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代光访谈录
高善罡
编者按：胡代光教授关于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的见解，值得一读。此文原载９月２日《经济日报》，系该报记者采写。本报特予转载。
记者：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专家，您对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现状作何评价？
胡代光：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发展很快，形势喜人。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研究似乎显得滞后，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正是由于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缺乏真正科学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现在有些舆论宣传和有些地方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庸俗化，甚至歪曲了。
记者：您可以举例说明。
胡代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方面：第一，有的人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需要宏观调控，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随心所欲减免税收，低费出让国有土地。贱价向内部职工配售股份，不规范地给企业以各种优惠政策，也都被视为一种“改革”，是“解放思想”的体现。他们力图摆脱任何行政管理和法律、法规的约束，要使市场经济还原为自由放任经济。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比１８世纪亚当·斯密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经济”（它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有它的进步性）还走得更远！亚当·斯密在强调他的“看不见的手”学说时，首先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他还主张，利息率必须受法律限制；应对银行规定钞票的最低面额；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由国家管理邮政事业；政府应“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等等。最近，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认为：中国“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
第二，有人断言，加强宏观调控是“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是与“搞市场经济必然是地方分权化”不相容。因此，当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开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他们就煞有介事地呼吁，谨防利用宏观调控走回头路，变相恢复旧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这种论调不是无知，就是误解。江泽民同志早在去年７月１日前夕就强调指出：“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宏观调控，而且必须有完备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指出：“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些任务都是在宏观经济领域中政府应发挥其作用的责权，也是任何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所具有的类似的经济职能。实事求是地说来，何来中央政府要收权集权之举！无数事实不是已说明了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全体人员比之在计划经济中普遍地享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吗？！
第三，有人积极主张，应该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宏观调控”，或“分层次宏观调控，以中央为主”。这种主张实质上不过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影响。在当今要建立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时，如果实行“两级宏观调控”，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决定》正确指出：“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要。”当然，由于我国国家大和人口多，为发挥地方积极性，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定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也是《决定》明确指出的，但这只属于地区性经济管理问题，而非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层次问题。
记者：我在这里插一句，理论界对于宏观调控是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宏观调控该不该加强，如何改进调控。有些问题还可以在一定范围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央定了的事，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
胡代光：第四，不顾社会目标，不择任何手段，只要捞到巨额钞票，那就是好样的，被表扬为“杰出企业家”。这样被表扬的“杰出企业家”事后不是有些已纷纷倒下了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凯恩斯、罗斯托等都断定，伟大的创新型的企业家都不是单纯的最大利润的追逐者。西方许多经济学者都指出：“企业家被定义为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而“只有在完全公平地对待经济的结构复杂性和发展性的经济模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企业家”。可见，我们决不要歪曲“企业家”这个名义啊！
第五，不受任何法律、法规的约束，以为开放市场和放开价格，就不用行政部门管理和过问了，于是漫天要价，欺行霸市，宰坑顾客。有人对这些行为竟赞誉为“市场经济观念强”。上海一家餐厅老板居然说“现在搞市场经济，我想卖啥价就卖啥价”。这种对市场经济实质的歪曲真令人愕然！眼下，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不多见了。而短斤缺两、假冒伪劣的商品销售现象却是较普遍性的，尽管也在“打假”，可是收效却不大，甚至“打假”变成“假打”。所有这些情况怎能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容呢！
第六，有些人不从国情出发，完全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把人家的弊端也拿了过来，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先发展经济，后反对腐败”；“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过去干革命靠红色娘子军，现在搞建设靠黄色娘子军”；“黄色服务也是一种服务，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显然，像在这样那样误识、误解之下，安得不走向、乃至走入误区啊！
第七，大街小巷、人行道上到处摆摊，设立商亭，以致道路拥挤难通，行人不堪噪音刺耳、臭味冲鼻。像出现的这样情况，且莫说卫生环境污染和交易秩序混乱，就城市居民交纳了城市建设费用和拥有各类车辆者交纳了养路费或车牌照费等说来，他们竟行走无路或路不畅通，这叫搞什么等价交换或公平补偿的市场经济啊！
记者：我想，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管理不断完善，有些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我们绝不应当因为出现了一些曲解，便对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模式产生怀疑。
胡代光：在顺利地快速达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进程中，为了少走弯路和少交非必要路费，我们一定要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实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发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精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抓住机遇，深化经济改革，加快经济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为人民服务”精神永放光芒
——纪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五十周年
罗青长
每当我驱车路过中南海，我都要向新华门内影壁上那五个镏金大字——“为人民服务”深情地望上一眼。这五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守护在两旁的警卫战士，使它们更显得庄严、醒目。是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是我们党的生命和希望之所在。每当我看见这五个大字，依稀的往事便又历历在目，领袖们的身影便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４０年代初，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举扫荡，我根据地日益缩小，陕甘宁边区也处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封锁之中，财政拮据，粮弹匮乏，形势十分严峻。这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高的觉悟，他们缩衣节食，给我党我军提供了无私的援助。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１５０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组织起来》两篇文章，及时提出了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一切机关、学校和部队，必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大搞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克服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胜利地渡过抗日战争的难关。
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中央警卫团，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曾受到边区劳模大会的表扬和嘉奖。为了保证中央机关和部队度过严冬，中央警卫团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到安塞烧木炭。９月５日，该团战士张思德同志不幸在炭窑崩塌时牺牲。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人，是朱德总司令故乡来的战士，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经历过艰苦的长征，负过伤，是个好战士。他牺牲的消息由警卫团团长吴烈、政治委员张廷桢向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同志作了汇报。毛主席当时住在延安枣园，李克农同志当即向毛主席反映了情况。毛主席听后说，张思德为我站过岗，你们要在枣园机关里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我要去参加。
９月８日，中央社会部在枣园机关的沟口为张思德同志举行了追悼会。会场庄严肃穆，与会者有枣园机关的干部、学校学员和警卫团的指战员。当毛主席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会场的土墩时，会场都沉浸在凝重的气氛里。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接着，他又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主席从警卫团里一名普通战士的牺牲，引发开来，阐明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人生观和生死观，阐明了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到会者无不为之动情，无不为之深受教育。
会后，李克农同志指示许力群同志整理毛主席的讲话稿。我当时是李克农同志的秘书，又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因此也参与了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好的文稿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到各解放区报纸和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新华日报》，在党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不朽名篇。
《为人民服务》发表后，广大党员纷纷按照“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照自己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以中央警卫团为例，这支部队是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又是最直接受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和熏陶的部队。几十年来，他们牢记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战争年代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艰巨任务。在建国以后，不仅保证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安全，而且在揭露林彪叛逃阴谋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为人民立了大功，被党中央誉为英雄部队。从这支部队的成长历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人民服务”精神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谈到“为人民服务”，人们自然想到人民的公仆——周恩来同志，他以毕生的精力实践着党的这一宗旨，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被党内外人士公认他为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杰出代表和楷模。直到临终，他胸前仍佩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无怪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赞扬他，“人民的总理为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我常反躬自问，在新的长征里，我们如果都有周恩来同志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
今年９月８日，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发表５０周年纪念日。回忆往事，缅怀先哲，我深深感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要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记党的宗旨，弘扬老红军的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们伟大的党和军队增光添彩。
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经济工作
黄广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改革开放１５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工作中，只有坚持贯彻这条思想路线，才能较好地解决经济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促进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以一个地区来说，发展经济首先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为经济发展搭好框架。然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全国是农、轻、重，地方也是农、轻、重，第三产业几乎完全被忽略；在农业内部，则是单一的粮食生产结构，忽视多种经营。这样的产业结构，势必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度统一的产业结构模式被打破，新的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但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想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别的地方发展什么就跟着去盲目发展什么的倾向，加上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深层次矛盾的出现，致使粮食生产滑坡，造成各种各样的商品“大战”。这不仅使经济秩序出现混乱，资源严重浪费，也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就不难看出，在考虑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时，不能单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实际需求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出发，综合分析，通盘考虑。只有这样，产业结构才可能是合理的、协调的。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调整产业结构，就要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要知道，真正的解放思想就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样，真正的坚持实事求是，也必定是思想解放的。近年来，我们广东省开平市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从国情、市情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出发，调整全市的产业结构，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兴市，发展侨乡经济的指导思想。全市工农业产值的比例，从原来工业产值低于农业产值发展到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为５∶１，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由于大力推行“三高”农业，既保证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第三产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９５亿元发展到去年的７５亿元，增长２５倍，跻身全国明星市（县）行列。
发展经济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怎样认识和利用自己的优势？思想路线端正，就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进而充分发挥优势，尽量回避劣势，同时，还可通过主观的努力和出色的工作，创造出新的优势，为经济发展创造尽量好的外部条件。如果思想路线偏了或错了，明摆着的优势也会视而不见甚至当成劣势，而把自己的劣势当成优势。这种对客观情势的错误判断，必然导致工作的失误。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开平是著名的侨乡，开平籍的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人数比家乡总人口还多５万多人。过去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不但没有把这一重要的人才资源当成求得发展的优势，反而将此视为劣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是否有利于侨乡经济的发展和侨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标准来进行分析，我们认识到，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众多是我们的一大独特优势，是发展经济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要求各部门认真抓好侨务工作，从而引来了大批外商和华侨及港、澳、台同胞前来设厂投资和捐资办公益事业。现在“三资”企业已成为开平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侨乡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速度与效益问题，是发展经济过程中经常碰到而又不易解决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以后，大家深深感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同时我们又遇上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都有一股急起直追、争取有较高发展速度的强烈愿望。于是，有些同志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大量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把生产规模搞大，认为只要这样速度就可以上去。也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主张要把效益放在首位，在稳打稳扎中求发展。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要做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底子薄、欠帐多的发展中大国，现在机遇良好，能够争取的发展速度必须去争取，否则就会重犯历史的错误。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们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落后，资源相对缺乏，我们所追求的又必须是效益好、各方面协调发展基础上的高速度。只有这样，高速度才能持续，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牺牲效益或不讲效益为代价的高速度，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努力实现加快发展速度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统一。首先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发展高科技项目，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科学技术含量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子。其次，狠抓深化改革，切实抓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由于较好地处理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近年来我市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全市涤纶长丝、明胶、树脂管、腐乳、饼干等多种产品的产量、销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的前茅，经济发展的后劲不断增强。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秘密武器——中国乡镇企业成功之路》简述
由齐景发、李树林、宗锦耀主编的《秘密武器——中国乡镇企业成功之路》一书，日前已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由农业部、国家计委、中国管理科学院科技进步研究所以及十二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十二家著名乡镇企业等二十六个单位，近百名专家、管理干部和企业家，对我国著名乡镇企业的管理问题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本著作。国务委员陈俊生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作序。
我国乡镇企业的出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是，怎样总结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制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上单位从全国乡镇企业中选出五十家著名乡镇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该书指出，这些著名乡镇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创新管理的探索者，是我国企业管理界的佼佼者。我国著名乡镇企业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创立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制度。当前，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管理方法，对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而我国乡镇企业成功之路，也是我国企业界需要研究和学习的。乡镇企业成功经验来自本土，容易掌握弄通，学以致用。本书将向企业界提供一种来源于具体经验，又高于企业经验的共同品质和方法。这种方法能使人们在企业管理中取得明显效果，这也是出版本书的出发点和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