对快速和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强化财政应有的职能。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践启示我们，有效地充分发挥财政职能，把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等紧密而有序地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强化财政筹集与分配资金的职能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它以统收统支的货币形式进行分配；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各种经济主体通过自由交换而形成价格，同时又按照价格信号进行自主决策，从而完成资源配置。那么，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起什么作用呢？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即使在西方也被认为并不是万能的。经过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学派强调“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二战后，主张把自由竞争的微观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观点，已成为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西方尚且如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需要与政府财政配置资源的形式相结合。
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财政分配主渠道的作用，首先就要在国家财政手中集中必要数量的资金。有了一定数量的资金，才能满足政府自身的日常开支和安排必要的建设性支出及其它支出的需要，才能在财政分配中充分而有效地体现国家意志。从当前许多国家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掌握的财力占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都比较高。１９８９年美国达到３４．６％，英国４１．４％，法国４６．１％，德国４５．９％，澳大利亚３７．１％，瑞典５９．４％，马来西亚３０％，巴西５１．２％，埃及３４．９％，而这个比例近年来还在不断上升。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不但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不断下降的局面。１９９４年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比１９９１年下降２．８个百分点，即使加上政府各部门掌握的各种基金，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不仅会使政府的日常开支发生困难，而且建设性支出也会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财政为各项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但由于财力有限，在一些支出方面，往往捉襟见肘。所以，在发展经济、广辟财源的基础上，适度提高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强化财政监督与管理职能
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监督管理职能主要是以法监督，以法管理。在市场经济中，财政监管是靠一系列法令、法规规范经济运行的秩序，使市场众多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中的无序行为有序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一系列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则，没有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市场调节要发挥良好作用是不可能的。财政法制是实施财政监督管理的有效工具，无论在规范微观经济活动方面，还是在宏观管理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国外，财政法制在监督和管理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在许多国家，财政预算只要一经议会批准通过，即成为正式的法律文件。未经议会同意，任何人都无权调整预算。新加坡对偷逃税行为实行重罚制度：处以巨额罚款，宣告破产，禁止离境，直至判刑。日本、荷兰、瑞典等国对此也都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对经济管理的法制化，市场经济才得以有序地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布的财政法规共约２２００多件，其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在现行的１５００多件财政法规中，６０％以上是最近十年内制订的，基本上实现了财政法规的更新换代。实践证明，财政法制经过十几年来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不仅为维护市场主体利益、促进公平竞争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且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肯定财政法制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财政法制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长期以来，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一些人在思想上对以法治财，依法理财，运用法律手段加强财政的宏观管理，还认识不足。其次，法规不健全与不完备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过去制订的财政法规已不适用了，有的要废止，有的要修订；很多新的财政法规要抓紧制订。例如，目前我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几乎与预算内资金相同，但到现在对预算外资金如何管理仍没有从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第三，干部、公民和法人的财政法制观念还有待提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再好的法律法规也无济于事。为此，要加快财政立法，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主要包括预算法规、税收法规、财务法规、会计法规、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国家信用法规和财政监督法规等。既要有规范微观经济活动的，也要有规范政府财政行为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要狠抓财政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另外，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法规的宣传，努力提高全民的财政法律意识。
三、强化财政宏观调控职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价值规律及供求关系和竞争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条件。但是，市场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市场机制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不可能自动地反映社会需要的长期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这就难免产生某些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增大社会资源的配置成本，使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需要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与指导，而且在诸如协调地区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平分配的实现、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重大科技项目的开发等领域，这些靠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调节的场合，都需要政府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行合理的调节，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尊重市场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对国民经济都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集中性分配的活动。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离不开财政。这就要求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强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
强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首先是要转变和健全财政职能，进一步拓宽财政的活动领域，将属于财政的职能划归财政，以建立一个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财政宏观调控运行机制。财政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统筹规划、制订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等事关全局的大事上来，同时减少对微观经济具体事务的管理。其次是要改进和完善财政的宏观调控手段。一方面要注意充分发挥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等财政政策手段调节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搞好配套措施的改革，为强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第三，要搞好财政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搞好宏观调控，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与其他相关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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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从“扬曾贬洪”说起
苏双碧
十年动乱之后，洪秀全从法家的桂冠中解脱出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任人评说。史学界曾一度掀起了一阵“太学”热，仅是对洪秀全评价的文章少说也达数百篇之多。但平心而论，史学界的评价尽管有高有低，有褒有贬，绝大多数学者对洪秀全发动这场反清斗争，以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二事，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近几年，“太学”热刚过，就出现了一股“曾国藩热”，恰恰“曾国藩热”又把矛头对着洪秀全，扬曾贬洪成了时髦的论题。当然，出现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其思想主张是比较复杂的。在晚清他获得“中兴第一名臣”的称号，又为清王朝提出一些解决国内、国外矛盾的政策，使清王朝得以短暂的稳定，受到当时和以后一部分人的推崇；但曾国藩同时又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屠户”，而在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中，由于损害民族利益，又被称为“卖国贼”。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说明曾国藩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辛亥革命的著名理论家章太炎对曾国藩有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说对曾国藩“命以英雄诚不虚”，而称他为“民贼”，“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见朱东安：《曾国藩传》）。看来，对曾国藩并不一定要作非此即彼的评价，只有把曾国藩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去分析研究，才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片面地扬曾贬洪，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至于不加分析地贬斥洪秀全，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毫无可取之处，如果成功，历史将大倒退……等等，显然，这些说法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创建的拜上帝教，曾经导致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这场运动爆发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初期。其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随着殖民主义者的炮火涌进中国，它既是侵略者掠夺中国和奴役中国的一种手段，又是激发人们去开拓视野的一种追求的意识和潮流。洪秀全是个乡村知识分子，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下，在中西文化撞击声中，他猛然醒悟过来，勇敢地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迎来天父皇上帝。并以此为武器冲击着中国的封建文化，提倡财物平均、政治平等、男女平等的主张，把牢固的封建思想的墙基冲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洪秀全思想资料的主体中，有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创建拜上帝教，原始动机就是想以教治道，改良社会，借以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当他看到所从事的改良活动收效甚微时，随即改变斗争方式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去，以推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为己任。当他看到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倒行逆施时，他断然命令自己的部队开向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战场，并且郑重声明，要恢复完整的中国，一寸领土也不能例外。洪秀全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表现在他严厉禁止鸦片烟，表现在他积极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表现在他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万国皆通商等等方面。洪秀全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祖国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洪秀全是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他一只脚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另一只脚却还站在封建社会的污泥中没有拔出来。所以，他的思想在闪烁着环环光圈时，不免还夹杂着浓厚的封建糟粕的痕迹。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几乎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不论他怎样杰出，在他的思想中，都必然是新旧思想并存，或者新的思想多些，旧的痕迹少些；或者旧的痕迹多些，新的思想少些。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而是要把这些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充分肯定他的闪烁着新的思想火花的部分，不管他们前进的路程走得多远，都是一种进步，都是开风气之先，哪怕只是在旧时代的土地上走出不大的一步，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洪秀全不可能一接受新的思潮，就和封建社会的思想一刀两断。在对洪秀全思想进行评价时，我们当然要认真地分析批评他思想资料中封建的、守旧的部分，并指出他的这些思想导致了他封建特权的膨胀和腐朽生活的滋生，最终导致这场运动的失败。但指出这些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绝不是为了从总体上否定洪秀全。应该指出，过多地去指责或夸大他思想中的封建糟粕，并以此来否定他思想资料中的闪光部分，那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缺乏发展地看问题的眼光的。
如果我们把洪秀全放在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来考察。由于鸦片战争的发生和结果，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起了变化。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并列为当时社会的两大矛盾。因此，在这之后，凡是称得起进步的运动，都必然要担负起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两大任务。而太平天国运动，恰恰是爆发在这样一个历史年代，运动的发展也担负起了这样两个历史任务，这就使这次运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运动，区别于单纯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使其成为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运动。洪秀全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轨迹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即从建立拜上帝教到从事改良社会的活动；从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到走上反侵略战争的战场。而在经济上，他从反对私有制提倡平均主义到赞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所有这些，都说明洪秀全不是一位单纯的农民战争领袖，而是一位有新的思想新的斗争思路的领袖人物。对洪秀全思想的剖析，应该着重分析他在这些方面的新的思想资料，以说明洪秀全的主要思想和行为确比前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当然，如上所述，洪秀全是一位新旧交替历史时期的过渡人物，在他的思想资料中有新的资产阶级文化成分，也有旧的封建文化的因素。由于新和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洪秀全思想中都有所表现，有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说清楚的，也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表示出孰多孰少的。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有个思想的新导向，人的思想在某一时期也应有个新的导向。洪秀全思想中的这个新导向，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以及和西方通商贸易，反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并赞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至于他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就根本没有普遍实行过，不好用来作为平均主义导致历史倒退的根据。
洪秀全思想资料中的这个新导向，一直到晚年，也没有完全消失，历史的见证，是他在晚年至少还处理了这样三件闪耀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事件：一是亲自批阅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凡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或办银行、邮政诸项，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也”的字样；二是１８６２年前后，有个外国侵略者跑到南京向洪秀全献策，声称可以助洪击败清军，事成之后，平分土地。洪秀全加以拒绝说，我争中国，意欲全国，如果按外国侵略者的办，事成之后，引鬼入邦，如若不成，天下失笑。有着严正的民族立场；三是１８６２年１月７日，派李秀成率部第二次进攻上海，李秀成说他们之所以要进攻上海，是因为驻扎在这里的“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对太平军来说，进攻上海无疑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举出这三件事，目的是想说明，洪秀全晚年尽管宗教意识、封建意识，已经使他失去进取之心，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原有的爱国思想却仍然存在着，即使在晚年，洪秀全也不能被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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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高度关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走向二十一世纪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生贵
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逐步确立，现代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使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和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又对文化艺术的建设和发展、对美学的策略性引导和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了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化、艺术及大众生活、审美的新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指导，中华美学学会、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和内蒙古艺术学院于七月十九日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走向二十一世纪：艺术与当代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学界、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就当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建构；当代艺术形式及其文化内涵；当代中国民族艺术的发展与变异；当代艺术与当代哲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审美文化活动中的对话与沟通；二十一世纪艺术形式和审美文化模式构思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关于当代审美文化的范畴界定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几年中国美学界格外重视的理论课题。广大理论工作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属刚刚起步，因此，诸如审美文化的概念、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审美文化的性能和特征等基本问题，仍是为许多与会代表所重点探究的热点。有代表认为，“审美文化”无非包蕴这样两层意思：一方面，它要求美；另一方面，它要达到美的标准（事实上是一种高标准）。任何时代，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继之而来的是审美文化的发展。审美文化是美与文化的结合，它要求我们的文化不仅有实用的功利价值，而且要有美学价值。还有的学者指出，从研究的视角而言，审美文化研究就是把审美问题放在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比较、分析，从而从整个文化系统中抽取属于审美的那一层面来认识和把握。
关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建构
文化不是固定的，它时时处于创造之中，所以，审美文化也必然在不断扩大范围，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对于如何使当代审美文化建设收到良好的效果，如何使我们的研究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于大众审美文化活动的良性升值产生积极作用，是学者们极为关心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审美文化建构在今天这个变化多元的社会中，应是一个群体协作工程，包括哲学美学学者、艺术家及所有直接参与审美文化相关事业的从业人员，其审美价值理想、观念体系、行为方式，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当代审美文化建构的首要前提是审美文化者本身的培养和塑造。此外，审美文化产品的建构、审美文化传媒的利用也是重要的。有的学者针对我国当前某些追求感官享受、感官刺激的文化（文艺）消费现象和有关理论误导的情况指出，当代审美文化，特别是当代文艺，一味强调感性而排斥理性，强调娱乐而忽略教育，追求感官刺激，这不是正确方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某些人物欲膨胀的情况下，文艺本体和有关理论都不应为之推波助澜，而应努力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向正确的轨道。
当代我国民族艺术的历史性变化
关于当代我国民族艺术的现存状况、变化规律及其走向新世纪的特殊意义，是与会学者论及较多的议题。大家认为，振兴和发展我国的民族艺术，是当代文化建设、特别是审美文化建设中的当务之急。有的学者指出，二十、二十一世纪或更远的将来，民族的审美标准（意识）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艺术家既要学习传统，珍视传统，又要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勇于探索、勇于革新、善于创造。有的学者将民族艺术置于广阔的人文与生存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认为民族艺术不光在文艺园地，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堪称是重要的生命之树。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面对世纪之交的新的人类生存背景，民族艺术的历史形态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被消解，伴随而来的是机会与困窘、幸运与失落一同生长。据此，民族艺术健康而富有生机地发展，须在这样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开放与融通成为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二）实践多方面的美学超越与建构新的民族个性，应是当代中国民族艺术的优化选择。
当代大众文化的形态特征及美学评判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特定条件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成和是非得失，正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有学者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休闲性”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浪漫装饰。这种文化的“休闲性”，隐喻了很含蓄、很深刻的文化批判力量。它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却又非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包容。它是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之外的民间性力量——一种生成于九十年代中国“市民文化意识”之中的潜在力量。有的学者则认为，近年来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所谓雅俗两极发展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换一种思维方式，或许就会发现另一种景况，即雅俗互换。如《诗经》的由俗变雅，就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正统文人阐释的结果。《红楼梦》等被拍成电视系列剧，则是体现了雅艺术文本的俗化过程。正是这种雅俗转换引出了一些艺术文本的文化意义的变迁。大众审美文化一般属于俗文化的范畴，然而，它也可以向雅文化转化。因此，这种以“俗”的面目出现的当代文化，并非雅文化的天敌。
关于审美文化形态的构思与实践策略
有的学者以审美文化的跨文化交融的宽广视界为入口，展望新世纪的文化景况，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全球范围国际性跨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并将通过异质文化杂交重新获得生存发展优势的前程。但在此期间，我们应自觉作出正确的选择，力求实现：（一）排除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对正常交流的干扰和破坏；（二）各民族的相互尊重不被曲解为文化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标准虚无主义；（三）无论生产还是文化活动，都不危害地球生态；（四）杜绝用扼杀审美价值、冒用民族文化名义的赝品为商业广告服务；（五）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文化交流的巨大作用；（六）系统化的跨文化交流进程在各民族的教育中占适当地位；（七）最了解本民族文化精华的文艺家、思想家尽责任呼吁原产地的文化生态，并以健康高尚的审美趣味予以加工，向全世界推荐；（八）建立科学的美学理论，寻找能正确评论文化产品审美内涵的美学评价体系。
与会学者指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审美文化要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古代文化的超越；二十一世纪最有前途的中国美学，定将是最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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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为新学说催生
韩钟昆在《为新学说催生》一文中指出：科学贵在首创，在科学领域没有亚军。一个时代的科学进步，得益于科学家的首创精神，谁能提出新思想、新学说，谁就能站在时代的科学高峰。思想活跃是发明、发现的摇篮，假说、预测是发明创造的前奏。最近，《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登了一篇《关于科学、技术与未来，你必须了解的五十件事情》的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科学预测，极为鼓舞人心。不要说全部实现，即使实现一半，也是惊天动地的贡献。新思想产生于科学实验和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科学抽象，产生于“远缘杂交”和学术交流。独居一隅，孤陋寡闻，自我循环，不可能引发思想的火花，促进观念的升华。因此，举办学术论坛，促进学术交流，是萌发新思想、促进新学派诞生的催生婆。而举办青年论坛，更有其特殊意义。青年人最少框框，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人生中最有生命力、爆发力的时期。科协在这方面独树一帜，是它的优势和天职，用劲用到正经地方了。
从历史传统看，我国有过百家争鸣、群芳竞艳的学术盛世，但也有长期的思想禁锢。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两代又大兴八股之风。许多士子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祖述尧舜，宪章（当“效法”解）文武，寻章摘句，述而不作，只是重复儒家的教条，没有鼓励创造性的空气。这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在这股社会风气下，人们常把学术上的苟同当作谦虚，把持有异议当作骄气；把唯唯诺诺当作和气，把据理力争当作书生意气；把假说、想象当作浮泛，而把拘泥于微观试验当作务实。流风所及，使我们的一些工作停止于读书而未能超越；停止于实验而未能升华。科学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遗憾，就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走到边缘，失之交臂，而那些思想活跃者，却能戳破最后一层纸，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中国科学家的辛苦劲是没说的，但创立新说的劲头，比之西方，就差得多了。有鉴于此，我们就要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好的外部环境，我想到了“三个要，三个不要”。“三个不要”是：不要把自然科学思想的探索与政治观念搭界；不要用行政权力支持一个学派，压抑另一个学派；学科带头人也不要在学术思想上搞专横独断。“三个要”是：一要提倡理性思维，加强思辨色彩，鼓励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概括与抽象，鼓励出思想，出学说，出学派，在这方面，稍为“狂妄”一点也可以；二要把学术界弄成一个开放系统，办讲座，办论坛，推动国内外与学科内外的广泛交流，使触发、启示成为科学思想形成的“卤水”；三要积极开展科学评论，让科学家都来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交流、争论、评点中去明辨是非，显幽探微。自然科学界只有摆脱一潭死水状态，才能出现奔腾澎湃的科学洪流，杨振宁“规范场理论”那类或大或小的创见才会源源出现。
（摘自《中国科协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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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出版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至１９９４年６月这段时期里，对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重要文献８２篇，共５０万字。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办所发布的文件、法规、条例等１４篇。突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它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掌握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进一步提高科技知识和科技素质，具有重要作用。（顾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