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笔谈
力戒浮躁写春秋
张魁星
据报载，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４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共出版了近千部，平均日出一部还多。其中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是，不必讳言，相当一部分长篇小说，因其缺少思想力度、情感内涵与艺术功力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品味，无法赢得读者。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是与我们一些作家的浮躁心绪有关。近几年来，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有的禁不住“商海”的诱惑，弃文经商；有的站在“商海”岸边等待观望；有的虽然仍坚持创作，但也或多或少的受此影响而产生了浮躁心绪。
因为浮躁，我们的一些作家没能深深地沉到生活的大海之中。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已被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而现在的一些作家，在深入生活时往往不是“走马观花”，就是“蜻蜓点水”，实际上是“身入”而不是“心入”。如此，作家怎能对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呢？因为浮躁，一些作家难以专心致志地博览群书，难以不断汲取日新月异的知识。翻一翻中外文学史，每一部具有艺术魅力的长篇力作，其蕴涵的知识是异常丰富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９６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个部分。仅“风俗研究”就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六个方面。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因内容博大精深而被誉为“一部形象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史”。试想，如果巴尔扎克和曹雪芹没有渊博的知识，焉能写出如此传之久远的鸿篇巨制。而今我们的一些作家，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文化的优秀精华和层出不穷的新鲜知识，很少有“面壁十年”的读书精神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毅力，因而又怎能掌握创作所需要的丰厚知识呢？因为浮躁，我们的一些作家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有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还未面世，但为了达到“轰动效应”的目的，广告宣传一个接一个，好像一部前无古人的史诗般巨著就要问世一般，而出版后让读者感到的却是深深的失望。事实上，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受到关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创作质量，而不是创作文本之外的什么东西。
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许许多多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亟待我们的作家用浓笔重彩去描绘、去抒写，去讴歌。而创作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并非一日之功，它需要作家具有吞吐万象、洞烛幽微的能力，苦心孤诣的胆气，锲而不舍的恒心，穷形尽相的刻画，巧夺天工的建构等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能克服浮躁心绪，即使具备上述因素，也创作不出优秀的长篇小说。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古为今用”的问题
敏泽
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提出的“古为今用”的原则，至今仍然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和文艺的唯一正确的原则。
所谓“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用历史唯物的观点批判地改造、继承优秀的传统，以促进革命文化和文艺发展思想的一个概括的提法。它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是要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而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并认真地继承这份遗产；同时，我们的学习和继承又绝不应该是泥古不化的，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５３３—５３４页）。对传统文化一要继承，二要批判的总结，其目的，则是为了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古为今用”原则，是创造以马克思主义原则对传统的通变、因革思想的一种继承和批判的改造，以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和文学的健康的发展。
如上所述，“古为今用”的原则，包含着两个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方面。首先是重视对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学习和继承。我们绝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轻视它。因为任何创造，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还没有继承，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
从这一方面说，要重视遗产的继承，就首先必须防止和反对任何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而在这一方面我们都有着丰富的深刻的教训。从现代史以来，我国不仅曾经受到过“西方中心论”的广泛影响，而且，在长期的激烈的战争年代中，学习遗产的问题，也不可能全面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建国以后，面对着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迫切任务，文化和文学艺术研究家虽然自觉而努力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力图运用这一原则去重新认识和分析我们丰富的文化和文学艺术遗产，对之作出新的价值判断，但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贴标签、简单化的倾向比较普遍，而当时指导思想上“左”的失误及其不断发展，特别是后来提出的越是精华就越要批判的观点，使对待传统的以“左”为特点的民族虚无主义日益泛滥。到“文革”时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部文化遗产一夜之间都成了封建主义的“糟粕”，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而深刻的。
正是由于“文革”之后在拨乱反正中对于民族虚无主义的全面的清算，以及对于８０年代中期这一思潮改头换面的出现所做的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古为今用”方针的执行和贯彻。“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得了空前的繁荣，正是和对于这类错误思想的批评分不开的。
正确地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就是要坚持在传统文化研究中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学习文化遗产的同时，坚持对传统的分析、批判和按照时代要求进行新的改造。在对待传统问题上，一概排斥和一概搬用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并非固定不变的、模式化的，而是流动不居，——总是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改造、发展变化的。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今天，按照新的时代要求重新评价、诠释和改造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古为今用”方面，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正是我们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对庄严的时代要求做出的很好的回答。
但是在充分肯定我们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前进中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影响的国家，封建主义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而且是根深蒂固的。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虽然在政治上推倒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但要清除几千年的封建遗毒却非那么轻而易举的。在今天，形形色色落后的封建的陈规陋习在神州大地上的重新泛滥，与我们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和警惕。
这一事实同时也向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即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批判封建主义的流毒，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不能糟粕与精华兼收并蓄，良莠不分，甚至颠倒是非，助长封建落后思想的滋长。而近年来，随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提倡，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古为今用”原则的同时，在少数研究中，却出现了一种很不应该出现的现象：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封建落后的糟粕在“弘扬”的旗号下，尽情美化和讴歌。在近年兴起的儒学热、“国学热”中，人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这类情况，甚至封建迷信的“算命术”也成了“弘扬”的对象，与社会上封建的陈规陋习的泛滥遥相呼应。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
因此，为了正确地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或对于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都是必须进行批判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尊重、学习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传统的重新评价、批判地继承并改造传统的有机统一。二者不可以偏举或偏废。
新时期以来，由于在拨乱反正中人们在对待传统问题上的认真反思和清算，更由于党所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我国的广大文化和文艺工作者，在以马克思主义原则批判地继承传统，或者说在“古为今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人们不仅思想空前活跃，视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开阔，而且在摆脱了“左”的精神桎梏后爆发出了空前的创造性热情，打破了许多“禁区”。从整体上来说，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长足的发展。在传统遗产的研究上，由于正确地坚持了“古为今用”的原则，也反过来从一个方面为改革开放的国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这一点，表现在传统遗产研究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近代史（包括文化史、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方面，按照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求，去重新认识并评价历史，有力地支持并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深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还应该指出的是，对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古为今用”的原则，我们是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理解态度，如以往我们的某些理解那样的。传统的研究，有一些是对当前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国策，比较起来，其“用”更直接一些；有一些其“用”便不那么直接；另一些则看似遥远无用，例如史前史的研究，金文、甲骨、出土文物的研究，但它们同样是一种“用”，而且是一种重要之“用”，或者说“不用之用”，即看起来似乎无用，而实际上却是整个传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样的原则来看，那么我们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在传统文化上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其成就是更加突出的。在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中，都有不少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重视的成果。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的批判继承或“古为今用”的原则，充分重视已往的失误和教训，正视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坚持尊重、学习与批判地吸收、改造的两点论，反对任何偏举或偏废的形而上学，我们在“古为今用”方面，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从而更加有力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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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文学之页
愿将宏愿献余生
——《伊利亚特》和译者罗念生
王焕生
一本装帧精美、雅致的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的诗体中译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该社编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这个译本包含着一位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的心血，是他对自己毕生从事的事业的最后奉献。这位老人便是我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学研究家、翻译家罗念生先生。
罗念生先生１９０４年出生，早年留学美国，１９３３年转赴希腊雅典，攻读古希腊文化。他的古希腊文学的开蒙诗篇便是《伊利亚特》，英译阿基琉斯与赫克托尔作战的故事引起了他对《伊利亚特》的强烈兴趣，在他的心灵里激发起对这部史诗的崇敬之情，从而萌生了将荷马史诗这一古希腊文学杰作翻译成中文的愿望。但鉴于这是一部享誉古今的文学名著，青年罗念生未敢贸然动笔。１９３４年秋回国后，他一面教学，一面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在古希腊文学翻译方面，他心中向往着《伊利亚特》，但主要致力于古希腊戏剧翻译的开拓，仅把荷马史诗作为自己经常翻阅的案头书卷。他辛勤耕耘，日积月累，从而成了我国古希腊戏剧翻译的名家。但即使在这时，翻译荷马史诗仍未被列入他的工作日程。８０年代，先生编选《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约稍后，有出版社约请他编译古希腊抒情诗集，先生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荷马史诗。先生认为，荷马史诗中也有不少出色的抒情诗段落或篇章，甚至可以从中找到古希腊抒情诗发展的源头。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遗体、赫克托尔与妻子安德洛玛克告别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悲剧性场面，也是一些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抒情段落，正是这些段落的感人力量，使得一些人甚至否认荷马的倾向性。先生首先选译了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遗体，从而译出了《伊利亚特》的第２４卷。正是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先生经过实际摸索，打消了多少年来一直存在心头的疑虑，事业心和责任感终于促使他最终立下了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全诗的宏愿。
这时先生已年逾八旬，且身体状况不佳，经常忍受病痛的袭击和折磨，但先生决心已定，矢志不移。先生在基本做完了《古希腊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和对各种旧译稿的清理之后，便集中精力，投身到《伊利亚特》的翻译中去。《伊利亚特》全诗２４卷，近１．７万行，翻译这样一部巨型名著是一件大工程，无论是翻译的量或是质，都是不容忽视，不可草率从事的，更何况它还具有多方面的历史价值，一字一句的翻译都得认真对待。长期的翻译工作使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他的翻译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真、求实、一丝不苟。他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末，先生赴希腊接受帕恩特奥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途中身体不适，抵雅典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回国后继续治疗。翌年春，病情刚有好转，先生便急切要求医生让他出院。回家后的第二天，他便又伏案工作，继续翻译《伊利亚特》。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斟酌，一行诗一行诗地翻译，一卷诗一卷诗地译出、誊抄。蜿蜒的笔迹似乎隐约透露出病魔作恶的阴影。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先生已译至第９卷。确实，先生如果能继续这样不断翻译下去，再有一段时间，先生是可以实现愿望，把史诗译完的。然而，无情的病魔又来袭击他，第１０卷的翻译可以说完全是同病魔的最后拚搏。先生患的是绝症，在翻译第１０卷的过程中，病变扩散，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１９９０年春，先生病情有所好转，获准出院。这时先生是多么高兴啊！他在出院回家的路上兴奋不已，庆幸死神没有把他带走，又给了他时间。他反复念叨，也许再有半年时间，便可把《伊利亚特》译完。于是他又继续第１０卷的翻译工作。一个偶然的疏忽使先生确知了自己的病情，他在３月９日的记述中写道：“日前才知道我患前列腺癌，我的日子不多了，希望能继续用新诗体译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下半部分。”这时他冷静地处理了一些急迫的事情，又继续翻译起来。先生在３月１３日给我的信中说：“自昨起开始译Ｉｌｉ—ａｄ第１０卷的最后２００行，每日可译出三、四十行。”并说：“日前才知道我患癌症，但我很达观。”先生又译出了一些诗行，然而，这些诗行竟然成了先生的绝笔。３月１９日，先生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死神这一次残酷地把先生留下了，使他未能再回家重新提起译笔，实现译完《伊利亚特》的夙愿。
我因所学专业的关系，很早便有幸与先生相识。后来先生力劝我去他所在的单位工作，从此直接接受先生的指导。先生平易近人，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先生在翻译史诗过程中经常与我研讨，沟通认识，因此我们对这部史诗的一些翻译原则是共通的。先生在看到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宏愿后，于医院病榻郑重地嘱我在他之后把史诗译完。如果在这之前，先生一直不顾年迈病重，为《伊利亚特》的翻译焦虑、操劳，那么这时先生的心境反而平静了下来。我感佩先生翻译史诗的忘我精神，感佩先生对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同时深感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希望，虽然自知笔力有限，还是接受了先生的重托。我接过先生的遗稿，继续翻译余下部分，花了约两年时间，将史诗全部译完。
我手捧精美的译本，心潮翻腾，感慨万千，先生留下的不仅是他最后的翻译成果，还有他那赤诚献身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高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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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缘何不见文学
潘凯雄
第八批全国优秀畅销书评选已于日前揭晓，经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优秀畅销书评选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郑重审读评议，７８种读物从数百种候选书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殊荣。
从所公布之书目看，这７８种优秀畅销书包括政治、法律、经济、领袖传记、历史等门类，除去领袖传记稍稍和文学沾上边外，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大众的还是专业的、通俗的还是高雅的）在这次评选中竟然全军覆没、无一入围。尽管和文学一样未能入围的图书门类还可罗列出一二，但文学在公众的业余阅读中毕竟占有特殊位置，此番搏杀却无功而返，这是为哪般？
我不知道此番优秀畅销书评选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但至少有一条铁面无私的杠杠是无法逾越的，那便是图书的发行量：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乃至百万。仅此一条“硬件”就足以将众多的文学作品封杀无赦。有没有发行量大的文学作品？有，但不多。因此，我们固然可以怀疑这次评选也存有遗珠之憾，但从总体上说，更多的文学作品就是畅销不起来，这又是为哪般？
在这７８种优秀畅销书中，绝大部分属实用性、工具性较强的一类，而文学作为一种偏于精神享受的门类显然与实用尤其是极具现实功利性的物欲实用无涉，因此，在一个偏重物质实用的时代中，它的倍受冷落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尽管如此，木讷如我者还是禁不住要追问：物欲实用果真能全部泯灭人们的精神需求？人们在追功逐利的忙碌中难道不再需要精神的慰藉了吗？其实未必。论市场经济，论实用功利，美国比我们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那里的畅销书排行榜常常是由文学作品独领风骚。因此，文学作品在优秀畅销书评选中的落第，其缘由除社会时尚之使然外，是否也有自身的不足？扪心自问，三省吾身未必多余。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观念上或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而淡化其愉悦功能，或两者的结合显得生硬造作，读这样的作品自然不如去读那些实用性、工具性强的读物来得实在。而当人们终于意识到愉悦的重要时，却又滑向另一极端，或生编乱作，或粗制滥造，试图凭借低劣的媚俗来迎合取悦读者，读这样的作品，既无法获取知识，也享受不到灵魂的净化和情感的娱悦。当然，还有畅销书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这一切的综合导致了中国迄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畅销书和文学畅销书作家。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为文学的冷销和落第而悲天悯人，实实在在的办法还是莫过于从头做起，拿出自己堪称真正优秀的畅销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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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回首春秋看到了什么？
——读韩静霆的长篇小说《孙武》
周政保
史籍之于孙武的记载实在是太少。在这般情景下创作以人物为主干的长篇历史小说，对于著家的考验便显得格外严峻。值得提及的是，韩静霆的长篇历史小说《孙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这样的以刻画人物为宗旨的作品，其意义还不止于仅仅依据可能的史籍素材推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兵圣”形象，更重要的是如何经由孙武的故事，最终传达出一种既与古代人物相关，又对现代读者富有启迪意味的思情蕴涵……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孙武》的文学价值。
就整体而言，《孙武》的描写大致吻合史籍提供的框架，但最终使《孙武》成为小说的原因，则在于作者的观照眼光、作者的艺术想象力、作者的传达方式，以及这三方面与史籍提供的相辅相成、相融相谐。很明显，作者的想象力及传达方式在补填空白、丰满人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的，但更值得一说的是，作者的观照眼光对于孙武这一“兵圣”形象的刻画、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性意义。所谓“回首春秋看到了什么”，便与作者的观照眼光相关，而作者“看到了什么”，将直接涉及到读者可能从小说中“看到了什么”。
不难感受到，《孙武》的作者是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来回眸春秋历史及审察孙武的。不言而喻，我们读《孙武》这部小说所看到的，不仅是活生生的“兵圣”，而且是广阔历史地平线上的诸侯相争、群雄逐鹿；特别是小说通过孙武的刻画，对宫廷内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审美阐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间的揭示既属于古代、又属于现代，拥有一种广义上的“春秋”意味。尤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作者有意无意地批判了穷兵黩武的好战精神，在展示极为丰富的古代政治军事文化风景时，凸现了小说家相当敏锐的理解能力与精到的鉴别眼光。
《孙武》的成功，当然主要在于孙武这一人物形象的个性创造。在史籍记载如此贫乏的景况下，设计孙武的个性走向及其丰富内涵，主要来自小说家对于历史背景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对于那部６０００多字的《孙子兵法》的竭力透视，可以说，前者是基础，后者则是一把开启孙武内心世界的“金钥匙”——实际上，“兵圣”之所以是“兵圣”，孙武之所以是孙武，这部“百世兵家之师”的古代兵法大全，便含括了他的全部情感脉络与精神可能性：他的才华、他的忧虑、他的善良、他的冷酷、他的优柔寡断、他的坚定果断、他的战争观、他心目中的关于战争的最高境界、他那难以克服的内心矛盾……可以想象，在《孙子兵法》的字里行间，就站立着一位不朽的中国古代军事家塑像；那么，怎样才能使“兵圣”的“塑像”真正活起来呢？重要的还是孙武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一系列有意味的具有浓重虚构色彩的人物关系描写，不仅敷衍了故事的发展而且使以孙武为中心的人物群体的个性刻画获得了实现。
《孙武》的成功，为古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在突破史料局限及就事论事模式方面，迈出了相当有效的一步。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新著
文学价值论的研究
童庆炳
对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见到自己写的字，变成那一行行的铅字更令人欣喜的呢！当然，我不是说只要出版就一定好，我是说要出高质量的书才好。李春青的这部《文学价值学引论》就显示了他对学术质量的执著追求。
价值学是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个哲学分支。将文学价值作为研究对象，在西方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文学价值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文学价值学的对象很广，涉及到作家的创作、文本形式、读者接受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在文学研究中，文学价值处于诸因素交汇的位置。因此文学价值学作为研究文学的独特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迄今为止，它本身的价值在文艺学界尚未得到普遍的重视。
“价值”原本是一个经济学、哲学的范畴，因此在研究文学价值时，首先也必须从哲学层面上予以辨析。此书的上篇，就是从哲学的层面上对文学的价值的基本特性，对伦理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关系，对文学符号、意义与文学价值的复杂联系等问题，予以深刻的阐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独到见解。本书作者认为，正如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复合体一样，任何文学作品也都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复合体，这是文学价值的二重性。作者十分准确地抓住了文学价值的这种二重性，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对文学价值二重性的揭示，可以避免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的偏颇：或是只讲文学的“自我表现”，只强调文学的个体价值；或是只讲文学的社会功能，只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学价值论的研究因要考虑到文学的各种因素，它比其他视角的研究要全面一些，这是它的优长之一。李春青的书把这一点揭示得那样清晰和深刻，充分显示了文学价值学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此书的中篇，作者尝试用心理学的观点考察文学价值问题，这是作者的别出心裁的创造，同样是十分有意义的。心理学与价值学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学科，在现代西方心理学界，有些学者将价值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中，例如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两个学科相互渗透，这是极有意义的开拓。但在文学研究中，用心理学方法解释价值问题还是新的尝试。此书对文学价值的历史生成，对创作心理的冲动的价值维度，对艺术情感价值的生成，对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角色意识的关系，以及对悲剧价值、喜剧价值等等，都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合理的深入的探索，这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此书的下篇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考察，目的是印证上、中篇提出的基本观点。但作者在具体展开的论述中，就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研究，也有不少新的独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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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新增广贤文》在广州问世
由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学会组织编写、邬梦兆任主编的《新增广贤文》日前在穗问世。该书在旧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写，保留了其现在仍有教育、借鉴作用的句子；改造部分句子，赋旧句以新义；增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言；增补了有积极意义和长远价值的古今名言；另外还有编者自己创作的句子；剔除了旧本中宣扬封建思想的内容。全书共分引语、立志、求知、修身、齐家、处世、结语七个部分，共７５０句，４０００多字。（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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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碑魂》研讨会举行
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四川日报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的李太银的长篇小说《碑魂》作品研讨会日前在成都举行。（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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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纪实文学《极地苍凉》出版
刘一达的长篇纪实文学《极地苍凉》，日前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全书反映了当今社会各层次人物的复杂心态，揭示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和鲜为人知的内幕，对于人们了解当今社会是不可多得的资料。作者对所反映的社会现象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分析，透过这些隐情的揭示，能引发人们深刻的思索。（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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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出版
杨曾宪的《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探索美的本质的学术专著。作者通过“美在哪里”、“美是怎样”和“怎样为美”三个问题对“美是什么”进行了探讨。（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