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乔木同志
吴冷西
我知道胡乔木同志是在我１９４１年９月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之后。那时我在新闻部工作。每天发表的社论，都经过新闻部发稿。可以说，我是从社论稿中开始认识乔木同志的。我第一次知道乔木同志写的社论是《教条与裤子》（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因为那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编辑部中对有关整风的社论都比较注意，加上这篇社论题目比较特别，很快就传开是乔木同志写的了。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重庆看罗马》（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１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那时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后者是驳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准备全面内战。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参与整顿《解放日报》，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在整个延安时期，我对乔木同志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见其人而受其教益，那是在西柏坡时期及其以后，乔木同志直接领导我的工作的时候。
毛主席胜利完成转战陕北后，东渡黄河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新华社在撤出延安、远离中央一年多之后，又从太行转移到平山，回归中央直接领导。这时乔木同志出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是廖承志同志。毛主席于１９４８年６月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及前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不久，党中央即决定集训新华社的主要干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分工主持集训工作的是刘少奇同志（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也经常指导），日常负责具体工作的是乔木同志。参加集训的有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等２０多位主要编辑人员。当时的新华社，是三位一体的新闻机关，兼有中央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职能。
集训从学习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开始。这两个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这次集训的纲领。下来就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训练。这里包括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地迅速地反映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新闻和评论的选材、选题、立论、布局、调词遣句、文字修饰以至标点符号。在这些方面，少奇同志和乔木同志对大家的要求非常严格。
乔木同志不仅审阅所有要发表的稿件，而且还通看新华社各地方分社和野战军分社的所有来稿。
每天晚上９点左右，在大家完成了一天的编写任务、乔木同志也审完所有稿件之后，他照例召开编辑会议（当时戏称为记者招待会），主要是由他谈对当天稿件的意见。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议。会上乔木同志传达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指示，评点稿件，大家各抒己见，议论风生。乔木同志对稿件的意见，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都要求严格，评点入微，其苛刻有时到了近乎尖酸刻薄的地步，令人哭笑不得。对一般编辑如此，对范、陈、梅、石也不例外。大家在会上可以解释、辩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乔木同志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大家不能不口服心服。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重新撰写。有的稿件，经过三次、四次返工才获通过。乔木同志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写出或改写出的确艺高一筹的佳作。《屠夫、奴才和白痴》（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新华社时评）就是他重新改写的一篇评论。
整个集训期间编辑工作中，乔木同志头脑中似乎有一部计算机，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稿件，哪怕是很细微的差错，都被准确地挑剔出来，而又被重新正确处理。这一切给人强烈的印象：他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集训一段时间之后，乔木同志从日常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意见。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起，至新华社随中央进入北平（１９４９年３月底）时止，中宣部和新华总社接连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大都是乔木同志起草或者根据他的意见写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共中央发过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指示）、《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用语的意见》、《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等。大家都深深感到，乔木同志谙熟新闻工作，不愧为我党卓越的新闻学家。
所有参加集训的同志，从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言教和身教（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许多重要新闻和评论）中，从乔木同志主持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益。
新中国成立后，乔木同志直接领导新华社特别是《人民日报》期间，更加显示了他新闻学家的精深与渊博。他一生对新闻工作的论述，系统地构成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础。
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除了１９６１年以后一段时间他患病休养外，乔木同志长期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他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从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给我许多帮助，既有高瞻远瞩的，也有细微末节的。他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作风，给我很大影响。我在他的帮助之下，逐渐熟悉中央领导核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和为中央起草文稿过程中，乔木同志非常认真地综合、归纳、吸收和回答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深厚的功力和非凡的才能。经过乔木同志修改的中央重要文稿，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比较满意，别的同志即使感到未能完全表达他本人的意见，也难以挑剔。这是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高级秘书难得的奇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一篇是《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１９５９年５月６日）。这两篇论文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成的”形式发表，都是由乔木同志执笔的，起草初稿是他，多次修改也是他。我作为他的助手，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修改过程，深感这是高难度的作业。
在修改《再论》一文过程中，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发表了很多意见。关于匈牙利事件如何分析，关于铁托的讲话如何回答，关于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共同道路如何论述，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许多意见很精辟。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不准确的看法。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实事求是的分析，强调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乔木同志以他特有的政论家的风格，处理得刚柔兼备、褒贬适度。最后，毛主席提出写入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观点，更使这篇论文闪烁着哲学的光辉，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过程中，最难处理得当的是对尼赫鲁的态度。他既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讨论过程中讲了许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当的意见，要求在修改中体现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何在行文中贯彻这个方针，难度相当大。乔木同志经多次斟酌、反复修改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妥善的办法。这就是：全文开篇高屋建瓴，从西藏革命讲起，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残酷与野蛮，这就势如破竹，彻底摧毁了以中国军队平息西藏叛乱为借口的反华言论的基础。接着是采取中国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扬”的笔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鲁的好话，然后批评他的谬论，并且利用他的前后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细细道来，不慌不忙，尖锐处入木三分，委婉处娓娓动听，抑扬顿挫，理情并茂。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引用尼赫鲁１９５４年访华时的友好讲话，并表示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继续友好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就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圈划了圆满的句号。
乔木同志一生中执笔的重要文稿，数不胜数。他作为我党优秀的政论家的风范，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１８０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相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八届八中全会起草决议。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虽然如此，他仍然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整个１９６０年，他参加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酝酿和起草声明的全过程，经历错综复杂的斗争，为最后达成协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他又参加农村调查和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工作。他长期紧张劳累，终于从１９６１年下半年起不得不长期离职疗养。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基本上处于休养状态，但仍不时对《人民日报》提出改进的意见。
１９６６年３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杭州会议中严厉地批评了我，也批评了乔木同志（他当时没有在场）。我本想待他病情较好时再告诉他，但很快就爆发所谓“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５月３１日，我即被陈伯达夺权，随后入狱，同乔木同志失去了联系。当我入狱四年又“劳改”两年之后，终于又在北京同乔木同志见面。他告诉我，那些年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也没有工作，被“冷藏”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不久，１９７５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把乔木同志和我调到毛泽东选集材料组，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同时调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胡绳、熊复和李鑫。不久，小平同志（他当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代替重病中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指定领导成员除乔木和材料组的几位负责人外还增加邓力群和于光远。政研室在国务院的武成殿和后楼，材料组在怀仁堂的西四院，各有一批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邓力群和于光远偏重政研室的工作，但小平同志每次主持讨论整理毛主席的文稿时他们都参加。乔木同志主持这个班子两方面的工作。他对毛选的整理工作非常熟悉，也抓得很紧。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他主持整理了毛主席的许多文稿，其中很重要的经小平同志定稿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就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国内工作和国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全面整顿的情况，及时向总理和副总理反映和报告。乔木同志经常出题目要大家去调查研究。许多重要情况，他都向小平同志报告了。例如影片《创业》曾被“四人帮”指责，但小平同志肯定了。影片《海霞》曾被“四人帮”禁映，但小平同志开禁了。江青在大寨的讲话，经小平同志指示，通过较快的途径报告了毛主席。可以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乔木同志指示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就是正面回答“四人帮”当时大肆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幸的是，很快就发生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人也成了批判对象。乔木同志为此十分苦恼。有一次我和胡绳、熊复专门同他谈话，支持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四人帮”始终把他看作眼中钉，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脚。
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乔木同志在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被吸收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他贯彻执行全会决定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路线，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积极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拨乱反正的一系列工作，着重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同时也批判开始滋长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思潮。１９８０年秋到１９８１年夏，乔木同志要我从广州回北京，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乔木同志负责。乔木同志凭他参加过起草１９４５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有担任毛主席秘书多年、长期起草中央文件的丰富经验和政治思想修养，几经反复，终于圆满地完成起草和修改工作。这个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
１９８２年春我从广东调回北京广播电视部工作后，乔木同志经常关心广播电视工作，多次向我提出许多很好的改进工作的意见。我记得他审阅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的文件时，曾打电话告诉我，他同意广播电视应大力改革，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同时又要努力办好群众喜见乐闻、健康向上的文艺节目。他认为我们的广播电视工作有优良的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学习外国，必须实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绝不能全盘西化。我觉得他这种防患未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乔木同志八十大寿那一天，我去他家中向他祝贺。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仍坐着轮椅同我和穆青同志谈了半小时。他缅怀他领导新华社的往事，关心新华社的发展前景。他说了他的病情，也询问我的病状。想不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在这之后两个星期，我即大病一场，死里逃生，在医院治疗达１０个月之久。病中收到他签名送来他的文集，再三披阅，往事萦回，思绪万千。不久即得知乔木同志逝世，倍感痛惜。但重病在身，未能向他遗体告别，深以为憾。
去年１０月间，在社科院等单位举行的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会后根据有关同志的意见，将发言改写成文。由于多病体弱，精力不济，时写时辍，流水纪事，了无条理，惟愿粗词淡句，谨寄哀思。
（本文原载《回忆胡乔木》一书，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衔木到终古”
——忆陈野苹同志关心党建二三事
本报记者尹品端
８月１９日晚，陈野苹的前秘书李振刚同志从电话中传来了陈老于８月１７日因病与世长辞的噩耗。放下电话，我呆呆地望着窗外清冷的月光，望着那如洗的苍穹，仿佛月成天灯，天为屏幕，我所接触到的陈老关心党的建设的几件往事，是那样清晰可见，那样让人永远难以忘怀。
我走向书架，抽出了《在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书，翻到书中陈老为本书部分支部书记的事迹所赋《党魂礼赞》的诗篇，翻到陈老为本书所写的《后记》，低吟着《后记》中陈老引用顾炎武的《精卫》诗：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雀来燕去自成窠。”
这些诗文，当年在编发时，并未细琢磨，此刻，人去诗文在，我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陈老在《后记》赞美征文上的党支部书记们都具有愚公和精卫的精神，并巧妙地引用《精卫》诗，以赠书中乃至全国的党支部书记。其实，陈老自己何尝不是一只为党的建设“衔木到终古”的精卫鸟呢！
时间倒回到１９９１年。为了纪念建党７０周年，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与全国六家省市委党刊联合举办《在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大型征文活动。为了使征文活动更具权威性，我们聘请了党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及几位省市领导担任该征文活动的顾问。陈老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欣然同意，并连声说：“要得、要得，好事、好事。”那亲切、和蔼、颇具音乐韵味的四川话，至今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旁。
陈老担任我们这次征文的顾问，不仅仅是“挂名”，而是“真抓实干”。征文结束时，我们有同志开玩笑说：“应该评选陈老为这次征文的‘最佳顾问’。”说实在的，如果真要评，陈老是当之无愧的。
征文期间，我们召开过两次大型的会议。陈老总是高兴地参加。一次，他已买好了去外地出差的车票，接到我们的会议通知，毅然退票，推迟外出时间。
我们所发表的每一篇征文，都复印寄送给每一位顾问，陈老对每一篇都认真评读，并为每个支部书记赋诗一首。为什么要这样做？陈老在《后记》中说：“这个顾问与我担任别的顾问不一样，好像有一种本能的责任感驱使我对每一篇文章都想读一读。每读一篇，总要在我的心潮上激起感动的浪花，在我的脑海里泛起浮想的波澜，心情兴奋而不能自已。”他认为书中每位支部书记“都是全党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情不自禁地要赞扬他们，歌颂他们”。陈老把这些诗“作为献给他们的赞礼，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是年５月初，陈老要远行南方，临行前的５月１日、２日，他还为刚刚收到的九篇征文稿配诗。在将诗稿寄给我时，还附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因外出，无法对尚未见诸报刊的其他征文稿配诗。还说：“我有点担心，不能完成每人一诗（陈老曾计划要为征文上的每位支部书记配一诗），当竭力勿使成为遗憾。”
不应有憾。陈老为征文配发了１２８首诗，连同那篇热情洋溢的《后记》，已为这次征文、为这本书增添了光彩。这些诗文已与该征文、该书随行全国，这些诗文也将随陈老直上霄九！
陈老对具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精神的支部书记是那样热情讴歌赞颂，对党内外的不正之风却深恶痛绝、严肃对待。为了把我们的党建设好，他时刻没有忘记“本能的责任感”。
今年春天，陈老给我寄来一篇文章，题为《题词也要劳务费吗？》写的是某杂志创刊多少周年纪念，请陈老题词后，寄来了劳务费。陈老将劳务费寄回，并给该杂志社总编辑写了一信，阐明了他对题词收（付）劳务费的看法……此文经编辑部几位同志商量，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似以不用为好。自陈老担任中组部部长以来，特别是任中顾委委员以后，我与陈老多有一些工作联系，他对我们的宣传一向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帮助，现在要向他“退稿”，我颇感有些为难。退稿前，我给陈老去了一个电话，说明我们的意见。他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把稿件寄回来就行了。”他的宽宏大度、平易近人，我早有领略，这次的感受更是至深至切！电话中，由题词的收（付）劳务费，谈到社会上党内外的其他不正之风。陈老说了这样一件事：某部一位党员干部，向陈老反映该部在用人方面及其他一些“政治倾向不对头”的问题。陈老十分重视，对那位同志说，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应该向中央反映。但你说的问题比较多，我岁数大了，一下子记不住，你能不能写成书面的意见，我帮你转交中央。那位同志怕书面材料转回本单位遭打击报复而不敢写。陈老又对他说，你写来，我帮你重抄一遍，以我听到的情况向中央反映，怎么样？但那位同志最终还是没有写。陈老讲到这，语气深沉地说：“他大概还是怕打击报复吧。你们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特别是你们担负党建宣传的同志，要适当宣传一点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东西呵！”这次电话谈的时间比较长，涉及的事也不少，我们之间忘了职位和年龄的悬殊，像朋友之间交谈那样随和、亲近，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陈老和我的诀别！
陈老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党的十四大以后，尽管中央已不再设顾问委员会，但陈老关心党的建设的“本能的责任感”，始终没有放松，他始终在为党的建设思索、奔忙。今年“七一”前夕，他为中组部的《党建研究》写了《永远保持党的纯洁性》一文，并嘱该杂志社的负责同志转给我一份。我因出差在外，未能及时处理该文，想不到如今竟成“遗作”。这篇文章的写作，离他去世不到两个月，足见他关心党的建设“身沉心不改”“衔木到终古”的精神。
可以告慰陈老的是，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并将继续认真抓好党的建设，“西山衔木众鸟多，雀来燕去自成窠。”我们的党一定会建设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
安息吧，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