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庆专页)
专栏：
刮目看云南
本报记者任维东
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不能等、靠、看，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关键在于找到自己的路子，奋发图强
１５年来，云南经济进步迅速。经济专家惊呼：“云南实现了超常发展”。
的确，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３年，云南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９．６％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６９亿元增加到６４８亿元；财政收入也由１１亿多元猛增到２０５亿元，增长了１７倍，平均年增长２２％，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了全国的财政大省。与此同时，实现了粮食、肉食的自给，商品的输出大于商品调进，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轻工业的比重大于重工业，还形成了以南亚、东南亚为重点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今日的成功来自于正确决策。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今年３月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南的农业连续５年增产，从那以后，省委、省政府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云南实际的发展路子。
５０年代起，云南在国家投资导向的拉动下，走的是一条依照高度集中的计划，优先发展与开发国家急需资源相结合的冶金、煤炭、化工、电力、机械等重工业的路子。这虽然使云南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了长足增长，加快了原先缺乏工业的云南工业化进程，但却决定了云南经济贸易长期以原料输出为主的格局。
而今，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接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投资的重点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严重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云南再走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
吸取历史的经验，在８０年代初期，云南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从云南的实际出发，走“发展农业促轻工，依靠轻工搞积累，集中资金保重点，为今后腾飞打基础”的路子。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
为走好这条路，云南狠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把它作为提高总体经济效益的重要前提。这是云南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１０多年来，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云南主要取得了４大成果：一是轻重工业的比例从近４∶６调整为轻工业超过了重工业；二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例从９∶１调整为８∶２，逐步接近７∶３；三是成功地培植了“烟草王国”，成为云南最大的经济支柱；四是正在培植一批新的产业。
选准起步产业，“两烟”铺路，实行深度开发，带动全局
在云南经济发展一盘棋中，走得最漂亮的一着，是“云烟”。
一说起云南的烟，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云南沾了“云烟”的光。此话不假。可是，全国种植烤烟、生产卷烟的省份众多，而当初“云烟”并不占优势。人们那时最熟知的名牌香烟是“大中华”、“熊猫”。１０多年前，中国老百姓有谁知道玉溪卷烟厂，又有谁知道“红塔山”？
就是这样一个原本默默无闻、濒临倒闭的边疆小厂，及时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创新，舍得本钱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发展成了年创税利８７亿元、拥有“红塔山”、“玉溪”、“阿诗玛”、“红梅”等一大批名牌产品、并成为打进国际市场的全国和亚洲第一大卷烟制造厂，为促进全省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玉溪卷烟厂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得益于云南省“选准起步产业”的发展战略。
云南在坚决把农业摆在首位的前提下，搞好起步产业，从而带动全局。“六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决定，充分发挥本省独特的地理、气候适于种植烤烟的优势，以大力发展烤烟、卷烟为起步产业，以大规模、高起点、高投入来进行深度开发，在“两烟”上重点突破，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成经济优势。
“七五”期间，全省投资１５亿元扶持农民种烤烟，使中上等烟叶的比重达到７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０％。在烟厂技术改造上，１０年投入２．５亿美元，配套人民币１５亿元，在全国率先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９条制丝线、２２２台嘴烟卷接设备、１５１台嘴烟包装设备，使云南卷烟生产迅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提高了产品质量，名优烟品种搞到了２８个，名优烟产量占了全国的７０％。１９９３年，“两烟”优势进一步发挥，烟草加工业的总产值达１９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烟草工业名副其实地成了云南省的经济支柱，云南成了真正的烟草王国。
勒紧腰带打基础，集中资金保重点，为跨新台阶攒足后劲
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云南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自我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建设资金。为严重缺电而制约云南经济发展苦恼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多次上北京力争，并紧勒腰带，从紧张的财政中拿出３亿元与原水电部合资兴建，开创了中国水电建设史上部省联合办电的“漫湾模式”。
云南对于打基础表现了高涨的热情。为了早日汇入世界经济的海洋，使地处内陆的云南拥有一个出海口，在与铁道部、广西、贵州三方联合修建南昆铁路时，云南一次慷慨答应出资６亿元；省内的广大铁路得以列入国家“八五”重点，是云南争来的；西南五省区七方的“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也是云南争来的……
省委、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省政府还在旧房子里办公，省委、省人大还是５０年代初的办公楼，没有新盖一个宾馆。全省上下，花大力气，集中财力发展制约云南经济的农业、交通、通信、教育、科技等。农业投入从１０年前的二三亿元增加到１９９３年的２３亿元，增幅为全国之首；教育投入从１０多年前的两亿多元增加到２２亿元，平均年递增２０％。
近１５年来，共投入了２００多亿元，建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昆明为中心的高等级公路网络正在形成，同时开始兴建通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公路；完成了贵昆电气化铁路的改造，广大铁路广楚段和昆玉铁路建成通车，增强了云南铁路运力，南昆铁路正加紧修建；航空业发展迅速，成立了航空公司，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民用机场达８个，到国内主要城市都开通了航班，还开辟了到新加坡、泰国、缅甸、香港等国际航线。
第2版(国庆专页)
专栏：
海峡情结沙坡尾
本报记者郅振璞
漂泊大海，方知停泊港湾的安适与温暖。
多年来，海上作业的台湾渔民渴望船只在祖国两岸自由停泊。从７０年代末至今，东部沿海已向台轮台胞陆续开辟了２９个停泊点，沙坡尾只是其中的一个。
启开海门迎亲人
沙坡尾码头是１９３１年海后滩那地方筑堤填滩所形成的一段沿海沙坡。在两岸军事对峙的年代里，厦门的渔民常利用在海上作业与台湾渔民保持接触，加深了两岸渔民间的情谊和了解。
８０年代，厦门处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启开关闭了３０年的海门——大担门。
１９８０年元旦，仅载有５名乘客的“鼓浪屿号”大型客轮，从厦门港缓缓驶向大担门。这是在青屿与大担、二担之间两岸各自的军事防围链间首航。“鼓浪屿号”像一只和平鸽，在紧张而沉闷的气氛中大胆地飞出去了。从此，从厦门通向港台的航道成为一条“和平走廊”。
１９８１年３月的一天凌晨，一艘因螺旋桨失灵、在海上漂流了７天７夜的高雄渔船，被厦门第二海洋渔业公司营救后拖进沙坡尾。这是厦门人解放后在家门口接待的第一艘台轮。七天后，当这艘台轮离岸回台时，厦门人还为他们放了很久的顺风鞭炮。高雄渔民个个满噙热泪：“感谢祖国和厦门人民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小城春秋处处春
坚冰已被打破，海峡有了春意。
鉴于台轮不断往来，沙坡尾周围又有造船厂、制冰厂、避风船坞和水产市场，１９８１年下半年经福建省政府和原福州军区批准，正式设立沙坡尾台轮停泊点。它标志着厦金、厦台两岸关系步入缓和阶段。
沙坡尾虽然简陋，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台轮停泊。为了使沙坡尾敞开港湾接待更多的台胞，１９８５年厦门市政府投资完善停泊码头和接待站设施。市里首先投资１００万元填滩造港，把原划出的５０米沙岸改建为长１５４米、宽１００米的沙坡尾港；继而又筹措８００万元，建起拥有１３０个床位的台湾酒店作为接待站，以代替以往租借的华侨旅社，使台胞一上岸就有宾至如归之感。
今年７月１０日中午，接待人员接到６号台风预报，征求在港台轮船长们意见后，将３艘台轮引到东渡港避风，翌日中午风力减弱，又引回沙坡尾锚地。谁知晚上１０时台风又起，有２艘台轮断了缆绳，漂至鼓浪屿附近海面，有触礁危险。此时，船长却麻痹大意在厦门未归，边防干部和接待人员四处找到正在喝酒的船长，他迅速赶回船上，才避免了一场触礁事故。一位船长既感动又内疚地说：“要不是祖国亲人们日夜辛苦地关照，我们这价值几百万元的船就完了。”
厦门人为台湾渔民提供周到的服务。对逢年过节不能回台的渔民，沙坡尾停泊点的接待人员就像一家人一样接待，春节和他们一起围炉团聚，中秋和他们一起博饼逗乐。如今，台湾渔民心中的沙坡尾，已为温馨的厦门岛城赢得了“小城春秋处处春”的声誉。
构筑海上“丝绸路”
台轮如过江之鲫，渔民如潮似水，沙坡尾自然由停泊点变成了两岸民间小额贸易点。接着，又出现转口贸易，９０年代又为台资企业进口原料、来料加工、保存储藏鱼货、引进农业优良品种提供服务。这样，两岸同胞在新的历史时期筑起了海上“丝绸之路”。
厦门是台胞、金胞祖居地之一，尽管台湾当局总以种种理由阻挠，但是台胞仍如鱼得水，民间贸易依然红火。
厦门友利贸易公司是“服务台胞先进单位”，他们与台胞作小额贸易始终坚持“友情为重，利在其中”的宗旨，１９８８年就和２７５艘次台船作了１１０万美元贸易，５年来小额贸易额有１２６４万美元，１９８９年公司获准对台大额贸易，五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２．６８亿美元。记者走访“友利”老总王中生，这个生在台湾，４岁丧母、随父回大陆谋生的老台胞激动地说：“两岸民间往来是付出血汗换来的，所以对台胞一定要讲信义、讲道德。”
沙坡尾停泊点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１４年。市台办主任余基瑞说：“沙坡尾停泊点先后接待台湾渔轮近３０００艘次，接待台胞１５０００人，实现小额贸易５０００万美元。近两年还为台湾海峡输出渔工劳务１３００多人。在成绩的背后有数不清的无名英雄，大家的目的就是一个：为了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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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
开发区大有希望
天津开发区十年巨变
本报记者王学孝
１０年，在天津寸草不生的一片盐碱荒滩上崛起一座现代化新城。这里，没有城郭，但域界分明；昔日１６平方公里荒滩，基础设施投资１５亿元，如今已成为热土；世界众多有远见的企业家竞相在此落户。
据国家特区办对全国主要开发区联网统计，截至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在１０项主要指标上，天津开发区创下多项夺冠纪录。
它还拥有一串闪光的数字：截至目前已批准的三资企业逾２０００家，协议投资总额３４亿美元，其中协议外资额２４亿美元。有５１家跨国公司和著名企业投资了８０多个项目，其中，逾亿美元项目４个。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保持着连续３年翻３番的高速度，今年工业增速将比去年再翻一番，建区初期所定１５年宏伟发展目标将提前于今年实现。
励精图大业，众志建新城。开发区创业初期，天津市的老市长李瑞环在向几十位拓荒者发布出征令时，要求他们立大志、创大业、走正路、出人才。他说：市里没有钱给你们，你们就是要凭着两只手，牢牢攥着中央给的政策，去开创一个新的事业。
当初国家只拨给４６．８万元初期开办费和水深没膝的一片盐碱滩。他们一不建办公大楼，二不建职工宿舍，而是把起步时开发性借贷３．７亿元，全部用来营造现代化的投资环境。
边开发边创收边还贷。经过４年的艰苦奋斗，至１９８８年，累计使用资金６．３亿元，开发了４．４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工业区２．４平方公里，生活区２平方公里。栽了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１００余家外商纷纷涌来投资。当开发区有了２０００多万元的财政收入时，他们依然不肯建办公大楼和宿舍，而是把收入与贷款捆在一起，再投入土地开发。这就是他们的“滚动开发”。
１９８６年８月，就在他们建区两周年、全区仅有三家外资企业时，邓小平同志来天津开发区视察，亲切地说：“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并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开发区的发展思路是明晰的。当年的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现任天津市副市长叶迪生把它形象地概括为“四进四出”和“三为主”：资金进来、产品出去，人才进来、成果出去，管理进来、质量出去，信息进来、贸易出去；以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１０年后的今天，这些目标已基本达到，工业总产值今年将达１４０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８０％，外资企业利润占全区５０％以上。
“三阶段”开发战略与“１—２—３”模式，是天津开发区的两大创造。这三阶段是：贷款开发—滚动开发—融资开发。他们把建区初期借贷的３．７亿元全部用于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的营造。经过几年的艰苦拚搏，开发区具备了投资的初步条件，迎来数百家外商。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谈话之后，外商春潮般涌向天津开发区，１９９２年批准的三资企业超过前７年的总和。这时，仅靠自身财力每年开发１平方公里，已远远满足不了外商的要求，于是，搞融资开发已势在必行。美国ＭＧＭ商业公司率先购得５．３６平方公里，兴建马利克工业综合区。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多家财团也相继签约１０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项目。
土地开发依照１—２—３模式进行，即每投入１元人民币，必须引进两美元外资，取得３美元工业产值。事实是：开发投入与吸引外资的比例为１∶６．２，平均每平方米吸纳外资３００美元以上。
滚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这是一条投资少、产出高、效益好、有后劲的集约开发和良性循环的新路径。
探索新体制的生长点，重塑政府形象，建设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高效、公正、廉洁的政府，使开发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前试验区。
建区初始，管委会就定下这里政府的职责是纯管理性的，管委会只负责管理协调公安、税收、工商、物价、海关等职能部门；管法制、法规和条例的制订和完善，依法治区；开发区总公司则负责水、电、气、路等的建设经营。用管委会主任易志宽的话说，就是为企业服务。
这张服务牌已打了１０年，且卓有成效。管委会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业务，也不直接投资参与经营。如今，企业家们畅游于市场经济的海洋，而管委会却始终紧紧攥着“服务牌”。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皮黔生告诉记者，开发区的法制建设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开发区软件系统工程中的关键部件。建区１０年来，天津市和开发区管委会为开发区制定颁布了近５０个法规、规章和条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制框架。有法可循，外商心里透亮；依法办事，外商心里踏实。
德国柏林市副市长阿克塞尔·拉巴赫，今年５月到天津考察后说，国家不投资也能办起办好开发区，我终于在天津找到了范例。
渤海湾涛声依旧，昔日的盐碱滩却已大大改换了容颜。（附图片）
第2版(国庆专页)
专栏：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5年来投入1．32亿元，新建公路3539．4公里、公路桥梁433座，96％的乡（镇）通了公路。1992年12月，自治州又拉开了把境内318国道改造成二级路的序幕。图为改建后的国道一瞥。 文林侯礼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