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主席想念延安人民
——回忆一段往事
土金璋
１９６４年６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报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后，我们一行１２人，由我带领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
时值盛夏，万木葱茏，我们到了北京心情格外愉快。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报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
７月２日下午３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４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因到延安时间短，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报不好。因此，我建议说：“我们一同来了１０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汪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当时在我脑海里就映出４年前（１９６０年）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工作时，和毛主席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和谈过话的情景，特别是一天上午在国宾馆１２号楼大客厅的一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当时，主席坐在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小沙发上，主席叫我也坐在大沙发上，长时间拉着我的手，和蔼亲切地笑着，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陕西淳化县，原陕甘宁边区赤水县人。”主席说：“赤水县就是淳化县和原三水县（后改为旬邑县）的各一部分。”主席又讲到旬邑县的职田镇、崔家河、土桥镇，淳化县的马家山、通润镇、爷台山等地，以及原陕甘宁边区的这两个县与国统区边境线上的村、镇。毛主席由西北讲到东南，提起这些村镇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可见主席记忆力强得惊人。
６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７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由于我事先未告诉大家主席接见的事，大家听了不要外出的消息，立刻议论起来。有的说：“明天可能有重要报告。”有的说：“可能是什么重要会议要咱们去参加吧！”延安党校校长黑振东同志说：“我看怕是毛主席要接见咱们延安来的同志吧！”说到要和毛主席见面，大家异常兴奋。黑振东同志夜晚睡不着觉；有的同志买了新衣裳，有的同志买新皮鞋，有的同志一整天不离开招待所，有人出去理发也要说清楚在哪个理发馆，怕耽误了良机。
７月７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又来了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拿起了听筒，同志们都把我围了起来，大家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屏声静气地看我的表情。我放下听筒后，立即激动、大声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延安人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大家先是一愣，顷刻猛然醒悟过来，都兴奋地欢呼跳跃着。大家在自己房子眼巴巴地瞅着钟表，恨不得把指针拨快一点。同志们急切地盼望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５点钟，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从招待所大门驶进，服务员同志礼貌地来到我们坐等的小会议室，兴奋地说：“中办来车接延安的同志们。”黑振东、张茂远、刘克廉、黄高谦、冯芝桂和我等１２位同志立即上了车。
小面包车在奔驰，大家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致，一颗颗焦急的心已早早飞到人民大会堂，飞到毛主席身边。当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主席正在接见外宾，很快就要来了！”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６点２０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汪东兴同志带我们到湖南厅前厅。蓦然间，我们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又惊又喜，只见主席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履向我们走来，汪东兴同志上前告诉主席：“延安同志来看望您了。”主席听到后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第一个和主席握手，我仔细地端详着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宽阔的额头，温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无一不显出伟人的风采。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我激动得心呼呼直跳，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汪东兴同志介绍说：“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由于我和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几次面，这时主席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连声说：“不，不，不。”汪东兴同志忙作解释说：“金璋同志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因延安这几年外宾去的多，陕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主席听罢，一边点头一边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我说：“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主席慈祥地笑了：“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们都在延安工作吗？”我介绍说：“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党校工作。”主席又问：“延安现在怎么样？”我说延安有不小变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我接着又说：“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这时，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远处，缓缓地说：“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听到主席这番话，大家心中一热，热泪几乎从眼眶里涌流出来。接着主席又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主席周围。不少同志同主席握了几次手。这时汪东兴同志走过来对主席说：“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像。”主席笑着说：“好！好！大家照个像留念。”同志们又热烈的鼓掌起来。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以至于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冯芝桂同志还未将双手放下。照完像，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别，同志们对主席说：“祝愿主席身体健康。”主席也笑着说：“好！好！谢谢大家。”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毛主席，主席一边招手一边说：“谢谢你们。”
第二天上午，我们１２人在招待所开了个谈感想座谈会，每个同志都滔滔不绝。说不完的感想，谈不完的体会，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一句话：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主席对延安和延安人民的关怀。
这真是终生难忘的一幕啊！过了几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送来了１６张放大的照片，传达了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除给每个同志一张外，西北局、陕西省委、延安地委也各给一张，给了我两张。黑振东同志把他那张照片放在房间的桌子上。招待所的服务员一面惊奇地看照片，一面羡慕地说：“你们延安人就是特殊，我们住在北京还没有和毛主席照过像，你们刚来北京几天，就见到了毛主席，还合了影。”黑振东同志得意地说：“延安就是不一样嘛，是党中央、毛主席住了１３年的地方嘛！”
当时，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正在北京医院住院，我们把毛主席接见的情况给他做了汇报，他看了我们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后说：“照片上主席这样满面笑容，这样高兴，看来主席可能要回延安一趟。恐怕要做些准备，你们回去给省委、延安地委汇报一下。”按照张德生书记的指示，我们当即打电话，向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作了汇报。
后来，据说毛主席准备先到井冈山，然后再回延安。１９６５年５月，毛主席回到井冈山，由于国事繁忙，加之国内外形势的骤变，毛主席回延安的愿望未能实现，成为主席生前的一件憾事。
这张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一直挂在我书房里，它伴随我度过了３０个春秋。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上挫折和不顺心的事，我便会情不自禁地凝视着那张照片，凝视着毛主席那亲切的目光和慈祥的面容，于是我的心中就产生了一股热流和力量。（附图片）
１９６４年７月７日，毛主席接见延安干部并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土金璋。新华社记者摄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毛主席联系群众二三事
沈同
毛主席是全国人民拥戴的领袖，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非常热烈的欢迎。人们一见到毛主席，如同见到亲人，精神倍增，亲切异常，问寒问暖，拉家常、谈生产，越谈越亲切，话总也说不完，这样的事，在农村屡见不鲜。但是，进城之后情况就复杂了。每当毛主席出现在群众活动场合时，人们都想见到毛主席，蜂拥而至，围作一团，以至秩序大乱阻碍交通，常出事故。
１９５３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工作时，正值春节假日。他去看病号回来的路上，顺便上了蛇山，被游览的群众发现了，大声欢呼“毛主席来了！”人民多么想亲眼看看自己的领袖啊！霎时间，从四面八方向着毛主席潮水般涌来，离远的要靠近些，靠近了的又要握手，握着手不放还要谈话，一谈起来就不想离开。前边的人不离开，后边的人一个劲儿向前拥挤，互不相让，一时秩序大乱，人越聚越多。毛主席和随行的同志在人山人海中，被挤得东倒西歪，进退不得。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被挤在人群中，急得无可奈何，幸亏他和铁道部的武竟天副部长体格魁伟，身强力壮，和随行的其他同志一起围护着毛主席，才未被拥来的人流挤倒。许多人的鞋子、帽子、眼镜、自来水笔等等，都被挤掉了，还有的人被挤伤。
１９５８年８月，毛主席在天津视察工作时，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回来的路上，顺道进了正阳春饭馆吃饭。主席想了解一下饭馆的情况，一下被群众发现了，连声高喊“毛主席万岁！”随着呼喊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看毛主席，把饭馆围得水泄不通，人潮一层又一层，到处拥挤着来看毛主席的人群，一时万人空巷，街道被阻塞，秩序大乱。前来维持秩序的同志，一边疏散人群，一边把广播喇叭捆到电线杆上呼喊，但还是不起作用，谁也不听疏导者的劝告，人们就是要看毛主席。主席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举手和欢呼的人们打招呼，群情激动万分，欢声雷动，此起彼伏，连续不停。看不见主席的人群往前挤，看见了主席的人们也不愿离开，还要多看几眼，连前来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挤着看毛主席，一直把主席围在饭馆里几个小时。
前苏联的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我国访问时，毛主席到机场去迎接，一同乘车来中南海。当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被欢迎的人群挡住了去路，群情激动，欢声震耳，人如潮涌，转瞬间汽车就被包围在人的海洋中，阻断了交通，无法走开，后来在大量警察组成的人墙夹道中才挣脱出来。
毛主席在上海参观工厂，工人们自动停工来欢迎毛主席，里三层外三层，把毛主席包围在中间，不停地握手、欢呼，说话都听不见，更无法参观……此类情况不计其数。毛主席几次回来，写字时都说胳膊疼，无法统计毛主席和多少人握了手。
这种情况，使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警卫人员叫苦不迭。每当主席可能遇到群众的场合时，大家都有些发怵，工作紧张，心情不安。有人说，今后这种场合能不能请毛主席回避一下呢？可这是关系到领袖与群众的大问题，雷打不动！究竟如何是好呢？同志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时间一长，毛主席发现了工作人员的不安情绪。他风趣地说，让蛇咬了一口（指上蛇山），见了麻绳也害怕得要命。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呀，人多了要出乱子，是因为没有组织嘛！有组织的千军万马能打胜仗，但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就是人数不多，也会闹出乱子来。群众一定要有组织，你们要善于组织群众，有组织的群众，就是一支有纪律、守秩序并且大有作为的坚强队伍，坏人也搞不乱它。国庆节我们在天安门前阅兵游行，十几万人的群众队伍，组织起来还不是井井有条。组织群众是一种艺术嘛！你们要理解群众，关心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学习组织群众的艺术。
毛主席一语道破天机！同志们思想开窍了，于是都来学习研究组织群众的艺术。实践证明，群众一旦有了组织，人心齐，步调一致，办事快，效果明显，少出事故，大家都高兴。
毛主席很愿意接近群众，接见群众的事接踵而来，且范围越来越广，接见的人也越来越多。凡是中央各部门在北京召开的各种全国性的会议，代表们都纷纷要求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说，大家革命半辈子，现在革命胜利了，还没见过我们领袖的面，实在遗憾！并且都希望同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照个合影留作纪念。毛主席同意了。于是不管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多么忙，有的把正在做的事暂时放一下，也要同毛主席一起来接见会议的代表们，让大家如愿以偿。
我们为了组织好这种大型会议众多代表的接见，积极改进“组织群众的艺术”。每当接见之前，主动把代表们请到中南海，先请他们参观肃穆雅静的中央开会的会场怀仁堂，然后到后花园的草坪上排好接见的队形。为此，又特制了专用梯架，每个四层高，可容纳２０人，把这些梯架围成一个很大的弧形，请大家各按次序就位，并约法三章，一切行动听指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按时一同前来看望大家，绕场一周，时而同代表们握手言笑，时而问长问短，向大家点头招手、问好。代表们见到这么多素日只是闻名却从未谋面的人民领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言谈笑语，真是喜出望外，一直兴高采烈，都非常激动，最后合影留念，直到目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频频向大家招手退场，大家才恋恋不舍、满面春风地谈笑着结队陆续退场。整个接见过程，始终彬彬有礼，井然有序。时间一长，我们感到，中央有时在北京同时召开几个全国性的会议，全体中央领导同志每次都要同时出席有困难，也影响工作，于是便设法把几个会议的代表同时请来，集中在一起，分组列队，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依次分别接见。这样做，虽然同时有几个会议、几千人的队伍，仍然是秩序井然，中央领导同志和代表们如愿以偿，皆大欢喜。
当毛主席偶然出现在群众场合时，我们对没有组织的欢迎群众，也随机应变及时进行适当的组织。有一次，毛主席在山东地区视察农田，行进途中临时停车，去察看麦田，他信步走到村边一个大食堂外，正遇上地区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们吃午饭。有个同志看见了毛主席，大喊“毛主席来了！”就往食堂外跑，立刻食堂轰动，碗筷桌凳和着人声响作一团，人人都想跑出来迎接毛主席，我跑进食堂，拦人拦不住，说话没人听，灵机一动，信手拿起两个菜盘子用力一碰，发出一声怪响，把盘子碰个粉碎，顿时惊得人们鸦雀无声，我乘机大声说：“同志们，毛主席来看大家，请注意礼貌，都在自己的饭桌前不要走动了！”大家听了很高兴，立刻回到饭桌前热烈鼓掌，向毛主席问好，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毛主席向同志们招手致意，走到代表中，看了大家吃的饭菜，询问起生产和生活情况。大家纷纷向毛主席表示搞好生产的决心，希望毛主席再来察看他们的丰收景象，毛主席非常高兴。
回到车上，同志们都说“组织群众的艺术”行之有效，但是毛主席批评说，打坏了人家的饭碗要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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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林基洲同志
杨振亚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同志走得太突然、太早了，以至于在他逝世约一年半的今天，我总感觉他好像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还在编译局那间堆满理论书刊的办公室内全神贯注地写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和理论研究，我则从事外事工作。因是同乡、同学、老战友，每次见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
他对编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倾注了全部心血。《列宁全集》出版后，他邀我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整齐排列在书柜的这套六十卷巨著，充满喜悦地说：“这项大工程总算完成了，真不容易呀，全卷三千万字，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了，我看我们自己编辑的这套《列宁全集》远比苏联的那套好！”他为编译局同志辛勤劳动的这一巨大成果，深感自豪。据了解，这一宏大工程，从总体设计到撰写各卷前言，实际上都是由林基洲负责的，也是他最早倡议和主张自行独立编辑《列宁全集》新版的。
他对极左思想干扰和破坏理论研究深恶痛绝，多次对我说，本来理论是来自实践，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充满生命力的，可是极左思想却使其变成干巴巴的教条，甚至成为打人的棍子。这样，人们对理论失去兴趣，理论也难以发展。我觉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前后，他异常兴奋，思想活跃，深感这下理论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了，自己也更加抓紧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忘我地工作。他认为，我国理论研究落后于实际，还远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应加倍努力，迎头赶上。
熟悉林基洲的同志都知道，他忘我地工作，牺牲了正常的休息、文化娱乐和家庭生活，连难得的星期天他都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度过的。我多次劝他要注意休息，星期天还是放下工作，调剂一下生活，并以年龄增大为由相互督促互勉。他却笑嘻嘻地说，平时机关里杂事干扰多，星期天最清静，一个人安心工作，效率最高，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老习惯了，难改！再劝他，他说，那好，我们找地方聊聊天，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嘛。
他把个人名利看的很淡，常说最讨厌的就是官气和不正之风。他作风朴实，生活简朴，不懂得什么是享受。他告诉我，自己不是没有钱，而是不会花，饿了到小饭馆吃碗面条不是满好嘛，用不了几个钱。他出差看到有些地方大吃大喝、挥霍讲排场现象回来就一肚子气。
他把自己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党的事业。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不可多得的好同志、好战友、好党员林基洲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