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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理论研讨班侧记
新华社记者何平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言简意赅的叮嘱,充分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党、国家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也是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政治交代。
参加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理论研讨班的同志,通过学习和研讨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保证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理论法宝,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再造辉煌的行动指南。只要坚持用这个伟大理论武装全党,并以此作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分批集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决定着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间,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进入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发展时期。
回首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人们清楚地看到:那在迷雾中指引我们前进的,在徘徊中给我们以勇气的,在曲折中给我们以力量的,正是那座以党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和集体智慧结晶为基石的思想灯塔——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产生,标志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于是,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四大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为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这一战略任务落到实处,199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研究当年工作时决定,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班,并把它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的工作要点。
1993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初春时节,具有承前启后历史意义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庄严地载入国家宪法;金秋10月,全党和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出版发行;年终岁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场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决定:从10月起分批组织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学习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从1993年10月、11月,到1994年4月、5月,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省长、市长、主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部长、主任,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以及思想理论界的部分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共175人,离开繁忙的工作岗位,分四批集中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宁静的校园内,聚精会神研读邓小平原著,系统了解基本观点,努力把握精神实质。他们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及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边读书、边思考,并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围绕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高级干部带头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减少和避免大的失误,还可以带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学习这一理论,促进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使这一理论成为团结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研讨班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先后三次同大家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切实按照党的十四大要求,坚持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江泽民特别引用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尾时的两句话“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他强调说:这些话“催人奋进,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激励和厚望。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们更应当懂得小平同志这两句话的寓意和分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肩负重任,我们必须下决心坚持不懈地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尽心尽力把各项工作做好,才不会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中央下大决心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主要目的也在这里。”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每一期研讨班开学时,都代表党中央作动员讲话,明确办班的指导思想、目的、要求和工作方针,做出具体部署,并经常进行指导。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也经常给予关心,尽可能挤出时间听取大家的集体研讨。
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起来学习理论、研讨问题,这本身就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显示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思维的进一步成熟。
在当代中国,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
真理是一条长河,奔腾不息,永无止境。
从马克思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之火,之所以能穿越150多年的时空依然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其原因就在于: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加研讨班的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深深扎根于实践、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探索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发展真理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运动,从150多年前在欧洲游荡的一个“幽灵”,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潮流,这本身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性、正确性和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然而,人们认识和掌握真理并不是可以不花功夫、不付代价轻易达到的。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并不很清楚,更多地是从本本而不是从实践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或者受某种僵化模式的束缚,为此走了弯路,并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问题在于它们的具体实现形式。归根到底,要根据生产力的现实水平,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要求,根据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我们过去曾经脱离这种实际要求和实际进程,盲目追求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纯粹”、“高级”形式,结果吃了大亏。这个教训要牢牢记取。
贫穷落后、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回顾历史,总结十多年来的经验,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使多年困惑不清的问题豁然开朗。
参加研讨班的同志认为,小平同志的这一新概括,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对正确理解和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指南。这个观点,既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又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合乎当代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要求、不合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观念划清了界限。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要紧紧抓住这个首要问题,真正学懂弄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党的一条重要的思想路线。在学习、研讨中,大家以高级干部的战略目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认识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这条路线。他们指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的统一。只有做到二者的统一,才能做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的统一。这条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使党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法宝。掌握了它,我们的工作就顺利,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违背了它,工作就发生失误,事业就遭受挫折。坚持这条思想路线,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同时需要有创新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胆识。归根到底,要有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
大家强调,11亿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极其丰富多采,充满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容的时间跨度为1982年至1992年。温故而知新。大家联系这一段的实践研读原著,深切体会到:这十年,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十年。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同时又为这一理论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在第三卷的119篇文章中,集中地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体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中形成的基本路线、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
大家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谈到,15年来,正是由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得以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轨道,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当代中国,要想解决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就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由此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来自掌握这一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真正掌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党的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十分清醒,十分坚定。
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用新思路、新办法来解决
“计划”与“市场”,本来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长期以来,却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分野,被分别冠之以姓“社”、姓“资”。历史恰恰证明,在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忽视市场的作用,使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迅速提高。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参加研讨班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是对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就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市场经济手段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市场在资源合理配置上的长处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运行得更好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作为这场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高级干部们对此有着比一般人更加特殊的感触和更为深切的体会。他们指出,15年来,在善于从我国实际出发,正确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重视市场作用并发挥得比较好的地方,经济的活力就比较明显,经济增长就比较快,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计划直接管的部分显著缩小,结果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这充分证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我们走对了,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高级干部们在从总体上把握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述的同时,还结合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围绕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理顺价格体系、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他们在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时指出,从深层次看,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主要还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所致。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决不能再沿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现在已经不适用的老思路、老办法,而必须用新思路、新办法,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我们长期实行过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这个新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学习。这件大事干好了,不仅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而且对我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简短15字,浓缩了1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这也是高级干部们的一个重要共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参加研讨的高级干部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败得失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即:如何正确把握大局。
大家通过系统地研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感到其中所讲的问题,都是从大局出发、从战略出发提出和进行论述的。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理解,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就是我们党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就是为坚持和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所必须创造和争取的前提条件,即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和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和平环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以这个理论、这条路线为指导,紧紧把握大局不动摇,不断推动大局向前发展。这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问题。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工作,都要胸怀大局,顾全大局,坚持从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局部工作与全局工作、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具体目标和具体政策与总目标、总政策的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好大局,特别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动,或者突然发生未曾预料的事件,或者遇到某些复杂纷乱现象的干扰时,头脑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善于从大局观察和处理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中央在部署今年工作时,明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关键问题,是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十几年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各级领导干部如果都能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地牢牢把握大局,善于维护和促进大局,正确理解改革、发展、稳定的内涵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就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从而保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站在更加主动的战略位置上,去迎接进入新世纪必然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如何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问题上,大家特别提出,要全面认识“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不放,既注意速度和数量,更注意质量和效益。要又快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又要推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既要考虑当前发展,又要重视发展后劲,不搞短期行为。要集中更多的精力,抓住既关系到改革、发展又关系到稳定的突出问题,力求在深化改革中一个一个地妥善解决。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和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深入研究、妥善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把握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当前切身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把握好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努力使最大多数群众从各项改革中获得利益,同时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牢牢把握这一工作大局,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巩固和发展当前好形势的需要,而且是必须长期注意贯彻执行的重要战略思想和工作方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用武之地,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伟大变革的洗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在给人们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极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强烈地呼唤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步发展。
参加研讨班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用武之地,同时也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艰巨复杂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容易出现运行机制上的漏洞、认识上的“误区”和工作上的松懈,使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得以趁机孳生蔓延,给精神文明造成冲击。对这些问题,务必高度重视,通过加快改革步伐,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去努力加以解决。对存在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不去解决,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看到这些问题,就怀疑改革开放政策,动摇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和信心,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小平同志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高度概括了15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时把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和提高领导艺术的要求提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面前。
回顾前几年的实践,大家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建设越是发展,改革任务越是艰巨,情况越是复杂,就越要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越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为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或者以为经济上去了精神文明建设自然而然就会上去,这两种认识都是不全面的。不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或者忽视、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者,不能说是有远见的高明的领导者;缺少“两手抓”领导能力的领导者,不能说是称职的领导者,尤其不适宜担负主要领导职务。
无论是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还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抓好改革、发展还是做好稳定工作,关键都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党的自身建设不断进步。大家在研讨中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要更加重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中的作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保证这条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因此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要符合并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的优劣与得失,都要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成效来衡量,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大家还特别谈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加强党的建设要高度重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便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把全党的意志、智慧和力量最有效地组织起来,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为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共同奋斗。
一个政党要想保持其先进性,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武装。
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可以没有精神支柱。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全党全民族在这个时代凝炼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指引党和亿万人民奔向新世纪的伟大旗帜。让我们高举这面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勇往直前,一百年不动摇!


第1版(要闻)
专栏:编者的话

农村大有希望
看中国的变化,仔细关注农村,才能把握住大局。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迎国庆,编辑部组织本报记者从四面八方采写农村的新变化。发回来的报道,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典型,也有中西部地区的典型,共五篇。从这些典型看,中国农村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正在走出一条希望之路。
《乔李村的诉说》是第一篇,讲的是这里选择了科技兴农、科技富农的路。村里的人说:“农民当得有意思,又种地又长学问。”《告别昨天》,是写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告别逐水草而居的飘荡生活,过上安稳定居的好日子。《华西中国农民的骄傲》,是写江苏省著名的华西村,不仅写华西人坐轿车、出国旅游的富有,写华西人扶贫的可贵精神,还写了一条重要经验:华西党组织的力量在集体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实和提高,集体经济的发展又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小榄:15年圆了“城市梦”》,是写珠江三角洲富裕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兴起,正在改变人们对城乡差别的观念。一位村长说:过去村民拚命“农转非”,现在已经转“非”的又整天缠着要转回来。时代不一样了,当农民照样扬眉吐气。《唢呐变奏曲》,是写外界很少了解的四川丹棱县农村的变化。作者没有多写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事,而是写这里喜事多,乐意吹唢呐的艺人队伍越来越大,他们说:“到哪里吹的都是喜调调。”


第1版(要闻)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

  乔李村的诉说
本报记者王艾生安洋
8月25日,我们一进乔李村就碰上了一件新事:
山西省农科院、科委、农牧厅、山西农大的36位专家、教授正在这个村进行成果鉴定,课题是《山西省临汾市乔李村粮棉果菜综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及应用》。
“说到底,就是想让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把力出到家,叫咱农民心平气顺地种粮沾粮光,种棉得棉利,种菜发菜财,光咱对得起黄土地不行,非要鼓捣地让黄土地也对得起咱不可。”老支书王运康的一席话,把这项科研工程的意义讲得透透亮亮。
1991年,这个村划出2000亩好地,贴上成千上万的钱,供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想咋翻腾就咋翻腾,败了村里担着,成了咱都沾光”。
段玉田、魏传珍、赵太铣、郭宽哲、陈永杰五位农科研究员在试验田里一蹲就是三年多,边试验,边推广。其结果是,乔李村的农业产值由三年前的350万元增加到900万元,人均收入由850元达到1640元,成为临汾地区的小康示范村。
乔李村选择的是一条科技兴农、科技富农的路子。
4062口人的乔李村,资源就是那片8125亩黄土地。
1988年正月初八,130名农业专家学者应邀云集乔李,召开了长达半月的“生态农业工程研讨会”。专家们依据乔李村的土壤结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一项一项具体拿出了实施立体种植、高效农业的方案。
办事认真的乔李人,外请150名兼职科技人员,成立了庞大的科普协会和科技服务站,成立了小麦、棉花、养殖、果树等14个单项研究会,发展壮大了3个良种繁育基地。
为了让习惯于眼见为实的农民,不担任何风险地享受成功的果实,他们一切试验都放在集体的“机动田”里进行,农民眼睁睁地望着成倍的收获后,自觉自愿地照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选种、择肥、施药、浇水、管理上的技术活,由各类作物研究会手把手地指导。
1991年初,得到甜头的乔李人,索性把山西省农科院小麦、棉花、果树、蔬菜四个研究所组成的课题组请到乔李来,5名研究员的衣食住行受到乔李村民的最高礼遇。
这个被农民更名的“财神组”,推广了小麦限水晚播高产技术,棉花优质丰产规范栽培技术,盛果期优质丰产管理技术,蛋鸡高产低耗管理技术,立体高效农业技术,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技术。三年的结果,乔李村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403公斤,总增产小麦140.6万公斤,节约水费24.6万元。棉花平均亩产达到75公斤,130个示范户亩产达到100公斤以上。发展大棚蔬菜310亩,创产值27.9万元。改造老果园400亩,亩产由400公斤达到1400公斤,获利38万元。发展新品种果园500亩,采用套袋和地膜覆盖技术,成活率高达99%。
同时,他们还依据乔李的实情,在2400亩地里推广了三种试验成功的立体种植模式,小麦——地埂棉花——花生模式:7行或14行小麦,地垄上密植2行棉花,小麦收获后再复种花生,农民亩收入达1100元;小麦——地埂玉米——早白菜模式:14行小麦,2行高密度玉米,小麦收获后6月底种早白菜,农民亩收入达1210元:小麦——菠菜——棉花——花生模式:7行小麦间作菠菜,春季菠菜收获后,种2行棉花,小麦收获后复播花生,农民亩收入达1380元。
乔李村从根本上实现了土地革命。
乔李人从骨子里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
这是乔李村极不显眼的几位农民——
常金呆,夫妇俩养活着两个孩子“拨弄着9亩地”,他以去年为例扳着指头算一笔帐:除去自家吃的用的贴上的,粮、棉收入5480元,菜、果收入4560元,白豆等杂粮收入1440元,他称自己是“净落下的万元户”。点了支烟,他话题扯了一大堆,“还是那几块地,原来是一种一收,落个冬天里身子穷轻松,现在是一种三收、四收,光上手不算,更多的用脑用心,一季松气时都没有,可看着那不断往出生钱的地,心里是种踏踏实实的高兴呀!”
走进孙成记的棉花地里,就像进了科研所。这位文底子并不厚的农民,一口气能讲出几十种小麦种的优点和缺点,纷杂繁琐的棉种和农药代号性能在他嘴里一串一串,温度、湿度、光照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满脸挂着自信,“你看棉树,当初预计它长多高就是多高,这棉桃又鼓又饱,再上一次药,这6亩亩产120多公斤,万无一失。”他指着隔垄的菜地讲,“只要你肯钻,受劝,凭这么好的地,那么多的花样,一年捎捎带带就弄个一两万。”
王俊梅是从蒲县枣里村嫁进乔李的媳妇,丈夫百龙干泥瓦活,家里的6亩地由她一手操持着,“还是婆家的农民当得有意思,又种地又长学问,用了技术员教的晚播、限水高产技术,今年光小麦就收入5000多元,这都是我挣的,加上他的(指丈夫),怎么也上了两万块!”
那一天上午,李金尧刚从地里除草回来,进家门见了我们格外兴奋,硬要拉我们坐在靠窗口的沙发上,“江泽民总书记去年腊月来就坐这里,总书记走了后,我又抓了200只鸡,技术、饲料科技站包着,这不,4月份已经下蛋了,一斤蛋出手就是二元七八,已弄回2000元啦,加上粮、棉、菜收入,今年起码比去年多收5000元。”
…………
倘若一般意义地论富,4062口人人均1643元的收入算不上辉煌,但乔李不寻常之处在于,达到这个平均数的农户占到84%,最低收入的也在930元,而且基本上是在原本那块并不肥沃的黄土地上刮出的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奇迹。
1994年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一早就来到乔李村,总书记走田间,串农户,真真切切看到一个共同富裕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面对面地从乔李村的炕头、地垄结识了一代与科学和土地结伴的新农民。
“一个脚窝一首歌”的乔李村在深情地向黄土地诉说着,“过去光用汗水服侍你,又涩又咸,现在我们用智慧滋润你,又喜又甜”。
“一季一个新变化”的乔李人在一字一句地向社会诉说着,“对于咱农民来说,什么是财,什么是钱,黄土地加科技再加高效劳动就是取之不尽的财,就是永远花不完的钱”。
“一年要上一个新台阶”的乔李村,在踌躇满志地描绘着一张三年规划图:1996年工农业产值上亿元,人均纯收入上2600元,人均产粮1000公斤。
我们离开乔李的那一天,村里人听说“粮棉果菜综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及应用”成果鉴定出来了,全村的锣鼓、鞭炮连成了串……
(附图片)
1994年2月1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乔李村村民李金尧家。
刘黎平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主席会见兰布卡总理
强调中国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本报北京9月20日讯记者廖先旺报道:今天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斐济总理兰布卡,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江泽民说,“兰布卡总理阁下1990年曾以军队总司令的身份首次访华,现在作为总理再度访华,我们对阁下重视发展中斐友好关系表示赞赏”。
江泽民说,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主题。亚太地区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为本地区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中国和斐济作为这一地区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和经贸合作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作出努力。
在谈到我国外交政策时,江泽民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创造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江泽民说,中国重视加强同包括斐济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把增进同这些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看成是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意与斐方一道,为在两国间建立跨世纪的稳定持久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兰布卡转达了斐济总统马拉对江泽民主席和中国人民的问候和良好祝愿。江泽民表示感谢,并请兰布卡总理转达他对马拉总统的亲切问候。
兰布卡说,“此次随我访问的有财政部长和贸易部长,还有30余名企业家,旨在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繁荣,也给斐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加强斐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谊和扩大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参加会见的有斐济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长乌尼博博和商业、工业、贸易和企业部长阿考伊。中方参加会见的有民建中央副主席刘珩、陪同团团长杨贤足和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


第1版(要闻)
专栏:

  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原则通过出版法(草案)和监狱法(草案)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日电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上午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草案)》。
会议讨论认为,为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根据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这部法律草案共分七章五十六条,对出版事业的发展、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出版物的出版、出版物的印刷与复制和发行、保障与奖励、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对监狱法草案,会议讨论认为,为了有效地执行刑罚,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也是必要的。
会议确定,这两部法律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将按照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会见纳米比亚议长
表示中国愿意不断扩大双方合作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张益俊)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议长莫斯·佩纳尼·奇滕德劳一行时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同纳米比亚的传统友好关系,不断扩大双方合作。
江泽民对纳米比亚独立4年来中纳关系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他说,中国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中纳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他说,纳米比亚独立以来,对内实行民族和解政策,逐步改革旧有政治、经济体制,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此十分赞赏。
应客人要求,江泽民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情况。
奇滕德劳应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于19日抵京,这是纳米比亚议长首次访问中国。
这位议长首先转达了努乔马总统对江泽民主席的问候,江泽民也请议长回国后转达他对努乔马的问候。
奇滕德劳说,纳米比亚感谢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并希望能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多地借鉴中国在建设和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


第1版(要闻)
专栏:

  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十周年
首都各界举行座谈会
本报北京9月20日讯记者董宏君报道:今天,全国人大民委、中宣部、统战部、国家民委、司法部、全国政协民委、中国法学会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十周年。田纪云、王汉斌、任建新、布赫、司马义·艾买提、阿沛·阿旺晋美,以及廖汉生同志等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制度。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在总结几十年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且保障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和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布赫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是对国家总的法律体系的重要充实和完善,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有关部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我国的民族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座谈会由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王朝文主持。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司法部副部长王巨禄、全国政协民委主任金鉴、中国法学会会长邹瑜分别在座谈会上发言。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有关部门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以及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老同志、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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