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可敬的“傻支书”
——绍兴县三位村党支部书记访谈录
本报记者郑梦熊袁亚平
金秋时节,记者访问了我国“百强县”第10位的浙江省绍兴县。这几天县里正在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忙于传达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县委领导同志建议我们先下到村里看看,说那里有一批被人们称为“傻支书”的农村基层干部,品德高尚,事迹感人。
于是,我们走访了三个村。这三个村过去都很穷,后来“请”来了三位“傻支书”,几年时间面貌大变:村级经济连年大发展,农民年人均收入达4000元左右,部分农民住上了面积二三百平方米、造价二三十万元的别墅式小洋楼。
下面是三位“傻支书”的谈话记录,请读者看看,他们究竟傻不傻?
张国祥:
不恋繁华大都市
甘回穷村苦创业
40岁的东浦镇炬星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祥,是从上海“请”回来的。他说:
那是1983年,我是镇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上海承包工程,手下有2000多人。工程越搞越大,收入越来越高。后来我个人的年收入大约有三四十万元。我在上海造了五间两层楼,面积300多平方米,住得舒适、宽敞;还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和两辆卡车,用得方便、顺手。妻子在身边,两个孩子在上海读书。收入多,生活好,我打算在上海长住下去。
有一天,镇党委书记来到上海,请我回村工作。我一听呆了,思想斗争交关激烈:一边是生活了10年的繁华大都市,一边是生养自己的贫穷小村庄。是留,还是回?对自己是个不小的考验,一下子回答不出来。可是,镇党委书记不松口,又多次来上海,动员我回村把家乡建设好。最后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再说,我是本村人,已经在外赚了些钱,应该回去为父老乡亲办点事。
1992年6月,我低价卖掉了上海的一所楼房和两辆卡车,开着轿车回老家。到了村一看,比我想象的还要差:车路不通,自来水没有。房屋破旧,村干部无钱发工资。全村欠债73万元,180多户人家90%以上的都欠债。
我过惯了城市生活,乍一回村,真还不习惯。但我决心已定,再苦也要干。在回村的第一次党支部会议上,我对村干部说:“我既然回到村里当党支书,就甘心吃亏,第一年分文不取。”
接着,我个人还拿出了10来万元,给村干部发工资,给村民还欠债,给银行还利息。我那辆桑塔纳轿车,无偿地给村里用,我还自掏腰包,支付司机工资和汽油费、养路费、维修费。
不发展经济,改变面貌就是一句空话。我通过各种关系,与杭州汽配厂联营办了一个汽配厂,与宁波皮件厂联营办了一家软箱厂。这两家厂总投资600多万元,各方出资,亲友筹资,我个人又拿出32万元,无偿供厂里周转。
村办企业越办越好,到1994年底,村里的工业产值达2300多万元,利润达109万元。这一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680元。
镇里根据经济效益考核,这两年要奖励我20.3万元。而我这两年仅仅拿了2万元,其余全贡献给了村里。
有些人说我“傻”,付出了这么多,还不拿应得的奖金。我说,这是因为村里还穷。我如果拿10万元,下面的干部就要拿5万元。我少拿,整个村可少付几十万元。这样,一是干部威信提高了,二是村民受益了,三是集体经济增强了。
我平时早上7时就上班,一天忙到晚,夜里还要开会商量工作。村里村外,大事小事,都来找我,酸、甜、苦、辣都尝够了。
你们问我为什么乐意这样干?人在世上,总要为人民做点好事。既然干了,就要干下去。钱多少无所谓,只要生活好过就行了。你能够真心为人民办点好事,人民世世代代会记住你!
孙炳浩:
不受高薪三十万
淡泊金钱身外物
齐贤镇珠一村党总支书记孙炳浩,是从镇办企业“请”回来的。他说:
过去,我在镇办企业当供销员,一年收入达2万多元。
而我出生的珠一村,穷得叮当响,村里50%以上的农民外出拣破烂。这个全镇最落后的贫困村,被人称为“破烂王”。
1984年12月,镇党委书记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回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我想想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光为自己,要“共同富裕”。我表示愿意回村。
可我的母亲不答应,说:“蛮好做人的,你不做!我不要见你了!”她见我一进门就骂,吃饭时也骂,骂得我抬不起头。我气得端起饭碗,躲到门外去了。
我回到村里,只见村办企业仅有的4台织机积满了灰尘。村干部没精打采,负债累累,工资全无。
我拿出自己的3000元钱,先给村干部发了工资,又请回了小小织机厂的8名职工。我通过亲戚朋友,借原料,筹资金,让村办厂一天天热闹起来。
小企业变大企业,贫困村变富裕村。到1994年,村属小百花工贸集团实现产值2.2亿元,利税1820万元,被评为绍兴市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呢!村里人均收入,帐面上是3630元,实际上5000元都不止。
再给你们说说一件事。
1993年上半年,湖南省一家化纤纺织联合厂派人到我村先后考察五次,在这里采购了生产设备,培训了技术工人。
没多久,湖南这家厂又来人,要以年薪30万元,聘请我去办厂,还允许我妻子孩子一同迁去,转为居民户口。
他们再三动员我去,都被我拒绝了。
有人问我:“30万元年薪不要,明摆着吃亏。你为什么这样傻?”
我说:“当干部如果一天到晚只想自己捞好处,企业办不好的。你个人赚钱最多,哪怕有一亿两亿,人死掉了,钱也没有用场。钱是身外之物,做人光为钱奋斗没啥意思,还是为人民做点好事最值得。我受党教育多年,就更要为村民富裕多努力。”
李柏松:
不当站长当村民
一心为农奔小康
马鞍镇寺桥村党委书记李柏松,是从镇农技站“请”回来的。他说:我原先是镇农技站站长,吃皇粮,“旱涝保收”,活又轻,责任也不大。
后来,组织上要我到寺桥村当村干部。亲戚劝我:“人家到处动脑筋,千方百计跳出农门,你有啥勿能干,偏偏还要回来种田?”妻子怨我:“有铁饭碗不捧,回来捧泥饭碗,真傻!”
我知道,自家的这个穷村只有一条旧航船,一家豆腐店,一家五金厂,人均收入才100多元。
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和大家一道,把寺桥的集体经济搞上去。
回到村,求亲告友,东拼西凑,集资办了土砖窑。后来办了水泥厂,再后来又办了建材、五金、轻纺、服装等12家企业。
199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利税2500多万元,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现在,村里已建造了一排排别墅式的新楼房。
我当过农技站长,懂得农业的重要。我提出要立足农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农业。通过吨粮田建设,连续五年亩产超吨粮。近几年来,村里共投入200多万元,用于农业设施标准化建设,使全村农田基本上达到田、渠、路、林相配套。还通过多方联系,寺桥村与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省农科院协作建立了育种基地,试种新品种、新品系。只要是农业新技术,就引进试验,全面推广。现在,我村划出500亩耕地作为优质高产品种示范畈,辟出70亩为良种繁育基地。
种田不能自由化。村里健全了农业服务组织,有良种繁育队、机耕队、灌水队、植保队、售粮运输队、肥药配套站,实行统一繁种、育秧、机耕、机灌、植保、开方配药和连片种植。这样,一家一户难做到的事,都解决了,全村没有弃耕抛荒现象。
我村先后被绍兴市委命名为“粮食亩产明星村”、浙江省农业厅评为“吨粮工程先进村”。
最近,我听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很受鼓舞。我们也制定了《寺桥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争取到2000年做到:初步实现农田园田化、园林化;种子优质良种化;农艺技术轻型化;主要农事操作机械化;服务全程化、系列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综合经济效益。
我们下定决心:三年内争当“绍兴第一村”,五年内力争做“浙江第一村”。全村人共同致富,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小康示范村。我是朝着这个目标奔的!


第1版(要闻)
专栏: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本报评论员
今天本报发表的绍兴县三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访谈录,读后令人感奋,发人深思。
张国祥、孙炳浩、李柏松三位共产党员,或是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贫穷的小村庄;或是舍弃收入丰盈的“甜活”,去干收入不高的苦活;或是放下“铁饭碗”,端起“泥饭碗”。他们这样自找亏吃,自找罪受,在一些人看来,真有点儿“傻”。
这是不是傻呢?如果只从个人得失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傻”;但如果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但不傻,而且很聪明。请看,他们以个人的吃亏,换来了乡亲们的幸福;以个人的清苦,换来了乡亲们的富裕;以个人的“泥饭碗”,换来了乡亲们的“金饭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升华,在更高的境界上充分展示,这不是真正的聪明吗?
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因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面对公与私、得与失、小家与大家的矛盾,何去何从,他们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终于战胜小我,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他们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光为自己,要共同富裕。”“人在世上,总要为人民办点好事。”“钱是身外之物,做人光为钱奋斗没啥意思,还是为人民做点好事最值得。”朴实的话语包含着闪光的思想,闪光的思想化作了闪光的行动,闪光的行动造就了闪光的业绩,闪光的业绩聚合成闪光的人生——这种人生的价值,是用任何金钱都无法计量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要不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还有没有无私奉献的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一些人是有怀疑的。三位农村党支部书记以自己的出色行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肯定回答。搞市场经济,当然要讲物质利益、等价交换、利润原则等等,但是仅仅讲这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而是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都过上好日子。因此,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就要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既要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也要努力克服只顾个人致富、不管他人贫穷的狭隘心态。事实证明,这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不矛盾,而且能够为建立这种新的经济体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要把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弄清楚。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那个意义是很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三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模范事迹,为我们广大干部和党员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最近,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要把宏伟蓝图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党的干部更好地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在广大农村,就需要许多好书记带领农民治穷致富奔小康。事实上,在各地农村有不少像张国祥、孙炳浩、李柏松这样的好书记,我们应当多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使更多的农村基层干部向他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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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会见海外华人专家
希望海外炎黄子孙能更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为其繁荣和强大献计献策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张益俊)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二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的海外华人专家时说,中国的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才,希望海外的炎黄子孙能更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为其繁荣和强大献计献策。
江泽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一直得到广大海外华人专家的支持,他对此感到高兴。他说,中国一贯重视引进国外智力,尤其注重海外华人专家的作用,愿意为他们来中国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江泽民还对研讨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对与会专家就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些积极建议表示赞赏。
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是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举办的。研讨会美方主席洪胜男向江泽民介绍了会议的情况。
洪胜男说,与两年前举行的首届研讨会不同的是,这次会议重点是产业工程技术,包括提高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帮助解决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会见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和国务委员李贵鲜等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十一月二日,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二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的海外华人专家。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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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会见美洲银行董事长
希望美洲银行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日电(记者杨国钧)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洲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森伯格时说,中国希望美洲银行进一步拓展在华的业务领域和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江主席首先对罗森伯格董事长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美洲银行是最早进入中国并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银行之一。这次董事长及美洲银行的高级行政官员和董事们来北京举办该行一九九五年的董事会,充分说明了美洲银行对中国的经济和发展的重视。
江泽民说,近年来,美洲银行为中国许多项目提供了融资并在中国财政部与世界银行联合融资中担任了牵头银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罗森伯格说,美洲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有着自己的承诺。这次在北京召开董事会一九九五年年会,目的是让董事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便继续扩大美洲银行在华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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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抵京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今天下午抵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埃亚德马总统第四次访华。随同来访的有总统夫人,总统特别顾问巴里·穆萨·巴凯,经济和财政部长埃洛姆·埃米尔·达齐,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代理外长)扬贾·延查布雷,工业和国营公司部长帕亚多瓦·布佩西,商业、物价和运输部长德代维·米谢勒·埃奎夫人等。
埃亚德马总统一行抵京时,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等到机场迎接。
据悉,江泽民主席将于明天举行仪式欢迎埃亚德马总统访华,并将同他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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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召开
李鹏主持 讨论并通过《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
预算法实施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有关规定和在总结预算法施行以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条例共8章79条,对预算收支范围、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以及对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审计监督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是根据1994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发行和交易,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会议原则通过了上述条例和规定,并决定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发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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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国总理科尔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邹春义)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将于11月12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评价科尔此次访华意义和目前的中德关系时,沈国放说,中德两国是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德关系正在全面发展。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看法。
他认为,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活跃。两国军队关系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他表示相信,科尔总理此次访华将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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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城区实现基本煤气化
家庭燃气气化率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本报上海11月1日电记者萧关根报道:上海市政府今天宣布:截至今年9月30日,上海城区家庭燃气气化率达到85.98%,市委、市政府在“八五”煤气发展计划中提出的上海城区基本煤气化的宏伟目标,已提前实现。
上海城市煤气诞生已有130年。1949年全市家庭用户气化率仅为2.1%,到1989年上升到54.20%,但仍然满足不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市区还有100多万只煤球炉在冒烟。1990年4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用5年时间净增家庭煤气用户110万户,使上海城区家庭燃气气化率达到80%,实现基本煤气化。五年来,上海市采取得力措施,加大投入,完成了一大批气源、输配和服务等重大配套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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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风云

勿忘大众
编者的话
新闻摄影能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样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当前我国新闻摄影工作者正在讨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今天本报推出新闻摄影专栏《市场风云》,意在就此作一点探索和尝试,权作引玉之砖。热诚欢迎摄影界同行和基层摄影通讯员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收入差距拉开以后,高收入者追求名牌、高档,大众还是讲究物美价廉。在10月中旬举办的北京针织产品展销会上,一位退休老职工买了件棉毛裤,对另一件也爱不释手(左图)。一位老年家庭主妇说:“在这儿花五六十块钱买一身同在商场里花二三百元一身的一样保暖、耐穿,多实惠!”这个以纯棉针织内衣为主的展销会已办了14届,届届受老百姓欢迎。这一届格外红火,买门票的队排得老长。不足1000平方米的院子里每天有上万人次光顾(下图)。10天展销期,平均每天销售额40万元。大众所以欢迎它,一是东西靠得住;二是价格低,平均比商场低15%—30%。这种情况不值得眼光越来越高的豪华商厦、生产厂家思量一番么!
本报记者蒋铎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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