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请记住他们
——敦煌研究院人物写意
本报记者李泓冰
敦煌，像是以唐代为中心的华夏祖先丢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微笑——灿烂的、骄傲的、又有一丝挑战味道的微笑。
飞往敦煌。背负青天朝下看，立即被弥漫于祁连山脉四周的茫茫大漠所震撼。大片大片的荒漠中，常常不见一丝丝人类留下的痕迹，只有风和沙默契地相依相偎，涂抹出一望无际的荒凉；只有天上的云朵偶尔打破沙漠的寂寥，投下一团团云影，给干烈的黄沙以暂时的呵护和荫蔽。
沙漠广阔得让人疲倦，然而敦煌终于到了。
这是一小片绿洲，绿洲的边缘浮起了祖先留给我们的那个拈花微笑——莫高窟。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变得十分遥远，因而这微笑显得越发瑰丽，甚至有些诡异。
走近敦煌，走近莫高窟，对于那柔媚的线条、酣畅的色块以及历千年方造就出来的曼妙奇幻的佛国境界，并没有因前人对它们的一再描述，而稍减身历其境时的不可思议之感。但是，更令人急切地想走近的，是虔诚地膜拜于这朵微笑脚下、倾毕生精力保护并诠释着敦煌艺术的人们。
走进去是满头青丝，走出来已是鬓上飞霜——段文杰轻轻一笑，又痴迷地钻进他的洞子里
很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倾一生心血于这荒凉而又神奇的石窟，可是他们是怎样在各种磨难中坚定着一生相守的誓约？继他们而来的后辈，又是怎样抛离越发诱人的红尘，接过石窟中代代相传的薪火呢？
常书鸿已于今年春天仙游方外。年逾古稀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则还厮守着业已厮守了近５０年的敦煌。刚刚遭到一场大病折磨的段老，瘦得脱了形，但在人前仍是目光炯炯，说话底气依然，舒朗的眉宇之间有浸润极深的慈和之态。谈及前尘往事，生在四川的段老平和得有些漠然了：“１９４３年留法画家王子云考察敦煌之后在重庆沙坪坝开了一个画展，看了以后，我就对敦煌念念不忘；继而又有张大千在重庆上清寺展览他临摹的莫高窟壁画，对我的吸引力大极了。那时候时局不靖，但是不管怎样，敦煌我是非去不可的了。”
不过，段先生起初并没有打定主意在敦煌干一辈子，他只是想临上一两年的壁画，如大千大师一般，然后就继续搞自己的人物画创作去。可是，“不知怎么就再也走不了了。壁画上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手法、绘画技巧……太多太丰富，一辈子学不完。”
１９４４年２月，以常书鸿先生为首任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莫高窟，主旨是“寓保护于研究”。两年后，段文杰等先生应招而来。这里杳无人烟，只有个把喇嘛、道士，还有４个负责守窟的警察。然而段先生他们自己是根本没有时间寂寞的。因为４９２个神奇的、在曼妙轻盈的飞天护翼下的佛国洞窟，着实使他们忘乎所以。他们用最原始的办法，比如清除积沙、修起围墙，保护已是饱受蹂躏的莫高窟，没日没夜地临摹、测绘、摄影、翻阅史籍和佛经……只为有朝一日能通过他们的手，让世人知道这些稀世之珍的艺术价值。
只比段先生晚来一年的史苇湘，当年从人烟稠密的巴山蜀水来到敦煌，路上几乎走了４０天！回忆起初见莫高窟的情景，他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和冲激相比拟。”
另一种震撼和冲激还在于，这份祖先慨赠的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宝，在旧中国却一直受到子孙们的冷落，已是尘满面、鬓如霜，危乎殆哉了，更不要说它还不断地受到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中国学者和艺术家的自尊终于由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昂然带到这大漠深处。
最初的艰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学富五车的学者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一身穿戴比穷苦农民还困窘，挖土、背粮、赶大车，什么体力活他们都得干。解放前，交通不便，银行趁机放利，那点微薄的工资一年半载才发一回，以至于职工们常常借粮而炊。就是到了６０年代，莫高窟还没有电，喝的是苦水，孩子进城上学得走２５公里，只能每周用马车接送。至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家境，施萍亭先生的描述可见一斑：“直到８０年代初，以我们家为例，家具只有４条小板凳，还是公家发的，这是用莫高窟前死掉的一种叫‘鬼拍掌’的树做的。书架是土的：用土坯做支架，几块小木板拼成隔板；沙发是土的，全用土坯砌成‘沙发’的模样，再铺上旧棉絮；桌子是土的：土坯做腿，桌面则先在腿上搭几根木条，再在木条上砌土坯，然后墁光、刷上石灰；睡的是土炕——清一色的土制家具。”
这里即使僻居大漠，也难逃红尘劫数。反右、“文革”……运动的风暴照样也光顾过莫高窟这片净土。可是至今他们都很少提及自己个人当年的委屈，只是常常听到他们欣慰地说起，即使在“文革”中，敦煌石窟也没有受到丝毫破坏。他们也欣慰地说起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到敦煌过问段先生之后，指示改善敦煌研究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过努力，终于大有改观。
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的时间最长。医生本不许他再回敦煌，坚持要他留在兰州养病，段老不以为然，固执地回到莫高窟。他一指莽莽苍苍的黄沙碧空，说：“哪里也没有这儿的空气新鲜，哪里也没有这儿安静。我一去北京就住不惯，太闹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段先生这一生都在服着漫长的苦役。他几乎没有什么凡人轻易就能享受的欢乐，老伴和孩子一直在兰州，老伴去世了，他更是把石窟当成了家，终日揣摩遐想，更把辽远的笔墨化作今天的纸上烟霞。为了敦煌石窟，他求才若渴；且与美、日等国文化机构友好合作，孜孜于敦煌的保护和研究。眼看着敦煌研究院一天天成长成熟，名副其实地成了敦煌学的故乡——看到段先生那慈和的目光，不由想到，如果有谁傻到去问段先生是不是后悔当初的选择，恐怕他真会把你看作白痴。
敦煌有一奇女子，她的塑像收藏在中国美术馆——风风火火、让部下有点发怵的樊锦诗
１９６３年，敦煌研究所来了位纤巧机灵的上海姑娘——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她出入洞窟之间时，觉察到有几双目光老是在盯着她，她有些纳闷。直到有一天，一位美术工作者对她说：“我们想以你为模特儿，搞一个雕塑，能不能提供一张你的照片？”樊锦诗这才明白，可是这位从不在意自己的美丽的姑娘，居然没有一张自己的玉照。想了半天，才找出原来学生证上的一张证件照。后来，一尊少女塑像完成了，英姿勃勃的短发、纤细的身材、灵秀的眼睛，虽然学生气十足，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活脱就是个樊锦诗！塑像的作者将之命名为《青春》，后来被收藏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今天的樊锦诗，纤巧依然，作为常务副院长，成熟中那几分洞若观火的犀利让她的部下有些发怵。８月２１日上午，是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的竣工典礼，中日贵宾陆续来到。一位研究院的小姐笑吟吟地向樊锦诗走来，说：“您今天穿得好漂亮！”她却沉着脸说：“先别管我漂亮不漂亮！和你们说好８点一定到，现在已经８点１０分了，为什么不守时？”
遇到她的那天，樊锦诗穿着蓝色的短袖牛仔衬衣，脚下的球鞋满是沙土，一副干练的打扮。她率直地说：“不是不想回上海，上海当然是好地方。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而且我的位置只能在这里。”３１年了，她从来没有把妈妈接到敦煌来过，一是怕妈妈无法适应这里的艰苦环境，二是怕妈妈看了以后会心疼自己。
然而她却把自己的丈夫吸引来了。她丈夫原是她的同学，本来一直是搞商周史研究的，可是为了妻子的事业，他从兰州到了莫高窟，改行研究妻子所钟爱的石窟历史。谈及此，樊锦诗俏皮地说：“他也叫没办法，谁让他跟我是同学呢！也亏了他，不然，谁肯到这洞子里找老婆？”
樊锦诗不太肯说自己的贡献。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她，在报道中把她称为“敦煌的女儿”，后来传来传去，传成了“敦煌之花”。她显然不太喜欢别人这样叫她，也是，拿“花儿”来比樊锦诗，不仅俗了，而且也不伦不类。花儿能在沙漠里扎根吗？那瞬间的美丽能和这份坚守艺术净土的韧性相提并论吗？
他加固着逐渐风化的山体，为石窟延年益寿——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博士李最雄
一直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埋头学术研究的李最雄觉得委屈极了。他的“应用ＰＳ—Ｃ加固风化砂砾岩石雕的研究”鉴定会后，由于一些非学术原因搁浅了。这是１９８４年。
忽然，段文杰先生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诚邀他去敦煌研究院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而且，还未报到就决定派他去国外学习。
李最雄没有辜负这番苦心。
敦煌石窟的壁画经过千年风雨。怎样防止壁画鲜艳的颜色慢慢褪去，怎样防止山体的风化危及石窟？李最雄对症下药。他成功了！
他重新进行他对防止石窟风化的ＰＳ材料的研制。终于，这种材料被证明在西北干燥环境下对土制及石制文物的保护极为有效。１９８７年，在樊锦诗的主持下，ＰＳ材料通过了第二次鉴定。他进一步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合作，研究莫高窟崖顶风化岩面的化学加固，经过实验，发现仍是ＰＳ材料最为理想。８月下旬，在距莫高窟１００余公里的榆林窟，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用李最雄研制的ＰＳ加固材料进行表面加固和裂隙灌浆。
１９９１年初，一篇《敦煌壁画颜料的变色研究》使他获得了东京国立艺术大学文物保护科学博士学位——他成为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当时他的日本导师千里迢迢特地赶到敦煌，在莫高窟为他颁发博士证书。
李最雄１９６４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本来和敦煌毫无干系。可是，敦煌像是一口深邃而迷人的井，走近它的人很难不掉进去。迷住李最雄的有两点，一是保护敦煌石窟艺术本身，“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业，参与其间是一分光荣”；二是老前辈的奉献精神，“和他们比，我们现在的条件好得多了”。
为了李最雄的事业，他那本是十分要强的爱人４０多岁就退了休，在兰州家中抚育两个孩子。自从到了敦煌研究院，他回家的次数扳着指头也数得过来，即使回兰州，也要忙到深夜，才能去见妻儿一面。记者曾经到过李最雄在莫高窟的宿舍，应该说比之常老和段老当年要好得多了。两室一厅，生活用具都简单到极点。工作间塞了满满的书和试验品。没有冰箱，厨房里是吃剩的干馒头和几包方便面。
遥想千百年前，数不清的无名画匠、塑工来到这片荒漠中的小小绿洲，虔诚地献身于这个艺术的洞天福地，后人们曾从出土文物中发现过他们鬻儿卖女的文契，其困苦可想而知。千百年后，又有一批优秀的华夏子孙远离繁华，来到这里，倾一生心血，维护住这点灿然的艺术香火——这或许真的是一种宿命？黄土地上出生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宿命。他们远隔千年而遥相呼应，如同大漠碧空上的云影，执著地为这片一望无际的荒凉带来文明的润泽和荫凉。
一位敦煌研究院的先生说：“敦煌人作为一个群体，国际国内知名；作为个体，却多半默默无闻。”
一些以敦煌为背景的舞台影视作品早已声名赫赫，其中却没有为之付出心血的敦煌学者的名字。是的，敦煌人痴心艺术，不谋名利，可是我们不能像千百年前的人们漠然抹去了创造敦煌艺术的大师名字那样，把当代为艺术献身的人们也悄悄遗忘——否则，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我们的冷漠。
请记住他们！（附图片）
解放前，段文杰（前面赶车者）等在前往榆林窟考察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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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天伴忠魂
——悼念常书鸿先生
李砚祖
５０多年前，人烟稀少、戈壁荒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先后来了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国画家张大千，一位是油画家常书鸿。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神圣呼唤将两位艺术家的手与心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是，张大千先生可以说是“朝圣”，常书鸿先生则是“护圣”，前者将自己对敦煌艺术的爱倾注于笔端，表现在那惊世骇俗的临摹作品和再创作之中；后者则将自己对敦煌艺术的爱全都倾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之中，化为沥沥心血作一辈子的付出。
常书鸿先生自１９４２年８月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４３年３月至敦煌，１９４４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第一任所长，至１９８２年离休调北京任国家文物局顾问，他在敦煌４０年，而他的“敦煌情结”直至今年６月２３日在北京逝世才画上了句号。
先生伟哉！５０多年前的敦煌，没有如今的坦途，千里戈壁使人视为畏途；外国觅宝者的掠夺与觊觎，时刻危及莫高窟艺术的生命。而在法国度过近十年留学生活、学有所长、功成名就、回国后又具有教授名衔、生活安定满足的油画家常书鸿先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画室中在油画艺术的天地里或出精品或怡然自乐。然而，如这样就不是常书鸿！自在巴黎见到敦煌艺术品的那一刻起，“敦煌情结”即油然而生久久盘踞心头，去敦煌成了他的第一需要和人生选择。
先生去了，一去４０年，妻离子散不回头，艰难困苦又何足惧？也许是飞天的美丽，也许是诸神的呼唤，也许是先生的痴心，也许是敦煌历史的需要，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总之，在先生的主持与劳作下，敦煌莫高窟千余年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所建立了！明清以来莫高窟遭遇的几百年自然摧损与人为破坏被人为地制止，开始了敦煌历史上新的一页。从兵荒马乱的４０年代的艰辛保护到６０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的整治加固，先生功不可没！人们赋予他“敦煌守护神”的美誉应是最好的嘉奖。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池田大作先生这样写道：“常先生的人生是诗，是艺术”。“在已往漫长岁月中，长年在得不到别人承认、喝彩的舞台背后，他一个人奋斗到现在”，而“引导书鸿先生走出困境的决不会是别人，而是自身生命内部涌出的压力和声音”。这根本的力量乃是书鸿先生对祖国文化艺术的热爱之心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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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古墓的悲诉
周庆
入土为安，在中国的大多数人群中，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葬俗。
近几十年有条件的城镇普遍实行火葬，把关于土葬的话题，留给了考古界，留给了仍然实行土葬的那部分农村。
古人的认识很有限，他们猜度自己瞑目之后命运还会延续，希望葬于风水宝地，给子孙带来好运；他们相信逝去的人还有种种物质需求，特别是生活优裕的人，希望陪葬、厚葬；他们甚至迷信魂灵到冥界仍有必要打点阎罗判官，以求早点超生。这愚昧的代价，造成死人挤占活人耕地，并使大量财富化为尘土。逝者已矣，留给后人的只有慨叹。
古人的葬俗唯一值得后人体谅的，是他们不希望对坟墓有所惊动。在他们的观念里，死无葬身之地已是最恶毒的诅咒，若葬后又被抛骨荒野，魂归无处，人心何堪！
除了少数出于科学研究的发掘之外，让古人依愿安静地化为大地的一部分，这应是每一个现代人起码的文明。
令人震惊的是，一段时期内，盗掘古墓的行为愈演愈烈，古人、今人都受到极大扰动。
在华夏文明的主要孕育地之一的陕西省，千余座古墓在悲诉：它们已被掘得一片狼藉。有的盗墓者连本族和现代人的墓葬也不放过。某村周围４平方公里内，盗墓探孔万余个，大量古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文物大省山西境内一处早期晋国王陵内的五位晋侯墓几乎被盗空。其他如魏国早期禹王城古墓、虞国诸侯墓、古潞国墓、虢国墓等，均被盗掘。
此风不独晋陕有，江南江北几度闻。
既不是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又不属有选择的科学考古，更没有经过文物管理部门的审批，盗墓者只是为了盗掘古墓中几种随葬品，便对祖宗如此无情无义！这些古墓历经几千、几百年风雨浸蚀而得以幸存，遭数度兵燹之灾而偶在，如今毁于一旦，不仅大量文物在胡挖滥炸中被毁，珍贵的考古环境不复存在，也使古墓所包含的人文、社会、科技信息密码永久地消失，这无疑是对现代文明无以复加的愚弄。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严格保护墓葬的法律。以唐律为例，毁损墓碑、墓地石兽判刑一年，盗取陵园内草木判刑二年半，盗取一般人坟地内树木处杖一百，打开棺椁处绞。
今日盗墓更为国法不容。古墓文物是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文物，为国家所有，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受国家保护，私自盗掘就是犯罪行为。
伴随着几千年的葬俗和不断完善的保护墓葬的法律，民间也形成了保护墓葬的乡俗，盗墓贼历来是为乡人所不齿，有如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既然盗墓从古至今为法、理、情所不容，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屡禁不止呢？说穿了就是为了发“死人财”。财从何来？从文物的非法交易中来。为今之计，要保护古墓文物，一是要在有古墓的地区对群众宣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慢功，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二是要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对盗掘古墓者给予打击和制裁；三是要坚决切断攫取不义之财的渠道，取缔文物非法交易市场和非法交易活动。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比较有效地逐步遏止盗掘古墓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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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对良莠不齐的海外漫画的涌入，抱怨、愤怒都是没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拿起笔。”
一位青年漫画家的梦想
易风
新闻漫画家陈西林说：“一个人３５岁以后应该认认真真地只做一件事，我想做一个职业漫画家。”
许多读者对陈西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这不仅仅在于他在报纸上发表的３０００多幅新闻漫画。陈西林曾是位油画家，１９８８年涉足新闻界，４个月后就以一篇质朴感人的通讯《吴青和她的选民》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１９８９年，他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对报纸版面的构想与创意在报界有一定影响。１９９１年，他又精心策划并编辑了《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１９９３年，他获得“韬奋奖”提名。
正当他新闻事业如日中天时，却突然下海了。陈西林又想做什么？为此我们来到了以他名字注册的北京西林漫画创意制作公司。
这是一间１００多平方米敞开办公的公司，装修得很漂亮。陈西林坐在一个很大的拷贝台前，案头堆叠着许多卡通造型创意草图。当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他笑着说：“你们在书摊上看到了些什么？港台漫画读物遍布大街小巷，今天的孩子一张嘴不是日本武士就是香港拳王。我们不能怪孩子，在他们渴望新知的成长中，我们没有让他们满足。面对海外文化垃圾的涌入，抱怨、愤怒都是没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拿起笔。”
陈西林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第１５届世界杯足球赛前夕，他与三联书店合作迅速推出漫画图书《登陆美利坚》，书中２００个世界级球星的漫画像是他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绘制的。接着，他与中华工商时报再度联手，将一张对开八版的“国际新闻卡通频道”展现在吃惊的读者面前。他要告诉人们的是，漫画不仅仅是讽刺与幽默，还可以表现新闻内容。用漫画“包装”新闻，既是漫画改革，也是新闻改革。
现在，陈西林正与一些著名作家联手创作国内第一部纪实卡通图书。陈西林认为，漫画及连环漫画是大众文化最为生动的载体，这在世界上已成趋势，目前这种趋势已波及我国文化市场。他预测，在今后的三五年中，由于这种趋势的影响，国内许多受众将有可能改变其阅读习惯，届时也将是我国漫画创作的一次新繁荣期。
陈西林的下海实际上已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梦想：让中国的读者们享有自己的优秀漫画。他说：“这是一件需要大家认认真真来做的事。”（附图片）
在未来三五年中，漫画家将是最为忙碌的人之一。
陈西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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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是财富苦难是黄金
——部分在京“老三届”共话子女教育
本报记者祝华新卢小飞
９月３日，一批６６届、６７届和６８届的中学毕业生相约来到北京“老三届食乐城”，共话子女教育。
“这个话题本身带有伤感的色彩”，写过《啊，老三届》的作家肖复兴一开口，就透露出上过山、下过乡的那代人特有的沧桑感，“我们这代人已经无可奈何地老去，否则不会把孩子提上议事日程。”他分析了“老三届”对子女教育的两种心态：或者是忙于事业，撒手不管；或者是望子成龙过于心切，希望自己蹉跎了的青春价值在孩子身上重现，使孩子不堪重负。两者都把自己看得过重。
老三届人基金会的孙剑动情地回忆起自己在云南支边时扛竹子的情形：肩膀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想扔掉，但硬是咬着牙走完几十里路。回城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是靠这种精神支撑。“如何帮助下一代挺住压力向前发展，是我们的责任。”
想帮助孩子却又常常不得其门而入，是许多发言者共同的苦恼。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主持人陆小娅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一位母亲带着几岁的小孩逛商场，琳琅满目的货架也提不起孩子的精神。母亲好奇怪，直到钱包落地蹲下来捡时才发现，以孩子的身高见到的只是大人的腿！教育子女必须蹲下来，寻找同感。现在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健康和学习，而孩子最关心的是与人交往和情感问题，两者错位得很厉害。
北京５５中高三学生宗昊刚从帕米尔高原夏令营归来，“胳膊肘路”上的十来天奔波使她对下乡放过９年羊的父亲和座中长辈充满敬意。她说：“你们真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带来，来听听你们心中的感慨和无奈。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记者问“老三届食乐城”的总经理朱昆年，为什么要同《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一道发起这次讨论会？朱昆年谈到：原先食乐城的员工都是“老三届”的子女，没想到不少人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相当差，懒散成习，现在只好改聘贫困地区青年。这件事是一个警醒。在挂满大蒜头、红辣椒和高粱穗的墙面上，“蹉跎是财富，苦难是黄金”的条幅特别醒目。如何把这笔无价之宝传给共和国的新生代，不仅是备尝人生坎坷的“老三届”，也是全社会应当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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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迷自乐班到街道京剧团
盛夏之际，享誉大连市城乡的业余剧团——长春路街道京剧团可谓“热”中更“火”。他们举办纳凉晚会，引来数千市民以一睹为快。
长春路街道办事处地处大连市中心。近年来，这个办事处的街办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城市街道经济大户联谊会的创始单位之一。他们每年给京剧团固定投资２万元。
京剧团前身是１２年前由三五成群活跃于市中心人民广场的京戏迷组成的“自乐班”，历经“老头乐”剧团和“晚年乐”剧团，发展到今天的拥有现代化音响灯光设备和各色行头的街道京剧团。剧团广招人才，大连、鞍山、哈尔滨等市专业剧团的许多离退休演员都加入这个业余剧团，因此演艺水平逐步提高，从最初只能亮嗓子、唱折子发展到今天已能将《玉堂春》、《龙凤呈祥》等难度较大的本戏搬上舞台。现在，剧团已有固定演员４０多人，票友近２００人。
从１９９０年起，每年５月下旬，剧团都要举行为期一周的“长春杯”京剧之友邀请赛。参赛者上至８６岁的老人，下到１２岁的学生，多时可达２００人。为鼓励年轻人参加，他们还特设了京剧卡拉ＯＫ比赛。
（蒋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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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文化中探幽发微
在商品经济萌芽的宋、明时，就有人编写为商人服务的“商业要览”、“路程要览”之类的书籍。重商思想古代就有，问题是中间有波折。前商业部长胡平有感于此，较早在国内提出重视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并身体力行，撰写了《经济市场化与流通新秩序》一书，新近由人民出版社付梓。
正如张岱年先生在序中所言：作者因长期从事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对于市场经济的实际问题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从集市、集镇到城市，市场发育分层次推进。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初级市场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主要流入中小城镇。即使是在大城市里，也有较高层次的市场与小商品市场共存。作者断言：这种奇特的现象符合客观需要，说明不能简单挪用西方标准的城市观念来看待我们的城市。
（高姗）