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种地要拿文凭
陈殿玉焦艳芳
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按千年不改的“老皇历”种地，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在北京大兴县，如今当农民种地、养殖要有资格，“绿色证书”就是对农民技术资格的认证。
５４岁的翟学应是前高米店村的农民，由他承包管理的梨园被称为“京南第一梨园”。这不仅是因为这片梨园是京南离北京最近的梨园，还因为他的梨树长势也非一般梨园能比得上。走进果园，棵棵树下既看不到杂草，也看不到落果，树叶舒展碧绿，筐中果实累累。他种的雪花梨，今年达到了出口标准。
翟学应说，刚承包那阵儿，因为不懂净园，冬天一场火烧死了２０００多棵树，经济损失１０来万元。正在这时，县里办起了果树“绿色证书”培训班，他成了第一期学员。通过一年的学习理论知识和实习，初步掌握了剪枝、疏花、疏果、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尝到了“懂科学”的甜头。在“绿色证书”的基础上，他又通过函授学完了果树方面的１３门课程，拿到了大专文凭。
“我非常感谢绿色证书，是它把我领进了科技致富的大门。”翟学应深情地说。
大兴县成人教育局负责同志介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现代农业已不仅限于种粮，而是包括了种植、养殖、渔业、农机等诸多行业，从事这些行业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大兴县已开始在果树、农机、蔬菜、养殖、大田作物五个行业的农民中实行“绿色证书”制度。目前大兴县已有７０００多农民获得了技术资格认证，拿到了“绿色证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农业各专业带头人和尖子户。农民“绿色证书”制度，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及一些外国农业专家认为：这项制度对于第三世界农民职业教育提供了参考模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附图片）
（题图照片：翟学应在果园中）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寻找幸福
明理
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获得幸福。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感受。有人以发财为幸福；有人以升迁为幸福；也有人视出国留洋为幸福。各有所求，各有所得。
在更多普通人眼里，幸福就在身边的那些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
深谙世事的伟人对此见解精辟。托尔斯泰说：“最大的幸福是在一年结束之际感到自己比年初时更加好了一点这一点上。”如果说托尔斯泰从时空上指出了幸福所在，歌德则对幸福的方位作了描述。他认为：“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在自己家里能找到幸福的人为最幸福。”
家，是幸福的温床。
无须说远。仅在１０年以前，改革开放刚刚破题，人们能够从家里找到的幸福还不充分，也不实在。那时，来自各行各业的亲属聚会，举杯之间常常争论一个话题：“我们的生活水平到底提高了没有？”于是，在职的人说提高了，退休的人则说下降了；改革步伐快的企业职工说提高了，而机关干部则说没提高，彼此难以说服。要么转移话题，要么不欢而散。“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矛盾心理，困扰着人们。原因很简单，那时有限的物质生活改善，尚不足以说服人们承认改革，从心底拥护改革。
今天，不同职业、不同处境的人，仍然会对幸福理解各异，社会也存在贫富之差。但是人们聚会早已不再争论那个“原始”话题：“生活提高了没有？”更多的人议论着：“新房该如何装修；准备更换什么家具；添置哪样高档电器；要不要给孩子买电脑；选择什么样的单位更适合自己……”
从衣架、粮柜、扁担这些不起眼小东西的变迁，到吃、住、行、保健、文化娱乐，各种消费已不仅是“碗里有多少肉”、“身上有几件衣”的量变，更是“什么口味档次的肉”、“什么款式质地的衣”的质变。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划时代的。
如今，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对外开放正在走向新水平。当我们“在自己家里找到幸福”的同时，也发现身边还有那么多的“不理想”、“不满意”、“不幸福”。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是历史走向新阶段的新矛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向我们展现的，就是解决这些矛盾，创造未来幸福的蓝图。眼前，这幅蓝图还未涂满油彩，已经涂上的油彩可能也有不匀、不美之处，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举起画笔执著地画下去，每一个精彩之作，都会给千百万人带来新的幸福，使更多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扁担“歇”了
王景云
俺是河南睢县河集乡农民，俺这儿不算富，可这些年变化也不小。就说这扁担吧，从前对农家来说是挺重要的，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生活工具，好多活计都离不了它。我家跟大哥家住一个院子，十几口人有好几条扁担，天天从井边往家挑水，担满灶边的大水缸；往地头送肥送粪也少不了它；用它把自留地里种的瓜菜，挑到集市上换点油盐钱。用得久了，几条扁担都磨得光溜溜的。
这几年来，干活再用扁担就觉得不中使了。过去一家只有几分自留地，用扁担挑点粪肥也就够了，后来土地承包到了户，不管是给地上肥还是从地里把庄稼往家运，都是用小拉车或拖拉机；菜也种得多了，收菜都是整车整车地装。家里忙没闲人，没功夫零打碎敲地到集上卖，就借邻居的拖拉机捎到城里批发给菜贩们。扁担越来越闲了，村里后生们的肩膀跟长辈们比起来，也娇嫩多了。
去年俺和村里的十来个人一起办了个养鸡场，肉鸡蛋鸡加起来有四五万只，为了解决鸡喝水的问题，俺掏钱在自家院子里安上了压水井，还铺了铁管道接到养鸡场，这边人一压水就流过去，省事多了。这一来不光鸡有水喝了，人也不必天天到井边去挑水了。这一来，俺家的扁担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歇”了。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从营养保健品到电脑学习机，从复习住店到考试打“的”，现在的家长对孩子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然而家长们发现孩子似乎还缺点什么，于是就出现了——
为孩子花钱买“苦”
白百合
今年暑假也许是城里孩子们最兴奋的一个假期，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吃苦，可以说是今年夏令营最流行的主题之一。无论是老三届夏令营，还是军事、探险夏令营，都是为了让孩子利用短暂的时间体会一下艰苦的环境。北京中关村一位公司经理说：“现在的孩子缺乏吃苦方面的常识，跟孩子说我们小时候吃玉米面、老咸菜，孩子没觉得苦，反倒说，不是挺好吃的吗？让人哭笑不得。”一位出租车司机让孩子参加了军事夏令营，他说，孩子在家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锻炼，这一课得想法补上。
北京大甜水井小学教导主任阎燕军告诉笔者，经过夏令营几天、十几天的集体生活，孩子们在组织纪律、吃苦耐劳以及克服困难方面都有了明显的长进。也有的中学生去过父母当年插队的贫困地区后，许多想法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夏令营的收费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多数家长认为，只要能让孩子经风雨见世面，这钱就花得值。家长乐意为孩子花钱买苦吃，人们对孩子的投资已不仅仅限于文化智力方面，也不局限于吃、穿、玩、用，更加注重孩子思想品格的培养。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粮柜在变小
张玖英
田欣，河北保定市四中退休教师。８月底她和老伴自费来北京旅游时，笔者见到了她。问起这些年生活中的变化，她说，大的方面就不必讲了，就说个小事：家里的粮柜。
田欣说过去我家住的院子里，家家厨房里都有一个挺大的储粮柜，里面放着成袋的玉米面、白面，还有平时舍不得吃的米和杂粮，有的家里还有专门盛面的大缸。
那时候我全家６口人每月粮食供应定量有７０多公斤，每次到粮店买粮食都是推着小竹车去。买回一小车粮食放在粮柜里，吃上半月二十天再跑粮店。那时主要的吃食就是粮食，孩子们放学进家先拿块馍填补填补，算是吃“零食”。主食顿顿都是在家里做，尽管当时馒头才５分钱一个，但一般家庭也很少买，一是觉得贵，二是如果取粮票买着吃，那点粮食定量根本不够。所以家里的存粮柜不能小了，怎么也要盛１００公斤左右，放在厨房里算是一大件呢！
这些年，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家的粮柜越换越小。前年我们搬进了三室一厅的楼房，只用一个纸箱子就把粮食都装进去了。现在鸡鸭鱼肉蛋奶都上了餐桌，肚里的油水多了，吃粮越来越少。再说，如今谁家还愿意自己蒸馒头擀面条呀，除了包饺子，家里几乎不动白面，买上十几公斤能吃几个月。我觉得，该向粮食部门呼吁一下，要是把２５公斤的面粉，改成１０公斤一包，不但家里好存放，也免得吃不了生虫子。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我眼中的北京
（法）戴妮丝
４０年前我刚到北京下飞机时，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北京的建筑太矮了。我想，到了城里会好一点，没想到到了王府井也没见到几座高楼，当时很惊奇。
那时北京汽车稀少，长安街上每一刻钟才晃晃悠悠地开过一辆有轨电车，随处可见是三轮车，还有驴拉的小车。从我们住的前门大栅栏到北京大学如同一次远征，要先坐三轮车，倒公共汽车，然后再换郊区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当时我们的生活还不错，虽然供应说不上丰富，可也不缺什么。唯一让我操心的是，每天为给母亲买黄油和牛奶要跑好多地方。
现在，北京的道路两旁奇迹般地出现了许多高层楼群，我的中国同事几乎都迁入了新居。人们的观念也在变，记得十几年前我从法国探亲回来，带给保姆一块黑底小花的料子，这位５０多岁的保姆一个劲地说“太花了，太花了，穿不出去”。现在她虽然不做我的保姆了，但仍常来看我，每次来她都打扮得非常漂亮时髦，穿的比我当年送给她的布料花多了。年轻人更不必说了，上个月我刚从欧洲回来，发现北京人的衣着已经与欧洲的流行趋势基本同步了。
吃的方面就更丰富了，街上早已随处可以买到牛奶、蔬菜、肉制品。我们出版社门前小商贩们起劲地叫卖着桔子、香蕉、苹果，我再不感到有什么惊奇，还学会了与他们讨价还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把北京建成了现代化大都市。
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中国紧紧地连在一起，分不开了，因为这是一个团结和充满希望的国度。
（戴妮丝：外文出版社法文专家，１９５３年随丈夫来中国定居，先后从事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著作的法文译校出版工作。这位８５岁高龄的法籍女士，每天依然坐单位班车按时上下班。）（附图片）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衣架不够用
石玉
改革开放前后２０多年里，我这４口之家，总共只买过一次２０多支竹衣架，除了用它挂几件必须挂的衣服，主要用来晾晒换洗的衣物。
这几年，我发现家里老买衣架还是不够用。每次买十几支，过一段，一盆洗干净的衣服等着晾晒，又要四处搜寻。衣架哪儿去了？原来，不少新衣架进了衣柜。两年里买过三次，才使衣架紧张得到缓解。
我和爱人都是工薪者。三年以前，全家只用一个双开门立柜。可是，１９９１年以后，家里墩墩实实地摆上了４只大衣柜，还是挤得满满当当，笔挺的西装挤出了褶。
说也奇怪，以前没有更多衣服时，穿什么都行，从来没感觉过缺衣服，现在满柜的衣服反而经常觉得可心的不多，不好凑合了。本来衣柜里挂着长大衣、短大衣，我想，要是有一件不长不短的岂不更好！到底买了一件毛花呢中大衣。
爱人穿衣历来更简单，这两年，他也变得挑剔了。去年我给他买了一件夹克衫，他一看就说：“不怎么样！”不愿穿。问他哪里不行，他摇头说不清楚。于是，新夹克挂进了衣柜中。
今年初春，为了买一件称心的夹克衫，我们一起从“贵友”、“蓝岛”来到了隆福大厦。在五层服装柜台转了两圈之后，还没看中一件。正当我们漫不经心地准备往回走时，发现一种面料新鲜高档、样式却很普通的男式夹克。一问，产自香港，价格２９８元。爱人仔细端详后，说：“好，就买这件！”他痛快“点菜”，我欣然“买单”。
原来，他想要的款式不一定新潮，但面料档次要高；装饰不要复杂，做工要精；价格不一定很贵，但也须有相当水平。这分寸挺不好掌握。
在我家，最不讲吃讲穿的，要属今年８０高龄的婆婆。不管外面服装世界多精彩，她穿大襟衣衫岿然不动。
去年夏天，婆婆忽发感慨：“我在街上站了半天，真的没看到一个穿大襟衣服的！”我为婆婆的开通而高兴，转身找出了自己的几件“一字领”衬衫，让她试试。虽然明显偏长，可她连说：“差不多，改改就行。”她自己还做了两件新的，穿上大大方方出门了。尽管这衬衫不过是７０年代的老样式，可穿在婆婆身上，却是“历史性”的变化。从来习惯用包袱皮包衣服的婆婆，这回也小心翼翼地把她的“新潮”衬衣挂进了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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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税款上了工资单
李丽辉
过去，个人纳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除了少数大款、明星，交税轮不到咱们普通人。
的确，在新税制实行之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月收入４００元以上，尽管这个标准今天看来是低了，但当时真正够“资格”的纳税人还是少而又少。
今年１月１日开始实行的新税制，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定为月收入８００元以上，标准比过去提高了一倍，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面反而更宽了。
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属于体力劳动者的“高薪层”，已开始整体步入纳税人行列。从今年５月份起，每人每月交６０—７５元个人所得税。大多数司机认为，这算不上负担。盛唐出租汽车公司一位司机说：“每月收入两三千元，交几十元税算不了什么，多跑两趟车就有了。”
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在腰包逐步鼓起来的同时，也开始面临交税问题。一位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青年干部惊奇地说：“我居然也交税了！上月收入过了８００元，交了１．５元的税金。”记者曾看过几位朋友的工资单，发现在“效益”、“副补”、“洗理”诸多老栏目中又出现了“税率”、“税款”等新栏目。纳税，正在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虽然大多数纳税人的税款每月只有几元、十几元或几十元，但聚沙成塔，积少成多。仅北京出租汽车行业有近６万名司机，每月可交税金三四百万元之多。全国各行各业个人所得税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有了这些钱，我们的马路就可以修得更宽些；医院的条件会更好些；体育健身场所会更多些；图书馆也会更大些……
“交税，意味着个人收入上了一个新档次，我愿意交税。”人们在这样议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交税越多，我们的生活离小康目标会越近些。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于宝贵，共和国同龄人，1968年进北京人民机器厂，干了23年铸造工，如今当上了北人集团公司工会主席。他说：“咱生活好了，得感谢党和国家；我地位变了，更不能忘工人兄弟。”这是厂里职工国庆节前给他祝贺生日。 摄影：本报记者 李舸 书法：北人集团公司职工 刘长柏
第9版(经济生活)
专栏：
诗配画
李滨声
今天上街多方便，
交通工具样样全。
要问种类有多少，
请您慢慢仔细观。（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