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文化经济学的崛起
程恩富
一、文化经济学的产生
目前，西方学术界出版的有关经济和文化的著作，都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生着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的出土。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为配合经济发展而先后开展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管理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研讨了文化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如《文化经济与文化管理》等，而且，作为分支学科的教育经济学、艺术经济学、科技经济学等不断涌现，又为系统的文化经济学奠定了研究基础。除了理论来源之外，经济实践也催促文化经济学的诞生。经济结构的调整日趋增大文化的含量（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和信息），市场经济日趋推进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作为社会两大系统的文化与经济，其各自发展有着内在动因和独立性，在整个“文化经济链”中，它们保持着“脐带关系”，即经济对文化具有奠基性，文化对经济具有前瞻性，并在交互作用中同步扩展。正是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有力推动下，我国文化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才得以正式形成。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经济学考察的对象有几种主要表述：其一，它是研究文化领域利用经济规律的形式、内容、特点及社会的文化需要与物质基础相互关系的科学。其二，它是一门分析文化领域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不仅要从经济学的观点开展对文化经济的整体研究，而且要从文化领域的各个部门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例如电影经济、戏剧经济和出版经济等。其三，它是指通过研究文化投资的数量、分配、使用和经济效益，来研究文化适应和促进生产发展的水平、速度和规模。其四，它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以研究文化活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及文化发展规律为对象的。这些表述和概括的侧重点有较大的差异，但基本的精神还是具有共性的。简言之，文化经济学要以文化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关系为对象，科学地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我国学术界提出以下三种设想：第一种，主张依次阐述文化艺术事业在社会发展中地位、文化产品属性、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关系、文化生产目的、文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及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文化资金运动和文化经济政策。此外，对文化企业、文化市场、以文补文、文化产品成本和价格、文化管理体制、对外文化关系等也应作探讨和概括。第二种，论述文化经济学对象和作用、文化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经济管理的任务和原则、文化和经济的联系、文化投资、文化经济计划和文化体制、文化经济信息和价格管理、文化经济效益、补文助文活动的经济意义。第三种，提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应由下列几个方面构成：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文化产品和商品经济、文化活动经济效益及其指标、文化的社会经济功能、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比例、文化消费和社会消费结构、文化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文化和未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文化经济管理及体制改革等。
目前，文化经济学属于初创阶段，各种体系结构的设计可以百花齐放，不过，其基本内容应包括五个方面：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资源配置角度阐明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及其规律；从流通角度阐明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其价格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从微观角度阐明文化劳动生产率、文化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文化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宏观角度阐明文化发展战略、主要比例关系和经济调控问题，并提出重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经济管理体制。
三、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
随着社会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活动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文化生产将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是包括文化事业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显然，文化经济学的发展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化经济学揭示了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一方面，文化建设能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从根本上规定着文化生产的性质和方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从总体上制约着文化建设的状况。在深刻把握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演化和同步前进的互动互制关系之后，可以使人们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正确认识文化事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提高社会各部门对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
文化经济学通过探讨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文化供求、文化投资、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价格、文化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文化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科学地分析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阐明社会主义文化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这有助于广大文化管理干部深刻认识文化领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增强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推进文化事业的改革开放进程。
文化经济学强调综合国力众因素中文化资源的最优利用，坚持以文化市场为中心组织文化经济活动，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这对于提高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水平，以最小的成本向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精神产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化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繁荣经济科学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分析，这对于文化生产只占极小比例的近代社会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文化生产日新月异和比重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来说，显然是不足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扩展到各个文化领域。而文化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既为经济学苑开辟了一个新空间，增添一门新学科，同时又为政治经济学的拓展和充实奠定了研究基础，从而对整个经济科学的不断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那末，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文化经济学的大思路是什么？首先，要明确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小文化”经济学只研究文学、艺术，实质上是文艺经济学。“中文化”经济学把研究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出版社、书店、文物、博物馆等。“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但不包括医疗卫生。如何将不同范围的研究给予科学的命名，是需要统一的。其次，要区别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使二者相得益彰。前者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后者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等。再次，要不断完善文化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和学科体系。既要引进一般经济学的范畴，又要创造反映文化经济领域独特性的新范畴。最后在建立文化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既要科学地反映国家对文化经济领域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又要认真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反映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和机制。这是完善文化经济学及增强对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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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西方新发展理论在悄然兴起
周穗明
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人类的发展观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演进的。当代社会目前正处于发展观急剧转变的关头。６０年代末以来，由于东西方冷战，南北冲突，环境污染，人类面临空前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意识到：进步不一定带来发展，经济增长与富裕不一定带来幸福。尤其８０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发了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危机的严肃思考。进入本世纪末最后一个十年以来，西方传统的发展观遭到了全面挑战。
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它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是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强化了人对自然界的干预，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也加快了环境破坏的速度，迫使人类为经济增长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３年，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ＧＮＰ为中心的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观。８０年代末以来，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简称ＴＯＥＳ）创立了新经济学——“生存经济学”，它的经济发展观是所谓“持续发展观”。它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地球。ＴＯＥＳ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已使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走入绝境；新经济学所指的发展是有别于现行经济模式的“另一种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重视生态上的合理性，与自然协调的积极的发展；改革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及社会权力结构等。ＴＯＥＳ宣称：“生存经济学”是与２０世纪末期的科学、技术、价值和观念相一致的经济学方法。
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发展观建立在力量与财富的基础上，以军力、国力、ＧＮＰ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和尺度，是一种以“实力”衡量发展水平的理论。它缺乏生态观念，基本上不考虑政治、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８０年代以来，所谓西方“绿色政治学”异军突起，它也就是生态政治学，是一种维护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政治学。它的发展观要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否定对自然资源和原料的掠夺，反对破坏性地干预自然界，主张建立一种立足于人类利益和全球安全的新政治思维。
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对“现代化”理论的重新解说。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于５０年代发展中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冲动之中。该理论遵从经典社会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把世界的现代化看作是“西方化”，特别强调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速度的作用。７０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受到了拉美的“依附理论”和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实是一个被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断依附化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则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已经产生了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未来。它们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方法和“西化”模式提出了批评。
自７０年代创立以来，西方对未来学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进步。７０年代，罗马俱乐部曾提出过“增长极限论”，它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理论，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有力地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为人类认识未来与发展开辟了一个新角度。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开始了跨学科的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和行政等多方面进行发展问题的探讨，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综合发展观”的出现。１９８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尔后，系统学家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以及自然协调等发展新概念。概括起来，未来学的综合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多方面因素综合的过程。
９０年代以来，西方未来学家提出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旧的工业生产方式走到了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依靠土地种植和深挖地球资源，只有主要依靠挖掘自己的智慧维持。这将导致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人们称这种文明为发展的“生态化”。它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价值取向、以生态学的系统观为指导、以人的智力资源（以及由此延伸的庞大的信息产业）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正在西方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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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梁启超传》在学术上的新拓展
周乐群
最近读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喜所和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颇有所得。这部专著以信而有证的史料，富有哲理的释论，再现了梁启超一生政治上的追求和文化上的建树。尤值得称道的是，该书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将高深的学术研究以浅显优美的文字娓娓道出，把梁启超的研究推到了一个较新的学术高度。
梁启超的政治倾向，是学术界多年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出现了不少新观点。该书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考证辨伪，分段探讨，综合考察，对十多个有争议的观点，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梁的阶级属性、戊戌变法时所依托的阶级基础、其和康有为的一致性和分裂的原因、其与革命派论战的客观评价、与袁世凯的关系、护国战争的表现、晚年思想为什么变异、梁启超一生的主线、为什么多变等等，该书都有深入的评判，让人信服。例如对于梁启超多变的问题，作者认为，固然可以从其阶级性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中去找答案，但还有深刻的思想政治原因，特别和梁启超追求的改良主义始终不变有因果关系。从理论上讲，改良本身就是一矛盾的结合体。改良主义一方面要突破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传统，维护旧政权。在强调破旧的时候，有很大的进取性；在要求保存旧事物、反对革命的时候，又表现出极强的守旧性。所以，只要奉行改良主义，就处于左右摇摆的多变之中。梁启超一生就置于这种无法自拔的矛盾境地。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始终不变，决定了他实施过程中的多变。这种学术创新，富有启迪意义，是梁启超研究中的新突破。
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是为其作传的一大难题。因为梁启超知识面广，于古今中外思想文化无所不通，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科学地评论他的学术文化思想，决非易事。可贵的是，作者知难而进。一是将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分青年和晚年两个时期集中论述，并与同时期世界和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梁启超学术文化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注重其文化源渊和知识结构的探讨，从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学的输入两方面探讨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内涵，画龙点睛地论述其独具的特色；三是吃透梁启超的学术观点，在客观而准确地评述梁启超的看法中，表明作者的见解。这种处理，不仅将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还其本来面目，而且有较高的研究性和学术意义。书中关于梁启超的史学、文学、哲学、佛学、经济学、法学、学术思想史、文化学、教育学、图书文献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论述，皆有新意。
梁启超的个性和气质，是该书刻意研究的又一方面。作者根据梁启超的家庭背景、文化修养、社会交往、思想追求、业余爱好和广东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解剖了梁特有的“情”和“欲”，论述了其独具的性格特征，并结合梁一生的活动，顺乎自然地分述了其性格在不同时期的展现。梁启超的多情、多欲、多思、多才，书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作者根据梁启超给夫人、儿女及亲朋好友写的上千封信，评述了其爱情生活、家庭关系及与子女的亲情，让读者较真实地了解了梁启超的日常生活。这种学术开拓，对走出目前人物传写作中的困境大有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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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预测思维
顾杰在《预测思维——科学决策的灵敏天线》一文中指出，凡事都在发展中，预则立，不预则废。决策是对未来行动所作的设想，是事情发生之前的预先分析和抉择，必然有明显的预测性。正如灵敏的天线能使人们获得清晰的电视图像一样，只有竖起预测思维的灵敏天线，才能使现代领导者的决策更加清晰、准确和科学。所谓预测性思维，也可称超前思维或科学预见，是一种思维指向未来，超越事物实际进程的思维方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思维过程发生于思维对象实际变化之前，也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所判断或预言。科学预测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依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对客观事物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进程和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或预言。但是，科学的预测性思维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刻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其一，它是依据事物的质量互变预见未来的。由于每一事物都有保持自身性质的数量界限，人们便可由量变预测到它的质变。
其二，它是依据事物的多种可能性预见未来的。由于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科学预测就是努力揭示多种可能性，努力使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其三，它是依据事物的连续性预见未来的。世界上每一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的链条之中，这就使得人们能够从追溯过去中预见到未来。
其四，它是依据事物的相似性预见未来的。客观事物虽然千差万别，互不相同，但只要发展程度相似，内外条件相似，其未来的发展也可能相似。不同事物之间，只要具备了相似性，就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已知过程及其相应变化结果，预见未知过程及其相应变化结果。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推出的“经济特区”以及各种试点办法，实际上就是依据事物的相似性，通过模拟试验预见未来的决策方法。总之，预测思维是决策的内在要求和先决条件，对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摘自《领导工作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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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一部多卷本日本史著作出版
一部由吴廷璆主编、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十余名学者共同撰写的三卷本《日本史》巨著，日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迄今出版的最大部头的日本史研究著作。该书借鉴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所突破。如对邪马台国的位置、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锁国的历史影响、日本文艺复兴、明治维新的性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诸因素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的论述。该书还有以下几个特色：一、重视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论述尤详。二、增加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三、多角度全方位反映日本史各个时期的面貌。四、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对两国间“不幸”的历史，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进行公正的评述。 （陈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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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陕甘宁边区史》出版
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研究所研究人员编写、雷云峰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已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的史书。它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列入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系统了解和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而且对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