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律师在向他招手
——最佳辩手王世军速写
吴旭渤陈亚飞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大学生电视辩论赛上，中山大学的王世军被评为最佳辩手。他以清晰的思路、机敏的反应和流利的语言征服了观众。
辩论场下的王世军是个“多面体”，成熟老练之中带着几分孩子气，瞧那旅行包里，精巧的小花篮，装布娃娃的小筐……各种小玩艺儿塞得鼓鼓囊囊。问他是否要送给许多女孩子，他狡黠的说：“难道就不能送给一个人！”
少年时代，他随父母去过新疆、东北、山东、河北，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我经常变动上学的地方。”他出神的说，“但总是在北方，我想换个地方，去南方看看。”于是他考入了广东中山大学。
他现在是环境科学系四年级学生。习惯上人们以为，辩论赛只是文科学生的事，但王世军认为，学理科的更要有清晰流畅的表达能力，要涉猎各种知识。参赛前，他涉猎了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他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喜欢和同学一起探讨问题。以往的亚洲大专辩论赛他每场必看。他透露，本科毕业后要去考法律系的研究生，并称对此“蓄谋已久”，而本次赛事，他小试锋芒，俨然让人看到有律师的影子。
谈到辩论，王世军认为，辩论应该注重理论框架的构建，而不应片面强调细枝末节，论据应有较强的现实性，而非耍弄文字游戏。
王世军说话语调平稳、深沉，很富感染力。他说，这种“风度”得益于赛前一位戏剧导演的辅导，他教队员运气方法，纠正了他们吐气吃字的错误。
“比赛前夕，我们听音乐、聊天，不能因为胜负影响辩论的真正意义”，他一副轻松模样，“比赛过程是放松，是能量的释放，并不紧张。”
对他来说，这次参赛最大的收获是交了很多的朋友。“的确令我开心”，他说，“每一场比赛都体现了队友间的团结合作，默契配合，当然，这之中也离不开老师的指导。”
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祝他也如在辩论场上那样从容不迫。他留下一句话，“任何不经过比赛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
此话意味深长。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燕山石化谱新篇
赵兴林任晨光
京郊房山，以“北京猿人遗址”而闻名。而今，就在遗址的北部山沟，崛起一座大型石化城。
看了“北京猿人”遗址，观北京燕山石化城，古今对比，别有一番感受。
漫步这座我国大型的石化企业，炼塔林立，管线纵横，十里油城，一片热土。而在这条腾飞的油龙中，炼油厂堪称燕化的龙头。
金秋９月，燕化炼油厂迎来投产２５周年。２５年来，企业累计实现利税１４１亿元，相当于国家历年对该厂投资的１５倍。
燕化炼油厂原名东方红炼油厂。２５年前，隆隆的开山炮声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设起来这座现代化炼油厂，几乎所有设备、仪表和催化剂都是地道的国货。东方红炼油厂曾一度成为向世人展示中国工业发展的“橱窗”。
随着时间的推移，燕化炼油厂设备陈旧老化的矛盾日渐突出，炼油厂一度步履维艰，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高科技，大胆地走出了几步“险棋”、“高棋”。近几年不仅消化了减利因素，而且所创利税额以年均４．１２％的速度持续增长。
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镜头之一：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第二套催化裂化的技术改造。炼油行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催化一响，黄金万两。炼油厂的经济效益，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能否提高汽油、柴油等轻油回收率。１９９０年以前，炼油厂二催化装置的催化剂跑损严重，一年损耗高达１０８０万元。厂长陈生华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回收催化剂的关键设备旋风分离器的改造首当其冲。１９９１年５月，一台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旋风分离器投入使用了。催化剂损耗比原来减少了２／３，这项新技术应用于催化裂化装置，炼油增加掺重油工艺获得成功，从而实现了“粗粮细做”，近几年增创效益２．４亿元。
镜头之二：利用烟气余热发电成功。烟气机发电技术是８０年代初国际上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余热发电新技术。燕化炼油厂技术人员敢为天下先，利用烟气余热发电成功，填补了我国节能技术的一项空白，而且年发电量相当于炼油厂用电量的１／５。
９年来，他们完成的科研开发项目先后获得一项国家级奖、２１项部、市级成果奖，２８项部、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仅技术改造一项就获得经济效益６．５亿元。
“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技术进步推动着燕化炼油厂的发展，也使“北京猿人”遗址这方古老的土地，焕发着朝气蓬勃的现代化气息。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小岛造大桥
本报记者龚永泉
长江上第一座民间集资捐款兴建的扬中大桥合龙了，至此扬中岛向世界敞开了胸襟。
扬中岛是长江上仅次于崇明的江岛，长４０公里，宽８公里，是江苏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２７万扬中人世世代代全凭舟楫与外界联系，饱尝了“出没风波里”的辛酸和痛楚。气象水文条件稍一恶劣，人员和物资就出不去进不来。近几年来，不少外商慕名来到扬中岛，岛上优越的硬件和软件引发了一个又一个合作的兴趣，但却多因交通不便而搁浅，扬中人眼睁睁看着机遇和效益从身边溜走，不由叹息道：“桌子上点头，渡船里摇头。”
扬中人立志改变这种局面。１９９０年９月，扬中县委、县政府在广泛征集全县各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自力更生建大桥！２７万扬中人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建桥”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一时间，全县人民募捐、集资、赞助，一浪高过一浪，每天都有动人的故事，每天都有感人的场景。７位８０多岁的老太太相互牵着来到大桥工地，每人捐了２０元，工作人员请她们留言，推推搡搡半天，一位脱口而出：“让我们能早一天走过江去”；一位１１岁的小学生捧着心爱的储蓄罐，坐着父亲的摩托车来到建设指挥部，双手献上积蓄已久的８０多元钱；北京大学扬中籍教授丁国香寄来１００元捐款，信中写道：“愿为家乡造桥添砖加瓦，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表游子之怀。”一年多时间，扬中人筹集资金６８００万，招标选择了建造过武汉、南京等长江大桥的铁道部大桥局的东方桥梁工程总公司承建。
１９９２年５月８日，扬中人开始圆他们的造桥梦。这一天，全县万人空巷，举岛欢腾，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系着红领巾的娃娃，一齐从数公里外赶来一睹岛上开天辟地的大喜事。在钻机启动的轰鸣声中，不少人流下晶莹的泪珠。几位造了几十年桥梁的老工程师也被感动了：“参加大江大河上桥梁开工典礼已不下十多次了，但从未见过这样壮观感人的场面。扬中人民梦想成真了啊！”一位干部感慨：“如果是国家拨款造桥，也许还不会有如此的凝聚力和震撼力，一个人需要有点精神，一个地区也需要有点精神！”在扬中，建桥已不再是单纯的工程，而成了万众一心征服自然的象征。
“架一座扬中人民满意、领导满意、自己满意的大桥！”８００名建桥工人战酷暑，斗严寒，用了２６个月，终于架通了全桥。并创造了长江造桥史上几个第一：第一次使用导向船无前后定位船浮运钢沉井；用一套导向船设备，在１００天内浮运下沉了四个钢沉井；在一个枯水期内建成水中四个主跨桥墩。
大桥全长１１７２米，宽１５米，共有３０个墩台，大桥将成为扬中经济腾飞的金桥。从此扬中再不用“渡”向世界，而是真正“走”向世界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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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今日朱仙镇
本报记者李而亮
中国历史上曾有四大名镇享誉天下：河南的朱仙镇、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湖北的汉口镇。其中朱仙镇居四大名镇之首。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由“老大”发起召开了四大名镇联谊会。当它与三个早已成为经济发达地级市的“老弟”坐在一起的时候，不禁自惭形秽。如果按今天的人口、经济实力来排座次的话，朱仙镇连“小字辈”也排不上了。
镇子衰落，名声犹存。在中原大地，朱仙镇的名字依然可以同文化历史名城开封并举。在朱仙镇用不着仔细寻访，就能处处感受到昔日名镇的风采和辉煌。
距离朱仙镇东南约三公里，残留着一段泥筑古城墙。据考证，这是春秋时代郑庄公所筑，名为“启封”。它既是开封城的前身，也是朱仙镇的前身。从那时候算起，朱仙镇已经有二千六百年的历史了。只见一条几乎干涸的河流把镇分为东西两半，它就是著名的贾鲁河。从雄跨两岸的石拱桥，依然可感受到当年万船齐发的热闹气氛。
镇里保存最完整，也是最珍贵的建筑是岳飞庙和清真寺。在这里，正要率三军“直捣黄龙府，再与诸君把盏痛饮”的岳飞，被宋高宗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回京师。岳飞班师那日，数万黎民跪于一街两厢，苦苦挽留岳飞。后来，这里百姓为纪念岳飞，捐资修建了这所庙宇，成为全国三大岳飞庙之一。朱仙镇的清真寺建于明代，中国式建筑风格为其最鲜明特点，是至今河南省最大的清真寺。
朱仙镇的繁荣，在于与京都开封相连的水陆交通，而其衰落也由于交通情势的转变。今天，朱仙镇党委、政府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单纯依靠商路的教训，从工、农、商、旅游诸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一个崭新的名镇。
记者在贾鲁河两岸看到，朱仙镇投资四百五十多万元建设的仿古建筑长街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辐射周围农村的木材、畜牧、年画、家具、农资、建材等十大专业市场。去年，他们利用独有的民间艺术——朱仙镇木板年画，成功举办了中国朱仙镇木板年画节。
（附图片）
肃穆的岳飞庙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农业基本法起草文件资料汇编中，收录了苏北农民费桂龙撰写的法案初稿和他给总书记的一封信，字里行间饱含着——
一个农民的立法梦
严荣工
费桂龙，苏北江都县杨庄乡农家子弟，１９６７年高中毕业，本有机会跳出“农门”——生产大队曾推荐他到公社卫生院工作，特种兵招兵体检已合格，国家恢复高考后他又想报名赶考，但一次次都因为受父亲的冤案株连而落了空。
艰苦的磨难使他变得冷静而理智。他开始注意观察农村出现的各种情况。
庄稼地里的困惑
有一次，公社干部找到当农技员的费桂龙：“小费，这是我们从大寨带回来的高粱种子，你先在丰产田种植，然后再向全公社推广。”费桂龙认为土质、气候等条件不适宜，公社干部不耐烦地说：“叫你种，你就种，学大寨要见行动。”这一年试种的高粱一亩只打了几十斤。
１９７４年，公社学苏南推广双季稻，搞三熟制。费桂龙觉得，苏北地区有效积温明显比不上苏南，加上其他条件的制约，不适宜搞三熟制，结果上面强行推广，产量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夜深了，运河水悄悄地流向远方，村庄已沉入甜美的梦乡，而费桂龙的窗口却依然透出明亮的灯光。
农民的付出和收入的巨大反差、搞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这一切刺痛着他的心。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从乡土小说到农业理论
他想用小说来反映农村现实，揭露农村矛盾。一年多的业余时间，攒成一部１６万字的小说《隐患》。
初获硕果的喜悦是短暂的。费桂龙觉得不满足。重要的不在于揭露问题，而在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国家的农业为什么会大起大落？违背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主观意志如何得到制约？问题出在没有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农业实践，涉及农业的各职能部门之间没有科学地协调配套，达到最佳组合。于是，他萌发了研究中国农业功能体系工程理论的念头。
深知理论知识的贫乏，他购买了一批高校课本，订阅了不少报刊，心得笔记写了３０多万字。他利用亲戚关系，在山东郯城、江苏吴县、上海嘉定和北京郊区设立调查点，每年抽出时间，自费去调查，先后走访了省内外１００多个村、组。１９８８年７月，一部４２万字的书稿诞生了。
一天，费桂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农业组组长蔡子伟写的一篇文章，谈我国农村功能体系配套问题，想到一块了！费桂龙高兴极了，带着书稿专程赶到北京拜访蔡老。正病重住院的蔡老听说一位普通农民来访，立即要秘书请他到病床前。蔡老说：“你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把其中的观点拎出来，从法律的角度加以阐述？”并感叹道：“中国要是有一部农业法就好了。”
费桂龙顿开茅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虽然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综合反映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法。农村存在的干部盼“红头文件”，农民怕政策变的心理，以及政府各部门和上下级的文件之间、文件与法规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都和国家缺乏一部农业法有关。
对，写农业法！以法治农才能治到根子上，才能保证农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费桂龙又一次把目光投向远方。
博得法律专家的喝彩
一位农民要写一部法律，这是何等大胆的举动！
有人说：“法律是专家起草的，国家制定的，关他什么事，瞎折腾！”
他白天是渔业技术员、水产场场长，晚上自学高校法律课程。那一阵他贪婪的阅读、做笔记，俨然一个紧张迎高考的学生。
经过９个月的艰苦努力，经过５次修改，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初，他写成了农业法初稿，将近５０００字，包括总则、生产经营、责任义务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功能协调等，共９章４６条。
费桂龙急切地想见到蔡子伟。他带上初稿再次自费到北京。他找到全国政协，得知蔡老已经去世，泪水一下涌出。
费桂龙再次上访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谁知给他的答复几乎是同样的两句话：“农业法起草不是你的事，本部门管理权力有限，难以接受。”这份用心血写成的《农业法初稿》，没有一个单位能收下。
他回到下榻的旅馆的地下客房，一个人躺在床上，反复思考。心想，我们的党一定会接受自己的这份爱国之心。第二天，他给江泽民总书记寄去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通知，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实事求是地调查农业情况，我很激动，用宪法和党员权利义务中的规定，写信报告您并随信寄去《农业法初稿》，想通过论证，并献出全部论据……”
费桂龙的孜孜努力汇入东流大江，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回应。１９９１年全国人大正式建立农业法起草机构，确认费桂龙所写的《农业法初稿》是“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文稿。”１９９２年４月下旬，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又给他寄来《农业法》征求意见稿，请他提出修改意见，并邀请他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４日参加在浙江萧山召开的全国农业法制建设研讨会。同时告诉他，他撰写的农业法初稿的内容基本都被吸收进了《农业法》征求意见稿。
这是梦，又不是梦。参加全国农业法制建设研讨会的大都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教授，费桂龙是唯一的农民。费桂龙走上讲台，介绍了自己撰写《农业法初稿》的经过，自己所了解的农村近况，自己和乡亲们对农业立法的期盼，并对《农业法》修改提出了７条意见。
一年后的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经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终于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起草文件资料选编》，收录了费桂龙撰写的《农业法初稿》和他给江总书记的信。这一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有一缕光彩直接来自一位农民。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我也来首“卡拉OK”
莫道桑榆晚，卡拉歌也酣。“卡拉OK”这种通俗娱乐形式，在河北民间十分普及。家住河北省保定市热电厂的八十岁的老搬运工人齐景泉，日前在保定市丽华大酒店歌舞厅也潇洒地来了一曲“卡拉OK”，他唱的京戏段子引起在座观众一阵阵掌声。
张英杰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办实事贵真诚
——天津河西区区长夏宝龙访谈录
王学孝梁子
夏宝龙，今年４１岁，３３岁当选天津河西区政府副区长，现任中共河西区委副书记、区长。
和夏宝龙打过交道的人，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实实在在，求实务实。
过去，河西区街集体经济在市内６个区排位倒数第一。为打翻身仗，夏宝龙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全区４０４个企业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短短几年间，企业一个个活起来，经济效益迅速增长。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河西区街集体经济连续３年蝉联市内各区第一。
有人认为老百姓胃口太大，要求太高。你为他办好事、实事，他还这也不满意，那也有意见，挑剔得很。夏宝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群众之所以有意见，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把实事办实，为民办实事不能三心二意，要全心全意。
去年９月，他刚当选区长，就在全区干部中喊响了一句话“为民办实事，要有力、有威、有效，落地有声”。他说，所谓落地，就是把实事办完；有声，就是实事办完了要让群众称心如意，让群众叫好。
过去，危陋平房改造后，楼间路面尚未铺设好，就让居民回居，雨天道路泥泞，风天尘土飞扬，群众住进了新房还有意见。去年底，他立下一条规矩，以后区建设单位必须在居民回居前将路修好。最近，这个区的三义庄、三元里３０００户居民回居，再也没有听到因行路难抱怨的了。
他在区政府新建立的查办机构，专门负责区长批阅群众来信来访的查办。并规定，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小事不过天，重大问题必须在３天内给予答复解决。否则要追究责任。今年，领导批阅的１２０余件群众上访信件全部得到及时解决。
他说，只要我们继续在“真”字和“诚”字上做文章，工作定会取得新成绩。（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重决策善用才
——湖南岳阳市委书记罗桂求一席谈
薛月秋
罗桂求，５３岁，大学文化程度。先后担任过工厂车间主任、副厂长、长沙市东区区长、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常务副市长，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调任中共岳阳市委书记。
长江、洞庭湖和京广铁路汇合处的岳阳市，１９９２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不久，罗桂求从省会城市调到湖南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岳阳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性格一点也没改，还是敢说实话敢碰硬。他认为：一把手的工作主要在决策与用才。
他说，自党中央、国务院将我市列为沿江开放城市以后，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开放兴市”的战略。我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一口气推出了１８项包含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优惠政策。开展了全民招商年等一系列大型竞赛创优活动。市长欧阳松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谁得罪了客商，谁就得罪了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从今年头６个月的情况来看，尽管项目减少一点，但引进外资总额还是高于去年。
我体会，干事业离不开“人才”这两个字，一个真正想干点事儿，又有一定真才实学的人不那么容易提拔得上来。越是这样，对我们当书记的要求越高。敢不敢大胆地起用那些德才兼备、肯动脑子，有胆子，能想路子，有业绩的能人，标志着我们市委主要领导人开明不开明，思想解不解放。对那些光耍嘴皮子、光琢磨人不琢磨事的，搬弄事非、欺上瞒下、热衷跑官的，不仅不能用，而且还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那些虽无明显缺陷，但又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也要大胆地调整他们的工作岗位。我相信，有了实事求是，科学可行的战略决策，加上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把它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岳阳就一定能够快速发展。（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